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璽閣之幸福生活

李剛興 撰 　　邵雍（1011——1077）是北宋五子之一，他同周敦頤、張載、二程都是兩宋理學的創始人。他建立的象數學體系，企圖用一個完整的圖式來說明宇宙演化和社會、人生的全部運動程式。這個像數體系雖是由主觀推演而成，但也具有一些合理的成分。邵雍是第一個把象數學理論和方法同理學思想相結合的理學大家，在理學史上的地位很高，影響很大。 一、青年刻苦自勵 隱逸不涉仕途 　　 邵雍字堯夫，又自稱安樂先生，生於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卒於宋神宗熙寧十年（公元1077年）謚康節。其先世為河北范陽人，曾祖邵令以軍職隨從宋太祖部下，後來移居衡漳（今河北省南部），他青年時隨邵古再遷家於共城（今河南輝縣），最後才移居洛陽定居。邵雍在幼年時期，其家境並不富裕，他的曾祖父做過小官，祖父和父親都是隱居不仕的知識分子，在他跟隨父親從衡漳遷去共城時「居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器以養父之餘，刻苦自勵者有年。」（《宋元學案‧百源學案上》）儘管如此，青少年時期的邵雍卻能「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為學，即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宋史‧道學一》本傳）因此在當時就獲譽為「好學」青年的名聲。他不但能刻苦鑽研書本知識，而且親自出門遊學，瞭解社會實際，曾逾河、汾，涉淮、漢，周遊了齊、魯、宋、鄭之墟。經過一段時間，他幡然省悟道：「道在是矣」！便決定定居於洛陽，不再外出。 　　 　　由於邵雍享有「好學」的美譽，受到了共城縣李之才的賞識，並親自去邵家訪問。李之才問：「你瞭解物理性命之學嗎？」邵雍答：「希望在這方面得到教誨」，於是乃師事之才，從其學。李之才看中了邵雍的才氣，隨後又將《河圖》、《洛書》和伏羲八卦及六十四卦圖像傳授給他。邵雍的象數學，從淵源上講，同道教有很深的聯係。朱震說：「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种放傳穆修，穆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宋史‧儒林五‧朱震傳》）指出《先天圖》傳自著名道士陳摶。後來，邵雍著《皇極經世》，推衍宇宙變化，其思想資料在很大程度上即取材於道教典籍。關於《皇極經世書」的思想來源，徐必達在《邵子全書》的附錄中說：「先生少事北海李之才挺之，挺之聞道於漢陽穆修伯長，伯長以上雖有其傳，未之詳也。」聯係到朱震所述，穆修以上是种放，种放以上就是陳摶了。 　　 邵雍所學雖與李之才的傳授密不可分，更重要的是他自己能夠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並且能夠廣覽博取，吸收別家之所成，故其成就多屬自創。 　　 　　邵雍雖然博學多才，通五經義奧，知古今之變，尤精《易》理，但終身沒有做官。這並不是因為他沒有做官的機會，而是他自己不願做官，他學成之後，一直在洛陽過著隱士生活。初到洛陽時，生活十分清寒，其家「蓬蓽環堵，不芘風雨，躬樵囗以事父母，雖平居屢空，而恰然有所甚樂。」（《宋史‧道學傳》）。那正是王安石當政，朝中一批地位和名望很高的舊黨大臣，如富弼、司馬光、呂公著等人都退居洛陽，這些人知道邵雍是一位賢者，對其十分雅敬，並與之結交。嘉祐（公元1056—1063年）年間，朝廷下詔尋求隱士，當時的洛陽留守王拱辰積極推薦了邵雍，因授為將作監主簿，接著又舉進士，補穎州團練推官。對這些官職，他都不願接受，後因固辭，不允，才勉強受命。可是他竟「稱疾」，不去上任。邵雍有詩，寫道：「平生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斷送落花安用而，裝添舊物豈須春……」（引自《宋元學案‧百源學案》），說明他不願意涉足政事，以免自尋煩惱，只求平平安安生活下去。 　　實際上，邵雍也不是一個真正的隱士，由於他在學術上很有成就，其先天象數學自能獨具一格，加之他在上流社會中表現出高雅風度，深為當時的儒者和文士們所推重，在社會上享有較高的聲譽。後來，司馬光等20多人為他籌措了一些錢，買了官地園宅讓他居住。其住宅契寄司馬光名下，園囿契寄富弼名下，田莊契寄王郎中戶名，在上述諸人的庇護之下，邵雍就免去了應交官府的賦稅。當時，他與司馬光、富粥、呂公著、祖無擇等一些舊黨大官僚結為至友，相互往來甚密，常以詩酒唱和。因此，邵雍名為隱士，實際上卻是一位地位很高的社會名流。 　　 　　邵雍一生著述很多，其代表作計有《皇極經世書》和詩集《伊川擊壤集》近百萬言。明代徐必達編有《漁樵問對》、《無名公傳》（即《邵雍傳》）和《洛陽懷古賦》等。 二、眼底海闊天空 胸中春晴日午 　　 這兩句話，是清乾隆時期，學者王植在《皇極經世全書解》中對邵雍的評語。結合前人所記述的其他有關史料來看，這一評價對邵雍是比較合適的。程頤在《邵雍節先生墓誌銘》中說：「（邵雍）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不事表暴，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汗，清明洞徹中外……群居燕飲，笑語終日，不取甚於人。」（《明道文集》卷4）這是說，邵雍是一位道德高尚的賢者，為人正派，同人交往有其原則，同而不汗。他的頭腦清醒，能洞察明暗，同時又是一個十分樂觀的人。《墓誌銘》還說他為人豁達、開朗，「接人無貴賤」，不擺架子，平易近人。《宋史‧道學傳》稱讚邵雍與人交談時不講他人的壞處，喜歡稱道別人的長處，有人向其請教，則有問必答，從不盛氣凌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因此博得人們的好感，正派人士喜歡他的美德，不正派的人也能服其教化。人們認為，他的為人對洛陽一帶的士風有著良好影響。 　　 　　史書和墓誌銘對邵雍不免有溢美之詞，但至少可以看出他確實具有很多優良品德和作風。 　　 邵雍初到洛陽時，家境十分清寒，雖然過著貧困的生活，仍然自有樂趣。衹是因為他後來結交了一批達官貴人，受其資助，生活才變得優裕起來。但司馬光等20餘人為他購置的園宅，規模並不很大，他「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日安樂窩。」（《宋史‧道學傳》）當然，既稱「安樂窩」，可能收入不止僅給衣食，至少是比較優裕。不過，這衹是他死前六七年的事。邵雍的晚年，就是在這樣的生活中度過的。在這樣的條件下，他覺得十分滿足，如他在《擊壤集》的《後園即事》中說：「太平身老復何優，景愛家園自在游，幾樹綠楊陰作合，數聲幽鳥語方休。竹侵舊徑高低迸，水滿春渠左右流，借問主人何似樂，答雲殊不異封侯。」因此將自己的園宅稱為「安樂窩」，又自號「安樂先生」。這說明他不但不以做官為榮，而且不謀取功利的態度。 　　 　　這位安樂先生，在生活上十分安閒自在，「旦則焚香燕坐，脯時酌酒三四甌，微薰即止，常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自詠。」（同上）別有一番情趣。於春秋時節，出遊城中，風雨時不出門，出遊時乘一小車，由一人牽拉，喜歡到哪就到哪，行無定所，無拘無泥。由於他在洛陽結交了很多文人儒土、官僚學者，並在這些人之中享有聲譽，受到「雅敬」，當他乘坐的小車出現，「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無論童孺家僕，都歡喜地說：「吾家先生至也。」又據《宋人軼事》說：邵雍每當「天色溫涼之時，乘安車，駕黃牛，出遊於諸王公家，其來，各置安樂窩一所，先生將至其家，無老少婦女良賤，咸迓於門，爭前問勞，凡其家父姑妯娌婢妾有爭競，經時不決者，自陳於前。先生逐一為分別之，人人皆得其歡心。饜飫數日。復游一家，月餘乃歸。」由此可知邵雍的人緣之美。據說當時有十餘家為他準備了像「安樂窩」一樣的住所，隨時接待他的到來，名曰「行窩」。邵雍去世後，有人寫輓詞云：「春風秋月嬉遊處，冷落行窩十二家」，自此以後，這十二家人就失去了一位十分逗人喜愛的客人，他們對邵雍的逝世感到非常惋惜。 　　從表面上看，邵雍是一位十分樂觀、隨和，與世無爭，不求榮利，安時順處的人。但若從更深層的情況來看他對世事人生的態度，卻又另有情由。作為一個思想深邃的思想家，他對歷史、對社會、人生乃至宇宙萬物都有更深刻的觀察與思考。他對當時所處的社會政治環境之複雜性更有比較透徹的瞭解。因此，對自己應該怎樣立身處世，自有一套人生態度。邵雍之所以不求名利，與世無爭，能夠安時順處，自尋樂趣，是因他從歷史和現實中，看到了許多陰暗面，因而奉行了一套以保全自己為要的處世哲學。關於這一層，可從《擊攘集》的詩篇中看得明白。如《安樂窩中吟》組詩中的第一首云：「安樂窩中職分修，分修之外更何求？」第四首有云：「安樂窩中萬戶侯，良辰美景忍虛留。」他的職分就是在安樂窩中寫作《皇極經世》和看花、飲酒、賦詩。於外一切，皆無興趣。 　　自號「安樂先生」的邵雍，與魏晉時期的「竹林七賢」大不相同，他不恣意行樂和狂放不羈，而是適可而止，很有節制。在飲食方面，衹是每日哺時（申時）飲酒三四甌，微薰即止。他說：「酌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系經綸，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又有詩云：「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安樂窩中吟》第十一首）。「飲酒莫教成酩酊，賞花慎勿至離技」（同上）。朱熹對此有看法說：「康節凡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看花切勿看離技』是也」。有學生問朱熹：「如此則與張子房之學相近。」朱熹說：「因是，康節固有三詩稱讚子房。」這說明邵雍衹是求樂，而不是享樂主義者，衹是對人生採取達觀態度，故而能夠自待其樂。他還有詩寫道：「美譽既多須有患，清歡雖剩日無憂」，這也說明他為什麼不重名位，能夠清虛自守。邵雍的處世態度的確受張良之影響，難怪朱熹說他「有個自私自利之意」（《朱子語類》卷100）。邵雍曾在《張子房吟》中稱讚張良是一個「善始又善終」的人，這就是一證。由於他既不參加政治活動，但又善於同一些上層人物融洽相處，當時的著名大臣有詩說：「先生不是閉關人，高趣逍遙混世塵。」（《邵子全書》卷20）。這無疑是道家「和其光，同其塵」的處世態度。 　　在當時的政治鬥爭中，他雖然同舊黨大官僚有很好的交情，並且也不讚成王安石的新法，但不應該把邵雍同舊黨官僚相提並論。邵雍為人寬厚，遇事不走極端。如他重病時，敵視新法的程頤去看望他，問道：「從此永訣，列有見告乎？」邵雍「舉兩手」示意說：「前面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外，況能使人行乎？」（《宋元學案‧涑水學案》）又如，當舊黨領袖司馬光在邵壅面前稱舊黨骨幹人物傅堯具有「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邵雍不以為然，他說：「清而不耀，直而不激，能而能溫，是為難耳。」（同上）在他看來；僅有清、直、勇三德並不難，能具有「不耀、不激、能溫」三德才是不容易的。這個事實說明，邵雍並不贊成舊黨的過激行為，這就是他對新舊兩黨在政治鬥爭中的態度。過去一些論者把邵雍等同於一般反對變法的舊黨人物，這是不公允的。 三、先天象數之學…

李剛興 撰 　　邵雍（1011——1077）是北宋五子之一，他同周敦頤、張載、二程都是兩宋理學的創始人。他建立的象數學體系，企圖用一個完整的圖式來說明宇宙演化和社會、人生的全部運動程式。這個像數體系雖是由主觀推演而成，但也具有一些合理的成分。邵雍是第一個把象數學理論和方法同理學思想相結合的理學大家，在理學史上的地位很高，影響很大。 一、青年刻苦自勵 隱逸不涉仕途 　　 邵雍字堯夫，又自稱安樂先生，生於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卒於宋神宗熙寧十年（公元1077年）謚康節。其先世為河北范陽人，曾祖邵令以軍職隨從宋太祖部下，後來移居衡漳（今河北省南部），他青年時隨邵古再遷家於共城（今河南輝縣），最後才移居洛陽定居。邵雍在幼年時期，其家境並不富裕，他的曾祖父做過小官，祖父和父親都是隱居不仕的知識分子，在他跟隨父親從衡漳遷去共城時「居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器以養父之餘，刻苦自勵者有年。」（《宋元學案‧百源學案上》）儘管如此，青少年時期的邵雍卻能「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為學，即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宋史‧道學一》本傳）因此在當時就獲譽為「好學」青年的名聲。他不但能刻苦鑽研書本知識，而且親自出門遊學，瞭解社會實際，曾逾河、汾，涉淮、漢，周遊了齊、魯、宋、鄭之墟。經過一段時間，他幡然省悟道：「道在是矣」！便決定定居於洛陽，不再外出。 　　 　　由於邵雍享有「好學」的美譽，受到了共城縣李之才的賞識，並親自去邵家訪問。李之才問：「你瞭解物理性命之學嗎？」邵雍答：「希望在這方面得到教誨」，於是乃師事之才，從其學。李之才看中了邵雍的才氣，隨後又將《河圖》、《洛書》和伏羲八卦及六十四卦圖像傳授給他。邵雍的象數學，從淵源上講，同道教有很深的聯係。朱震說：「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种放傳穆修，穆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宋史‧儒林五‧朱震傳》）指出《先天圖》傳自著名道士陳摶。後來，邵雍著《皇極經世》，推衍宇宙變化，其思想資料在很大程度上即取材於道教典籍。關於《皇極經世書」的思想來源，徐必達在《邵子全書》的附錄中說：「先生少事北海李之才挺之，挺之聞道於漢陽穆修伯長，伯長以上雖有其傳，未之詳也。」聯係到朱震所述，穆修以上是种放，种放以上就是陳摶了。 　　 邵雍所學雖與李之才的傳授密不可分，更重要的是他自己能夠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並且能夠廣覽博取，吸收別家之所成，故其成就多屬自創。 　　 　　邵雍雖然博學多才，通五經義奧，知古今之變，尤精《易》理，但終身沒有做官。這並不是因為他沒有做官的機會，而是他自己不願做官，他學成之後，一直在洛陽過著隱士生活。初到洛陽時，生活十分清寒，其家「蓬蓽環堵，不芘風雨，躬樵囗以事父母，雖平居屢空，而恰然有所甚樂。」（《宋史‧道學傳》）。那正是王安石當政，朝中一批地位和名望很高的舊黨大臣，如富弼、司馬光、呂公著等人都退居洛陽，這些人知道邵雍是一位賢者，對其十分雅敬，並與之結交。嘉祐（公元1056—1063年）年間，朝廷下詔尋求隱士，當時的洛陽留守王拱辰積極推薦了邵雍，因授為將作監主簿，接著又舉進士，補穎州團練推官。對這些官職，他都不願接受，後因固辭，不允，才勉強受命。可是他竟「稱疾」，不去上任。邵雍有詩，寫道：「平生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斷送落花安用而，裝添舊物豈須春……」（引自《宋元學案‧百源學案》），說明他不願意涉足政事，以免自尋煩惱，只求平平安安生活下去。 　　實際上，邵雍也不是一個真正的隱士，由於他在學術上很有成就，其先天象數學自能獨具一格，加之他在上流社會中表現出高雅風度，深為當時的儒者和文士們所推重，在社會上享有較高的聲譽。後來，司馬光等20多人為他籌措了一些錢，買了官地園宅讓他居住。其住宅契寄司馬光名下，園囿契寄富弼名下，田莊契寄王郎中戶名，在上述諸人的庇護之下，邵雍就免去了應交官府的賦稅。當時，他與司馬光、富粥、呂公著、祖無擇等一些舊黨大官僚結為至友，相互往來甚密，常以詩酒唱和。因此，邵雍名為隱士，實際上卻是一位地位很高的社會名流。 　　 　　邵雍一生著述很多，其代表作計有《皇極經世書》和詩集《伊川擊壤集》近百萬言。明代徐必達編有《漁樵問對》、《無名公傳》（即《邵雍傳》）和《洛陽懷古賦》等。 二、眼底海闊天空 胸中春晴日午 　　 這兩句話，是清乾隆時期，學者王植在《皇極經世全書解》中對邵雍的評語。結合前人所記述的其他有關史料來看，這一評價對邵雍是比較合適的。程頤在《邵雍節先生墓誌銘》中說：「（邵雍）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不事表暴，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汗，清明洞徹中外……群居燕飲，笑語終日，不取甚於人。」（《明道文集》卷4）這是說，邵雍是一位道德高尚的賢者，為人正派，同人交往有其原則，同而不汗。他的頭腦清醒，能洞察明暗，同時又是一個十分樂觀的人。《墓誌銘》還說他為人豁達、開朗，「接人無貴賤」，不擺架子，平易近人。《宋史‧道學傳》稱讚邵雍與人交談時不講他人的壞處，喜歡稱道別人的長處，有人向其請教，則有問必答，從不盛氣凌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因此博得人們的好感，正派人士喜歡他的美德，不正派的人也能服其教化。人們認為，他的為人對洛陽一帶的士風有著良好影響。 　　 　　史書和墓誌銘對邵雍不免有溢美之詞，但至少可以看出他確實具有很多優良品德和作風。 　　 邵雍初到洛陽時，家境十分清寒，雖然過著貧困的生活，仍然自有樂趣。衹是因為他後來結交了一批達官貴人，受其資助，生活才變得優裕起來。但司馬光等20餘人為他購置的園宅，規模並不很大，他「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日安樂窩。」（《宋史‧道學傳》）當然，既稱「安樂窩」，可能收入不止僅給衣食，至少是比較優裕。不過，這衹是他死前六七年的事。邵雍的晚年，就是在這樣的生活中度過的。在這樣的條件下，他覺得十分滿足，如他在《擊壤集》的《後園即事》中說：「太平身老復何優，景愛家園自在游，幾樹綠楊陰作合，數聲幽鳥語方休。竹侵舊徑高低迸，水滿春渠左右流，借問主人何似樂，答雲殊不異封侯。」因此將自己的園宅稱為「安樂窩」，又自號「安樂先生」。這說明他不但不以做官為榮，而且不謀取功利的態度。 　　 　　這位安樂先生，在生活上十分安閒自在，「旦則焚香燕坐，脯時酌酒三四甌，微薰即止，常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自詠。」（同上）別有一番情趣。於春秋時節，出遊城中，風雨時不出門，出遊時乘一小車，由一人牽拉，喜歡到哪就到哪，行無定所，無拘無泥。由於他在洛陽結交了很多文人儒土、官僚學者，並在這些人之中享有聲譽，受到「雅敬」，當他乘坐的小車出現，「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無論童孺家僕，都歡喜地說：「吾家先生至也。」又據《宋人軼事》說：邵雍每當「天色溫涼之時，乘安車，駕黃牛，出遊於諸王公家，其來，各置安樂窩一所，先生將至其家，無老少婦女良賤，咸迓於門，爭前問勞，凡其家父姑妯娌婢妾有爭競，經時不決者，自陳於前。先生逐一為分別之，人人皆得其歡心。饜飫數日。復游一家，月餘乃歸。」由此可知邵雍的人緣之美。據說當時有十餘家為他準備了像「安樂窩」一樣的住所，隨時接待他的到來，名曰「行窩」。邵雍去世後，有人寫輓詞云：「春風秋月嬉遊處，冷落行窩十二家」，自此以後，這十二家人就失去了一位十分逗人喜愛的客人，他們對邵雍的逝世感到非常惋惜。 　　從表面上看，邵雍是一位十分樂觀、隨和，與世無爭，不求榮利，安時順處的人。但若從更深層的情況來看他對世事人生的態度，卻又另有情由。作為一個思想深邃的思想家，他對歷史、對社會、人生乃至宇宙萬物都有更深刻的觀察與思考。他對當時所處的社會政治環境之複雜性更有比較透徹的瞭解。因此，對自己應該怎樣立身處世，自有一套人生態度。邵雍之所以不求名利，與世無爭，能夠安時順處，自尋樂趣，是因他從歷史和現實中，看到了許多陰暗面，因而奉行了一套以保全自己為要的處世哲學。關於這一層，可從《擊攘集》的詩篇中看得明白。如《安樂窩中吟》組詩中的第一首云：「安樂窩中職分修，分修之外更何求？」第四首有云：「安樂窩中萬戶侯，良辰美景忍虛留。」他的職分就是在安樂窩中寫作《皇極經世》和看花、飲酒、賦詩。於外一切，皆無興趣。 　　自號「安樂先生」的邵雍，與魏晉時期的「竹林七賢」大不相同，他不恣意行樂和狂放不羈，而是適可而止，很有節制。在飲食方面，衹是每日哺時（申時）飲酒三四甌，微薰即止。他說：「酌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系經綸，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又有詩云：「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安樂窩中吟》第十一首）。「飲酒莫教成酩酊，賞花慎勿至離技」（同上）。朱熹對此有看法說：「康節凡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看花切勿看離技』是也」。有學生問朱熹：「如此則與張子房之學相近。」朱熹說：「因是，康節固有三詩稱讚子房。」這說明邵雍衹是求樂，而不是享樂主義者，衹是對人生採取達觀態度，故而能夠自待其樂。他還有詩寫道：「美譽既多須有患，清歡雖剩日無憂」，這也說明他為什麼不重名位，能夠清虛自守。邵雍的處世態度的確受張良之影響，難怪朱熹說他「有個自私自利之意」（《朱子語類》卷100）。邵雍曾在《張子房吟》中稱讚張良是一個「善始又善終」的人，這就是一證。由於他既不參加政治活動，但又善於同一些上層人物融洽相處，當時的著名大臣有詩說：「先生不是閉關人，高趣逍遙混世塵。」（《邵子全書》卷20）。這無疑是道家「和其光，同其塵」的處世態度。 　　在當時的政治鬥爭中，他雖然同舊黨大官僚有很好的交情，並且也不讚成王安石的新法，但不應該把邵雍同舊黨官僚相提並論。邵雍為人寬厚，遇事不走極端。如他重病時，敵視新法的程頤去看望他，問道：「從此永訣，列有見告乎？」邵雍「舉兩手」示意說：「前面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外，況能使人行乎？」（《宋元學案‧涑水學案》）又如，當舊黨領袖司馬光在邵壅面前稱舊黨骨幹人物傅堯具有「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邵雍不以為然，他說：「清而不耀，直而不激，能而能溫，是為難耳。」（同上）在他看來；僅有清、直、勇三德並不難，能具有「不耀、不激、能溫」三德才是不容易的。這個事實說明，邵雍並不贊成舊黨的過激行為，這就是他對新舊兩黨在政治鬥爭中的態度。過去一些論者把邵雍等同於一般反對變法的舊黨人物，這是不公允的。 三、先天象數之學…

林 淇 刊載於台灣《傳記文學》 1999年10月號 第75卷第4期78－82頁 　　清末，上海斜橋路（今吳江路）口的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上有一座門牌為四OO號的花園大住宅，它是上海道（相當今上海市長）邵友濂的府第。此宅有東西兩幢兩層樓房，因每幢有前後進，也可以說是四幢。府第畫楝雕樑，富麗堂皇：前後花園，幽雅秀美。 　　舊上海，卡德路、同孚路、聖母院路、金神父路（今石門二路、石門一路、瑞金一路、瑞金二路）原本是條河，叫東蘆浦河。河上有座橋稱做斜橋（橋斜–對路來說，故得名）。因了這座橋的緣故，這裡一帶地區，後來就習稱為斜橋。今吳江路舊時叫斜橋路也是從這座橋得名的。今南京西路上海電視臺解放前是美國人的總會叫斜橋總會，是從這個斜橋地區得名的。邵友濂當年是上海最高地方長官，他的家當然成了上海第一家，於是名聲煊赫的「斜橋邵家」傳遍了上海灘，至今，在耄耋之年的上海老年人的腦海裡還留有餘響呢！ 　　邵家子孫一瓣心香遙念祖宗，追遠之極限能上溯到北宋真宗朝，公元一O一一年出生在范陽（在今河北省內）的邵雍，就是邵家子孫們引以自豪的，每一念及述及必為之動容的家譜中的第一代老祖宗。邵雍是一個哲學家。他專研和精通的就是當今很時興的、國外亦有人研究的中國五經之一的易經。他把易經與道教思想給合起來成了親，建立起他的學說叫「象數之學」，也名「先天學」，從而開創出一個學派，稱為「百源學派」。他還是一位筆跡學（字相學）家，他說：「言：心聲也；字，心畫也。」他寫下了很多字跡方面的著作，對筆跡學貢獻極大。他為人很清高，朝廷幾次三番封他官，他都謝辭不就。他長期隱居於今河南省輝縣蘇門山百源（百源學派名稱即由此而來）之上，讀書，耕稼自給。他把他住的地方稱做「安樂窩」。現今很流行的安樂窩一詞，大概是他第一個叫出來的，不過他所謂的安樂是安貧樂道的意思，不是眼下享樂的含義。他又自號安樂先生，這也可以想見他淡泊明志、格物致知的思想境界。他後來又居住洛陽，跟司馬光、呂公著等從游甚密。他逝世後，謐號叫康節，後世，「邵康節」三字叫出名來了，邵雍本名反倒沒有它來得響了。邵友濂這個邵雍的後代子孫，在浙江省餘姚縣辦了一所小學，它就以這位老祖宗的謚號為校名，這康節小學可能至今還在那裡呢。 　　邵雍逝世後，子孫相傳，到明末清初，有一部分後裔遷到浙江省，分居在寧波、餘姚、紹興等地，世代以種田為生，都成了莊稼漢。直到清朝嘉慶、道光年間，居住在餘姚的一族中才出了一個讀書人，名叫邵燦。邵燦三考正途出身，咸豐間官至漕運總督。邵氏顯赫家史從這裡開始。 　　邵燦有三個兒子。長子邵曰濂，官至太常寺正卿，除外放過一次某省學政（主考）外，始終當京官。次子早殤。第三個兒子就是邵友濂，原名維埏，字小村，一八四O年生，一八六五年（同治四年）中舉人。同治問曾任工部員外郎。光緒初年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一八七八年以二品銜道員充頭等參贊隨全權大臣吏部侍郎崇厚出使俄國交涉歸還伊犁。一八七九年十月，崇厚回國，他留俄署理使俄欽差大臣。一八八二年任上海道，一八八六年調離上海。名聲煊赫的號稱上海第一家「斜橋邵家」的靜安寺路四OO號邵友濂大府第即建造於他上海道任內。一八九一年除台灣巡撫。一八九四年調湖南巡撫。中日甲午戰爭清廷戰敗，一八九五年初派他和戶部侍郎張蔭桓為代表赴日求和，後因日本拒絕談判回國。 　　邵友濂是清政府中一位出了名的清官，一向為慈禧太后所寵信，每次晉京述職，朝拜慈禧時，老佛爺必恩賜白銀兩萬兩以獎其廉潔。 邵友濂歿於一九O一年，享年六十一歲。 　　邵曰濂、邵友濂兩兄弟都先後娶了五個妻妾，他們的子女也都是最後一位妻子或姬妾所生。邵曰濂生一子，名叫邵濟（字揖如），還有一個先天性的聾膨女兒。邵友濂則生了兩個兒子和幾個女兒。長子名邵頤，次子叫邵恆（字月如）。後來，邵曰濂這一支遷居浙江蕭山。 　　邵友濂長子邵頤元配李氏夫人，是前清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的女兒，所以邵友濂與李鴻章是兩親家。但兩親家後來成了兩冤家。邵友濂與張蔭桓赴日求和不成回國後，不久和議又起，而日本方面則要李鴻章去。李鴻章對邵友濂說自己不想去日議和，如必得去，當與你親家同往。後來，李鴻章失信，竟一個人去訂了一個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回來。邵友濂為此大惱，與李鴻章鬧翻，兩親家就此斷絕了來往。邵頤娶李氏夫人後，生了一個女兒，取名畹香。不幸，李夫人早故。邵頤繼娶史氏夫人，也是官宦千金，無出。邵頤不壽，中年去世，史夫人孤燈空房，守節自誓。這位史夫人生長在北方，平時穿著樸素，十分的整整齊齊，說一口京白，笑不露齒，只因長年的青燈孤寂生活，以致寡言少語，整天難得歡笑的時候，成了邵府一個李紈。 邵頤亡故時，弟弟邵恆僅七歲，哥哥一死，他成了單根獨苗，承祧邵家一脈香煙。邵友濂夫婦替邵恆從小定了親，配的是中國第一個大買辦、資本家，後任郵傳部大臣的盛宣懷的第四個女兒。邵恆約在十七歲時與盛四小姐完婚，後來生下六子一女：長子邵雲龍、二子邵雲鵬、女邵雲芝、三子邵雲駿、四子邵雲麒、五子邵雲麟、六子邵雲驤。邵友濂顧念長媳史氏守節無後，生前立下遺囑，命邵恆將來婚後出生的第一個男孩承繼史氏為子，所以邵雲龍又是長房嗣子。這樣，邵雲龍就有了三個祖父：祖父邵友濂、外祖父盛宣懷、嗣外祖父李鴻章。 　　邵友濂繼承其父邵燦遺產之半，又購買田地，設置產業，因此，生前積纍起幾千萬兩銀子的一筆巨大家財。他去世時，邵恆衹有十五六歲，因為年紀小，還不知道世事，家務一切全由母親柴氏太夫人和柴總管家掌管。柴總管家是柴太夫人胞弟，也就是邵恆的舅舅。柴太夫人雖是一家之主，享有最高權威，但畢竟是女流之輩，而且缺少理財的能力，所以把家中財務大權交給了她這個自己完全信賴的胞弟。這位柴舅公機敏有才幹，擅長商務，精通會計，而又喜歡弄權，因此漸漸的就成了邵家的主宰人物，加之他胞姊對他的極大信任，其威福就更盛了。 　　邵恆由於母親柴太夫人和長嫂史夫人等對他的寵愛、縱容，長大後只知道享樂，不經營正業。他更不管家務，所以從來不知道一兩銀子可以換多少大米，也弄不清一角錢能買幾隻大餅，他完全不懂開門七件事。他廣交賓客，手面闊綽，揮金如土，而且聲色犬馬，麻將大煙，件件皆精。他出門轎車（牌照二號，後按住址改為四OO號）代步，經常在十里洋場中逛蕩，成了個社交界裡的豪客，上海灘上的大官人。因邵家開設有一家上海灘上數一數二的大銀樓楊慶和銀樓（久記），上海人就叫他「楊慶和小開」。他玩世樂生，多少年來吃吃白相相，後來除了曾作為他岳父老丈人盛宣懷的隨員跟著到日本去了一次，在輪船招商局福州分局當過一任分局長和擔任上海聖芳濟中學（今上海時代中學前身）校董（實際不做事）外，幾乎就一直拿享樂當職業。 　　邵恆之所以不管事，不管家，固然是由於本人不爭氣，但柴舅公的不肯放權，是一個極重要的原因。這柴舅公還很有一套手段呢，他拿他胞姊的信任作靠山，以舅舅的尊位做本鈿，用威嚴和金錢來鎮住邵恆，外甥要用錢，總是儘量滿足之。而這個外甥呢，衹要求錢必應，揮霍得舒暢，其他的事就什麼都不管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柴舅公非但獨攬大權，無所顧忌，而且明拿暗取，中飽了他的大私囊。邵家財產究竟有多少？自邵友濂死後，衹有他一人清楚，所以他到底拿走多少，別人就黑咕隆咚了。邵家人衹能憑估猜知道他取去了大宗，因為他臨死前移交給邵恆的竟一千萬兩銀子也不到了。當然，錢是少了不少，但這究竟還是一筆巨產。 　　可惜邵恆許多年來享福慣了，積習難改，柴舅公死後現放著權在那裡他也懶得去抓了。他讓原來各處的經理、帳房等去掌管業務，自己衹是到時交來多少錢收多少，一切事情幾乎不聞不問。許多執事的都摸熟了這位小開老闆的脾性，於是在他的糊塗裡淨揩油水。這樣，邵恆不管事，下人又乘機撈取，更壞在他自己的窮奢極欲，因此家中產業又接二連三地敗掉不少。虧得邵家這個財產底盤實在大，儘管一再斫傷，元氣已喪，錢又少掉了不少，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剩下的仍不失為一筆巨產。 　　邵友濂故世後，邵家長、二兩房一直沒有分家，但產業的利潤、出息或賣掉一宗產業之所得，向來規矩，是兩房各半，平分的。邵雲龍承嗣長房，所以他呱呱墜地來到人間的同時，手裡就已經捏有邵家的一半家當了。 　　邵雲龍，一九O六年六月出生於上海。五歲上家塾，後來進上海聖約翰中學讀書，十七歲畢業於上海南洋路礦學校（交通大學前身，盛宣懷創辦）。也就在十七歲那年，與盛宣懷孫女盛佩玉（盛宣懷長子的五女兒）訂婚，並取《詩經‧鄭風‧有女同車》中「佩玉鏘鏘，洵美且都」句，改名「洵美」。從此，以邵洵美名字行世。十八歲去英國留學，進劍橋大學依曼紐學院專攻英國文學。二十歲與盛佩玉結婚。 　　邵洵美於一九二七年一月，出版第一部詩集《天堂與五月》。是年春，與徐志摩、聞一多、胡適、梁實秋等人創辦新月書店。一九二八年三月，出版譯詩集《一朵朵玫瑰》和論文集《火與肉》。五月發表第二部詩集《花一般的罪惡》。一九三O年十一月與張光宇、葉淺予等一起擔任《時代》畫報編輯。一九三一年一月與徐志摩、陳夢家等人創辦《詩刊》。一九三一年以五萬美金向上海德商泰來洋行定購得德國鬱海納堡廠製造的最新式影寫版印刷機後，於一九三二年九月創立時代印刷公司（後改為時代印刷廠），它是中國第一家使用世界最新式影寫版印刷機的印刷廠，因而享譽全國。一九三二年九月與胡適、梁實秋、羅隆基等人共同擔任《新月》月刊主編，參與了「新月派」後期的文學活動。一九三二年九月與林語堂、章克標、郁達夫等創辦中國唯一的一本幽默雜誌《論語》半月刊。《論語》出世，轟動文壇。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與張光宇、葉淺予等創辦上海時代圖書公司。至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上海時代圖書公司已同時擁有《時代》畫報、《論語》、《時代漫畫》、《人言》、《聲色週報》、《時代電影》、《文學時代》等七大刊物，邵洵美的出版事業進入了金光燦爛、輝煌煌赫的鼎盛時期。但同時，他也因之幾乎耗盡了他的百萬家產。 　　一九三六年，邵洵美出版了他的第三部詩集《詩二十五首》。這是他最重要的也是最後的一部詩集。詩集卷首有篇「自序」，它是一篇詩論，論及的一些地方在今日新詩界也有現實意義。同年，他又在大型英文雜誌《天下》月刊上發表：「Poetry Chronicle」（《新詩歷程》）一文。它也是一篇詩論，它是研究新詩及其發展歷程的重要史料。 對於邵洵美這位詩人的詩，人們給予這樣的一些評論和讚譽：詩人朱維基說「邵洵美的詩的奇異的美在新詩裡是一個突驚」。詩人徐志摩說「中國有個新詩人（指邵洵美），是一百分的魏爾倫」。詩人陳夢家說「洵美的詩是柔美的迷人的春三月的天氣，艷麗如一個應該讚美的艷麗的女人（她有女人十全的美），衹是那繾倦是十分可愛的」。作家沈從文說「邵洵美的《花一般的罪惡》與徐志摩風格各異，與郭沫若也完全兩樣。邵洵美以官能的頌歌那樣感情寫成他的詩集。讚美生，讚美愛，然而顯出唯美派人生的享樂，對於現世的誇張的貪戀，對於現世又仍然看到空虛。另一面看到的破滅，這詩人的理知，卻又非聞一多處置自己觀唸到詩中的方法」。作家夏衍有次對人說：「達夫（郁達夫）對我說邵洵美是一位很好的詩人」。蘇聯作家契爾卡斯基對邵洵美的《詩二十五首》進行了評論，他說邵洵美也像新月派其他詩人一樣，致力於使他的作品擺脫「中國舊詩的思想（倫理道德）的束縛，去寫感情上美的題材」，並肯定邵洵美創作新詩「不是形式上的，而是根據詩的本質進行的」。同時，契爾卡斯基還指出邵洵美從唯心主義出發，「只知道一定意義上的感情的現實，他也僅僅讚美感情」，這樣的詩「儘管有不少優美易記的句子，生動鮮明的形象，但總的說來，他的作品雄辯地證明了，在風雲變幻的世界裡，企圖作那些逃避複雜的生活的人的綠洲，作沒有一點改造生活的要求和願望慰藉的詩，是沒有前途的」。 　　邵洵美，從政治傾向上來說，屬於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民主個人主義者的範疇；從藝術傾向上來說，所持的是「藝術至上」、「為藝術而藝術」的觀點。但是，三十年代民族的危機，國民黨的倒行逆施，把他從「藝術至上」的殿堂裡驅趕出來，促使他面對現實，跨步走向廣闊的社會生活中去。一九三三年五月，國民黨秘密綁架了青年作家丁玲和潘梓年，為此，他和蔡元培、楊杏佛、鄒韜奮等二十九位上海文藝界知名人士聯名致電國民黨當局提出強烈的抗議。從一九三四年起，他發表了不少社會評論和時事短評，如《痛苦的外交》、《中東路賣買與日俄妥協》等，表露了他對國家命運的關注。一九三六年，民族危機更形嚴重，六月初，他與茅盾、洪深、何家槐等四十一人發起組織「中國文藝家協會」。他們在「宣言」中指出：「光明與黑暗正在爭鬥。世界是在戰爭與革命的前夜。中華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他們』要求更多的作家們共同負起歷史決定了的使命。把我們的筆集中於民族解放鬥爭吧！」 　　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邵洵美的出版事業全部停頓。一九三八年九月，他借用美國女朋友作家項美麗（英文原名Emily Hahn）名義，掛起洋商牌子，創辦《自由譚》月刊宣傳抗日。同時，為向國際宣傳中國抗日，又再請項美麗以其名義另行出版一份取名：「Candid Comment」（《公正評論》）的英文月刊，並邀她親自擔任編輯。《自由譚》問世後，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影響。嗣因日人橫加干涉，被迫停刊，存世僅半年左右時間。一九三八年下半年，接受共產黨交給的任務，將女共產黨員楊剛翻譯的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英譯本（最早譯本）冒著生命危險秘密印刷並散發出去。 　　抗戰八年中，邵洵美謝絕汪偽政府勸仕，效蟄蟲之冬眠，深居簡出。他以集郵自娛，並有十萬餘字的《中國郵票講話》一書問世。…

老爸，是我的老爸；語錄，便是他的語錄。 反革命家屬 　　有一天，老爸若有所思，語出驚人：「哼，他萬萬沒有料到，他自己會成了反革命家屬，不是嗎？他老婆是中國最大的反革命。」 畸形 　　有人說妓女是正常社會的畸形產物，老爸說妓女是畸形社會的必然產物。 痲瘋病 　　老爸碰到一個人，她也是華東化工學院畢業的，中午兩人侃了一會兒。下午，接了老爸一起回家，老爸說起，我問他們以前是不是認識。老爸說：「在學校裡沒人不認識我的。」想了一想又說：「衹是認識我的人，都不理我……讓我想想怎麼比喻呢？」 　　「想到了！右派就像……痲瘋病一樣，別人只敢遠遠地看著。」老爸笑笑說。 小偷的行規 2004年10月9日 　　老爸在生氣，因為他10月4日皮夾子被偷，至今證件尚未找到。 　　「老早，小偷拿掉裡面的錢後，會將皮夾子丟進郵筒，郵局拿到，就會交還失主」，老爸嘆了口氣義憤填膺地說到，「這是規矩，現在的小偷，太不遵守行規了。」 　　那氣勢，弄得像「老頭子」一樣。 李富榮的房車 　　電視中說養一個奧運會冠軍要八千萬元，老爸邊看邊說：「把李富榮的房車也算在裡面，當然有八千萬。」 哥哥？叔叔？ 　　遠親喪禮，於豆腐飯席中，從未蒙面的伯父孫女來席上答謝，二十出頭，婀娜多姿，此女不知輩份，不知稱謂，別人說什麼，他叫什麼。輪到我，我說「叫哥哥」，語未畢，老爸站起來，大笑道：「這就是我的兒子，看到漂亮女人，便連輩份也搞不清了，叫叔叔。」 三兩三、六兩六 　　上海是全中國最小氣的地方，特別是飲食方面，以前還要糧票的時候，全國就衹有上海有「半兩」的糧票。老爸說他以前到山東支援建設，當地廠區買飯票的時候，是一斤糧票換三個票，換言之，要麼喫三兩三，要麼就是六兩六，再厲害點，就是一斤了。 小豆昇級 2004年4月17日 　　小女喫飯時，跟我鬧著玩，我把她舉過頭頂，讓她騎在我的脖子上，老爸在邊上笑咪咪地看著我們，我便對女兒說：「爸爸小的時候，也坐在爺爺脖子上的」。 　　老爸接過小女，把她抱到自己的脖子上，對小女說：「你現在也有你爸爸的待遇了。」 養兒不孝 2004年4月17日 　　老爸把《往事並不如煙》介紹給他的好朋友，說是「人生必讀之書」，然後對我說：「居然老右的兒子沒讀過，不孝啊！不孝啊！」。哎，我是覺得太沈重，故意不讀的。 波梅表 2004年4月17日 　　電視裡在放大學出路的問題，我的夫人發表了一點意見，老爸接茬，說起他以前的事來。他說，過去大學畢業生分到廠裡，總要下車間勞動一年半載的（的確，我也去過），而車間裡的工人呢，總要想著法的「弄聳」新來的大學生，給學生們一個下馬威。這些工人們往往知道學生們的「軟檔」在哪兒，所以一試一個准，而且每年都用這招去掂學生的份量。老爸說，他們廠裡用來「弄聳」大學生是一種叫「波梅表」的東西，因為工廠裡那時用的工具和單位，而是英制的，而學校裡學的已經跟蘇聯走公制了，所以這裡有個脫節。學生一到工廠，老工人便叫學生幫著拿「波梅表」，據說當時，幾屆下來，衹有老爸一人知道是個什麼玩意。於是，從那以後，所有的工人都很「買他的帳」。 按：波梅表是鹽度計的俗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