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上海美食會第二次聚會－－湘園

「克體畫，是人類最偉大的藝術，是最美的東西！」 「女孩子們，把頭擡起來，把眼睛睜開來！這是女人的身體，有什麼難為情的？你們也是女的啊！看自己的身體有什麼啦？你們的身體也很美啊！」 「這是美，這是藝術，一點也不下流！」 「都給我把頭擡起來！都給我把眼睛睜開來！」 1984年9月上旬的一個下午，秋天的太陽暖暖地照在七一中學那幢洋房的三樓當中的教室，明亮的色彩，黑板上掛的圖更明亮。 那時沒有投影儀，衹有幻燈機，幻燈機有二種，一種是透射式的，就是用攝影的正片，在後面打燈，通過前面的透鏡來放大，投射到大屏幕上；還有種是反射式的，那種比較高級，書本、手寫的紙，衹要放在幻燈機上，都可以放大顯示。 可是，那個下午，並沒有幻燈機，也沒有屏幕，所有的圖片，都是一張張比月曆稍大的紙，一張張翻著。 第一張，是維納斯的誕生，一個赤膊女人站在一個大貝殼上；第二張，是草地上的午餐，二個穿著西裝的男人和一個赤膊女人；第三張，擲鐵餅者，一個雕塑的照片，一個赤膊男人拿著一個飛碟；還有提香的好幾張畫，每張畫中都有一個或幾個赤膊女人。 「赤膊」是一個上海話詞語，就是不穿上衣的意思，我個人認為比北方話的「光膀子」詩意多了，由於1984年某個秋天下午看了太多的赤膊女人，「赤膊」成了我的一個情結，最終導致我在譯作《食物：恩恩愛愛的故事》中把紐約的Comic Strip Club獨腳戲場子譯作了「赤膊喜劇人俱樂部」。 那是一堂美術課，在七一中學，初中一年級，一個四五十歲的女老師，帶了一疊裸體畫掛在黑板上，基於上海人「讀字讀半邊」的習俗，她把「裸體畫」讀成了「克體畫」。 那是1984年！大人都不敢看裸體畫的年代，一個老師在「強迫」她的學生必須盯著赤膊女人看！ 這位老師叫付大衛，一名優秀的美術老師。當時，我很喜歡做報紙上的知識競賽，有一道題目是「米開朗基羅的著名雕塑作品」，我不知道答案，就去問她，她一拍胸脯，說道：「我呀，大衛！」 我很敬重這位先生，因為在過去的六年中，每位老師都是中國教育史上有名的老師，但沒有一位，能有這樣的傲世獨立，能有這樣的真情實意，她就是那麼特別，一個美術老師，教我們看「赤膊女人」。 付大偉先生，有一項絕技，她會調一種顏色，叫做「假金色」，是用綠色和土黃的顏料調成的，很多時候，可以在水粉畫中，當作金色使用。 我最後一次碰到她，是在西郊公園對面的57路車站，那時，我的女兒已經懂事，在和老師打了招呼之後，我把「克體畫」的故事告訴了女兒，她大概讀小學的年紀吧，我很欣慰沒有向女兒迴避這些東西，好歹她的父母也都算是美術專業課的畢業生呢。 這樣的老師，沒有一個好校長，是不可能的；看到前幾天清華的學生舉報教師獲罪事件，我衹能感嘆，中國的最高學府，還不如當時的一個區重點中學。 校長，在上一篇文章之後，好多朋友來問到底是誰，來問是何方神聖。 公開一下，這位校長的姓名是吳孟明，一位傳奇人物。 在2000年後的一篇訪談中，問及他是如何成為一位中學老師的，回答是他有一個「教書育人」的情結，「響應工作分配」成了七一中學的一位物理老師，然而，這並不是事實。 事實是，在我多方求證之後，得知他曾經是上海交大的物理系學生，學生時代，他已經是那種肯定會有重大學術突破的苗子，可是陰差陽錯，由於特定的歷史年代，他「懷材不遇」，他最終「淪為」了一個中學的物理老師。 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麼，說了什麼，甚至可能衹能是他的出身，反正是由於某個政治的原因，他最終沒能在科研崗位上繼續下去，來我們的學校做了老師。他做了物理老師，一下子就成了著名的物理老師，本來嘛，這樣的人材做中學老師，真正是大材小用了。我並沒有貶低任何一位中學老師的意思，人各有材，他是位科研的人材。據說他在做中學老師之前的物理研究已經很深奧了，這也是為什麼美國邁阿密大學會授予他名譽博士的原因。 我的丈母也是七一中學的學生，在她讀書時，吳孟明剛成為七一中學的教師；據說當時他穿著一件中式棉襖，棉襖上有個洞，棉絮露在外面，他在教室裡走來走去，棉絮就被調皮的女同學扯出來，最後把棉絮都扯了出來，棉衣變成了單衣。 我進學的時候，吳校長早已不穿棉衣了，而是穿西裝，要知道，1984年，穿西裝是件很拉風的事，而吳校長的拉風故事，遠遠不是穿西裝而已。 一進中學，第一件事，是學交誼舞。很多朋友們，都有進入大學學跳交誼舞的記憶，可我的交誼舞是在中學就會了的。在上了幾個月的學後，學校發了一張通知書，要家長簽字，是七一中學的聖誕舞會，通宵的，因為要晚歸，所以有張油印的單子要家長簽字，說是活動要過了午夜才會結束，要家長同意才能參加。那個時候，沒有飯店沒有便利店沒有夜生活，天一黑，衹有煙紙店開著，而七一中學居然要開通宵舞會，想來可能大多數大學也沒這麼玩過。 那年我讀初一，1984年，我們家是那種很開放的家庭，這種活動一定會支持的，還真有同學家裡不認同的，家長死活不簽同意書，結果參加的同學衹有一半左右。 那天晚上，操場上點起了篝火，也是我第一次見到篝火，上海的聖誕夜已經很冷，可是同學們都聚在操場上，在篝火邊跳著三步、四步。 在半夜十二點時候，可能提早個五分鐘吧，廣播裡宣佈了一個抽獎活動，說是校長出錢買了二棵聖誕樹，現場抽獎送給同學，我忘了最終是誰獲的獎，但我一直記得那個歡樂的夜晚，在我此後的一生中，再也沒有過如此開放、自由的集體活動。 我不想用「青蔥歲月」來形容那個時代，但這樣的一個校長，如果不教出幾個特立獨行的學生，那實在是沒有天理，好在，我就是其中的一個。…

這些天，寫《上海回憶》，寫到了一些中學裡的事情，結果有很多同學校友找到了我，都說「你的記性怎麼那麼好？」。其實吧，就像我上一篇中說到的，我是個內向的人，內向的人與人交流少，所以就有了很多的時間來冷眼旁觀物和事。 我想，我的小學體育老師肯定不會同意的，前幾天，我們小學同學建了個群，體育老師說：「我記得你，你從小就喜歡和老師聊天、軋山湖。」所以，還好我與人交流少，要是多的話，估計老師都沒上課的機會了，都得聽我說。 其實我的記性也不是那麼好啦，比如說，初中的事，以「班級」這個單位的記憶就有些模糊了。好在，高中的班級，我記得很清楚。 高三有四個班級，一班白痴班，二班流氓班，三班革命班，四班掃盲班；直到現在，我依然認為這幾個詞語的描述實在是「穏准狠」。有趣的是，這幾個綽號被全校接受，哪怕是白痴班和流氓班的同學，也照樣認可。 白痴班的存在，實在是沒什麼存在的意義。一班學習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差的；課外活動不是最好的，同樣不是最差的；下課打球，他們永遠不會贏，但也不至於墊底；無論是批評還是表揚，都沒有他們班的事，與其它幾班風起雲湧、驚濤駭浪相比，他們始終就是個死水微瀾的狀態，老師永遠都不會用一班舉例子，永 遠不會說一班有個誰誰誰怎麼怎麼樣。學校裡好像就沒有這個班似的，甚至被叫做「白痴班」時，他們也沒有太大的反應，沒打算改個名字什麼的。 二班流氓班，就是我所在的班級，那時我們絲毫沒有為名字而忤，甚至覺得「流氓」二字帶著某種程度的「俠氣」，先不說二班，我們聊下去。 三班革命班，那是個很有趣的名字，在一個早「忘了」「革命傳統」的年代，居然有一個班被叫做了革命班，有一整個班的革命小將，真是有趣。那時，七一中學，有各種各樣的活動，黑板報比賽，詩朗誦比賽，三班永遠是最積極的，只要有三班參加的集體比賽，大家爭的就是第二名了。 記得有過一次歌詠比賽，在比賽前的二個月，三班每天下課後都留在教室裡排練，他們弄得很神秘，每天排練都把前後門關得緊緊的，還有人察看窗外有沒有人偷看偷聽。 那次歌詠比賽是在學校西北角的一個大倉庫舉行的，全校廿四個班級，記得好像有三分之一的班級唱了《團結就是力量》。那天，三班好像是唱了三個歌曲，其中一個是小組唱，還有一個是《畢業歌》，三聲部還是四聲部的合唱，我也不懂，只知道那種唱法很不簡單，因為別的班級都是一個聲音的大合唱，而三班的《畢業歌》是有高有低不一樣的聲音，甚至各個聲部之間的唱詞也是不一樣的。 「同學們，大家起來， 擔負起天下的興亡！ 聽吧，滿耳是大眾的嗟傷！ …… 同學們！同學們！ 快拿出力量， 擔負起天下的興亡！」 我們真是被他們唱得「熱血澎湃，鬥志昂揚」，心想著該如何地報效祖國。沒有了啦，真要這麼寫，就不是閣主的寫法了，高三的我們，剛經歷了那個多事之秋，充滿了迷惘和困惑，我們看不到歌中「起來」的可能，那時的我們，有能力的想著出國，沒能力的等著高考，渾渾噩噩，不知道未來是怎麼樣的。 說起那次的歌詠比賽，我們班著實是沒有任何準備，等到要比賽了，班主任桑玉梅先生來問我們打算怎麼辦，我們如實回答：「不知道！」，流氓班嘛，事情做不好，豪氣還是要有的。 好在桑先師急中生智，給我們臨時抱了佛腳，不至於叫到班名時來個「棄權」，她教我們唱了《團結就是力量》。前面說到，有三分之一的班級唱了《團結就是力量》，所以等我們一上台，一報歌曲，下面就響起了笑聲。然而，作為出盡風頭的二班，會隨大眾、和大流嗎？當然不會，我們的第一句就和別人不一樣。 傳統的《團結就是力量》第一句就是歌名「團結就是力量」，我們唱的就不是，我們的多了二個字：「團結，團結就是力量」，第二句，和第一句一樣；第三句，和第二句一樣，也就是說和第一句也一樣；換言之，我們把一句話唱了三遍。 接著是第四句，和前三句不一樣了，先是一個字，「嗨！」，記得好像還一起跺了個腳，然後是唱詞：「團結就是力量！」 第五句，哪來的第五句啊？！在聽眾們聽到又有一首《團結就是力量》時開始笑，當他們還沒笑完的時候，我們已經紛紛跳下台了，有些人甚至開了個小差都沒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很多年以後，有人學我們當年的做派，搞出一種活動來，叫做「快閃」。 再來說四班，四班為什麼叫掃盲班呢？話說四班是全高三成績最好的，好像不管什麼樣的考試，年級排名前幾十的都是四班的，除了我班有位老兄獨得總分第一之外，從第二到第四十，好像是四班獨攬的，也就是說剩下的三個班級是在搶四十名以後的名次。 放學以後，一班肯定是沒人的，他們放學就走，二班肯定是有人的，一半左右的人，而三班四班是全班留在教室的，三班唱歌做節目，四班自習做卷子。四班的人，永遠都在學習，我們說他們就像是海綿吸水似的在學習。誰最想學習？誰學習最認真？當然是文盲啦！文盲一旦有了讀書認字的機會，哪個會不珍惜？那四班這種自發的學習熱情，非「文盲」二字莫屬了。 好了，剩下二班了，流氓班，真的流氓嗎？在北京話中，「耍流氓」指的是性侵女性，好在我們全是上海學生，整個流氓班，沒有耍過流氓。 先說一個故事吧，有一次開校會，我不是說過嗎？校會課，是大家輪的，其中有一個年級是在階梯教室中，現場聆聽校長和教導主任的訓話，其它的班級在教室裡聽廣播。那一次，我們高三「有幸」輪上，都去了階梯教室。 那次校會，校長和教導主任各拿了一隻面盆去，及其正式校會，老金頭把面盆從台下拿到台上，說：「這是我們從高三收來的撲克牌，這是從一個班級收來的一部撲克牌！」，老金頭說得義憤填膺，大力拍著桌子。老金頭說話有二個毛病，一是喜歡噴唾沬，同學們經常開玩笑說坐在前排要撐洋傘，另外老金頭說話一急，就會有大量的口水湧出來，積在嘴角的二邊，很是滑稽。 印象中，好像不僅是學生，哪怕是老師也挺怕老金頭，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考核的學生的同時，也做著考核老師的工作，教導主任，可能放在大學裡，就是黨委書記了吧？那倒真的是挺厲害的，哎，話說當年的老師們，為什麼就沒有一個想到來和同學聯手的呢？ 當年的老師太天真了，當然，可能現在的我更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