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宋路霞著《上海的豪門舊夢》，中國友誼出版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
靜安寺路道台家
從前上海靜安寺路（現南京西路）上有三家氣焰很熾的「超級大戶」，一是清末郵傳部尚書、李鴻章辦洋務的心腹愛將盛宣懷家，世稱盛家老公館；其次是李鴻章的五弟李鳳章家，位於靜安寺路吳江路路口，囊括了整條吳江路的地盤；再次即是號稱道台花園的道台大人邵友濂家。
這三戶人家都有豪華、氣派的花園式宅院，又都鄰近早期外國人在滬的一個娛樂中心——斜橋總會，因此也就有了「斜橋盛府」、「斜橋李府」、「斜橋邵府」之稱。其實距李家的宅院不足百米之遙，還有一座寬敞的大院，院內豎着四幢氣宇軒昂的西式洋樓，此即浙江湖州南潯鎮上的「四象」之一（當地稱家產在1000萬兩銀子以上的富戶為「大象」）、小蓮莊的主人劉錦藻的上海寓所。劉家官宦仕途雖未見大顯，然而經濟實力似不比其他三家差，所以這一地段，就形成了四大家族相持並峙的局面。
這四大家族之間百十年來偶有「戰爭」，而多通姻婭，不是你家娶我的女兒，就是我家娶了你的孫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活脫脫一部現代上海的《紅樓夢》。就邵家來說，邵友濂這道台大人共娶了三房妻妾，生下兩兒一女，兩門親家都是了不得的當朝大吏，大兒子邵頤，娶的是李鴻章的侄女（李鴻章最小的弟弟李昭慶的女兒）；二兒子邵恒，娶的是盛宣懷的四小姐盛樨蕙。雖說大兒子邵頤夫婦不壽，僅生下一個女兒，名邵畹香，然而二兒子邵恒夫婦卻一連生了六個兒子一個女兒，六個兒子後來都成了上海灘上風雲一時的人物，其中最出名的一是老大邵洵美（雲龍），二是老五邵式軍（雲麟），他們的丈人家又是豪門大戶，一個是盛宣懷的長子盛昌頤，另一個是老同盟會的會員，民初擔任浙江都督的蔣百器。而且，大房的女兒邵畹香嫁的人家亦非同小可，其公公，是李鴻章的同鄉、晚清駐英國留學生總監、着名的清議派人物蒯光典，而蒯家與邵友濂的後任，即1890年的道台聶緝規家亦為兒女親家……，他們如此「強強聯姻」，富上加富，枝枝蔓蔓，裙帶千里，能數落出來的故事簡直就要車載斗量了，足可見上海故家舊族的影響之深遠。
且說邵家原本北方大戶，翻開邵氏宗譜，可知早在北宋年間，邵家就出了一個「象數學家」，世稱康節先生，名邵雍，他專研中國傳統學術典籍之一的《易經》，並把易經與道家思想相結合，建立了自己的學術體系，叫先天之學。他還會通過一個人的筆跡，洞察一個人的品性。他說：「言，心聲也；字，心畫也。」經他辨認過筆跡的人，無不嘆服他的神來之算。後來他的名氣越來越大。朝廷幾次有意請他出山，他均堅辭不就，寧肯在自己的「安樂窩」裏耕讀自給。不過他的「安樂窩」的本義，是取安貧樂道的意思。與後來人們所熟知的「安樂」二字截然相反。邵友濂作為邵氏之後，非常敬佩這位先祖，時引為榮，他得發之後，曾在南渡後的邵氏祖居浙江餘姚創辦一所小學，就以這位老祖宗的謚號康節為校名，以彰其祖德之不沒。
嘉慶、道光年間，邵家又出了一位才人，名邵燦。邵燦三考正途出身，咸豐年間官至漕運總督。歷來漕官均為肥缺，邵家從此賴以顯赫起來。如果說邵家在邵燦手裏尚未發展到頂峰的話，那麼到他的兒子邵友濂一代，成了五方雜處、開放口岸的大上海的地方官，那可真是達到了一般百姓們所期望的榮宗耀祖、俯仰無愧的理想境界了。
邵燦娶有妻妾八人，生下三兒六女。三個兒子中長子邵曰濂，走讀書做官的道路，官至太常寺卿，除了外放一任地方學政（學臺）之外，基本上是尊禮宗法的京官；次子早殤；三兒即是邵友濂。
小參贊揭發大欽差
邵友濂（1840—1901）原名維延，字小村，又字筱村，浙江餘姚人，1882年出任上海道台。在此之前，曾當過10餘年的京官。他1865年中舉之後，先是擔任工部虞衡司員外郎，光緒初年出任總理各國事物衙門章京（相當於現在的秘書）。那時的總理衙門，名義上是清廷的外交部，實際上在那內憂外患日益嚴重的年頭，此衙門已充當了清廷「內閣」的角色（衹是不直接統領地方官吏）。總理衙門秘書這個官，官階雖不高，但位近皇親，消息靈通，隨着當時晚清外交方面爭端迭起，中央急需人才，可「補」的機會頗多，這就為邵友濂後來涉足中俄外交、參預中樞機要，提供了絕好的機遇。
這期間，由於他務實、勤勉，辦事可靠，清廷還命他出任清皇室寢陵的監督官之要職，具體管理河北普陀峪萬年吉地的總體工程，為慈禧、慈安、光緒及其皇后、皇妃建造地下官殿。數年後工程完工，工程質量無可挑剔（幾十年後軍閥孫殿英炸陵盜寶，費了極大的周折才打進地宮，為一證明），不久，清廷即授他以道員銜，擔任中國駐俄羅斯頭等參贊，於1878年秋，隨欽差大臣崇厚（皇室近臣，旗人）出使俄國，終於在中俄伊犁問題的交涉中一舉成名。
那時中俄關係十分緊張，數年前俄羅斯軍隊就以維持邊境治安為名，出兵佔領了中國伊犁地區。後經左宗棠率兵西征，出師大捷，平定了天山南北，於是收回伊犁的問題就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來。按說，在左宗棠武力平定新疆的大好形勢下，收復伊犁已成順理成章之勢，可是欽差大臣崇厚卻出了岔子。
崇厚一行於1878年9月動身，越重洋經意大利、法國進入俄羅斯，那年邵氏38歲。欽差大臣崇厚在國內時原先掌管北方的食鹽大權，出任長蘆鹽運使，後來任三口通商大臣。在天津辦過外交，與英法重修了《天津租界條約》，同治年問創辦了天津機器製造局。按說在晚清袞袞大員之中，亦屬能吏之列，然而關鍵時刻卻不能堅守立場，收受了俄國的賄賂。他在談判桌上畏畏縮縮，一讓再讓，以至於擅自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裏瓦幾亞條約》。條約中雖說歸還伊犁，但卻要劃出伊犁南部的大片土地給俄國，並允許俄國在蒙古、新疆免稅貿易，還要賠償兵費500萬盧布；通商路線再擴大三條……文件草本送到北京，要清廷認可時，舉國嘩然，朝野一致認為崇厚昏庸賣國。清廷起初不明白原委，後經邵友濂暗中揭發崇厚受賄真相，方才恍然大悟。於是清廷震怒，召回崇厚，撤職查辦，制斬監候（死刑緩期執行），並令邵友濂署理一切駐俄事務。
邵友濂對崇厚受賄簽約的行為當時就有看法，他在日記裏寫道：「餘固逆料其不妥，不意若是明白迅捷也。」他在俄國當了一段時間的代理欽差大臣，1880年清廷又派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為駐俄公使，命邵友濂襄理曾紀澤與俄方談判。至1881年2月，條約達成，中國終於收回了伊犁地區的大片土地，歷史上稱為「改訂條約」（即《中俄伊犁條約》），這是我國近代史上，惟一的一次敢與洋人叫板而改訂的條約。而那因貪財而下獄的原欽差崇厚，在後來的牢獄生涯中，答應10年問捐銀30萬兩，總算獲贖罪釋放，出獄後以原官降二級任用，不久即病死了。
從此邵友濂在外交界聲譽鵲起，更加受到朝廷的信賴，他回國後即任湖南巡撫，後來辦理台灣防務，並在1891年出任已是火藥桶般的台灣省的巡撫，那時已I臨近中日甲午之戰，處處事關中日外交大局，重權在握亦事事棘手，充分說明了朝廷對他的倚重。
親家頓時翻了臉
邵友濂在仕途上，走的是曾國荃、曾紀澤的「體系」，與他的另一親家李鴻章辦中日外交的路子不同（李昭慶39歲去世，其長子李經方過繼給李鴻章，其他子女和家眷亦由李鴻章關照，於是邵家就認李鴻章為親家）。他在台灣巡撫任內，曾下令殺過7個日本不法商人，引起日方對他的忌恨，而他對日本人始終采取了強硬態度，及至1894年，李鴻章在中日甲午之戰中戰敗，清廷要他與戶部侍郎張蔭恒赴日求和之時，就碰到了麻煩。
當時日本朝野似乎覺得偌大個中國指日可吞，聲言中方若要議和，須派出全權大臣，並反對中方提出的以上海為議和地點的建議，蠻橫地決定以日本廣島作為談判地點。而且，陸軍提出，要吞沒中國遼東半島；海軍部提出，要吞沒臺、澎諸島；財政部索銀10億兩；革新黨要瓜分中國百餘州，提出要將江蘇、福建、廣東劃入日本版圖；自由黨提出要中國割讓吉林、奉天、黑龍江三省及台灣……而日本內閣的對華政策就愈發嚴厲、苛刻，且事事挑剔，以迫使清廷就範。
1895年元月30日上午，中國全權大臣張蔭恒、邵友濂率使團抵達神戶，並與美國顧問會合。當使團一踏上神戶碼頭，只見成群結隊的日本民眾狂喊反華口號，圍在碼頭上。日本官員見此混亂局面，非但不聞不問，也不向中國使團提供四輪馬車，態度冷淡，一臉冰霜，使團一行只得乘黃包車至下榻處。從神戶到廣島，使團衹能乘坐小火輪。日本當局為了達到侮辱中國的目的，競不准使臣的輪船懸掛中國國旗。在火輪等待攔路駁輪移開時，日本人競故意使得兩位使臣立於苦力之中，站立在煤鬥上達一小時。這一切都是日本當局刻意安排的，目的是給中國欽差來個下馬威。
張、邵一行抵達廣島後，處境更加艱難。使團居所分三處，門外均有日人監守。官員有事出門，須通知日本巡捕，派兵前往。無論是誰，代步都是東洋車，中國欽差亦然。書信往來，先拆後送。張蔭桓欲發密電，日方不允。國內來電，則扣押不送。按規定，使團抵日24小時內即要開會議和，然而，會談尚未開始，日方又急欲休會，故意拖延原因有二：當時威海衛一戰日本勝券在握，全殲北洋水師指日可待，若成海衛被佔，談判桌上日方籌碼更豐，迫使清廷接受條件的把握更大；其二，日方自知提出的議和條件十分苛刻，張、邵兩人非清廷一流重臣，不可能有權當場畫押。日本的意中人是恭親王，最好是李鴻章。因此，日本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在第一次會議上首先提出要查看全權大臣證書，張、邵即出示皇帝的任命詔書。伊藤認為詔書不是國書，謂中國政府無誠意，拒絕與之談判。日本外相陸奧也聲明：不願與張、邵談判。張、邵雖據理力爭，日方嗤之以鼻。無奈，張蔭桓要求在廣島多待幾日，俟朝廷按日方要求重補全權證書後再行談判。伊藤卻認為，既不開議，仍是仇敵，不准羈留廣島。正月11日，張、邵被逐抵達長崎。清廷聞訊，決定更改國書，添訂約、劃押之權，希望張、邵復開談判。但日方本是項莊舞劍，意要李公，遂以張、邵官階不高，難膺重任為由，拒復議和。正月18日，張蔭桓和邵友濂一行，知事難為，不得不從長崎就道歸國。
後來，李鴻章簽下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後，邵友濂憤而與之決裂，從此邵、李兩家互不往來。1901年春，邵友濂含恨死於上海，享年61歲。不數月，他的親家李鴻章也撒手西去了，兩人競在同一年去世。
銀樓倒閉之謎
邵友濂的大兒子邵頤，娶李鴻章的侄女兒為妻，可惜李夫人壽不長，生下一個女兒取名邵畹香，不多年即病逝了，女兒後嫁滬上蒯家（合肥人，蒯光典之後），人稱蒯太太。邵頤又娶北方一世家女兒史氏為妻，可惜邵頤亦不長壽，中年去世，拋下史氏獨守空房。當公公的邵友濂念長媳守節無後，生前即立下遺囑，命二兒邵恒將婚後出生的第一個兒子過繼給大房，這個被過繼的男孩，就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文壇大名鼎鼎的邵洵美。
邵頤去世時，弟弟邵恒才7歲，哥哥一死，他成了單根獨苗，須承祧邵家一脈香火。而邵恒夫婦確也很爭氣，一連生下六個兒子即邵雲龍、邵雲鵬、邵雲駿、邵雲麒、邵雲麟、邵雲驤，還有一個女兒邵雲芝（現已9l高齡，居美國）。但是邵恒畢竟過於受寵愛了，其父去世時他才十五六歲，位居一家之尊，其母柴太夫人，嫂子史夫人，以及他17歲時迎進家門的盛四小姐，三個女人以及一大幫男女傭人，整天圍着他轉，他什麼腦筋也無需動，反正有的是錢，久而久之，養成了喫喝玩樂，不思經營的脾性，其結果是顯而易見的，家中的金山日見消耗，最後終於到了賣房子賣地，捉襟見肘的境地。加上家裏的總管是柴太夫人的胞弟（即邵恒的舅舅），這位娘舅精明過人，又擅長弄權，仗着姐姐對他的信任，明裏暗裏中飽私囊，更加速了邵氏產業的「冰釋」。
邵恒還有一個綽號，大概60歲以上的老上海們都知道，叫「楊慶和小開」，這包含着一個豪門難以啟齒，而路人則視為笑料的故事。
說是在1935年冬，位於南京路五福弄口的楊慶和銀樓（久記）突然宣佈倒閉了，在上海灘闊人圈子裏即刻引起一場軒然大波。這家銀樓自清末以來，一直位居上海灘「第一大銀樓」，擁有百萬資本，該銀樓不僅大量吸收存款，多為闊太太、少奶奶們的私房錢，而且該店的金銀首飾，一直是上海貴夫人的首選。同時大家還知道，這家銀樓的真正老板，是上海道邵府，繼邵友濂之後就是邵恒。這麼一個龐然大物，怎麼就一下子轟然倒了呢？
原來，怪來怪去還是怪邵恒自己，弄巧成拙。
當年邵老太爺去世後，邵家兩房一直沒分家，但是產業的利潤、出息或賣掉一宗產業的所得，則向來是兩房平分的。然而，邵恒在接手家業時，卻向大房隱瞞了這個楊慶和銀樓（久記）一項，於是此銀樓變成了他個人的私產，而且保密工作做得相當出色，邵府裏的人只當這個銀樓早已歸他人了，並未去深究，而他本人平時又根本不管銀樓裏的業務，全權放給下面的經理、賬房去辦，久而久之，下面的人也摸透了這位「楊慶和小開」的脾氣，也就肆無忌憚地做手腳，欺上瞞下，謀取私利。他邵恒只管一件事，即每到、大年初一的上午，他須在客廳裏候一位客人，此客人即楊慶和銀樓的經理。經理一到，兩人寒暄幾句後，客人就會走到供着香火的邵家祖宗喜神位前，拜上幾拜，然後從包裏摸出一個大紅封袋，雙手捧送到供桌上，遂即起身告辭。主人從不挽留多坐一會兒，心中只掛念那只大紅封袋。原來袋中裝的就是楊慶和銀樓一年來的利潤。這種大年初一上午的「例行公事」延續了多年，一直未出破綻，可到了1935年，紙終於包不住火了。
這一天，有位蒯太太因家有急用，一早來到銀樓提取存款，張口要提現金3萬元。誰知這年銀樓很不景氣，加上管理混亂，資金周轉不靈，偌大個銀樓，一時競拿不出3萬現金。於是銀樓經理只得請求這位太太緩期幾天，商定3天為限。後來3天仍拿不出來，再改為7天為限。眼看7天限期已到，經理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無奈，只好跑去向邵老闆告急，請其出面，迅速調撥現款付兌。邵恒平時花錢如流水，從來不知道如何應付突發事件，但他也急中生智，叫銀樓經理去找自己的大兒子邵洵美解決，因為邵淘美繼承了大房的產業，手中有錢，這一點為人父者邵恒心裏倒是清楚的。然而這麼一來，「大紅封袋」的秘密故事就不得不公開了。
父親有難，當兒子的還能坐視不救嗎？邵洵美無奈，只好咽下這枚苦果，設法調集現金。
可是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邵家忙於調集現金的事不知不覺地傳到了一些儲戶的耳朵裏，於是一下子訛言四起，說楊慶和銀樓虧了本，連儲戶的存款也蝕光了，結果一傳十，十傳百，儲戶．慌作一團，紛紛哄到銀樓來提款。這下子邵恒更是亂了陣腳，但他仍是躲在家裏不出場，一切叫大兒子邵洵美去應付，害得邵洵美叫苦不迭。萬般無奈，只好將銀樓關門了事，請律師董某盤店清理，處理善後。董某是當年上海灘的大律師，邵家與他還有點世誼。清理結果，情況尚可，邵家不需再拿出錢來補漏洞了，除了兌付全部存款以及支付所有欠款外，尚有剩餘6萬元。本來事情到此可以打住，息事寧人了，可董某這個大律師卻又動了壞腦筋。他將清查結果隱瞞起來，故意到《申報》上去發表了一項「聲明」，叫儲戶前來登記。儲戶們前來登記時，他就謊稱清查結果不可預料，動員人家將存款以三折賣給律師事務所，聲稱假如清查下來銀樓根本無所餘款的話，你們手中的存款單將是一文不值！儲戶自然是害怕了，不少人經不起誘導，只得忍痛以三折賣了存款單，現交現付。而那位「肇事者」蒯太太，卻沒有動心，一直靜候清查結果出來。清查結果終於出來了，銀樓不僅完全可以償付所有存款，而且還剩餘6萬餘元。那些被「三折」的誤導而出讓存款單的儲戶們，自然是氣得破口大罵「強盜律師」，恨不能一口咬死他！
事情到此尚未完全結束。事隔一年，到了1936年大年初三，邵洵美家裏（現臨潼路徐園4號）來了位貴夫人，此人即邵頤的第一位妻子李夫人所生的女兒畹香（婧之），嫁給了清末大吏蒯光典的兒子蒯景生，是邵洵美的堂姐。她是前來拜年的。邵洵美在與她聊天時，就談到了楊慶和銀樓倒閉的「全本」故事。誰知這位堂姐聽後驚呆了，她帶着懊惱又愧疚的神情脫口而出：「洵美，這個蒯太太就是我呀！我怎麼不知道楊慶和銀樓竟是我們邵家的呢？」邵洵美聽之亦一怔，事情怎麼是這樣的呢？這不是自家人亂了自家人嗎？怪來怪去，這都是他老爸邵恒的私心雜念作的祟！
後來「楊慶和小開」的故事就在市民中傳開了，「楊慶和小開」一詞，也作為上海人口語中「闊少」的代名詞，載入上海方言語庫了。
邵恒一生僅當過掛名的工部局華董，對社會對家庭全無建樹。但他性情頗隨和，尤其是出名的懼內。其夫人盛四小姐乃豪門千金、美人胚子，邵恒對其百依百順，故也不敢在外拈花惹草。四小姐去世後，才娶續弦，住「馬立斯」一帶，故人都喚其「馬立斯」，真名實姓反為人所忘。邵恒於30年代末病逝上海，此時他的第五個兒子邵雲麟（式軍）已是「上海財神」，所以，這位「楊慶和小開」死時雖已拮据多年，倒也有口楠木棺材送他入土。
有趣的是邵恒的大兒子邵洵美與其父一樣，也娶來了盛家的女兒為妻，按說還是親戚，即盛家老大哥盛昌頤的五小姐盛佩玉，他們該是表兄妹。關於這個邵洵美，又是一個十里洋場上的奇特人物。
東方奇男邵洵美
邵府的大孫子邵洵美，是三四十年代中國着名的詩人、翻譯家、出版家和社會活動家，是邵氏大家族中，文學藝術界的傑出人才，不僅在上海，在全國，甚至在國際學界交往中，都頗有名望，可是若論個人生活的際遇和辦事業的運氣來，就免不了「車子越乘越大，而房子越住越小」之嘆，最後競於十年浩劫中被「四人幫」迫害而死，其中種種曲折，實令人難以卒聞。
然而一切災難和痛苦，並不妨礙他身上那種「奇人」特性的輻射。他那獨特的人生軌跡和美麗的文人情懷，總是使他活得比別人出奇制勝，做事情也比別人異想天開，當然花錢也比別人更痛快瀟灑，生活上比別人更來得「騎士風味」……這在當時中國四萬萬同胞中，恐怕找不出幾個來。
首先邵洵美血統的高貴就是一奇。他的祖父邵友濂是為朝廷一品大員，生父邵恒是個有名的花花公子，母親盛樨蕙是盛府四小姐，又是刁夫人所生，最為老爺所疼愛，其地位之特殊，陪嫁之多，即使是同胞姐妹也不敢稍置微詞。同時，由於邵家大房沒有兒子，就把二房的邵洵美過繼給了大房，而大房邵頤又早逝，那就等於過繼給了大伯母了，大伯母即李鴻章的侄女兒，是李鴻章的六弟李昭慶的三小姐。如此說來，邵洵美簡直就是個豪門「堆」裏的豪門子弟，他命中注定有千萬家產。但是，他既不同於一般豪門中的紈絝子弟，整天喫喝玩樂，亦不樂於經商辦企業，更不屑於做官，他選擇了一條獨特的人生道路，換句話說，就是一個古老的官宦之家，一不小心，卻出了個美麗而浪漫的歐美派詩人，而且是個現代派唯美主義的詩人；十里洋場上的歐風美雨，又把他塑造成了一個外國文學專家和翻譯家，這在中國這塊土地上，不能不算作一奇。
二三十年代的文壇上，邵洵美有「孟嘗君」之美譽，是說他為文藝、為朋友肯花錢。這類花錢，動輒數百元、上千元，而且長年纍月如此，為出版書刊雜誌，甚至到了賣房子賣地的地步。這種不惜成本的「大手筆」，亦是海上一奇。
同時，他還有着一段延續數年之久的異國之戀，與一位美國女作家留下了一段美麗而憂傷的故事。此事既給他帶來了愉快，亦招致了後來的不幸，很能說明他那奇特的人生。
邵洵美1923年冬天乘船赴英留學，1924年2月到達英國。他不讀金融、商科，卻難得地選擇了英國文學，因而進入康橋大學。他不像有些豪門子弟、出洋讀書是為了鍍鍍金，求一種時髦，讀來讀去花錢不少，但讀不出什麼名堂。他非但一頭「鑽」進了英國文學，連同英國的風土人情、民族歷史、政治格局等方方面面，都充分地吸收了，以至於後來認識了美國作家項美麗之後，項美麗驚奇地發現，邵洵美的英語在藝術表達上，甚至比她都準確、優美。他那紳士風度，騎士般的性格，待人處世的英國派頭，從那時已漸漸形成。
康橋大學這個環境，使他結交了許多聰明的朋友，這些人回國後各有一招，都成了社會上的知名人士。其中有徐志摩、謝壽康、劉紀文、郭有禮、沈宜申、孫逵方等，以後又在法國畫院，結識了徐悲鴻、劉海粟、黃濟遠、江小鶼、常玉、張道藩等。邵洵美、徐悲鴻和謝壽康尤其意氣相投，親如兄弟，於是他們共同發起組織了留學生組織「天狗會」，並按中國的傳統方式，結為把兄弟，謝壽康為長，徐悲鴻居次，張道藩行三，邵洵美為四弟，那時他還不到20歲。
1927年他接到一封家信，說是家中房子被燒，要他趕快回國。邵洵美是長子，又是大房惟一的兒子，火燒了房子怎能不管，於是啟程回國。回來才知道，原來邵家老公館並無恙，衹是牯嶺路上「毓林裏」的幾幢老式房子被燒了，那是他祖父邵友濂念記長房媳婦年輕守節，專門造了些房子給她出租，用以補貼家用的。按說此事於家大業大的邵家並無妨礙，要緊的是祖母盼望四代同堂，催着孫子趕緊結婚。於是這年年底，邵洵美與他的表姐盛佩玉小姐結婚，在南京路大光明舞廳舉行婚禮，由馬相伯老人到場證婚。當時邵洵美21歲，新娘子22歲。新娘子是盛家長房盛昌頤的五小姐，當時作為大舅兼丈人的盛昌頤早已去世，盛家的當家人莊夫人也剛剛去世，邵家老太爺已去世20多年了，而祖母柴太夫人已風燭殘年，邵洵美的親生父母邵恒和盛家四小姐盛樨蕙，又不善經營，坐喫山空，邵洵美下面又還有6個弟妹。家中一切都表明，需要這個邵大公子回來執掌局面，重振家風！
當時能把實業與文學結合起來的最好辦法，就是開書店、辦雜誌、出新書，這當是邵洵美極樂意全身心投入的事業。於是第二年，就在靜安寺路斜橋老公館的對面，開設了一家金屋書店，出版《金屋月刊》。誰知出版社的書也許是太「陽春白雪」，不合市民胃口，沒有一本暢銷。一年後，徐志摩的小舅子張禹九來看邵洵美，說是新月書店要招新股，請邵參加，其實是新月書店虧損太大，想到邵洵美反正有錢，又很大方，就有意讓他出來「接盤」。邵洵美想反正辦書店都是一回事，於是關了金屋，專力於新月書店了。這時新月的成員有胡適、林語堂、羅隆基、沈從文、潘光旦、金增嘏、葉公超、梁實秋、梁宗岱、曹聚仁、卞之琳等等，出版《論語》、《詩刊》、《新月》雜誌，文學上是轟轟烈烈，聲勢很大，在30年代的文壇，可稱風頭獨健。然而不曉得怎麼搞的，鈔票總是兜不過來，加上新月書店股東多，人多意見就雜，後來不少人離開上海到別處去了，選稿也成了問題，《新月月刊》和《詩刊》衹能成為不定期刊物了。別人可以說走就走了，經濟上沒有多少瓜葛，而邵洵美是大老闆，只好苦心橕持。他不忍心他滿心熱愛的事業半途而廢，那麼辦法衹有一個，就是把大把大把的錢往裏面貼補。到了1933年6月，他實在橕不住了，只好把「新月」也結束了。
這時他又跟張光宇、張正宇、葉淺予幾個漫畫家熟悉了。當時他們在辦《時代畫報》，但僅出版了一期就喫不消了，跑來要求邵洵美出山接辦。邵洵美是個唯美主義者，對美的事物總有「一見鍾情」式的溝通。他欣然同意，準備大展鴻圖，於是在三馬路的一條弄堂裏租了一套房間作為編輯室，三個畫家都擔任編輯，邵洵美管出錢經營，葉淺予在《時代畫報》上連載漫畫《王先生》，頗受讀者歡迎，後來幫助供稿的還有曹涵美和魯少飛。文學藝術界常來往的朋友有季小波、王敦秋、陸志庠、丁聰等等，他們的編輯部也就成了文藝界聚談的熱鬧場所。邵洵美原來認為銷路一定不成問題，售後情況果真是如此，但是由於用的是銅版紙，封面和彩色插頁是三色版，用紙考究了，印書的成本也就高了，所以每次結算下來，還是虧本，弄得邵老闆真是一籌莫展。
30年代上半期，邵家連遭不幸，繼他的生母去世後，嗣母又去世了。大家庭辦喪事講排場，開銷很大，祖父留下來的「楊慶和」錢莊也倒閉了，兩個弟弟又要結婚，而這些年來他的出版事業社會效應雖好，可經濟上總要貼本，因此錢袋就越掏越空。到後來，只好將房產作為抵押向錢莊借貸，再到後來，就衹能將房產全部出售給錢莊，還清本息，剩下幾萬元，他們父子倆分了。在這種情況下，邵洵美仍是「一條胡同走到底」，再次興辦出版事業。於是在平涼路21號開辦了時代印刷廠，從德國引進了當時最為先進的影寫版技術設備（即照像版設備），這是中國人自己經營的第一家采用影寫技術的印刷廠。他打算將《時代畫報》放在自己廠裏印，以降低成本，又包攬了《良友畫報》的印刷業務。為了照顧印刷廠，他把家索性搬到了楊樹浦，與廠子僅一條馬路之隔。後來，《時代畫報》終於用自己的機器印出來了，誰知生意並不好，因為油墨是進口的，紙張是進口的，成本本來就高，而且廠裏並沒聘請製版技術方面的專家，僅靠幾個年輕人在苦心探索，結果印出來的畫報與外國雜誌還是不能相比。
這給我們天真的詩人又是迎頭一盆冷水。原來辦企業實體，遠不是靠詩人的形象思維所能夠奏效的。這期間，他還在平涼路新村租了一幢房子，掛出「第一出版社」的牌子，吸引了上海文學界、藝術界的朋友天天碰頭，新的設想、新的構思、新的風格不斷地從中冒出來，弄得邵洵美整天地熱血沸騰，激情大發，更加起勁地在出版上追加投資。
這段時間裏，他先後出版了《時代畫報》、《時代漫畫》、《時代電影》、《時代文學》、《萬象》、《人言》、《十月談》；自己的作品有《花一般的罪惡》、《一朵朵玫瑰》、《天堂與五月》、《詩二十五首》，出版物蔚為大觀，但邵家的老房子沒有了，拆建的里弄房子同和裏也沒有了，錢袋也逐年空曠了，他只好租房子住了。然而他待人處世的派頭依舊故我，蕭伯納來滬他掏錢在功德林請喫飯，朋友們出書有困難，都會想到這位慷慨的詩人朋友。應當說，邵洵美為出版業，為中國新詩的發展，可算是盡心盡力了，耗去了他大半生的精力和幾乎全部的家產，問題是沒有請到一個善於經營的人作助手，就衹能苦了他自己。就是這樣，事隔30年後，他卻在為他當年的奉獻而大受批鬥，最後鬱鬱而終。
項美麗的中國緣
最為世人稱奇的，是邵洵美與美國女作家項美麗的異國之戀。
項美麗是個年輕、漂亮，渾身都散發着青春活力的青年。她1935年初到上海，出發前僅僅是出於對東方的好奇，到上海後很快就融入了這個五方雜處、東西交彙型的城市，留在外灘的《字林西報》工作，併兼任美國《紐約客》雜志駐中國的譔稿人。她生性好奇、好動、好冒險，生活經歷極其豐富。來中國之前，為觀察和研究猿猴的生活習性，居然在剛果的叢林裏生活了兩年，因此對猿猴懷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後來在上海生活，也長年養着猴子。她這種獨特的品性和冒險精神，很快在上海灘撞出了火花，那就是她認識了邵洵美。她與邵洵美的性格相輔相成，兩人共同完成的最具冒險精神的工作，是在日本人佔領上海的「孤島」時期，出版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的英譯本，並秘密地發行和贈送出去。
1936年，由朋友介紹，邵洵美認識了英美煙草公司的三個經理：英國人潑拉斯、美國人斯密司、中國經理陳心惠，還有一個徐娘半老的費麗茨，後來他就常被邀請出席有外國人參加或是由外國人主辦的宴會，步入上海灘洋人的社交生活圈。有一次在「上海國際藝術俱樂部」主辦的晚宴上，費麗茨帶來一位漂亮的金髮女郎，這就是他們的第一次見面。這第一次見面給項美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項立即被他的容貌和氣質所打動，因為邵洵美不僅長着一張類似「古羅馬雕塑人物」式的鼻梁，而英語講得極為幽默和流利，幾乎使項美麗為之震驚。邵洵美也為能認識這樣一位有才華的漂亮小姐而慶幸，當即邀請她到他楊樹浦的家中訪問。誰知這一訪問，競導致了此後幾年中的邵洵美生活軌跡的改變。這在當時對於項美麗來說，也是一項更大的冒險，因為當時她在洋人圈子裏極為出眾，房地產大王沙遜也鍾情於她。她與邵洵美來往，無形中就把一大群洋人朋友給甩在一邊了，就不能不遭到她國人的歧視。有人竟然寄來污辱性的信，信中是一張用過了的草紙。
如果項美麗就此不再理睬邵洵美，那也就不成其為項美麗了。尤其是1937年「八．一三」抗戰爆發之後，她仍留在上海，而有錢的外僑都在紛紛逃離，沙遜也開始變賣財產，到上海來的次數越來越少。
「八．一三」那天，邵洵美一家是和他的工廠職工下午三點多才逃往蘇州河河南的，他在《一年在上海》中寫道：「我們的車子過橋（可能是外白渡橋，因為過了外白渡橋就是英租界了——筆者注）時將近四點半了。有兩個工友當時走散了，來不及和大家一起走，他們五點多鍾出來，竟然被日本兵用機關槍掃射了。他們幸虧都懂得趕快伏在地上，衹有一個人的腿上受了傷。他們說當時射死的男女老少不止幾十百千。不知那有三個小孩的一對夫婦會不會在裏面？更不知那一對六七十歲提着小手巾包的老夫婦會不會在裏面？」有人譔文說「八．一三」一戰，使邵洵美「變成一個無產者」。他們搬了好幾次家，最後落腳霞飛路（現淮海中路）l754弄l7號，項美麗住在9號。財產的損失更數不清了，但這次逃難沒有使他們退卻，反而激起了他們的正義感和鬥爭精神。這期間，為安全起見，邵洵美以項美麗的名義出版了兩份宣傳抗日的雜誌，中文雜誌叫《自由譚》，英文雜誌名《公正評論》。《自由譚》出版到1939年3月1日，第7期後因日本人干涉而被迫停刊。秘密翻譯和出版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也是這個時期的事情。
1938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發表了《論持久戰》，全面分析了中日戰爭所處的時代以及敵我雙方的基本特點，係統闡述了持久戰的總方針和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這個重要的文件很快就傳到了上海，中共地下黨組織要求地下黨員楊剛女士迅速譯成英文，以便讓全世界都能讀到這部指導中國人民抗戰的重要著作。楊剛是《自由譚》的作者，外語較好，為安全起見，就住在項美麗家裏，在翻譯過程中，邵洵美與之字斟句酌，並在譯出之後，首先在《公正評論》上公開發表。這部著作從1938年11月1日至1939年2月9日，分四次連載完畢，遂後又出版了單行本。1939年1月20日，毛澤東在延安為這個英譯本專門寫了1000字的序言，題為《抗戰與外援的關係》。這篇序言後來也由楊剛譯成英文，刊登在單行本上。另外，楊剛還寫了一篇「譯者序」，序中對邵洵美的幫助表示了誠摯的謝意。
單行本出版之後，一部分由楊剛帶走，交由中共地下黨組織渠道發行，另一部分則由邵洵美和他的助手王永祿，利用多種方式，把它塞進在滬外籍人員的信箱裏。
這些工作無疑會遭到日本人的干涉，那時日本人雖然還未進入租界，但那咄咄逼人的氣勢，早已不把洋人放在眼裏。終於有一天，兩個日本人請項美麗「喫飯」，問她《公正評論》和《自由譚》的真正編輯是誰，稿子都是怎麼來的。項美麗的回答不能令他們滿意，於是就被勒令停刊了。
雜誌不能辦下去了，項美麗在日益緊張的「孤島」覺得無法工作，就又撿起她初到中國時就有的寫作計劃，撰寫《宋氏三姐妹》。為采訪宋氏姐妹，邵洵美為其引薦，並陪她去了重慶和香港。可是在香港，項美麗卻投入了另外一個男人的懷抱，並與之結婚，後來生了一個孩子。1941年日本人佔領香港時，她的丈夫被關進集中營，她帶着嬰兒過了兩年極為艱苦的歲月，於1943年回到美國，仍是煮字為生，從此再也沒有來過中國。
項美麗可以一走了之，可東方男子邵洵美，情絲卻無法根絕。1946年，據說他是替一家電影公司考察進口電影設備，來到了美國，並且找到了項美麗。誰也無法知道他們那次見面各自懷抱一種什麼樣的心情，無法知道他們談了些什麼。總之，那時的項美麗，經過戰爭的磨練，已有了穩定的工作，安定的家和心愛的孩子，年輕時代的冒險該是結束了。所以她不可能再跟邵洵美回到中國，邵洵美也只得悻悻而返。
詩人之死
關於邵洵美後來的生活，真正熟悉他的人，幾乎都不忍多說了，認為這個傑出詩人的悲劇完全是時代造成的，與其說是一個豪門後代的悲劇，毋寧說是一個天真的、知識分子的悲劇。
解放後，邵洵美的時代印刷廠的機器，全部由北京新華印刷廠收購，連同工廠裏的工人一起全包了。為此邵洵美帶了全家（除大兒子邵祖丞之外）也來到北京，一來他在北京有許多朋友，他需要一份正式的工作；二來既然機器全部國家買去了，工人也全由國家包了，為什麼不可以再包一個邵洵美呢？他與出版打了幾十年的交道了，甜酸苦辣嘗盡，現在時代變了，百廢待興，出版業不也正需要人才嗎？於是在1950年春，他在北京找了一處很幽雅的宅子住下來，然後到處拜訪朋友，找工作，如果不工作，他除了那筆賣機器的錢，就一無所有了，全家怎麼生活呢？他過去不曉得幫了多少朋友的忙，而如今，好像所有的朋友都對他愛莫能助。他病了，兩個女兒也病了，全家只得返回上海。
朋友還是老的好。秦鶴皋在上海出版公司工作。1954年介紹他翻譯了馬克．吐溫的《湯姆莎亞偵探案》，薄薄一冊，出版後銷路倒異常的好。但他不能老是在家裏等活兒上門來，他全家大小畢竟要喫飯、讀書的呀！後來，他當年為之出過書、解過困的夏衍瞭解他的窘況，就關照北京有關出版部門，邀請邵洵美翻譯外國文學作品，稿酬每月200元先預付，書出版之後再依次扣除。這樣，他總算有了固定的收入，先後翻譯了雪萊的《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繼而又翻譯了泰戈爾的《家庭與世界》、《兩姐妹》和《四章書》，這三部書稿後因中印關係惡化而未獲出版。後來上海文藝出版社約他和餘貴堂合譯蓋斯凱爾夫人的《瑪麗巴頓》（邵洵美用筆名枚柱）在1959年出版。
50年代下半期，他還莫名其妙地被投入牢獄三年半。同牢的居然是復旦大學着名學者賈植芳先生。關於這三年半的精神與身體上的煎熬，筆者實不忍心去敘述了，請大家閱讀一下賈老先生回憶邵洵美的文章，原汁原味的牢獄生活，全在其中了。
這場冤獄後來又因查無實據而不了了之了。據知情人講，是因為1949年後邵還給項美麗寫過兩封信，但都沒有到達項美麗之手，都落到了有關部門的手裏。信的內容無外是向其求援，因為他實在是錢不夠花。但這在那個時代是犯大忌的，因為項美麗的丈夫是英國諜報人員，跟有這樣背景的人通信，還不是裏通外國嗎？但天真的詩人哪裏懂得這些！
這三年半好歹算是熬過來了，但是到了十年浩劫他無論如何也橕不住了。他的藏書全沒有了，朋友們都不敢上門了，各自性命難保。有一段時間他被掃地出門，與大兒子邵祖丞合居一斗室，室內僅有一張床，他睡床上，兒子就得睡地上。1968年，邵洵美貧病交迫，咳嗽氣喘，身體不能動彈，夜不能寐，醫院診斷是「肺原性心臟病」，住院、出院、再入院、再出院，折騰了好幾個月，終於在5月5日與世長辭，結束了他那先甜後苦、不無快樂亦不無怨恨的「騎士」般的一生。
他去世後，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生前譯作：《青銅時代》和《麥布女王》。
「四人幫」被粉碎以後，原先對邵洵美的一切污衊、不實之辭得到了糾正。他的兒子驚奇地從報上刊載批判姚文元的文章裏得知，在其父病重時，有關文化單位，還想把他拖到北京去批鬥呢！
太太是丈夫的一大半
汪偽時期的上海，有兩個路人皆知的大財主。這兩個人，一個管「煙」和鹽，一個管稅收，日進萬金，財勢重天，背後都有日本人橕腰，他倆居然都與盛家有關，是連汪精衛和周佛海都奈何不得的實力派。
這兩個人一個是盛老三（盛文頤，又叫盛我京、盛國華），是盛宣懷的堂侄，另一個是盛宣懷的曾外孫邵式軍（原名邵雲麟，排行老五，又稱邵老五，邵洵美的五弟），是四小姐盛樨蕙的第五子。此二人幾十年間均陰差陽錯地跌宕起伏，大開大合，滄桑歷盡，當然各自最後的選擇和結局是不一樣的。盛老三抗戰勝利後死在提籃橋監獄，邵式軍則冤死於山東勞改農場，「四人幫」倒臺後始獲平反。
關於邵式軍，外界只知他在敵偽時期是稅務大官，卻很少有人知道他投日的「門道」；知道他的後臺是日本軍部，卻很少知道他在家中的「老闆」，即他的太太蔣冬榮。可以說，邵式軍一生中所有重大的轉捩和抉擇，都跟他的太太有關，沒有蔣冬榮，也就沒有後來的邵式軍。
在邵式軍成年的時候，邵氏家族已經中落。分家的時候，大哥邵洵美因過繼給大房，分得了邵家的一半財產，另一半分給他的父親邵恒。但邵恒夫婦不善經營，亦不專心於經營，常年以賭臺為樂，儘管擁有大量的房地產、典當、銀樓和店鋪，但天長日久，坐喫山空，大小賬房又乘機中飽私囊，而等到邵家老四、老五、老六要花錢的時候，家中已拿不出錢來供他們享用了，有時甚至上學的學費都成了問題。
邵式軍長得眉清目秀，一表人才，且年輕氣盛，血氣方剛，很想在社會上有所作為。然而手中無錢，在上海就休想活動得開，於是在選擇配偶的問題上，就尤其注重門第，夢想依靠丈人家的財勢，有朝一日能出人頭地。
好在老天爺樂於成人之美，讓他在復旦大學讀書時的一次春游活動中，認識了蔣家小姐蔣冬榮。蔣冬榮是民國時浙江督軍蔣百器的女兒，蔣的親舅舅吳啟鼎是大名鼎鼎的銀行家（四明銀行老闆），其他的啟字輩舅舅也都是一方豪富，其外公是日本華僑的領袖人物吳錦堂。（現在日本神戶明石海峽大橋邊上的孫中山紀念館，就是吳錦堂在日本的舊居，孫中山曾在內作過講演。盛宣懷避難日本時，華僑方面也是吳錦堂接應。）正是一個有經濟背景又有政治背景的豪門小姐。蔣小姐為邵式軍的誠意和儀表所折服，邵老五也對小姐的談吐和風度佩服得五體投地，於是一對戀人很快就進入談論嫁娶的階段。
那時，按照上流社會的規矩，結婚之前，男方須向女方家裏送「盤子」（即聘禮），通常是一些有相當價值的首飾。而此時的邵家已拿不出像樣的「盤子」了，偏巧蔣家小姐又非邵式軍不嫁。為了顧全面子，蔣家就將一批首飾夜間偷偷送到邵家，第二天白天，邵家再堂而皇之地送到蔣府上。因此，邵式軍從開始就對太太感激不盡，此後在重要的事情上，更是對太太百依百順了。
他們婚後住在蔣家。邵老五見他的幾個兄弟（除了老大和老六之外，時老大已成家，老六由其繼母「馬立斯」照管）都過得很艱難，於是徵得了夫人的同意，把他二哥、三哥、四哥全都接到丈人家住。蔣家不忍這個漂亮女婿大學畢業後無所事事，就由蔣冬榮的舅舅吳啟鼎向孔祥熙推薦，到福建省稅務局當一名稽查官，同時也把他四哥邵雲麒一同帶去，因他與四哥最要好。在福建稅務官這個位置上，邵式軍初步嘗到了搞稅務的甜頭。
邵式軍的岳父蔣百器（1878一1927，尊簋）是老同盟會的會員，早年就讀於杭州求是書院（浙江大學的前身），又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在日本時全力投入了民主革命運動，與孫中山先生結下深厚的友誼。其父蔣智由乃大學問家，與康、粱相投，主張君主立憲。他從日本回國時（1907年），正是徐錫麟在安慶起義失敗，他的同鄉秋瑾涉案被捕之時。蔣百器奮不顧身營救，誰知營救不成，反而自己遭到抄家，更不幸的是清兵從他家中抄出一首秋瑾寫給他的長詩，中有「久聞我浙有蔣子，未見音容徒仰止」句，更加引起清廷的懷疑，於是將他調往廣西，辛亥革命後才又回到浙江，擔任浙省督軍。在後來的「護國運動」中，他還出任過孫中山先生軍政府大本營的參謀次長、浙江宣慰使，在浙江省內，是個舉足輕重的人物。也正因為如此，後來蔣介石發現他有倒蔣嫌疑，就派人把他害死了，終年僅50歲。蔣介石還假惺惺地派孫科來弔唁，贈10萬大洋作為撫恤金。
蔣百器與吳夫人只生了蔣冬榮這一個女兒，沒有兒子。可是當年蔣百器在北京時，曾與一位名叫陳翠娥的名妓生過一兒一女。那時袁世凱要稱帝，把蔡鍔、蔣百器等人軟禁在北京，並以青樓女子相引誘。蔣百器果與陳翠娥建立了感情，因陳氏能詩善繪，是蘇州人，還燒得一手好喫的小菜，生下女兒叫蔣冬華，兒子叫蔣益門（長大後參加了國民黨軍統，後來成為蔣經國手下的幹將）。當吳夫人為蔣家無兒子承繼家業而愁苦時，有一天聽丈夫說在北京有一對小兒女，遂不由分說，私自派出丈夫的衛隊，跑到北京找到陳翠娥，硬是從陳氏手裏把兩個孩子搶了過來！陳氏本來見丈夫一去不回，已悲觀失望，眼下一對兒女又被搶走，於是心灰意懶，於萬般無奈之際，只好再入娼門。後來與當過大總統的徐世昌的弟弟徐世章相好，成了徐府的五姨太而去了天津，直到徐氏去世後，才帶着些從徐家分得的遺產來到南方，她要找她的兒女。這就是後來長期居住在邵式軍家裏的另一位丈母娘、他小姨子蔣冬華的生母陳氏。陳老太太心胸開朗，年壽比邵式軍夫婦還要長久。
陰陽一生邵式軍
1937年抗戰爆發，邵式軍兄弟在福建覺得不安全，遂返回了上海。他很快「落水」當了漢奸，這又是起緣於他岳父那頭的關係。
原來蔣百器在日本讀陸軍士官學校時，有個要好的同學叫松井石根，誰知此人在侵華戰爭中大出殺手，成為制造南京大屠殺的元凶。此人到上海後到處尋找老同學，想叫老同學助他一臂之力。而打聽下來，蔣百器早已去世，蔣的兒子蔣益門已是國民黨軍統的人，只剩一個女婿正賦閑在家，而且是搞稅務工作的。松井石根一聽大喜，立即派人把邵式軍找去，請他為日本人在上海辦稅務，而這個位子，正是抗戰之前，邵式軍的七舅盛老七坐過的位置，他心儀已久。但這次情況不一樣，是要當漢奸的，他有些猶豫不決。他回家與太太商量，蔣冬榮倒一口決定下來，為什麼呢？她要為父報仇，她父親既是被蔣介石害死的，那麼誰與蔣介石作對她就倒向誰，即便是日本人也來者不拒！於是，邵式軍這個蘇浙皖統稅局局長就做成了。
蔣冬榮別看她個頭衹有一米五o，但心眼機靈，遇事果斷，敢沖敢殺的，是丈夫的腦外之腦。平時遇有重要的客人來找丈夫，她總是躲在一木之隔的隔壁房間「旁聽」，若談到棘手的問題，丈夫與客人支吾其辭時，家裏的侍從就會推門而入，說是「太太有要緊的事情請您過去一趟」，這時邵式軍就心領神會，立即抽身而出，不管來的是什麼來頭的客人，此時一律被晾在一邊。等他從隔壁房間「面授機宜」出來，已是胸有成竹，應付自如了。
邵式軍出任偽職後把家搬到南陽路（南陽路是財主們的居住地，均是好房子）租了兩幢花園洋房，另外又為他的總務長、賬房、姐姐邵雲芝、衛隊長等人也租好了房子（南陽新村的另外4幢房子）。等他大把大把的錢賺進後，就在法租界餘慶路80號（現屬徐彙區）造了一幢4層豪宅，外型雪白，類似飛機的式樣，院內有大草坪，遠遠望去，似是一架銀燕落在了草地上。他家平時門禁森嚴，有衛兵荷槍把守，來人需層層通報進去，一般的客人在一樓會客，重要的客人才上二樓，二樓會客室的門飾和牆上的雕花，至今看來都是建築裝潢上的佳作。這個院裏前呼後擁了百把十人，除了衛兵、稅務警、大小賬房、男女傭人，還有奶娘、大姐等等，進出都是呼拉一大群人，市民無不對其側目。
邵式軍賺錢的方式主要是「十抽一」，並把收上來的兌款在他自己的銀行裏先存十天。蘇浙皖向來是中國稅收重地，光這「十抽一」就是不得了的數目，所以他的錢袋迅速地膨脹起來，不僅自己辦了大華銀行、印刷廠、印染廠、當鋪、店鋪，還置辦了很多房地產，並通過美國斯密司（邵洵美的朋友），把大筆的美元存入外國銀行，以至於他自己最後倒底有多少家產，他自己也講不清楚。那時歐洲人眼看中日在打仗，紛紛賣掉家產逃命，路上又恐怕帶首飾不安全，同時歐洲的行情又不好，所以有許多貴重的首飾都送進了當鋪。蔣冬榮則趁機大開當鋪，最終收有高級飾品達上千件。解放以後，邵式軍在山東財政廳任上喫冤枉官司，辦案人員反覆要他交代清楚，汪偽時期他到底斂了多少財，他卻怎麼也講不完整，實際上他真的自己也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家當了，而辦案人員就始終認為他不老實。
邵式軍的漢奸行徑當然引起群眾的憤慨。有一次他車過南京路，不料前面有車迎面撞上來向他行刺，車被撞壞了，他的衛兵和刺客一陣槍戰，多虧司機機警，見車子還能開，就飛一般地沖出人群，七轉八拐地穿小馬路，終於甩掉了追車，開到了巡捕房躲避。
又有一次，他受汪精衛之託，去東北「拜見」溥儀，希望溥儀能與汪氏合作。列車途經山東時，遭到鐵道游擊隊的伏擊，列車後面幾節車廂被炸得粉碎，然而邵式軍卻命大，恰恰乘在前面的車廂裏。人們亂成一團，他的衛兵遍找他不見時，他正躺在座位底下抽煙呢。然而他心中非常害怕，心想這游擊隊可能就是沖着他來的，此後就儘可能減少外出，同時也覺得長此下去也不知後果會怎麼樣，於是開始動腦筋給自己留條後路了。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一天，邵府來了一位不速之客，他自稱是蔣大煒、蔣定一的堂兄弟，名叫洪隆，其實是中共地下黨員馮少白。
如履薄冰的回歸之路
馮少白抗戰前隻身東渡，畢業於日本明治大學和陸軍士官學校。回國後，經親戚介紹，入國民黨軍隊任蔣鼎文的特務營長。「西安事變」後，他與林伯渠先生有情報工作聯系。1937年抗戰爆發後，他隨林伯渠進入延安參加革命，任抗大軍事教員。1938年7月，由林伯渠、羅瑞卿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39年調新四軍軍部任參謀處科長。「皖南事變」中，他與部隊失去聯係，孤身一人獨闖上海，想找組織，再返部隊。當時上海已是一片白色恐怖，馮少白打聽到自己的義兄蔣大煒任汪偽稅務署副署長，蔣定一任署長及邵式軍的侍衛長，便來找他們。蔣氏兄弟見義弟到來，喫驚不小，但他們天良未泯，先將其藏匿在家中。在邵式軍所有部下中，蔣氏兄弟是他最親近的，彼此幾乎無話不談。當邵式軍夫婦得知這一消息後，蔣冬榮認為馮少白可作日後退路的橋梁。在一次秘密會談之後，馮少白知道邵式軍夫婦有投誠之意，遂也曉以革命大義，準備回部隊向組織彙報後再予定奪。邵式軍為表示誠意，交給馮少白3萬元法幣，並派蔣大煒護送他過關，回到蘇北根據地。
1941年12月，馮少白根據劉少奇、陳毅的指示，為打破日、偽、頑對共軍控制區的經濟封鎖，並爭取、分化對方上層分子，而重新潛入上海，利用邵式軍的上層社會關係，秘密進行活動。少白到上海後將陳毅軍長的親筆信交給邵式軍，信中說：「邵式軍先生：你捐助給新四軍老法幣3萬元已收到，謝謝。茲派洪隆前去聯係，希望你對我們的抗戰事業繼續給予幫助。」邵式軍閱信後，為了表示對抗日的誠意，又拿出老法幣4萬元（當時折合黃金200兩），買了一批藥品和醫療器械，送給新四軍。另外，新四軍在滬采購的一批軍用物資，曾被稅務查緝處扣押在庫，此時也由蔣大煒令其下屬，免驗放行。
1943年3月抗戰後期，馮少白奉陳毅之命第三度來上海，偵察敵偽上層動態。前來上海治病的新四軍一師政委劉炎與他一起抵達邵府（今餘慶路80號）。邵式軍知其來意後，答應先去試探周佛海。周佛海是個老狐狸，其時他已與軍統戴笠掛上鉤，但對中共派來的人也不拒絕會見，於是邵式軍陪同馮少白到周府與其周旋。這次見面當然不會有什麼結果，但少白對汪偽上層人物迫切尋求出路的心態已洞察甚詳。不久，在邵式軍的安排下，馮少白又與陳公博見了面。陳公博不如周佛海討老蔣歡心，對馮少白比較熱情，吩咐邵式軍建立秘密電臺，今後隨時與中共保持聯係。馮少白與陳會談後，立即返回了根據地。
l944年春節，馮少白之弟馮正武來到上海邵式軍家，出示少白一封信：「目前店裏生意興隆，今派人到滬辦貨，缺頭寸，望向親戚疏通，籌措一二，事成道謝。武弟在滬等候，繼續給店裏辦事。」「店」即指新四軍，「缺頭寸」是指要叫邵籌款。邵式軍當即批示到仁餘染織廠提棉布200匹，命大華銀行襄理胡鮑淇撥儲備券100萬元，再次作為對抗戰事業的一點心意。直至1945年4月，馮正武一直住上海，以邵式軍的家為基地，為新四軍采購軍用物資，並通過邵的渠道，將這些物資源源不斷運到鹽城新四軍軍部。
1945年5月，馮正武與邵式軍分析周佛海已鐵心投蔣，陳公博孤掌難鳴，尚可爭取。任援道部的徐樸誠掌握的三十六軍，有反戈可能，蘇北孫良誠部也可考慮爭取。邵式軍向馮正武保證，日本人投降後，一旦時局急轉直下，蔣定一掌握的兩個稅警中隊有300條槍，可以與浦東遊擊隊顧復生部相互配合，將儲備銀行的25噸黃金運走。這一計劃曾向中共中央彙報過，並得到認可，後因形勢有變，計劃未能實現。邵式軍又讓侍女蘭英取來兩隻進口高級金殼掛表，一塊是翡翠金鏈，一塊是金鎊金鏈，說：「請轉送給陳毅軍長，表示我的至誠之意。」
邵式軍投共的消息，很快就被在重慶的蔣介石探知了，於是命令周佛海扣住邵式軍。周佛海把此任務交給他的親信熊劍東。熊又通過邵式軍的二哥和三哥，將邵式軍誑至熊劍東家裏，把他軟禁了起來。熊劍東本是邵的好友，此時接到周佛海命令，不惜以此向蔣介石作進身禮。邵式軍的夫人蔣冬榮得知消息，對二嫂、三嫂暴跳如雷；老二老三衹好設法以重金買通熊劍東的妻子，好讓式軍坐上熊的汽車逃出虎口。邵式軍東躲西藏，心驚膽顫，與蔣冬榮取得聯係後，在杜美新村同學張光蓀家見了面，遂決定立即隨馮少白去蘇北。蔣冬榮對丈夫說：「你趕快走吧！這兒已經沒有人能保護你了！」
1945年9月24日一早，馮少白在兆豐公園與邵式軍碰頭後，同車直至青浦，他此時的身份是顧福生游擊隊的一員，隨身帶去了一箱子金條。10月1日，邵式軍由馮少白陪同先至寶慶，住少白親戚家，後於10月2日來到准陰新四軍部隊。
新四軍軍部首長張雲逸、曾山、鄧子恢、譚震林、賴傳珠和饒漱石等設宴為邵式軍洗塵，邵式軍呈上一箱子金條作為見面禮。之後，邵式軍由華東局聯絡部派專人照料生活，並被特許開小灶，還可收聽收音機。邵式軍受到如此禮遇，心中十分感動。
誰知投共之路並不清閑，不久就出了麻煩。有一天，1946年10月10日，邵式軍來到渤海華東局駐地。馮氏兄弟受組織委託，請邵式軍捐獻外彙，以應中央急用。邵式軍隨身帶着兩本外彙支票簿，一本是大通銀行的，存有33萬美元，另一本是小額旅行美金支票簿。邵式軍聞言，當場簽下20萬元美金的支票，交給馮氏兄弟，並由馮氏兄弟陪同面交張雲逸副軍長。當邵式軍將支票呈上時，張雲逸接過，緊握邵的手，連連稱謝。誰知這一張支票卻差點要了邵式軍的命。
事情的經過頗帶戲劇性：原來，當時中共中央有人滯留美國，經濟困難，幾乎回不了國了，所以急需用外彙。但收到這張支票後到美國銀行支取，競被銀行退票，並說此款早已取走！原來，在邵式軍離開上海後，蔣冬榮為安全起見，已將此款提出交與母舅吳啟鼎存於四明銀行了。而吳啟鼎一夜豪賭，將四明銀行輸個精光，蔣冬榮的33萬美金也被其吞沒了。當時中共中央有人要究查此事，邵式軍立即被關進馬棚審查，新四軍一些首長也因之受到牽累。後來還是陳毅派人到上海調查實情之後，才將邵式軍放出，但邵式軍政治上的可信度因此大打折扣。不久，蔣定一受組織委託，請邵式軍繼續設法籌集美金，邵式軍則通過在上海的妻子，又籌集了2萬美元交出。這個數字對邵式軍走後的蔣冬榮，已是很不容易了。
「三反」運動開始了，邵式軍因生活上的特殊化和自由散漫習氣，被人懷疑是貪污犯。1952年元月，邵式軍被法院逮捕，關在大明湖某機關審查。半年後，因查無實據，被釋放回市局工作，後調山東省財政廳稅務局任科長職。邵式軍萬萬沒有料到，在他關押期間，與他夫妻l8年的蔣冬榮心急如焚，舊病發作，於1952年7月21日去世了，年僅43歲。
1956年，機關肅反又牽涉到邵式軍。他想不通，一度精神失常而不能自控。審查結束後，組織給予「歷史已清楚，繼續留用」的結論。此時邵式軍已如驚弓之鳥，「反右」時他請假來滬，躲過一劫，但1958年秋機關再次肅反時，邵式軍以「反革命」罪被捕，判處7年徒刑，送廣饒縣國營「五一」農場勞改。當時正是「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邵式軍病臥農場醫院。上海的家屬雖每月寄去食品郵包，然杯水車薪無濟於事。1964年春，邵式軍病逝廣饒，終年54歲。
蔣冬榮整垮吳紹澍
邵式軍的妻子蔣冬榮（鐵華）是個鐵娘子式的人物。她身材矮小，衹有一米五十幾，又體弱多病，表面上十分文弱，但實質上性格異常剛烈。常能處驚不亂，喜怒不形於色。那天，邵式軍南京路遇刺，接到凶訊時，邵家闔第百餘口人慌作一團，邵式軍的奶媽更是哭成了淚人兒。衹有太太蔣冬榮閉目養神，繼續抽她的鴉片，一筒呼完，臉含微笑道：「慌什麼！小月（邵式軍乳名）有命，自會平安回來。」話雖這麼說，大夥兒看到她放下煙槍的手也在微微發抖。話音剛落，電話傳來邵式軍已平安逃脫的消息，眾人對她的鎮靜皆大為嘆服。
邵式軍一生的仕途進退，都是蔣冬菜替他一手安排的：「落水」當漢奸，是蔣冬榮一錘定音；後來接受新四軍策反，也是她當機立斷。當時中共地下黨員馮少白來做策反工作時，蔣介石也派蔣百器的故吏許密公來滬懷柔，某些大使館也表示願為邵式軍轉移財產，保證他生命安全，或是去海外當寓公。蔣冬榮對這些均一概拒絕，而決定投共。原因是不改初衷：毛澤東乃蔣介石之敵，就投毛澤東！
1945年8月，邵式軍去淮陰投奔中共後，蔣冬榮被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主任、副市長吳紹澍趕出愛棠路80號豪宅（今餘慶路80號）。蔣冬榮因此對吳恨之入骨，發誓報復。不久戴笠來到上海，蔣冬榮就利用軍統和中統的矛盾，欲置吳於死地。那天，她帶了侍女蘭英闖入杜月笙公館，經杜向戴笠舉報：「愛棠路80號被吳紹澍封了十隻保險箱，近日因要取物，開啟後發現箱內大量金銀財寶、股票債券和現金外幣已不翼而飛，均被吳紹澍裝入私囊！」戴笠心領神會：此乃倒吳良機。他要蔣冬榮提供出失物清單，然後披露於媒體，一時在上海鬧得沸沸揚揚，成為新聞熱點。蔣介石聞知，勃然大怒，即召吳紹澍到重慶。據說蔣介石話尚未出口，上去先給他一記耳光！吳紹澍有口難辯，只得啞巴喫黃連，最後被解除了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主任一職。吳紹澍明知道是蔣冬榮與戴笠聯手故意栽贓害他，也只好自認倒楣。
然而事情並沒有就此算完，幾十年後還有點餘波。近些年大陸改革開放以後，當年出走海外的豪門子弟也陸續回滬探親，老同學老朋友聚會的機會自然就多了。有一天，早年在上海做生意的廣東闊少譚敬先生的女兒譚端言來滬探親，時已是杜月笙的小兒子杜惟善的妻子。那天譚端言在錦江飯店請朋友們聚會，也把邵式軍的兒子邵立招去了，因為他們是中學同學。譚端言一一向客人們介紹來客的身份和與自己的關係。當介紹到老同學邵立是邵式軍的兒子時，在座的一位女士突然尖叫起來：「啊——你就是邵式軍的兒子呀！你母親實在是太厲害了！把我們全家害得好苦好苦哇。」原來這位女士就是吳紹澍的女兒！
最後的「小開」
50年代初，淮海路陝西南路路口開了一家永豐寄售行。牌子雖掛寄售行，而店裏幾乎全是音樂唱片，而且是清一色的外國唱片，古典、現代皆備。那時「左」的風氣尚未興起，優秀的音樂唱片如同現在的流行歌曲一樣，一夜間能「刮」遍上海，青年們穿着西裝革履聚在一起，聽唱片、喝咖啡、跳跳舞，是件很時髦和上「品位」的事情。有了這家商店，「發燒友」們就更加「燒」得瘋狂，常把小店擠得水泄不通，因為這畢竟是上海惟一的一家專售外國唱片的商店。
店的老闆本身就是個超級「發燒友」，名邵祖丞，20來歲已有很名氣。那倒不完全是因為開了店，而是因為他那「高貴的血統」——他的父親是着名詩人、作家、翻譯家邵洵美；祖父是南京路上楊慶和銀樓的老闆邵恒；曾祖父是晚清上海道台（上海市長），還當過台灣省巡撫的邵友濂；母親是盛宮保大人的長房孫女盛佩玉；祖母是盛家的小姐盛樨蕙；曾外祖父是晚清重臣、郵傳部尚書（交通部長）盛宣懷……所以那時老上海們一提起靜安寺路（現南京西路）上的邵府和盛家老公館，幾乎無人不曉，而他邵祖丞，就是邵府的長房長孫，道台家的心肝寶貝，加上從他父親那兒傳來的英美文學的薰陶，把他「塑造」成一個外國音樂的「發燒友」，一個外國音樂唱片商店的小老闆，確是十分合適的。
況且那時生意好得出奇，一般服裝店衹能賺百分之三四的利潤，而一張新出的外國唱片，起碼要賺百分之五十的利潤。香港商人知道他的能力，不斷把新灌製的片子送來。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外國人辦在中國最大的唱片公司）的買辦也是邵家的親戚（晚清駐英國留學生總監蒯光典的孫子），在百代公司打烊之前，也把片子攤出來盡邵祖丞挑選。依邵祖丞的眼光，還嫌百代的片子不夠新潮，只選了一小部分。
誰知過了幾年，他的生意就「黃」了。「三反五反」之後，有錢人家如驚弓之鳥，紛紛逃往海外，西裝革履的「小開」們也失去了往日的雅興，整個市面價格大跌，原先能賣100元的手錶，此時20元也賣不出，唱片生意自然也日趨冷淡。公私合營時，跟他合夥的表舅盛毓賢去教書了，他也怏怏地退出了唱片圈子，到時代中學去教書，成了上海灘最後一代「小開」。
邵祖丞之所以到時代中學去教書，因為時代中學的前身是聖芳濟教會中學，而他的祖父邵恒是該校的校董，邵家許多子女都在該校念書，學校與邵府已有三代人的情誼了。按說，在這樣一個「自家人」的環境裏，工作起來應該是心情舒暢的。然而很遺憾，莫名其妙的「歷史問題」，把這個淮海路上的「小開」，改造成了一個「亭子間老伯伯」。
「肅反」的時候，他被劃為「歷史反革命」，原因是他參加了一個連他自己都弄不清楚的組織。那是一個朋友曾提起的，他礙於情面就表示願意參加的組織，但實際上一次活動都未參加，據說那是個特務組織，他就這樣稀裏糊塗地成了「歷史反革命」。這麼一來，講檯他就站不住了，被派往學校總務處分管學生的課外勞動，同時在學校辦的校辦工廠裏幹活兒。這樣的日子對於「小開」來說，已經很夠「味兒」了，但更殘酷的事情還在後頭。
1959年，他的父親邵洵美被捕入獄，一關就是3年。同監房的難友是復旦大學着名教授賈植芳先生。賈植芳先生在近幾年寫的回憶錄中，曾專門提起那一段生活，認為那時最主要的困難是飢餓。因為那三年恰好是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普通市民都喫不飽，監獄裏也衹能喝稀飯。飢餓中的邵洵美曾想起當年過生日時，家裏為他從一品香西菜館，訂製了一隻用蛋糕做成的大老虎，那時好喫的東西太多了，對於老虎蛋糕只覺得好玩，一點兒也不想喫，如今是多麼想喫蛋糕呀，可是已經沒得喫了。
由於受父親的案子株連，邵祖丞也跟着從校辦工廠裏勞動「昇級」為下放農村勞動，改造思想。他和十幾位有「問題」的人員來到松江縣新橋村，住進農民家裏，每天一大早須起床，到大糞池邊去挑糞澆菜園……他和父親離開家後，他的母親和妻子、兒子也先後離開了家。母親去南京，住在妹妹家，把淮海路的房子退掉了，因為那是片高級住宅區，過去都是外國人住的，整個小區僅有他們一家是中國人。解放後每月房租要付200多元，而父親一出事，母親無法負擔此房租，於是只好將房子退掉了。
俗話說「牆倒眾人推」。邵家一出事，來管閑事的人們就非常地起勁，他們忙着要邵家的其他人與邵家劃清界線，其中對於邵祖丞的妻子就勸其離婚。邵妻是一富貴人家的小姐，俄語教師，此時已有了一個兒子。作為邵祖丞來說，真的是屋漏又逢連夜雨。父親被捕，家裏的臺柱已倒了，母親北上，身邊自然又少了一些親情；自己去勞動改造，還不知何年何月能回來，他惟一可以停靠的「港灣」，就是妻子和兒子，他怎麼可以再失去她們？所以他堅決不同意離婚，妻子也整天哭成了個淚人。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革命」的人們不允許他們如此纏纏綿綿，拖泥帶水的，於是一再地跑上門來，勸說其妻離婚。那時的資產階級公子小姐們大多都已膽小如鼠，聞風喪膽，妻子最終還是帶着孩子跟他「拜拜」了。他望着遠去的母子倆，心如刀割，淚下如雨，覺得邵家這幾年是怎麼了？為什麼總是風雨不斷？後來，成了孤家寡人的他也想通了，自己不能太自私，也應當替妻子和兒子做長遠的考慮，妻子不能總守着一個當「歷史反革命」的丈夫，兒子也不能永遠擁有一個「反革命」的爸爸和爺爺，所以，他們母子倆能走出去，或許是一條解脫之路。想到這裏，邵祖丞反而為妻子的離去感到欣慰，他從此一個人受苦就受苦吧，再也不會牽連妻兒了。
直到現在，已經成了「亭子間老伯伯」的75歲的邵祖丞，對妻子仍未有一丁點兒的怨言，他知道那是形勢所迫，不由自主的事。誰讓邵家當年風頭那麼健呢？盛極轉衰，物極必反，不是教科書上常有的話嗎？妻子後來又嫁了人，與他不再來往，兒子也不上門，甚至也不知道在什麼地方。筆者曾關切在問他：兒子應該去找一找，兒子畢竟是自己的呀！邵祖丞仍舊是一臉的沈靜，像是早已深思熟慮過了。他說若找兒子，先得去找他母親，他母親早又嫁了人，我去找她，不是叫她難堪嗎？我仍舊是過去的態度，衹要他們過得比我好。
這句話好像是哪首流行歌曲裏唱過的，「衹要你過得比我好……」邵祖丞稍一不小心，又撞上了流行歌曲，可是他現在早已無心再去品味流行歌曲了，他每天自己買菜、煮飯、洗衣，每周還要安排三天，為前來求學的中學生補習英語，幫他們闖過英語關，好順利考上大學，他本人也好藉以補貼家用，因為退休工資畢竟太有限了。沒有學生來的時候，他多半是一個人呆在他的亭子間裏，看電視，抽煙……
1962年，其父邵洵美的問題總算審查清楚了，宣佈沒有什麼政治問題，從獄中釋放回來。其父的問題解決了，他本人的問題也就解決了，在松江農村勞動了三年零兩個月後，終於得以返回時代中學教書了。誰知平靜的日子只過了4年，到1966年，「文革」又開始了。
「文革」中像邵氏父子這種「老運動員」是絕對跑不掉的，其父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被掃地出門，有一段時間就衹能住在邵祖丞這裏。而兒子也是個「牛鬼蛇神」，在學校裏被鬥得要死，首先因為他是「資產階級」、「封建官僚的孝子賢孫」，其次因他教英語時全部用英語講課，這就是典型的「崇洋媚外」、「帝國主義的走狗」。父子兩人被趕在一間屋子裏，而邵祖丞常年單身生活，屋裏衹有一張床，那麼就把床讓老父親睡下，自己睡在地上。那時單位裏工資也停發了，只發幾十元生活費，還要應付那些無休止的批鬥、檢查和抄家。不久，其父即病重得起不了床了，最終含冤去世。這個當年上海道道台的大孫子，曾繼承了上千萬兩家產的詩人和翻譯家、出版家，入殮的時候卻沒有一件像樣的衣服，其妻盛佩玉只買得起一雙新鞋，送他「上路」。
那天筆者在邵祖丞那10平米的亭子間裏，與之把茗相對。在聊到這些痛苦的過去時，邵先生表現出了令人難以置信的超然，他說：「一切都沒什麼了不起，一個人衹要心不死，他就沒有失敗。況且，60年風水輪流轉嘛，邵家和盛家的『風水』，大概已經轉到別人家去了。人家說『富不過三代』，邵、盛兩家到了我們這一代的上半輩子，已富了四代了，嚴格來說已富了五代人了，到了我們這一代，大概是該着把便宜還給人家了……」
以這樣的態度來對待所遭受的冤屈，以如此淡泊的眼光來審視一個家庭的變遷，這在筆者采訪的大家族的後代中還是第一個，所以那天他在電話裏為筆者指路時，不厭其詳地指示道：「您到了膠州路從我們弄堂裏走進來，會遇到一個大鐵門，那大鐵門你不要進去，而要走旁邊的小弄堂，向左拐，然後再向右拐，然後再向左拐，一定要找到後門，從後門上來，反正您若找不到號碼就問問人家。」當我步上他那搖搖晃晃、陰暗逼仄、吱吱作響的小樓梯時，才明白了他的用意，因為那實在是個躲在鬧市一隅、幾乎被遺忘的角落。回想起以前看到的，別人從外國報刊上翻拍下來的靜安寺道台花園的照片，再舉頭叩開那扇亭子間的小門，門中的邵先生，簡直就是位歷史老人了。
談到「風水」在「轉」的過程時，邵先生講了很多場景，他故意把悲涼的故事講得「味淡」一些，可笑一些，盡可能不讓人們陷入悲哀。「連劉少奇這國家主席都被鬥死了，像我們這樣的人挨鬥不更是『順理成章』的事了嗎？我的命還算是好的，總算命沒有送掉，我的一位表嫂，就被北京南下的紅衛兵活活打死的。」
「一切都沒什麼了不起，衹要你的心不死……」他仍是那句淡淡的話。
不少人勸他，早應該重新組建一個家，他說，我是個有「歷史尾巴」的人，萬一哪一天又被拎出來，豈不是又要連累別人？算了，還是一個人好。別人又勸他，既然是平反了，應當落實政策，把房子換大一些，年紀大了，朝北房間太陰冷。他說，我這兒是人均10平方米了，「達標」了，反正一個人住，夠了。
在采訪快要結束的時候，他的學生進來了，是位上海師大的學生，正在準備英語打算出國留學。他告訴筆者，邵老師是他遇到的最好的一個老師，心血都花在了學生身上。看來，他那顆不死的心，正像一棵逢春的老樹，在他的獨自耕耘的園地上，又開始抽枝發芽了。正像一首流行歌曲裏唱的：「好大的一棵樹……」
煉獄生涯
當年邵式軍公開投共、奔赴蘇北解放區後，其妻蔣冬榮先是被國民黨當局關押，後來保外就醫住在醫院裏，財產被抄沒，他們的兩個孩子邵立、邵蓓蒂姐弟倆就只好寄居在白賽仲路（今復興西路）碧梧新村的外祖母（蔣冬華的生母陳氏）家裏，那時邵立不過才六七歲。
其父邵式軍是人所共知的大漢奸，而他後來投奔中共卻很少有人知道，所以老爸走後，兩個孩子仍然「享受」大漢奸兒女的「待遇」，在里弄、學校裏處處被人唾罵，扔石頭，回到家又不敢對大人訴說，衹能晚上躲在被子裏偷偷地哭泣。解放初的某一天，其父終於穿着一身解放軍軍裝高高興興地回來了，家裏頓時又熱鬧了起來。誰知好景不長，「三反五反」當中，邵立在濟南，眼睜睜看着父親被人五花大綁押走了，後來聽說是因為懷疑他貪污。回到上海，他把事情跟母親一說，母親是個急性子，一時思想想不通，不久就急火攻心，憂憤交加，不幸病故了。後來邵式軍雖結束審查，證明無罪，官復原職，返滬奔喪，可是過了沒幾年，又來了一場審查、抄家、關押，直至1958年冬，被宣佈正式被捕，判刑7年，押送山東廣饒縣勞改農場服刑。本來好歹還當了幾天高幹子弟的邵立，一下子又跌入了「反革命家屬」的深淵。這個深淵對他來說，是將近30年的痛苦歲月，幾乎佔去了他目前生命的一半。
1959年邵立高中畢業了，他沒有聽從父親不要從文的勸告，立志非藝術院校不讀，因為他的姨媽蔣冬華一生未嫁人，也沒有正式工作，就把邵立當成了自己的兒子專心培養，把她所有的藝術細胞都設法傳遞給這個外甥，所以邵立不僅鋼琴彈得好，繪畫、文學、英語都學得很出色，立志要報考電影藝術學院。為此，他在圖書館苦苦泡了一年。1960年，考取了上海電影專科學校電影文學專業。誰知，邵立和姨媽剛剛高興了沒幾天，校方卻又發來一張「自動退學證明」書，勸其退學，邵立不同意，跑去問校長。校長當然不會說因為你出身不好，將來不適合做宣傳工作，但是人們總是編得出相應的理由的。那個時代對付一個小青年還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何況又是邵式軍的後代！於是，他只能是流着淚，告別了那所已經跨進了、又被推出來的藝術殿堂。
為了生活，邵立只得憑姨媽教給的鋼琴技藝，在一所中學當音樂代課教師，同時向施濟民先生進一步學習英語，誰知競因此招來一場大禍。
1962年正值三年困難時期，台灣那邊蠢蠢欲動，國際形勢也變幻莫測，這一年，據說從大陸逃往香港的人特別多，有關部門對上海社會上的多種英語補習班就特別注意。施濟民先生是「右派分子」，家庭背景也較複雜，他輔導的5個學生竟然個個都有海外關係，尤以邵立家庭問題最為嚴重，因其父正在廣饒縣服刑。人們按那時的邏輯來推理，既然你父親在服刑，你還要申請去香港，這裏面難道沒有裏通外國的因素？再加上學習英語的人平時都愛用英語交流，有時也散佈一些街上聽來的小道消息，於是就更加被人懷疑，認為他們是搞反革命串連。終於，1962年11月4日晚上，公安局來人了，宣佈邵立被拘留審查，最後以反革命罪判勞教兩年，送大豐農場勞動改造。想不到此一去竟是23年！
來到農場，邵立聽別人講，像他這樣家庭背景的人犯了政治案件，稍有不慎就會罪加一等，因此他必須處處小心謹慎，夾緊尾巴做人，只希望兩年中不要再出什麼意外，熬過這兩年即可回上海了。可是「意外」畢竟還是出現了，而且是父子兩人的意外。父親在山東勞改中，重病在身，沒能熬過最後一年刑期，於1964年去世了；而他自己，在農場的社教運動中，意外地被宣佈為「反革命分子」，這麼一來，他自覺無出頭之日了，那時才25歲，聽到這個消息，他頓時目瞪口呆，腦海里只閃過一個念頭，就是死！可是那時的邵立，求生不易，死亦難成，他被人日夜監視着，連半夜如廁也有人跟隨。這種被人監視的感覺後來幾乎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若干年後他獲得平反，但早已心如死灰。有一天他走到室外，突然發現身後不再有人監視了，他才意識到自己真的獲得自由了，那一剎那，他陡然覺得天空寬敞了許多！
1966年，對邵立來說，是個大喜大悲的日子，喜的是一位「根正苗紅」的姑娘蔣文姬愛上了他，儘管姑娘的家長極力反對，領導們也苦口婆心地勸她不要跟邵立好，因他是反革命，可是姑娘相信自己的眼光超過了任何說教，她表示非邵立不嫁，寧可與娘家人決裂。這使邵立感動得泣不成聲。那年春天，新郎新娘搬進了由一間豬棚改造成的「新房」。
然而邵立的命中似乎就不能有太高興的事，常常是一件高興事的後面，馬上要跟來一件不高興的事。沒多久，上海傳來了噩耗，姨媽蔣冬華病逝了，邵立悲痛萬分。然而不久，「文革」大潮興起，他又為姨媽幸免遇上那場災難而慶幸。十年浩劫，邵立夫婦所遇到的種種事情，就更離奇了。
1967年秋，蔣文姬生下一個男孩，取名邵宛譽。兒子長得眉清目秀，夫妻倆喜不自勝。誰知也許是蔣文姬因勞累過度，產後無奶，孩子又患上奶癆，小生命危在旦夕。農場的醫療條件自然解決不了問題，回上海醫治吧，因當時各地武鬥正熾，江蘇多處地方交通阻塞，軍代表已命令禁止所有人員赴滬探親。然而要給孩子看病怎麼辦呢？蔣文姬只好抱着孩子跪在農場幹部的面前，求其打開路條，急赴上海給孩子治病。領導很為難，因這母子是「四類分子」家屬呀！誰批准了，誰就要擔「右傾」的風險。為此一張路條，又成了一樁不得了的大事情。後來，還是一個名叫粘洪興的老幹部，在軍代表面前拍胸脯作擔保，給蔣文姬開了路條，農場的朋友們又湊了10元錢作路費，蔣文姬得以匆匆趕到上海，孩子總算得救了。邵立得到兒子脫險的消息後，深深地吐了一口氣。他說這是他到農場後，最為刻骨銘心的一件事。
直到1979年，劉少奇的千古奇冤得到平反，邵立在中共中央文件傳達時，突然聽到了文件中有邵式軍的名字，頓覺一陣心跳，當即意識到，壓在身上的沈重的十字架大概快要被掀掉了。他欣喜地對妻兒說：「春天來了！」果然1980年春，他被聘為農場中學的英語教師，1982年春，山東省濟南市人民法院正式為其父邵式軍平反，恢復名譽，恢復行政級別，儘管人早已去世，邵立與其堂兄邵林還是趕往濟南，辦理善後，領到了一張「革命工作人員死亡證明書」。不久，邵立本人的冤案也得到了糾正，1986年，他們夫妻帶着兒子，終於結束了23年的流放生活，那時兒子已18歲了，才正式回到了大上海。以後的日子，就像一隻小船終於沖過了激流險灘，開始駛入寬闊平靜的海面一樣，尤其是他們的兒子邵宛譽，不久後東渡留學，奮發自立，現在是日本三昌株式會社的高級職員，已能派大用場了。
春天的故事
邵家弟兄除去老大、老四、老五先後作古外，老六邵雲驤抗戰勝利後去香港做生意，失敗後又去日本，生計更趨艱難，50年代末貧病交迫客死香港。老二雲鵬、老三雲駿，抗戰勝利後歸附熊劍東部隊。1946年熊劍東在蘇北被人民解放軍擊斃，邵雲鵬、邵雲駿遂被解放軍俘獲。有一天，邵式軍在行軍途中騎在馬上，他二哥、三哥此時正走在俘虜隊伍中。老二無意中舉目，見到五弟便高聲呼救。於是，邵式軍設法通過颺帆關照他們哥兒倆，允其新生。邵雲駿曾留法學醫，在敵營是少將軍醫，故分配在解放軍部隊繼續當軍醫；復員後在上海長寧區地段醫院工作，成績斐然。「文革」時戴上「歷史反革命」帽子，動亂過後獲得平反，恢復離休幹部待遇，1987年春在滬病逝，享年70餘歲，是邵氏弟兄中享壽最高、結局最好的一位。邵雲鵬在解放後回上海擔任某廠廠長，「三反」時因挪用公款被捕，其妻王氏也於1952年憂急去世。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被關進提籃橋監獄，出獄後不久去世。現在邵家雲字這一輩，惟有邵雲芝以90高齡客居美國，邵雲驤妻邵藹令女士想來也年過80，據說也在美國。上海惟雲麟（老四）的夫人許雲女士尚健在，現已年過80，與其子邵林、孫兒宛澍共享天倫之樂。
「四人幫」被粉碎之後，邵府子弟也迎來了真正的春天。邵府四房邵雲麒的獨子邵林，自幼顯露才氣，他襁褓喪父，寡母悉心撫養他從化工學院畢業，雖曾被錯劃為「右派」，但他毫不氣餒，發憤學習，幾十年來，非但專業有成，且興趣廣泛，尤其對「郵學」情有獨鍾，他受伯父邵洵美的薰陶，早在中學時代已對「郵學」深有心得，後又受鍾笑爐先生點撥，因此對中國郵票的版式研究屢有獨到見解。邵洵美曾將一枚孤品，即孫中山設計的飛機圖樣的郵票，贈其珍藏。邵林視若珍寶，「文革」時怕被人搜去，將其藏於閱覽證內不離身，至今保存完好。
邵林曾參與創建上海市集郵協會，歷任常務理事、《上海集郵》副主編、中華全國集郵聯合會第一、二屆學術委員、集郵名詞審定委員。他與劉廣實聯袂主編《集郵詞典》，又是《中國集郵百科全書》分科主編，《中國集郵百科全書》分科主編、特約編審，《中國集郵史》分章主編。其中有些書籍榮獲世界郵展金獎。
1998年11月19日是邵林的60華誕，上海集郵界於11月18日召開邵林郵文編輯研討會，並製做了邵林集郵50年紀念封。全國文聯主席周巍峙題詞：「郵文皆精，學藏並重。」高度評價了邵林50年來的郵學生涯。
邵洵美的長子邵祖丞，長相酷似乃父，他家學淵源，英語、中文根基頗深，曾翻譯出版《彼得一世》一書，後又與人合譯《展望未來》（前美國總統喬治.布什自傳），現是上海時代中學退休英語教師。
邵洵美的三女兒邵綃紅，畢業於上海第二醫學院，是南京有名的口腔科醫生。在「文革」中，丈夫夏照壁教授深受刺激，精神失常，邵綃紅陪伴其側，恪盡其人母人妻之職。前些年邵綃紅曾赴美探望美國女作家項美麗。她目前正在美國與兒子、兒媳同敘天倫，並努力譔寫《我的爸爸邵洵美》一書。
邵小蘭是三房邵雲駿之女，曾任南通市第一人民醫院中醫科主任，擅長腎病、腫瘤、消化系統疑難雜症的診治，現任上海立信會計高等專科學校保健室主任。她曾被謝希德教授生前聘為保健醫生。有趣的是，邵小蘭曾為病臥華東醫院的颺帆治病，且療效顯着，深得颺帆讚許，近幾年來信說，當年邵雲駿歸入人民軍隊擔任軍醫後，也曾為他治愈頑症，這令這位歷盡磨難的「老革命」感慨萬千！
目前邵府第五代傳人正充滿希望。邵宛譽乃五房邵立之子，1988年東渡扶桑，歷盡艱辛，打工8年，後畢業於東京東洋大學經營系商科專業，現在東京「三昌株式會社」任職，出任該公司駐上海首席代表。邵宛澍乃邵林之子，畢業於上海大學，他聰穎好學，成績斐然，現在XXXX擔任XXXX。夏農乃邵綃紅之子，日本慶應大學經濟系畢業，後赴美獲工商碩士學位，現任芝加哥凱悅大酒店經理。
斜橋邵府作為海上望族，已成為上海歷史中的過眼煙雲。其間經過大紅大紫，大喜大悲，跌宕起落，現在終於歸於平淡，留下了一個時代的特殊的印跡。好在善有善報，歷史在前進，邵府的後代也步入了春天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