到了天津（8月16日至19日在天津），不听相声怎么行？于是一到天津，就问了出租司机，司机听说我要听相声，神采飞扬，说了一大通天津人怎么懂戏，怎么看戏，最后告诉我，要听相声，有两上去处，一个是“启明茶社”，一个是“中国大剧院”。
第二天，办完事，上网一查，没有找到“启明茶社”，不过网上的朋友说“名流茶社”不错，于是决定去瞅瞅。
饭都没吃，就叫了辆车到名流茶社，名流茶社在和平区文化宫的里面，二楼，其实是个大礼堂，改成了茶馆。那时是十二点三刻，茶社里只有一个人，说是一点开始卖票，二点有演出，我问他能不能先卖张票给我，被拒，于是出门回到街上寻食先。
吃过午饭再去，已经一点三刻了，回到茶社，已经有些人了，服务员也来了，一进门，就很客气“您坐哪儿？往前排坐，看得清楚。”一直把我带到头排，我嫌头排太过招摇，坐了第二排。服务员又说了“这位……，您看，给您沏壶什么茶？您是要绿茶、茉莉，还是铁观音呢？”我要了铁观音，服务员拿走了我四十五元钱，又问“您再来包瓜子？切盘西瓜？”
不管怎么说，虽然第一第二排的票子贵，但是光这几声招呼，就让人觉得舒服，后来才知道，戏票里含着茶钱，不用另沏茶的。坐不过多会，人都来了，就连第一排，也坐满了，就有一个人上台，把桌上的一个包袱打开，包袱布就是块桌围，上面印有“众友相声社”，然后把包袱里的扇子、快板、毛巾都整理好。
台上的灯亮了，报幕的上来，是个很高的大胖子，第一个节目，快板。天津的相声第一个上台的，总是快板，这天唱的是《绕口令》，传统耍嘴皮子的段子，唱得不错，一到难的地方，台下就鼓掌叫好，气氛很是热烈。
还看到了刘春慧，这个演员我前几天在中央电视台见过，她是个卖烤羊肉串的，但是喜欢相声，就拜师学艺，结果每天说相声，每天卖烤羊肉串。但是，那天我听了她的相声，可以说，是整个下午，表现最差的。究其原因，不出彩嘛。为什么？因为茶馆的相声不同于电视，必要有插科打诨，甚至要稍有点“荤”的，台下再过瘾。男人演的时候，说着说着，不是成了别人的爸爸，就是占了别人媳妇的便宜，而一个女人演，这点笑料全没了，而且杨春慧是逗哏的，连“被人出外快”的机会也没有，所以，她的存在，只是让“一个女人说相声”存在着，至于好与不好，真的是很难说的了。
我一共听了三场相声，两场在名流茶社，一场在中国大戏院，区别很大。在名流茶社里，只要一开口，台下就会有人响应，打个比方吧，比如逗哏的说“今天西边出了个太阳”，当然捧哏的就说“没见过”，一句话没完，台下就有叫“见过，见过……”，然后看你怎么演。当然，演员们很有经验，逗哏的一句“你瞧，别人都见过，就你没见过”，就算过去了。不仅如此，但凡有什么包袱要抖，台下的都是老听众了，他们才不会等你抖了出来，再跟着笑一会，他们早就嚷一声，把你的包袱给抖了，所以，这是实实在在的艺术，就要看演员在台上怎么应付各种场面，这种情况，可能就只在相声、二人转里比较多。
相比之下，中国大戏院的场子要比名流茶社“挺刮”得多；在中国大戏院里看的人，从打扮上看，“档次”要高一点，然而呼应也少，笑声就也少却许多，不禁使我想到昆曲，“档次”高到顶了，大家竟连鼓掌都不敢（不屑？不懂？不会？），也真是走到末路了。
我们都在电视里看到过说相声的，然而殊不知现场版的相声和电视上的，可谓天差地别，大相径庭，电视里的，温温和和，而现场版的，可谓高潮迭起，有几次直把我笑得掉出泪来。我们知道，说相声的，喜欢说“我们团里的某某某”，在电视里，就一直说下去了，而在现场，那个被说到的“某某某”就从后台走上来，指着逗哏的鼻子说“你说你的相声，甭没事找事啊！”，然后晃晃悠悠地下去了，把个逗哏的晾在台下，继续表演。也有的时候，逗哏的说错了话，捧哏的拿起扇子就打，一下下地打逗哏的光头（当然，不是个个都是光头），台下又是一片大笑。
这才是真正的，活着的艺术，等我回到上海，周一（8月21日）晚上读报，说是昨天开始东北的二人转入驻上海，在群众电影院演出，结果效果不甚理想，首先演员抱怨音响太轻，而观众则认为已经太响，又说典型的乐队起哄，插科打诨，不被上海观众接受，而倒是“转手帕”之类东北人已经看厌了的东西倒颇受上海人的喜欢。我曾经在沈阳的“铁西”看过二人转，当时女演员“不小心”（当然是“故意”地）裙底走光，当时只听“啪”的一声，乐队里摔出一个人来，滚在台上，原来是看得太仔细，太靠前，摔出来的，这就是典型的二人转，很市民化，不知怎么的，到了上海，就行不通了。
再纪录一件事，我在天津还买了一些戏曲的VCD，当时叫了一辆三轮车，去找店，找到店后，我挑选片子，三轮车夫也在看，然后，他就问：
“这套《动物世界》多少钱？”
“四十。”
“嗯，那这套《红太阳》多少钱？”
“六十五。”
“嘛玩意儿？《红太阳》比《动物世界》还值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