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Shaos

來源：檔案春秋 上海市檔案局（館）政務新媒體平台「檔案春秋」微信公眾號 2021-06-05 原文作者署名：王嵐 《論持久戰》是毛澤東在抗日戰爭爆發後有關中國革命現狀和前途的重要論述。自發表以來，這部著作已經被翻譯成多國文字，成為世界政治文化中的經典之作；但是，你知道最初的英譯本是誰翻譯的？又是在怎樣的情景下出版和發行的呢？ 《論持久戰》封面 《論持久戰》交給誰翻譯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講演了自己寫好的著名的《論持久戰》。陳雲聽了毛澤東的講演後，感到毛澤東的理論對全黨、對全國抗戰都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於是第二天就對毛澤東說：是不是可以在更大一點的範圍內給幹部們講一講？毛澤東接受了他的建議。但是，到更大範圍去講，對於日理萬機的毛澤東來說根本沒那麼多時間，再則聽眾有限。於是毛澤東決定把講稿整理出來，先在黨內印發。 毛澤東在抗日軍政大學作《論持久戰》報告 可是，鑑於延安當時的條件，油印的《論持久戰》數量有限，許多干部仍然看不到，特別是在前線的幹部。於是，毛澤東決定，印成書公開發行，不光在根據地，而且還可以發到國民黨統治區。程思遠先生曾回憶說：「《論持久戰》剛發表，周恩來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紹。白崇禧深為讚賞。認為這是克敵制勝的最高戰略方針。後來白崇禧又把它向蔣介石轉述，蔣也十分贊成。在蔣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論持久戰》的精神歸納成兩句話：『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並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軍事委員會通令全國，作為抗日戰爭中的戰略指導思想。」 為了讓世界上更多的國家和人民瞭解中國革命的重要性、艱巨性、長期性，中國共產黨決定將該著作盡快翻譯成英文傳播到國外去。當時，黨經過慎重考慮，把翻譯《論持久戰》的任務交給了一位名叫楊剛的女地下黨員。 楊剛原名楊季征，又名楊繽，祖籍湖北，1905年1月30日出生在江西萍鄉，父親任江西道台。楊剛五歲起念私塾，開始接受人生最初的啟蒙，她從小性格剛強果敢，對封建大家庭中暴露出來的種種陰暗懷有深深的不滿。1922年，她進入江西南昌葆靈女子學校，更是對整個社會的狀況有了進一步的瞭解，積極投身學生愛國運動。1926年，革命軍北伐時，南昌的學子們也掀起了擁護北伐的熱潮，她和好友廖鴻英、譚海英代表葆靈女中參加了全市學生會的活動，上街示威遊行，深入街頭巷尾給老百姓講革命道理。這一段重要的社會活動，使楊剛找到了人生的起點，並最終成長為一名舊體制勇敢的叛逆者和共產黨忠實的追隨者。此時她改名楊繽，開始寫作，筆名貞白。 楊剛 楊剛是名副其實的才女。1927年免試入北平燕京大學英文系讀書，既聰明又刻苦，成績始終名列前茅，被高傲的美籍女教授視為最有才華的得意門生。「楊剛」就是那時她給自己起的筆名。1928年，她在白色恐怖中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成為北平學生運動的領袖之一，不久被捕入獄。出獄後，繼續在黨的領導下從事革命文化工作，是北方「左聯」發起人和組織者之一。1932年從燕京大學畢業後，楊剛與北京大學經濟系學生鄭侃結婚，旋赴上海從事革命活動並參加「左聯」工作，與魯迅、茅盾等文學巨匠關係甚密。其間，她結識了史沫特萊和斯諾，還應斯諾的要求用英文寫了一部革命題材的小說《肉刑》，發表於1935年的《國聞週報》。她還和蕭乾一起協助斯諾編譯中國現代短篇小說選《活的中國》，這是中國新文學被介紹到國外較早的一個譯本。 斯諾在蕭乾、楊剛協助下編譯的《活的中國》 1935年，她翻譯的英國女作家簡‧奧斯汀的長篇小說《傲慢與偏見》，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該書在中國的第一個中譯本，以後的多種版本均以此為藍本。抗戰爆發後，根據黨的要求，她頻繁地轉戰於武漢、南京、上海、香港、桂林、重慶等地，忘我地投入到黨的抗日救亡宣傳工作和黨的統一戰線工作之中。1944年，她又以特別記者身份赴美，擔負起中共留美黨員工作組的領導重任。 楊繽（楊剛）翻譯的《傲慢與偏見》中譯本 在去香港前，楊剛曾在上海出版過一本散文集《沸騰的夢》。後來蕭乾在主編《楊剛文集》時在《序》中寫道：「她的散文，特別是散文集《沸騰的夢》，是中國人愛國心的烘熱而雄奇的創造……我想，單是這個散文集，中國的文學史家就永遠不能忘記她。」 楊剛還是個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詩人，她曾創作長達800多行、充滿了強烈愛國主義之情的長詩《我站在地球的中央》。由此，她博得了「金箭女神」的美譽。 中美兩位女才子和《論持久戰》 楊剛接受《論持久戰》的翻譯任務時，不過三十多歲，公開身份是《大公報》駐美記者。她是周恩來讚賞和信任的人。因為工作關係，精通英語，年輕美麗，才情並重的楊剛社交範圍很廣，並贏得了許多國外有識之士的敬佩，美國女作家項美麗就是其中一位好友。項美麗是使楊剛能夠順利完成翻譯《論持久戰》的關鍵人物。 項美麗本名埃米莉‧哈恩，時年三十歲，長得健美漂亮，風韻雅逸。她生於1905年，出生地在美國中西部的聖路易城。由於受家庭環境影響，長大後的埃米莉‧哈恩，成了一個意志堅強的女權主義者，一個灑脫不羈、特立獨行的叛逆女性，一個突出的女中豪傑，一個極富風情又極富進取精神的奇女子，她畢業於威斯康星大學礦冶工程系，是該大學第一位獲得礦冶工程學位的女畢業生。 項美麗（埃米莉‧哈恩） 1928年，埃米莉‧哈恩在紐約享特女子學院教書，本來她的一生可以在寧靜的校園裡從容度過，但她熱愛寫作，二十三歲的她決定開始用筆來抒寫豐富多彩的人生。她的第一篇文章發表在《紐約世界報》。 1935年初，埃米莉‧哈恩來到上海。此後，她的命運便注定要和遙遠的中國聯繫在一起。 她是為寫作來到中國的，她要親眼看一看這個聞名世界的文明古國的真實面目，親自感受一下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的喜怒哀樂，從中選取她要敘述和描寫的素材。中國沒有令她這個異域女子失望，她一踏上這片在她心目中神秘的國土，就立即被它濃郁的東方色彩迷住，產生了強烈的好奇，為其深深地吸引住了。 項美麗紀實作品《中國與我》 埃米莉‧哈恩很快與中國文化界人士有了廣泛的接觸，並結交了許多中國朋友，其中她最早認識的就是當年的海上才子邵洵美。 邵洵美(1906~1968)，中國現代詩人，出版家。曾留學英倫，是獅吼社、中國筆會等諸多團體的重要成員。早期主編有《獅吼》《金屋》等雜誌，1933年創辦上海時代圖書公司，出版有《論語》《時代畫報》《時代漫畫》等九大刊物及《新詩庫叢書》《自傳叢書》等，其影響延續至今。抗戰期間，1938年9月1日創辦並主編《自由譚》 ，即Candid…

（原文：https://www.sohu.com/a/309531110_182423 作者：周立民） | 巴金和邵洵美，顯然不在一個朋友圈內，不過，他們的朋友圈中卻有不少共同的朋友，如此說來，兩個人能否相遇呢？ 1926年5月，詩人梁宗岱在巴黎送給邵洵美一本盧梭的《懺悔錄》，書的環襯頁上，有梁宗岱的題詞：「洵美由英歸國，道經巴黎，以此持贈，並藉以寄我火熱的相思於祖國也。宗岱一九二六，五，二一法京。」抗戰時期，這本書在重慶為巴金所得，並一直珍藏，晚年捐給上海圖書館。一本書，三位中國現代作家，這也算是一段饒有興趣的佳話。 《死去的人》1931年版英文本封面 巴金與邵洵美的書緣並未盡於此，他還買過另外一本邵洵美的藏書。那是勞倫斯的中篇小說《死去的人》（THE MAN WHO DIED），一本細條的十六開精裝書，毛邊本，倫敦MARTIN SECKER有限公司1931年出版。正文前有標註：此版本限印2000冊，僅在英國和美國發行。另有說明：這個小說最初的標題是《逃亡的公雞》，現在的題目是作者死前不久決定的。八十八年過去了，這本書已經有些陳舊，墨綠色的布面已經失去它最初的顏色，但是封面正中燙金的一隻展翅的水鳥的標誌仍然金色飽滿。書的前環襯靠近訂口處有邵洵美以濃墨工整地簽下的「洵美」二字，下面鈐一方閒章，印文是「自得其樂」。這清楚地表明，此書原本為邵洵美藏書。書的扉頁上有一個用鋼筆書寫的大大的「金」字，這是巴金藏書中的習見簽名。它什麼時候歸巴金所有呢？在封三處，有一枚「外文舊書門市部」小條章，上面標著售價1元。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巴金是舊書店、外文書店的常客，此書應當購於那時。   《死去的人》一九三一年版英文本扉頁上的巴金簽名（上）和環襯上邵洵美的簽名 這不是邵洵美的普通藏書，他還為它寫過書評。勞倫斯，是邵洵美頗為關注的一個作家，1934年，他撰文《讀勞倫斯小說——復郁達夫先生》，文中說《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他「前後曾讀過五次」，並藏有勞倫斯私印初版本和後來出版的廉價普及本。他還透露：「我在前年的秋天，曾譯了他的一部中篇故事《逃走了的雄雞》……」（《讀勞倫斯小說——復郁達夫先生》，陳子善編《洵美文存》第222頁，遼寧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版），它正是這本《死去的人》。1931年10月，邵洵美在《新月》第3卷第10號上發表書評，認為勞倫斯要表達的是：「耶穌不應當為了想貫徹自己的思想而便要他的肉體犧牲了應有的享受以經歷不應有的痛苦。」（《〈逃走了的雄雞〉》，《洵美文存》第215頁）從相關文字看，邵洵美在1932年已經譯完這部小說。1934年《美術》雜誌第1卷第1期還曾刊出過畫家張光宇為此書設計的封面，畫面上是一個像邵洵美模樣的人，赤著腳，捧著一隻公雞。不知道什麼原因，此書當時沒有出版單行本，直到1938年才在《純文藝》雜誌上發表，現在我們能看到的也僅僅是刊出的兩期，不過六七千字篇幅。但願有一天，我們能夠有幸欣賞到邵氏譯文的全篇。我還注意：在《新月》月刊上寫書評，邵洵美依據的並非是後來巴金藏的這本書，而是題為The Escaped  Cock這個本子，是巴黎Black Sun Press出版的，也就是說，此書，他至少有兩個版本。一本喜愛的書擁有多個版本，這也是巴金的習慣。 張光宇為邵洵美譯作《逃走了的雄雞》設計的封面圖 巴金與邵洵美的另外一樁書緣，是邵洵美創辦的第一出版社為巴金出版了《巴金自傳》。這是「自傳叢書」的一本，邵洵美聽了胡適鼓動，認為「中國缺乏傳記文學」，便起意出版「自傳叢書」，這套書實際出版了沈從文、張資平、廬隱、巴金和許欽文的五種，邵洵美為《巴金自傳》寫出版介紹是這樣： 巴金先生的作品，充滿了人間的苦悶和哀愁，但有一貫的對人間的愛的感情流注著。他這一種對於人間的愛，對於真理的熱情，是怎樣孕育產生的呢？先生為四川世家子，自來上層階級，每多革命前鋒，因他們才能真知灼見自己一類的罪惡，而同情於被壓迫者。因為厭惡自己，人生途中便到處都是悲哀，又因為同情於他人，所以有愛的流貫。一切文章作品，都和作者的環境有很深關係的。《巴金自傳》讀過之後，你便能真個瞭解巴金的人和作品了。這不僅是廣告的文詞，但有真正的廣告價值，也應得是真正的廣告。（原載1934年11月3日《人言週刊》第1卷38期，現收《洵美文存》第298頁） 巴金對這本書並不滿意。很重要的原因是書名由《斷片的回憶》被改成《巴金自傳》。估計編者是為了統一叢書中各本的書名，也是為了招徠讀者才這麼做的。偏偏巴金他向來不喜歡做名人，更不大喜歡名人的做派。還有些細微的原因，「我不滿意它，因為除了錯字多、售價貴以外，它還比我的原稿少一章，那是被審查會刪去了的。」（《〈憶〉後記》，《巴金全集》第12卷第44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此書售價是大洋六角，我查了一下後來出版的《憶》，內容比此書幾乎多一倍，平裝三角，精裝四角五分，雖然《巴金自傳》紙張要好一些，相比之下還是貴了些。刪去的文章是《信仰與活動》，也是書中意義非凡的一篇，作者都不高興自己的書殘缺不全。1936年，改名《憶》，增補了幾篇文章，巴金在自己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了此書的新版，這也是以後通行的版本。而以《巴金自傳》為名的這本，僅印一版，倒成了稀罕版本。 這是巴金與邵洵美的「隔空」交往，在1930年代，他們同在上海，是否有過面對面的接觸呢？ 1936年2月出版的《六藝》雜誌中有一幅魯少飛畫的《文壇茶話圖》，上面「坐在主人地位的是著名的孟嘗君邵洵美」，邵洵美請客不是稀奇事，他能否請座中諸人才是一個問題。退一步講，即便是在畫家設計的虛擬場景中，巴金和魯迅也是站在離邵氏很遠的另一端。巴金和邵洵美，顯然不在一個朋友圈內，不過，他們的朋友圈中卻有不少共同的朋友，如此說來，兩個人能否相遇呢？我只能說有這個機會，可是我還沒有找到具體證據。近年來陸續發表的傅彥長日記中，對三十年代上海文人的交遊情況記載甚多，其中涉及邵洵美之處很多，談到巴金的也有。可是，關於兩個人碰面，只有一次疑似的記載。那是1932年7月17日日記：「到新雅、中社、海青，遇王禮錫、徐仲年、鐘獨清、榮玉立、邵洵美、謝壽康、徐悲鴻、陳抱一、汪亞塵、陳春隨、華林、田漢、李寶泉、關紫蘭、火雪明、巴金、索非、徐調孚、曾仲鳴、吳曙天、錢君匋、顧均正、孫福熙、章衣萍、周樂山等。」（《現代中文學刊》2018年第1期）那一天，傅彥長是去了三個地方遇到這些人，也就是說這些人是分別在三個地方，而非同一處。他的日記中，記載過巴金的一次請客：「到界路中國銀行、安樂園、南京影戲院、新雅（晚餐，巴金請，列席者林微音、葉秋原、李青崖）、大華跳舞廳（林、葉兩人同往）。」（1933年3月6日日記，《現代中文學刊》2018年第5期）這裡有好幾位都同邵洵美來往很多，但是巴金請客名單中偏偏沒有邵洵美。或許可以判斷，兩個人即便平日裡有來往，也算不上比較密切的朋友。不過，邵洵美在文章中曾提到巴金和他編輯的圖書。談文學批評時，他說：「譬如茅盾或是巴金的一部小說，作者的抱負一定非凡，但是經批評家一說它是在要暴露某一階級的罪狀，或是在要顯示某一階級的功勞時，它的意義便確定了，便有了限止了，它便死了。」（《偉大的晦澀》，《一個人的談話》第150頁，上海書店出版社2012年7月版）談到沈從文的《八駿圖》，邵洵美說，此書是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的，「這書裝潢很幽雅，尺寸也可愛，足見編輯叢書的巴金先生的趣味」（《不朽的故事》，《一個人的談話》第115頁）。 1963年，巴金與邵洵美倒是因為書又有了一次來往。當年8月2日，巴金在日記中記：「邵洵美來信借書。」（《巴金全集》第25卷第278頁）我未能找到這封信，從當年8月20日巴金日記再記中大致可以瞭解此信的內容：「復邵洵美信，說我沒有Loeb』s，clasics希臘、拉丁名著英文對照本。」（《巴金全集》第25卷第285頁）不知道邵洵美要借的是「洛布古典叢書」中的哪幾種，這套書是美國人詹姆斯‧洛布（James Loeb）主持印行的， 他組織英美的古典學專家將希臘、羅馬文化原典譯成英文，為了體現準確性，這套書採取的是希臘、拉丁語原文與英文左右頁相互對照的方式，而且每卷都有專家的導讀和詳盡的註釋，這正是做翻譯需要的版本。邵洵美借書，也是那段時間做翻譯參考。此時的邵洵美沒有公職，只有譯書為生，1958年，他遭受不明冤獄，身陷囹圄，直到1962年4月才無罪釋放。他的夫人盛佩玉曾寫信向女兒描述剛出獄的邵洵美的狀況：「他進去前胖胖的，出來骨瘦如柴，頭髮雪白，佝僂著身軀，縮得小小的，一動就喘……」家徒四壁，邵洵美環顧四周之後說，「都是身外之物，身外之物，沒有了，不足惜。」幸好兒子為他保留了百來本書，邵洵美看到一直使用的那本英文辭典Webster Dictionary，十分高興，說：「太好了！太好了！這是寶貝，有這本就行。」（轉引自邵綃紅《天生的詩人——我的爸爸邵洵美》第370頁） 在有關方面的照顧下，邵洵美為出版社譯書，出版社每月預支定額的稿費，維持生活，那時做翻譯工作，邵洵美最苦惱的就是找資料書。他曾公開抱怨過：「翻譯這部詩劇，還有一個極大的困難，這也同時是翻譯一切外國古典文學所存在的困難。那便是參考材料問題。我國各處圖書館所保存的關於外國古典文學的書籍，大部分不過是供給學校教材的應用；私人的收藏，又是各人憑著各人的愛好，零零碎碎，沒有系統。」（《〈解放了的普羅密修斯〉譯者序》，《洵美文存》第415頁）邵洵美寫信向巴金借書，這說明，他確實急需，否則不會向來往並不密切、且身份和地位已經有很大差異的巴金求助。當然，也不排除他們兩人還是有相當的來往，只不過，我們不知道罷了。這也與巴金的一個「缺點」有關，他常常是做了的事情也不說，也從不會去炫耀或宣揚什麼，哪怕他幫助了別人。  …

Original source: China Heritage Quarterly Emily Hahn Does 『All-Under-Heaven』 Daniel Sanderson Fig.1 Emily “Mickey” Hahn [Source: Emily Hahn Estate] Emily Hahn—or Mickey, as she was universally known—first encountered the young…

　　邵洵美（1906—1968），浙江餘姚人，詩人、作家、翻譯家、出版家。 　　 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 　　提起邵洵美，現在的人知道的並不是很多。但在解放前，邵洵美是文化界赫赫有名的人物。 　　他是有名的富家闊少、上海聞名的社會活動家。邵洵美出身於一個煊赫的家族。祖父邵友濂是晚清時期的封疆大吏，曾赴俄羅斯參與重訂《中俄伊犁條約》，為中國爭回部分領土與主權，先後出任過蘇淞太道(相當於上海市長)、湖南巡撫、台灣巡撫等職；外祖父盛宣懷更是近代史上的政治家、實業家，富甲一方。邵洵美又娶盛宣懷的孫女盛佩玉為妻，其家財無數，連自己都不大清楚。但邵洵美不同於世俗的紈褲子弟，他有創業的宏志，雖然也是一擲千金豪爽大度，但許多錢花在了自己痴迷的事業上，花在盡心竭力地幫助朋友身上。「鈔票用得光，交情用不光」，邵洵美以這種觀念人世，幫助過許多文人，被稱為「孟嘗君」。由於他有才、有情、豪爽仗義又從事文化事業，所以，他的周圍總是高朋滿座，謝壽康、張道藩、徐志摩、陸小曼、鄭振鐸、曾孟朴、胡適、羅隆基、梁實秋、聞一多、潘光旦、沈從文、林語堂、郁達夫、老舍、施蟄存、凌叔華、丁玲、鄒韜奮、夏衍等，文壇左、中、右各路英才，還有許多藝術家如徐悲鴻、葉淺予、劉海粟、錢瘦鐵、張光宇三兄弟、丁悚父子、黃苗子夫婦、萬籟鳴、郎靜山等等，都與邵洵美有密切的來往。 　　他是著名詩人，曾與徐志摩並稱為「詩壇雙璧」，出版詩集《天堂與五月》、《花一般的罪惡》、《詩二十五首》等。邵洵美自稱：「你以為我是什麼人?是個浪子，是個財迷，是個書生，是個想做官的．或是不怕死的英雄?你錯了，你全錯了；我是個天生的詩人。」[1]確實如此，邵洵美骨子裡不是當官斂財的料，他感情豐富，敏感而熱烈，充滿了詩人的氣質。他的朋友們一致認為他是個很好的詩人，「有聲，有色，有情，有力」。[2]對於他的詩歌，陳夢家認為：「洵美的詩是柔美的迷人的春三月的天氣，豔麗如一個應該讚美的豔麗的女人(她有女人十全的美)，只是那倦綿是十分可愛的。」[3]沈從文評論：「以官能的頌歌那樣感情寫成他的詩集。讚美生，讚美愛，然而顯出唯美派的人生的享樂，對現世的誇張的貪戀，對於現世有又仍然看到空虛。」[4]邵洵美被冠上「唯美主義詩人」的稱號。他寫詩歌，也寫詩歌評論，還寫其他各類頗有影響的文章，達500多篇，因此，更確切地說，他是著名的作家。 　　他是著名出版家，如果沒有邵洵美，中國近現代的出版史將被改寫。從1928年到1950年，他幾乎將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出版事業當中，也將「巨萬家產」毫不吝嗇地投入進去。他先後經營「金屋書店」、「上海時代圖書公司」、「第一出版社」、上海時代書局，辦過《獅吼》、《金屋》、《新月》《時代畫報》、《時代漫畫》、《時代電影》、《詩刊》《文學時代》、《萬象》、《論語》、《十日談》、《人言》、《聲色畫報》(後改為《聲色週報》)以及中英兩份抗日雜誌《自由譚》與《Candid Comment》(《直言評論》)等刊物。黃苗子稱：「《時代畫報》、《時代漫畫》和《萬象》對中國漫畫的發展起很大的作用，漫畫的發展也影響到繪畫的發展。如果沒有洵美，沒有時代圖書公司，中國的漫畫不會像現在這樣發展。」而這，只不過是邵洵美出版事業一方面的貢獻而已。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到1939年期間，邵洵美在《自由譚》月刊上大力宣傳抗日愛國思想，將目光從「唯美」轉向現實，痛斥漢奸賣國行為，他勇敢地向讀者推薦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促成《論持久戰》英文版的面世，並不顧生命危險在夜間將《論持久戰》英文版塞進霞飛路、虹橋路一帶洋人寓所的信箱，算得上他一生中可圈可點的重要事蹟。他在1932年購買的德國進口最新式影寫版印刷機，解放後成為印刷《人民畫報》的第一台影寫版印刷機，雖是賣給政府的，但客觀地說，也是邵洵美為新中國的印刷業做了貢獻。 　　他也是了不起的翻譯家。邵洵美1906年生於上海，少年時即入聖約翰中學就讀，接受優秀的中英文教育。18歲時，又入英國劍橋大學政治經濟系，但他卻將全部精力撲在英國文學，具有很高的翻譯水平。他的翻譯事業主要在後半生。1950年，他所開辦的時代書局因出版物中出現錯誤，受到《人民日報》一連七天的批判，書局因此關閉，他的出版事業遂告結束。在夏衍的推薦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請邵洵美翻譯外國名著。邵洵美對此很感興趣，認真而刻苦地翻譯了英國詩人雪萊的詩劇《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印度文豪泰戈爾的《家庭與世界》等。他還應上海出版公司的約請，翻譯美國作家馬克‧吐溫的《湯姆‧莎耶偵探案》，並為青年翻譯家王科一校訂《傲慢與偏見》，為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後併入新文藝出版社)與佘貴棠合譯的《瑪麗‧白登》，此書多次再版，後改名《瑪麗‧巴頓》，被列入《外國文學名著叢書》。邵洵美的翻譯成就得到專家的讚賞，他本人也受到黨和政府的重視，心情十分舒暢。 　　可惜的是，天有不測風雲，《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翻譯成功的時候，邵洵美的愛女小玉卻不幸去世了。邵洵美懷著憂傷的情緒在1956年12月25日寫成的《譯者序》中寫道：「長女小玉在我翻譯的過程中，一直幫我推敲字句，酌量韻節。她又隨時當心我的身體，給我鼓勵，並為我整理譯稿，接連謄清三次。這部譯作的完成，多虧了她的協助。現在本書出版，她卻已經不在人間了。謹在此處對她表示最虔誠的謝意，以志永念!」[5] 　　禍不單行，沒多久，邵洵美又因一時大意，被冠上罪名，關進了看守所。他人生的最後之旅也因此被抹上濃重的悲劇色彩。 蕭伯納訪華釋疑 　　1958年的時候，由於書局關門、開辦化工廠蝕本、投資永豐行虧本，再加上浩繁的家庭開支等原因，邵洵美的經濟狀況已不容樂觀。家裡值錢的東西也賣得差不多了。好在邵洵美素來胸襟開闊，對此並不以為意。可以靠翻譯這一自食其力的方式維持生計，對他來說是再好不過了。北京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已保證一直請他譯書，北京譯文、上海文藝出版社也約他譯文，長期下去，他在翻譯方面的成就甚至可能超過以前出版、寫詩方面的成績，這是他最為看重的。他在翻譯中也得到無窮的快樂，因此樂於拋開外界一切干擾，專門從事這一事業。如此一來，他對國際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就很不敏感了，以致做出頗為「犯忌」的事情。例如，他翻譯印度文豪泰戈爾的《家庭與世界》時遇到了難點，馬上前往印度駐上海領事館去詢問。當時，中國與印度正發生軍事衝突而關係緊張。邵洵美的這一舉動無疑不合時宜。恰巧在這一年，邵洵美在香港的弟弟病重搶救，急需用錢，邵洵美一時湊不到錢，突然想到美國的朋友項美麗曾於1946年借過他1000美金，因此寫信，請項美麗將錢轉送給自己的弟弟。沒想到，信被有關部門截獲，在當時中美對立的情況下，邵洵美此舉招來了大禍。 　　接著，有領導派人接邵洵美參加「反右」運動，希望他在批鬥羅玉君、施蟄存等人的會上發言，但邵洵美前後去了五次，均未發言。又過了幾天，有人找邵洵美談話，問邵洵美是否向政府交代過自己的歷史，邵洵美認為自己的歷史關係非常複雜，不是一時半時能說清楚的，而自己急需籌集經費，正忙著翻譯文稿，想等譯文出來後再去交代。他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而且認為自己的情況政府是清楚的。這樣，事情變得沒有迴旋餘地了。一兩天後，邵洵美被捕，罪名是「敵特嫌疑」，被關在上海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他的案子一直沒有審理，沒有判刑，也不准親人探望，邵洵美的夫人盛佩玉典賣了剩餘的首飾，帶著小兒子，到南京與女兒邵綃紅一起度日，苦等著丈夫出獄。邵洵美的大兒子邵祖丞則留在上海，過著艱苦的生活。 　　入獄不久，邵洵美的輕度氣管炎發展成肺原性心臟病，連連發作，成為痼疾。他在獄中有三年多時間，經過多次搶救，一次次從鬼門關回到陽間。他的身體由原來的肥胖變成骨瘦如柴，腿也腫了，上下一般粗，一動就喘，常常生不如死。有一次，他夢見死去的女兒小玉，認為自己可能也活不長了，但有些事他需要向世人交代。正好，他見到了曾經結識的文友——因胡風案被捕入獄的賈植芳，於是鄭重地拜託兩件事，說：「賈兄，你比我年輕，身體又好，總有一天會回去的。我有兩件事，你一定要寫篇文章，替我說幾句話，那我就死而瞑目了。第一件是1933年，英國作家蕭伯納來上海訪問，我作為世界筆會中國分會的會計，負責接待工作。蕭伯納不吃葷，所以，以世界筆會中國分會的名義，在『功德林』擺了一桌素菜，用了46塊銀元，由我自己出錢付的。參加宴會的有蔡元培、宋慶齡、魯迅、楊杏佛，還有我和林語堂。但當時上海大小報紙的新聞報導中，卻都沒有我的名字。這使我一直耿耿於懷，希望你在文章中為我聲明一下，以糾正記載上的失誤。還有一件，我的文章，是寫得不好，但實實在在是我自己寫的。魯迅先生在文章中說我是『捐班』，是花錢僱人代寫的，這真是天大誤會。我敬佩魯迅先生，但對他輕信流言又感到遺憾!這點也拜託你代為說明一下才好。」[6] 　　這兩件事，前一件事似乎並不是什麼大事，其實是有特殊意義的。當年，蕭伯納來訪中國，邵洵美作為筆會會計，張羅著招待事宜。參加宴會的都是文化界的名流，邵洵美列於其中，足以說明他在文化界的名望。邵洵美本人並不介意什麼「名望」，他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是他在「筆會」的一件工作成績，不能被抹殺。第二件事則關係到邵洵美一生的名譽，至為重要。魯迅先生的說法給邵洵美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其實，在當年招待完蕭伯納後，邵洵美還用自己的汽車送魯迅回去。不知如何卻得罪了魯迅。魯迅先生早逝，出於他無可比擬的巨大成就以及對中國文化界的巨大影響，他如是的評價，無疑給邵洵美帶來沉重的打擊。邵洵美感到無比冤屈，明明是自己寫的東西，當然要澄清是非，否則死不瞑目。 　　邵洵美本以為自己難以生還，但出乎意料，他反而比賈植芳早出獄四年。1962年，黨中央對知識分子的政策做了調整，對1958年以來在各項政治運動中受到錯誤處理或不公正對待的知識分子做了不少甄別工作。中央文化部及宣傳部部長周揚親自過問邵洵美的近況，當得知邵洵美仍在獄中時，便說：「如果沒有什麼問題，也不必了。」[7]接著，邵洵美便被釋放回家，與大兒子一起住在簡陋的房屋當中。妻子兒女均來相聚，舊友也來探望，給病重體弱的邵洵美帶來一些慰藉。 我這個人天生是搞文學的 　　出獄後，在周揚及專管上海文教工作的上海市委書記石西民的委託下，上海作協書記處書記周煦良積極為邵洵美重新安排譯書工作。等他病情稍好的時候，便著力翻譯雪萊的長詩《麥布女王》、拜倫的長詩《青銅時代》以及勃朗特的小說《呼嘯山莊》。他的身體仍很差，整日氣喘吁吁，但對翻譯事一絲不苟，絕沒有半點疏忽。他對翻譯也有更深的理解，稱：「現在譯書，反而比過去做的更有成績，大概是年紀大了，對詩的理解更深了，文筆也更成熟了，更灑脫了。我努力把他們的詩重生在中國文字裡，不知道做得成功不成功?……我這個人天生是搞文學的。開廠、做生意都失敗，只有一支筆。真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到老還靠一支筆。」[8]由於邵洵美翻譯得好，所以世人也把他當「翻譯家」看。作家秦瘦鷗後來評價：「作為一個詩人，邵洵美寫過大量新詩。然而比較起來，他在翻譯方面的貢獻更大。翻譯詩歌難度更高，但他譯的拜倫、雪萊、泰戈爾諸人的詩作，都能符合『信、達、雅』三項要求。」[9] 　　邵洵美有了固定的收入，每月可向出版社預支80元稿費，後增至200元。生活好一些了，精神也樂觀，健康便也有了好轉。夫人盛佩玉為了減輕上海家庭的負擔，仍回南京住，但寒暑假總帶幼子來滬，照顧他，每次都帶一些花生、香肚、板鴨之類的美味讓他品嚐。子女們也都有了著落，常過來看他，使他非常高興。邵洵美興趣廣泛，又開始集郵，樂觀地生活。 　　只是好景並不很長。「文革」剛剛開始，出版社的造反派就將邵洵美的預支稿費從200元降到80元，接著降到50元，最後乾脆分文不給了。不僅如此，造反派還來抄家，將邵洵美惟一值錢的古董宋代官窯「筆洗」拿走，又將稍微值錢的東西全部席捲而去。邵洵美連飯都吃不飽了，醫藥費更沒著落，病情迅速復發並加重。此時，邵洵美的舊友們大多身處困境，無法幫忙，有的可能害怕受牽連不敢前來看他。施蟄存則不忘舊情，戴著助聽器看望老友，而且每月主動支援50元錢，助邵洵美度難關。邵洵美的夫人盛佩玉知道丈夫的情況後，心急如焚，將子女們給她的錢大多數寄給丈夫，但邵洵美貧病交加，終於不支了。 回家已是隔世人 　　關於邵洵美，施蟄存評論：「洵美是個好人，富而不驕，貧而不丐，即使後來，也沒有沒落的樣子。」[10]對於一個一擲千金的富家子弟，經歷了重重磨難而老境淒涼，卻始終未曾改變自己的志向，直到晚年仍盡心竭慮地從事自己喜好的文化事業，這是難能可貴的。當他在獄中即將面臨死亡的時候，他所關心的是與文化有關的自己的聲譽；出獄後在他生活窘迫的時候，他不會因為想多掙點稿費以改善生活而草率地對待翻譯；而在他臨終前的數月，他仍堅持著自己的主見，不會因任何外在的情況左右自己的想法。 　　好友莊永齡、陸小曼先他去世。他非常悲痛，寫了兩首悼亡詩。1968年3月2日，他將這兩首詩抄錄下來，寄給妻子盛佩玉和兒子小羅。 　　悼念莊永齡的詩是： 　　雨後淒風萬來急，夢中殘竹更惱人； 　　老友先我成新鬼，窗外唏噓倍覺親。[11] 　　悼念陸小曼的詩是： 　　有酒亦有菜，今日早關門； 　　夜半虛前席，新鬼多故人。[12]…

老爸是老右，許多朋友都知道，他有個好朋友，我叫他維智伯伯，也是右派，當年整個學校裡，所有的右派都抽煙喝酒，衹有他們兩個始終保持樂觀的信念。昨日，正逢維智伯伯的69歲生日，他的女兒Steffi搞了一個surprise party，假座上海海灣俱樂部，把維智伯伯的老朋友秘密請來，著實讓維智伯伯驚喜了一番。 　　他們兩個人，難得碰到，當然展望未來，坐談往事，而且往事並不如煙，坐中的年輕人似懂非懂，說道：「噢，我知道了，右派就是政治流氓……」，話音未落我叫了一句「不對，不對，他們就是被政治流氓打成右派的。」兩位老右異口同聲：「看看！看看！這就是右派的兒子！」 　　年輕人紛紛發言，有人問道：「我聽說過平反，你們平反時的心情是什麼？」老爸說：「什麼平反？我們沒有錯，平什麼反？右派是一種榮譽，一種精英的標幟。」 　　於是，兩位父輩打算給年輕人們「上一課」，無奈連背景知識都要花好多時間介紹，什麼「大鳴大放」、「大字報」、「反右」以及「右傾」等等，實在不行，我衹能往外跳，說：「所謂的大鳴大放就是一個論壇，版主號召大家踴躍發言。而至於大字報，就是大家往上發貼子，至於不用真名貼大字報，就是『馬甲』啦！」一番話，總算讓那些比我小了十來歲的人，有些明白。 　　父親繼續補充：「大鳴大放，當時叫做『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說得簡單點，就是讓大家提意見，問題在於這個意見是提也得提、不提也得提，要是有人不提，就是思想落後，不肯參與，當時最早的時候，是鼓動大家『重在參與』啊！」 　　維智伯伯也說：「這意見是非提不可的，如何提得巧妙，就是水平了，一個不當心，就會出大問題。」隨手指著老爸，「我們都是水平不夠啊！」 　　老爸不買賬：「我們都是太有水平啦，當然，我們更是太天真！我對你當年的第一張大字報，記憶猶新，那水平可是高啊！」 　　老爸說起了當年維智伯伯的第一張大字報，說是當年維智伯伯大學二年級，老爸剛入學，既然要大家提意見，就提吧，維智伯伯便鉚上了不當時學校裡的膳食科副科長，也就是食堂的副堂長，他的大字報寫到，每天午飯之後，食堂大門緊閉，他去門縫窺視，發現那個副科長，用筷子仔細地把桌上的肥肉挾起，放到一個大盆裡。於是，他懷疑這些肥肉是不是會經過再加工，變成「回鍋肉」再賣。據說，當時大字報一出去，在學校裡引發軒然大波，維智伯伯也就成了名人。 　　名人，在現在來說，是件好事，當年的名人，就不一樣的，他們是「眾矢之的」，維智伯伯後來的故事，也是發生在食堂，說是有一次，他和黨委書記辯論，說是「要大鳴大放，還是要讀書」。所有的學生都一樣，不管是什麼世道的，我們做學生時不想考試，他們當年也一樣，於是，維智伯伯有一次就在食堂對黨委書記「上腔」，他認為，既然要搞大鳴大放，同學們就全身心投入去搞，不要唸書、不要考試了。黨委書記認為兩件事是可以平衡的，可以「兩不誤」的。於是維智伯伯說當年抗日的時候，學生們都不讀書了，都去抗日了。就是由於這樣的話，他成了毛澤東欽點的「自由王國」，而罪名之一是「把大鳴大放與日本人相提並論」，稍有常識的人都可以看出，相提並論的是「抗日」而非「日本人」，罪名之二則是認為他想反對的並不是「讀書」，而是「大鳴大放」，認為他想讀書，但被大鳴大放佔用了時間、精力，於是懷恨在心，蓄意阻撓。老爸長嘆：「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啊！」 　　後來，兩位右派意氣風發，越談越激動，年輕人怕引起兩位父輩勾起傷心往事，紛紛勸道：「算了，算了，我們聊點開心的事吧！」老爸大笑，說：「我們衹有在回憶過往的不開心時，才能更感覺到現在的開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