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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要說的是公用電話，掛著的牌子是公用電話，上海人叫它「傳呼電話」。除了國營企事業單位有電話之外，傳呼電話是平常人等的主要通訊方式。 《上海回憶》系列寫的是八九十年代的故事，大多數東西現在都已不存在了，有趣的是，傳呼電話依然還有，出乎意料吧？上海電信系統打算在2020年正式把傳呼電話退線，有興趣的朋友們可以去尋找一下「最後的傳呼電話」。 大家可能看到過一篇搞笑文章，題目叫做《一曲忠誠的讚歌》，文章說的是遍佈全國的沙縣小喫，其實是一個情報組織。那當然是笑話，而傳呼電話系統，我一直認為是一個大型情報組織，至於「特工」們，就是那些老太太們。 傳呼電話，按照人口密度，市中心的地方，大約一公里左右，就有一個點，這些點組成了一個巨大的網絡，每個點上，有那麼三四個老太太，有時也會有老頭，掌握著轄區裡每戶人家的生活細節，誰家的孩子考上了好學校，誰家的兒子有了女朋友，誰家的女兒被好幾個人追求著，甚至誰家的老公在外拈花惹草，誰家的女人和人「軋姘頭」，都逃不過她們的眼睛。 那個時候，人口流動很少，傳呼電話亭一般放在熱閙的弄堂口，老太太們不但對打電話的人瞭如指掌，就連弄堂裡進進出出的人，也帶上一隻眼。你還別說，這些老太太們，和居委會、戶籍警保持著緊密地合作關係，有很多案子，還真是通過她們來破獲的，當時在報紙上經常可以看到此類的故事。基於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十足的八卦精神，其實要對哪個人政審，衹要去問傳呼阿姨就行了。 說是老太太，很多傳呼阿姨不過四十出頭的樣子，衹是那時穿著樸素人又顯老，才會被人認為是老太太。八十年代初期中期，有且衹有當大官的人，家裡才有電話，我們班上有個同學，他爸爸是部隊的高官，他每天上學是由警衛員開著軍車送來的；他們家就有電話，衹是他從來沒有把號碼告訴過我們。 傳呼電話是這麼操作的，找一個公用電話亭，公用電話亭的招牌是一頭圓形的紅色招牌，上面有著白字的「公用電話」字樣，而圓形的部分則是個白底的黑色電話，那種老式的撥盤電話。 找到公用電話亭，你就可以撥打電話的，當然，得排隊，幾乎沒有一個公用電話不用排隊，好在，隊還不長，有時三四個人，有時十來個人。大多數公用電話亭有好幾部電話，還分進線和出線，亭子的當中坐著一個老太，有時是老頭，她負責接打進來的電話，也負責給每一個打出去的人「計時」。 她面前有一個閙鐘，一本本子，等你排到隊，拿起聽筒撥號，她就看一眼時間，記在本子上，有幾條線，她就寫幾列，一點也不會搞錯。你就撥號，對方多半也是傳呼電話，接電話的是那邊管電話亭的老太太，你會告訴對方，要找多少多少弄幾號幾樓的誰誰誰，從來不需要說「木子李，雨字頭下頭一個命令的令……」，哪幢樓住著誰，名字怎麼寫，全在那個老太的肚子裡，再說了，她們文化程度都不高，那個「李零」很可能在她的標準寫法裡是「李◯」。 然後你要告訴她是要對方回電還是傳句話，如果要回電的話，要把回電號碼告訴她，或者告訴她傳話的內容。那邊的老太太，有一本小紙條，上面印著格子，寫著「傳呼人」、「地址」、「回電號碼」等，這張紙，衹有老太太們看得懂，特別是地址，全都是縮寫，沒有路名弄堂名，不是住在附近的人，根本不可能看得懂。 打完電話，這邊根據時間收費，四分錢三分鐘，老太太會把通話結束的時間也記在本子上，晚上還要對賬呢！然後，那邊負責接電話的老太太，就把紀錄好的紙交給跑腿的老太太，跑腿的根據紙上的信息，找到多少多少弄幾號幾樓的誰誰誰，然後讓他回電話或者把傳的話告訴他。 說是「找」，其實是「喊」，就是走到指定的門牌，要是石庫門房子，就在正面喊；要是新式裡弄房子，就跑到朝南有陽臺的後門喊。 「三樓張艷電話！」 「二樓阿六頭電話！」 「亭子間囡囡電話！」 「汽車間阿寶電話！」 因此，跑腿的不但腿腳要好，喉嚨還要響，她們的職業，被上海人稱之為「叫電話個」。 叫電話的不是有一隻跑一趟叫一個人的，而是由接電話的那位，根據時間和路程統籌後「發單」的，這個很需要點拓撲學的技巧，既不能讓對方等的時間太長，又要充分合理地分配叫電話人的體力，方方面面都要考慮到。 被叫到電話的人，要第一時間答應，第一時間下樓，要客客氣氣地打招呼並且感謝叫電話的，如果叫電話的有任何埋怨，要真心誠意地虛心接受，並且表示下趟一定改正。千萬不能和叫電話的起任何衝突，她就是損失三分錢的叫電話費，但是卻可以讓人「人間蒸發」，因為打那以後，你的親眷朋友同事同學可能再也聯係不到你了，因為沒人再來叫你接電話了。 而且這是個沒法講理的事，你一旦得罪了電話亭的人，不管是接電話的，還是叫電話的，你可能就再也沒有電話找你了。等過了段時間，你的朋友問你為什麼不回電話，等你再到電話亭去理論，人家拿出一疊單子，說叫過了沒人，來，把傳呼費交一下，每張三分錢。 要是不用回電，衹是傳個話，也是有「密碼」的，老太太們才沒興趣一個字一個字把話寫下來呢，一來效率不高，二來可能也不會寫，會寫也不能保證叫電話的人識，所以她們之間對於一些常用的語句，是用號碼來代替的，衹是「碼本」從來不公開公佈，必須由叫電話的當面解碼。 「今天加班，不回家喫飯！」 「今天你去接孩子！」 「今天晚飯不要燒了，到娘家去喫！」 「快點過來！」 一般都是些生活上的事，天天發生在各家各戶之中，老太太們把這些話變成了密碼，同時心中做著各種統計工作，前面的傳呼，在老太太心中就是： 「王先生最近勿回來喫飯有點多！打扮得嚡漂亮交關了！」 「李太太長遠勿接小人了！」 「小陳搿對夫妻真個是懶，婆家喫好喫娘家！」 「阿三最近手氣蠻好！」…

上次和大家聊了七一中學的校辦工廠，有網（同）友（學）說七一的校辦工廠本來還有樣產品——計算尺。 這玩意現在沒人知道了，我倒是在大學中學過，我雖然讀了一個近似於美術設計的專業，可是當年由於我們這個專業是新興專業，結果誰都不知道該學點啥，連老師也不知道該教點什麼。於是我們的專業課包括了素描、色彩、平面構成、立體構成乃至含有專業暗房的攝影課，同時也學了高等數學、物理、化學、力學、電工學在內常見工程類課目。在數學、物理、力學等課程中，我們就用到了計算尺。 計算尺是由二根固定的尺、一根可以左右拉動的尺、以及一個透明的當中有根中線的滑標組成的，每根尺上都有好幾排有刻度的數值，正反面都有，隨著左右的拉動，可以查出對數、三角函數、根和冪的數值，專業的名字叫做「類比計算機」，我反正當年也「幾乎」沒學會怎麼使用，現在就別提了。計算尺在我讀大學時屬於貴重學習工具，它做得很精緻，雖然是塑料的，但拿在手裡的質感，頗有些骨質乃至象牙的感覺。計算尺有個原裝的盒子，考究的人家，還專門做個布套子裝起來。 我用的計算尺，是我爸爸的，肯定不是七一中學生產的，好像還是個進口貨。我看他用了好多年，一直覺得那東西很神奇，小時候，我想碰一下都不允許；不過，等他給我的時候，他好像也有多年不用了。 說到計算尺，我還想起了另外一個東西來，學名可以稱之為「查找式計算機」，我起的名字。那是什麼呢？就是一本常用運算結果的本子，也有對數、三角函數、根和冪等，那本東西叫做《數學用表》，只要查就可以了。 我可能是最後一批使用計算尺和數學用表的人了，我是指在上海，因為等到大二的時候，就允許用科學計算器了，那時德州儀器還沒有進入中國，我們用的都是卡西歐的，那東西當時很貴，甚至超過大多數家長的工資，相對來說可比蘋菓手機貴多了，所以家境不好買不起的學生，可以問學校借，也可以繼續使用計算尺。 本來要聊小學的校辦工廠的，開個頭，八百個字就沒了。 我的小學，是全中國最牛的小學之一，這個之一，不會超過十所。雖然是個區辦小學，但級別是「市重點」，甚至是全國聞名的市重點，在撥亂反正後很長的一段時間，擔任著全國小學教學領頭軍的責任。 我的小學叫做上海市第一師範學校附屬小學，簡稱「一師附小」，我是1978年進的小學，也是文革之後第一批入學的，所以在校期間，我沒有遇到過高年級的學長。 是的，我在高中時，有高我們一級的學長，那些人，其實也是和我們同一年入學的，只是他們的小學讀了五年，我讀了六年，那是另外一個故事。 那麼好的一個小學，入學時卻連校舍都沒有，還在造。我們讀書的地方，在如今愚園路和愚園支路交叉的那個路口的三角尖上，在華山路的西邊。那時有個圍牆，圍牆中有幾幢平房，就是我們的學校了，也就是如今上海靜安立體停車庫的那個位置。 那個時候，從愚園路進入校門，左手有一排長平房，是我們的教室和辦公室，總共一個年級，所有的老師都在一起辦公。右邊呢，就是我們的校辦工廠，一個大大的平房。 校辦工廠的固定生產產品，是一種曾經非常流行的東西——油畫棒，對的，就是馬利牌，馬利牌油畫棒，就是在我教室「貼隔壁」生產出來的。 油畫棒的生產，是要加熱的，油總要化開的吧？油化開再加顏料，然後倒進一個很土法的機器，待稍微冷卻後，一壓，一根根的油畫棒就出來了，我總覺得那個機器，和做煤餅的機器是異曲同工的，只是反其道而用之，煤餅機做出來的是洞，油畫棒做出來的是洞中的芯子。做好的油畫棒包上紙，再裝盒，就完成了。 我已經忘了是否參與過包紙和裝盒的工作，倒是依然記得沒少撿斷了的油畫棒，次品的油畫棒就堆在校辦工廠的門口，撿上幾支連老師都懶得來管。 我肯定是參與過校辦工廠的生產的，我們那時有勞動課，好像是每週三的下午，對於我這種「心靈手巧」的男生來講，那根本不是勞動，好玩極了。 我做過電阻，勞動課時，每人發一根斷的鋸條，一塊小木板，一把電阻。電阻有二個引腳，我們的任務就是把引腳放在小木板上，電阻露在小木板之外，引腳才能放平在木板之上。然後我們就用鋸條的斷口，去刮電阻的引腳，刮去上面的氧化層，直到亮銅色露出來。 刮完一個引腳，再刮另一個，刮好的電阻交給老師。老師？現在想來可能是校辦工廠的工人，他的面前有個電爐，電爐上有個坩堝，裡面有融化的金屬，現在想來可能是鍚之類的低融點金屬。老師戴著手套，把排齊的電阻引腳浸到金屬融液中，再拿出來，快速浸到冷水裡，只聽「滋」的一聲，一頭的引腳就做好了，然後接著做另一頭。 記得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做的電阻是小小的，上面標著數字，後來數字沒有了，變成了四條各種顏色的環。老師說那是表示電阻數字的，並且教了我們解讀的方法，小時候學的忘不了，後來在我大學時做七晶體管收音機的時候，依然記得。 除了電阻，我還刮過電容的引腳，電容要比電阻胖得多，而且引腳的位置也不一樣，很容易分辨。雖然單個的電阻和電容根本沒用，但是他們經常會「莫名其妙」地出現在我的口袋裡，家裡的人也搞不懂，當時是我奶奶每天接送我的，奶奶有嚴厲，絕不允許走在路上撿東西玩，於是我口袋裡的電阻和電容就成了謎，對了，還有斷油畫棒。 我在勞動課上，還幹過一件事，就是剝雲母片。可能是看中了小孩子眼明心細，所以讓我們幹這件事。到我們手上的時候，是一片厚的雲母塊，記得就像一盒火柴似的，用鑷子仔細地揭挑，可以剝下很薄的透明的單層雲母片來，剝下來的雲母放在一張薄紙上，然後再剝第二片。記得我手腳很快，一堂勞動課，可以剝出一大疊雲母片來。 現在想想，當時的學校膽子也真是夠大的，我們剝雲母片，連個口罩、手套都沒有，好在當時也沒發生什麼嚴重過敏的事故，要是放到現在，被家長發現孩子在做「童工」，而且是這種「高危童工」。單層的雲母片晶瑩透亮，非常漂亮，只是雲母片非常脆，一不小心就破了，所以也就沒有意外地出現在我口袋裡。 等二年以後，我們的校舍完工，就搬到了新地方，好像也就再也沒有參與過校辦工廠的生產了。

每當我碰到有人說自己是什麼「子弟學校」畢業的，我就告訴他們，工廠有自己的學校有什麼稀奇，大的廠都有，過去大的國營企業，中學小學不見得有，但幼兒是肯定有的；別說過去的國營企業了，就是現在的新型企業也有了自己的幼兒園，前段時間處於輿論峰尖浪口的攜程親子園，不就是嗎？ 工廠有自己的學校有啥稀奇？我們的學校還有自己的工廠呢！中學有，小學也有。 除了百度百科之外，我找不到別的地方對校辦工廠有定義，是這麼說的：「校辦工廠是指學校根據教學和辦學需要所開辦的工廠。」不過，我所見識過的校辦工廠，和教學和辦學，都沒啥關係。 七一中學的校辦工廠，好像不是一直有的，至少我初中入學時，好像並沒有，記得要進了高中，才有了那個校辦工廠。中學時的校辦工廠，與小學時的不同，並不需要學生參與生產，否則我早就學會烘焙了。 什麼？烘焙？是的，七一中學的校辦工廠，是生產西點的。初中時的我們，其實對西點沒啥太多的感覺，你想呀，紅寶石要等到1986年才成立，西式糕點才開始普及起來。對了，既然初一入學時都沒有紅寶石，所以七一中學的校辦廠，那時肯定還沒有。 當時，上海有上海咖啡館、長春食品商店、哈爾濱食品廠等店家生產西點，還有家叫凱歌的，就是從前叫凱司令和後來叫凱司令的那家，但所有的這些店家，生產的西點，照我說法，就是上海人對殖民地時代西點的懷念和模仿。 你想，七一中學的校辦工廠，在繼紅寶石之後，就做起了西點來，這種追趕時代的意識，估計與我們那個開明的校長大有關係。前面我說過，校辦工廠的生產，不用學生的參與，然而校辦工廠的運作，還是需要大家參與的。 具體的參與，是這樣的，在每天的上午，共有四節課，在二節課之後，有個「大休息」，具體時間是上午的九點廿五分到九點四十五，共二十分鐘。在大休息的時候，校辦工廠的人會在校門口，也就是校門的傳達室的之間狹長區域中，放幾長桌子，桌子上是大的開口塑料筐，筐裡就做好的各種西點，供學生購買。 在所有的西點，屬「西番尼」最為高級，好像要四角錢一塊，要知道，當時的醒寶牌香煙，零售價是七角四分，雖然黑市炒到了二元。西番尼是一種蛋糕，黃色的底是鬆鬆軟軟的，上面有層黑色的厚巧克力醬，巧克力醬上有二三條白色的糖線。西番尼雖然貴，但常有女生買了送給男生，因為諧音「喜歡你」的緣故。 大多數時候，是買不起西番尼的，也就八分錢的圓蛋糕買買。高二高三的時候，認識了一群低年級的女生，她們有時會買蛋糕給我喫。說來有趣，那時候，好像都是女生買了給男女喫的，很少有男生買給女生的，我思來想去，可能女生心細更存得起錢來吧？也或許那個年紀，女生比男生開竅更早些吧？ 校辦工廠的西點生意很好，要是去得晚了，就賣完了，所以要是第二節課的老師拖堂，是很招人厭的。我們班不怕老師，常常還沒下課，就有同學等在後門了，等下課鈴一響，沒等老師說下課，人已經奔出去了。 那些西點很好喫，但不是天天喫得起的，好在七一校風甚佳，沒有什麼高年級的學生搶低年級學生錢的事發生，那時候的人，最多下課電車不乘，省下車票來買點心喫。 有趣吧？七一中學的校辦廠，挺有趣的，但是你們不知道，我小學的校辦廠，有趣十倍還不止，明天聊。

「湯司令到， 熱水瓶爆， 機關槍掃， 癩蛤巴跳。」 這是上海的一首兒童民謠，那時的小孩子，沒有現在這麼多的娛樂項目，就是二個小男孩一起念民謠，都能玩上半天。其中一個小男孩大叫一聲：「湯司令到！」，另一個就地立正敬禮，同時叫到：「熱水瓶爆！」 「湯司令」是上海話中的一個隠語，那時的上海，很多是多子女的普通家庭，等到長大成人，要成家了，基本上是指望不了家裡的，所以男青年要攢一筆錢出來結婚用。然而那時也沒第二職業第三職業可幹，衹能拿拿「死工鈿」，既然無法開源，那就衹能截流了。有些人特別節約，午飯在單位裡，衹買一份飯一盆湯，有的單位甚至湯是不要錢的，那就衹要買菜就行了。這些常年喫湯的人，就被人稱叫「湯司令」。 湯司令，史有其人，湯恩伯也，上海人對他的瞭解是他擔任過京滬杭警備總司令，負責保護南京和上海，其實他擔任過十幾個大大小小部隊的司令，國民黨撤離大陸，具體就是他操辦的。老一輩上海人沒有不知道他的，一般稱他為「警備司令部司令」。 七一中學也有湯司令，不是那種衹喝湯的湯司令，而是那警備司令那樣的湯司令，人家是「實刮鐵硬」「趁」軍隊的湯司令，「實刮鐵硬」是上海話，表示「真真正正」的意思；而「趁」是北京話，「擁有」的意思。七一中學的湯司令，擁有個小型部隊，真不是開玩笑，那真是個部隊，她手下人人都有槍，真的槍，打得死人的那種。湯司令的部隊，不但人人有槍，還個個都是神槍手，她的部隊沒有文工團沒有炊事班，衹有神槍手。 湯司令，是個女司令，可是頗具英雄氣概，她長得胖，但是很結實，她幾乎一年四季都穿著運動服，給人一種非常霸氣的感覺；甚至這位女司令的名字，也透著一股霸氣，她叫——湯堅能。她的霸氣，使得我每回聽蔣雲仙的《啼笑姻緣》，說到軍閥劉將軍的時候，我的腦中就浮現出湯司令的形象來，蔣雲仙是位女說書先生，也很胖，起的角色也很霸。 湯司令，或者叫湯先生，哎，還是用「湯司令」這三個字吧，因為學生在背後，沒人叫她先生的。湯司令是七一的體育先生，說來有趣，七一的男體育先生，要麼挺長，要麼挺矮，就沒當中的。說挺長，是比湯司令高出好多，說挺矮，是看著比湯司令矮不少。 七一中學是射擊特色學校，說是特色學校，但體育課是沒有射擊這一科目的，七一的射擊特色，是有一個射擊隊，全上海數一數二的射擊隊。射擊隊是中午時訓練，分為短槍和長槍。隊員們喫過午飯後，趕到L形教學樓的西南角，那裡有條夾弄，也是「L」形的，就是射擊隊的訓練基地了，長邊打長槍，短邊打短槍。 射擊隊的訓練，主要方式就二種——跑步和舉磚。由於訓練是在中午，剛喫完了飯不能跑步，上海過去有種說法，說是喫完飯就跑步會得盲腸炎，所以衹剩舉磚了。磚，就是造房子的那種紅磚，可憐那，那時連個啞鈴都沒有，有些紅磚用紙包了起來，拿著手感好一些，不硌手，特別是練長槍的，他們要同時舉二塊磚，事先就綁在了一起，外面包著紙。 舉磚，雙腿與肩同寛，練短槍的，右手臂平舉，托單位紅磚；練長槍的，左手肘頂住腰部，用左手三指托起二塊紅磚。別小看這麼舉磚，很累人的，加上沒有「核心肌肉群」的鍛鍊和培養，光單獨練某處肉，更累。不是瞎說，我在一開始的時候，回家喝湯，連調羹都拿不穏，湯者撒了出來，當時我心裡就在想，湯司令害得我湯都喝不成。 什麼？你中學裡不是寫文章玩電腦的嗎？怎麼又是射擊隊的了？ 是啊！我多才多藝，能文能武，不行嗎？ 我真是射擊隊的，那是在我初一的暑假，參加了一個類似軍訓的夏令營，好像是住在學校裡的，就一二個星期，住呢，就住在教室裡，反正夏天，睡起來也方便，把桌子拼一下就能睡了。我依稀記得那個夏令營不是強制性的，所以參加的人並不多。 軍訓，當然有槍打，訓練的項目，叫做「臥式步槍射擊」，槍呢，就是射擊隊的長槍，教練就是湯司令，夏天的湯司令，穿件很薄很破的運動汗衫，她人胖，汗衫全濕了。臥式，是臥在墊子上的，那時體育課有一種墊子，比乒乓桌小一圈，綠色，長方形的，長邊各有二個拎手，短邊當中有一個，那種墊子很沉，要幾個人一起擡。臥式汽步槍射擊，講究「三貼」，手要貼緊槍身，搶托要貼緊面部，槍托底部要貼緊右肩，這樣才能穏定傷身，而且可以防止後座力撞傷肩膀。 那次的軍訓，每天都有槍打，到最後幾天，我每十發子彈，都能保證九十幾環，於是湯司令就來「徵兵」了。給問我想不想參加射擊隊，當然想啊，有那個男孩子會不想加入射擊隊的啊？初一的時候，光看著射擊隊在那兒打槍了，衹是不知道怎麼加入，射擊隊的訓練場是禁地，不讓別人靠近的。 參加射擊隊和別的興趣小組不一樣，是要父母同意的，湯司令給了我一張表，回家交給父親填好後，還給湯司令，我就是射擊隊的一員了。訓練馬上開始，暑假裡好像是隔天去一次學校，參加訓練——跑步，舉磚。 我是打短槍的，汽手槍，別小看汽手槍，奧運會正式比賽項目。與打火藥子彈的手槍不同，汽手槍是單手持槍，人側立，與靶子垂直；火藥子彈手槍是雙手持槍，人正立，與靶子相對。 氣手槍很重，槍管下有個撥桿，打開撥桿的保險，把撥桿側向拉開，把氣艙裡的氣體壓縮，那就是子彈的動力。雖然撥桿的本身是個槓桿，可以大大減輕壓縮氣體要用的力，但徒手還是不行的，要把槍平臥過來，把槍口扺在桌子上，左手拉著撥桿，右手捏著槍身用力往下壓，才扳得動撥桿，把撥桿扳到底，把子彈裝進裝彈孔，輕輕地合上撥桿，就可以發射了。長槍也有撥桿，就在槍管的底部，扳動時要把槍托扺在肚子上，才拉得動撥桿。 汽手槍的槍柄是自製的，因為每個人的手形不一樣，定做的手柄更容易持握；手柄是用「蠟克」和木屑做成的，前者是一種早已淘汰了的膠黏劑。 長槍與短槍，可以說是完全兩回事，靶道長度不一樣，靶紙的大小都不一樣，我們打短槍的，是一張報紙大小的靶子，而長槍，是一個和手掌差不多的靶子。靶紙都夾在一個木箱子上，木箱子的裡面是磚頭，為了壓住木箱子用的。 進射擊隊前，作為一個小男生，簡直是神往，進了射擊隊才知道，每天主要的訓練就是舉磚頭，另外大家輪流射擊，基本每天能輪個十槍的樣子。因為舉磚的時間遠大於開槍的時間，每當我說起自己是射擊隊時，我的爸爸都會說「喔喲，托磚頭呃！」，他把「喔」字拖得很長，以此增加嘲笑的語氣。 湯司令是個很嚴格的司令，每天不厭其煩地糾正每個人的姿勢，點評每個人的實彈射擊。我依然記得進入射擊隊的第一天，她給我說安全事項，其中有一條必須嚴格遵守的是——不管槍中有沒有子彈，永遠不可以拿槍口對人，無意拿槍對人都不可以，更不要說開玩笑了。湯司令對於這點是「零容忍」的，再調皮的孩子都不敢以身試法。 傳說中，我被槍打中過一次！ 那時是初三了，七一中學對於初中和高中的管理是有區別的，學校更看重高中的生源質量，不希望高中的學生都是本校初中的老師逼出來，然後直陞的，所以相對來說，七一對初三要中考的學生，簡直是放任自流的。所以，哪怕要中考了，學業並不重，照樣天天到射擊隊訓練。 那時，有個二班的女孩子喜歡我，而初三的我，壓根還沒開竅，以至於衹能讓人明珠暗投了。她也是射擊隊，可能看我屢次「勿接翎子」，終於生氣了，於是有次拿了塊小磚頭來扔我，正中後腦勺，出了點血，但其實非常不嚴重，衹是有血，看著嚇人。 等我回到教室，故事已經傳開了，說我被人拿槍頂著「逼婚」，說我誓死不從，結果子彈擦著頭皮飛過去，這事還驚動了二個班級的班主任，衹是在問明不是槍打的而是小磚頭扔的，也就不過虛驚一場了。 七一中學也出現過真槍，我們那個靶場，再簡陋，也是個靶場，後面新閘路上有個派出所，警察們們有時會帶著六四式手槍到我們的靶場訓練，好像湯司令有時也會指點他們，算是警校一家親了。

我高中時，中國掀起過一股氣功熱，最有名的就是嚴新大師，他不但會用氣功治病，還會「遙感」，不用走到病人面前發功，哪怕遠隔重山，照樣可以定向發功，治病救人。嚴新大師不但能發功治病，甚至還能遙感救火，據說大興安嶺的火就是他發功滅掉的。當時有些科學家和政府官員也參與其中，錢學森擔任過中國氣功科學會的名譽理事長，對的，就是那位到死還堅持畝產可以萬斤的錢學森；甚至衛生部長崔月犁還擔任了世界醫學氣功協會的會長。及至後來有位叫柯雲路的作家寫了一系列關於氣功和特異功能的書，整個社會就像發了瘋似的全民練功了。 那時，有大規模的氣功會，一眾人等坐在會場裡，氣功師在台上一發功，全場哭的笑的渾身發抖的，都有，現在看來，就像是集體痴症一般。前段時間，中國出了個女太極拳大師叫做「閆芳」，她可以一伸手把一群壯年男子推得前仰後合，也能一拳打出，用拳風把人震出數米之外，當然，那些飛出去的全是她的徒弟，記者想當場試驗，卻沒有效果，她的解釋是「記者沒有練過太極，感覺不到氣。」 如果說閆芳的那些徒弟們是托，那麼當年萬人氣功大會的觀眾們可不是托，他們是真正感覺到了氣，氣還對他們產生了近似瘋顛的效果，氣功師的這本事，恐怕只能與某位偉人相提並論了。 那時，真是全民練功，那時的公園裡沒有跳廣場舞的，全是練氣功的，其中又以香功為甚，據說練功時會有異香奇來，有趣的是，練功的人才聞得到，周圍不練的人，渾渾噩噩，尚未開竅，所以聞不到。 那時，我娘也認識了一個氣功大師，經常請到家中來給我祖母治病，具體的情況記不得了；還有我的丈母娘，她至今堅信「氣功是有的，高人也是有的」，她給我介紹過一位整骨師，當時我「胸椎小關節錯位」，疼得人都直不起來，那位整骨師讓我趴著，只是似有似無地極輕地順著我的脊椎擼了二把，下床就好了。我的丈母娘說那位醫生就會氣功，他喜歡喝點白酒再發功，據說他發功時並不接觸到人，我丈母娘說「我一條腿有病，他發功時腿會變得很冷，而沒病的那條腿，就會感到很熱很熱。」 我有位師父，我總共也就有這麼一位師父，是我在飛樂股份做設計師帶我的，國營企業嘛，都是「師父帶徒弟」的，這位師父人相當好，也並不比我大太多，所以我們非常要好，雖說是師徒相稱，真正是情同好友。他說他本人是不相信氣功的，但是他的姐姐得過癌症，「實刮鐵硬」就是練了幾年氣功把癌症練沒的，據說是練功再加喝信息水什麼的，說是求名師訪高友，著實花了不少錢財和精力，最後連醫院也查不出她曾經得過癌症。 問我是不是相信氣功？我相信，因為我親眼看到過一個人「走火入魔」。那是我的中學老師，陳昌年老師，教體育的，他好像沒有教過我，但我認識他，個子不高，身體相當強壯，他那時就在練氣功，我有幾個同學也在練氣功，有時會去請教他。 有一次，我在操場上碰到陳老師，他面色痛苦，原來是「走火入魔」了，他給我看他的手，由於時間久遠，我就暫定那時左手出了問題吧，等有人求證後再改也行。他的右手很正常，但是左手腫了起來，與傷腫或蟲咬的腫是不一樣，不是一個點腫，而是整個手腫了起來，手掌手背都腫，每個手指也變粗了許多，那個腫，感覺就是裡面充滿了氣，皮膚薄得發亮，就像是個快要吹爆的氣球似的。 我問他疼不疼，他說很疼，壓根就不能碰，碰到就巨痛，所以他只能用右手捏著左手的手腕舉起來，以免左手碰到東西。我問他怎麼辦？他告訴我說他的氣功已經很厲害了，但是還沒有厲害到可以自己來「破功」，所以要等氣功協會的人來救他，來給他「放氣」。 我記得他說氣功協會的人下午就會來，我要上課，沒法見證奇蹟；不過第二天我在操場上碰到他時，特地去看了他的手，二隻手都很正常，就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有了這次的經歷，我相信真的有氣功的存在，要是沒有的話，怎麼會走火入魔的呢？那是我第一次聽說這個詞，後來每回在武打書中看到，我都會想起陳老師那隻胖得非常可愛的「氣手」。

你要是在七一中學的操場上，見到有人在繞著圈跑步，而且肩上扛著一把掃帚還手中拿著一個鐵皮畚箕的話，千萬不用覺得太稀奇，那一定是被初三的物理老師舒明明收拾了。那位老師四十多歳，嗓門很大，沒人見到不怕他的，再調皮的男生見到他，也是一貼藥。 他上課從來不帶教案的，牛仔褲口袋中有一本捲起來的物理書，他的那本書，前十幾頁後十幾頁都是沒有的，所以有時佈置作業還要拿同學的書來看。他是高度近視眼，看書時幾乎鼻子是貼著紙面的。 雖然沒有教案，他的物理課上得極好，能把理科的道理說到這麼透徹的，一個是初三時的他，另一個是高三的化學老師丁世德。 他極嚴厲，上課時開小差，站起來；站起來不老實，站在椅子上；再不老實，站在桌子上聽課。如果男女同學上課講話，手拉手站到教室後面去，手不許放開，你們不是要好嗎？要好連手都不牽怎麼行？ 他還喜歡扔粉筆頭，看到那個學生上課出神，手中的粉筆頭真接就扔過去了；有時也扔書、扔本子，反正手邊有什麼就扔什麼，絕對武林高手風範。 有一次，也忘了我到底幹了什麼了，結果被他看到，順手就抓起「揩刷板」（滬語「黑板擦」）扔了過來，說時遲那時快，揩刷板直奔我面門而來，我急中生智一側身，險些摔到地上，結果揩刷板正中後面女生面門，一篷粉筆灰騰起來，那畫面絕不亞於周星弛的影片。 接著，那個女生就哭起來了，哭得驚天動地，哭得他也不好意思起來，連連向那個女生打招呼，然後，他問出了我這輩子聽到過的最好笑的一句話：「我扔的是你，你為什麼要躲？」 全班都笑起來，連那女生也破啼為笑，一場風波就算平息，他可能也被這場面嚇著了，倒也不再懲罰我，繼續上課了。 我在一班，還好啦，衹要物理課上老實點就是了，下了課，我們再怎麼調皮，他也不管我們。可是隔壁的二班就慘了，那真是被他修理得鬼哭狼嚎，我們那時中午下課鈴一打就衝出去搶乒乓桌，二班幾乎從來不搶的，被他看到，多半得去跑步，而且還不知道他有多少「奇出怪樣」的手段呢！ 那時，有過一二個月他沒來上課，請了代課老師來教，那教學是真的沒法和他比。那時我們的班主任說他是出了車禍，他們班的同學私底下都希望他是被人打了。 他真不是位壞老師，他敢當著吳孟明和老金頭的面說他們不對，光憑這一點，就已經是個大俠了，所以雖然凶，還挺受我們喜歡的，衹是不知道他們班的同學是怎麼個體會。 據他們班的同學在幾十年後告訴我，舒老師是個「女兒控」，說是極其寶貝呵護他的女兒，當時，他們班掌握了一個規律，在下午的課上完後，去他的辦公室，透過窗看看他的包還在不在，如果包不在，就說明他去浦東接女兒下課了。那時，下午的課上完之後，大家是不能回家的，還有段「自修」的時間，所謂的自習，就是大家坐在課堂中做作業，「自修」靠的是「自覺」，所以有時候有班主任來看著，有時候卻沒有。初三的孩子能「自覺」到哪裡去？於是等他們發現舒老師的公文包不在辦公室之後，自修課就成了打閙課、打牌課。又據說舒老師很「壞」，有時他會故意把包藏起來，等自修課開始後，他到教室後門的小窗張望，要是捉到同學們打牌，他們進門活抓，把撲克牌撕了，或者當場拿出打火機來，把牌燒了。 又據老師傳來的消息，舒明明老師在北京和悉尼二邊住，與歌唱家夫人過著美好的生活……

你要是在七一中學的操場上，見到有人在繞著圈跑步，而且肩上扛著一把掃帚還手中拿著一個鐵皮畚箕的話，千萬不用覺得太稀奇，那一定是被初三的物理老師舒明明收拾了。那位老師四十多歳，嗓門很大，沒人見到不怕他的，再調皮的男生見到他，也是一貼藥。 他上課從來不帶教案的，牛仔褲口袋中有一本捲起來的物理書，他的那本書，前十幾頁後十幾頁都是沒有的，所以有時佈置作業還要拿同學的書來看。他是高度近視眼，看書時幾乎鼻子是貼著紙面的。 雖然沒有教案，他的物理課上得極好，能把理科的道理說到這麼透徹的，一個是初三時的他，另一個是高三的化學老師丁世德。 他極嚴厲，上課時開小差，站起來；站起來不老實，站在椅子上；再不老實，站在桌子上聽課。如果男女同學上課講話，手拉手站到教室後面去，手不許放開，你們不是要好嗎？要好連手都不牽怎麼行？ 他還喜歡扔粉筆頭，看到那個學生上課出神，手中的粉筆頭真接就扔過去了；有時也扔書、扔本子，反正手邊有什麼就扔什麼，絕對武林高手風範。 有一次，也忘了我到底幹了什麼了，結果被他看到，順手就抓起「揩刷板」（滬語「黑板擦」）扔了過來，說時遲那時快，揩刷板直奔我面門而來，我急中生智一側身，險些摔到地上，結果揩刷板正中後面女生面門，一篷粉筆灰騰起來，那畫面絕不亞於周星弛的影片。 接著，那個女生就哭起來了，哭得驚天動地，哭得他也不好意思起來，連連向那個女生打招呼，然後，他問出了我這輩子聽到過的最好笑的一句話：「我扔的是你，你為什麼要躲？」 全班都笑起來，連那女生也破啼為笑，一場風波就算平息，他可能也被這場面嚇著了，倒也不再懲罰我，繼續上課了。 我在一班，還好啦，衹要物理課上老實點就是了，下了課，我們再怎麼調皮，他也不管我們。可是隔壁的二班就慘了，那真是被他修理得鬼哭狼嚎，我們那時中午下課鈴一打就衝出去搶乒乓桌，二班幾乎從來不搶的，被他看到，多半得去跑步，而且還不知道他有多少「奇出怪樣」的手段呢！ 那時，有過一二個月他沒來上課，請了代課老師來教，那教學是真的沒法和他比。那時我們的班主任說他是出了車禍，他們班的同學私底下都希望他是被人打了。 他真不是位壞老師，他敢當著吳孟明和老金頭的面說他們不對，光憑這一點，就已經是個大俠了，所以雖然凶，還挺受我們喜歡的，衹是不知道他們班的同學是怎麼個體會。 據他們班的同學在幾十年後告訴我，舒老師是個「女兒控」，說是極其寶貝呵護他的女兒，當時，他們班掌握了一個規律，在下午的課上完後，去他的辦公室，透過窗看看他的包還在不在，如果包不在，就說明他去浦東接女兒下課了。那時，下午的課上完之後，大家是不能回家的，還有段「自修」的時間，所謂的自習，就是大家坐在課堂中做作業，「自修」靠的是「自覺」，所以有時候有班主任來看著，有時候卻沒有。初三的孩子能「自覺」到哪裡去？於是等他們發現舒老師的公文包不在辦公室之後，自修課就成了打閙課、打牌課。又據說舒老師很「壞」，有時他會故意把包藏起來，等自修課開始後，他到教室後門的小窗張望，要是捉到同學們打牌，他們進門活抓，把撲克牌撕了，或者當場拿出打火機來，把牌燒了。 又據老師傳來的消息，舒明明老師在北京和悉尼二邊住，與歌唱家夫人過著美好的生活……

經常有人問我：「你為什麼這麼會寫啊？」，仔細想想，我好像真的是挺會寫的，光是出版的作品，都有十幾本了，我一直開玩笑說，如果是木刻本的宣紙書，也算是著作等身了。 對於那個「為什麼」的問題，我的回答一直是：「語文老師教得好呀！」 我的小學和中學，都是非常好的學校，而且，好學校中還都碰上了好的語文老師，外加我來自書香門第，想寫不好文章都難。 我不喜歡做作業，小學二年級以後，我幾乎沒「正常」地做過除了作文以外的任何作業，之所以說到「正常」二字，是因為不做作業有時還是會被老師發現的，發現了之後，就要「不正常」地補上了。 作文，我倒是一直喜歡寫的，也從來沒有拖欠過作文作業，因為我寫得出來嘛！去年，馬伯庸到洛杉磯玩，我們聊到了中學的作文，中學的作文是八百個字，我和馬伯庸幾乎異口同聲地說：「八百個字？那怎麼夠啊？起個頭而已啊！」 先不說作文了，說說我的語文老師們，小學的老師顧樂靜和陸韻華，另有文章詳述，這裡就來說說中學的幾位吧！ 初一初二是白瑞霖老師教的，又是一個風度超絕的女子，她的古文基本功超好，給我打下了紮實的古文基礎，以至於我到現在，依然很喜歡文言文，也喜歡看古籍。 我不是說起過的嗎？七一中學有幢三層小洋房，初一初二的教室是在小洋房裡的，那其實不算正規的教室，有的房間是方的，有的是長的，記得隔壁班就是長的，所以後排的同學離著很遠。 等陞到初三，就要搬到那幢「L」形的正式的教學樓了，初三是在底樓，我初中時在一班，也就是離當中樓梯最近的那個教室。那是開學前的一個返校日，就是付了錢領書的那個日子，一般會在八月底的某一天。 那時，我領好了書，來到那個教室，自己選了個位置，就看到座位旁有堆垃圾。這時，有個人走了進來，一個矮矮小小的女人，齊耳短髮，穿著條布褲子，上身是件暗紅花的兩用衫，腳上是雙平底的布鞋。 那時我正坐在桌子上和同學聊天，一看來了個校工，就問她有沒有掃帚，我可以把那堆垃圾掃了。她的個子不高，應該說很不高，因為我坐在桌子上，她是擡著頭跟我說話的，她說到：「你就是邵宛澍吧？『澍』是及時雨的意思，我希望你也能成為一個象及時雨一樣的人。」 媽呀，我嚇得跳起來，簡直可以說是從桌子上摔下來的。要知道，我的名字，從小到大，就沒幾個老師第一次就讀對的，他們往往是讀成「邵宛澎」的，每當讀錯，教室裡總是轟堂大笑。 可現在，一個校工，準確地讀出了我的名字，還說出名字的含義，這絕對不可能是個校工！ 她就是我初三的語文老師，楊靜影先生，她不但教會了寫作，她還教會了我做人。她是我所有的老師中最樸素的一位，另一位是高三的班主任桑玉梅先生。在那次事件後，我深深地體會到了人不可貎像那句話，我再也沒有看重過「著裝」這件事，我高中的時候，名牌衣服開始流行起來，可我從來就沒放在過眼裡，直到現在，我依然穿著隨便，可能正是受了楊靜影先生的影響。 初三的男生，正是開心智的時候，楊老生給了我很大的幫助，我的人生觀、是非觀漸漸地建立了起來，我想我一生追求的「公平、公正」，正是楊老師給我打下了基調。 我的語文越來越好了，在中學畢業的時候，我成了語文狀元，我沒有參加過中考，而是根據會考成績直陞到高中部的，我的會考語文成績是區裡第一名，作文還被登到了《中學語文》雜誌上。 那是篇開放命題作文，叫做《我嚐到了__的甜頭》，我寫的是《我嚐到了嚐雨的甜頭》，說的是用精密試紙監測酸雨的故事，那時政治開明，這種「負能量」的文章照樣能夠滿分。 於是，《中學語文》的那篇文章成了我的處女作，等我到了高中，《中學語文》寄來張二塊錢的匯款單，我拿著這二塊錢去買了十本《中學語文》，至今還有五六本。很多事，第一次會很興奮，我第一次出書，是《梅璽閣閒話》，我也開著車去出版社買了好多本。 現在，我給雜誌的文章，都不要求編輯部寄雜誌給我了，甚至出新書，我也衹要個一本二本留念即可。我自己也沒搞懂，當時出錢買雜誌買書是為了什麼，我沒有送書的習慣，我一直認為送人自己寫的書是一種「格調」很低的行為，當然還有種格調更低的作者，就是別人買了書叫你簽個名，還得加上「指正」二字，又不是你送人的書，指正個什麼呀！ 到了高中，已經是那個「八百個字不夠開頭」的時代了，那時的作文簿，是十五格一行，十二行一頁，那真是不夠寫，後來我就自說自話換成橫線本了，反正不用數格子，我肯定夠。 高一高二的語文老師是余又文先生，一個非常有趣的胖胖的老太太。嚴格地說，她的語文功底衹是中上水平，我那時已經是「博覽群書」了，有時問到余先生，她倒沒看過，我心中自是小小得意。 千萬別以為余先生的水平差，她的語文課上得極活，她佈置寫週記，全開放議論文，我那時特地找了本16開的大本子，每週從《新民晚報》上剪一篇下來，然是就時事論校事，著實在那兒發了不少校長與老金頭的牢騷，余先生也不以為忤，有時甚至當眾讀出來，表揚我敢說敢寫，以至我至今就沒有寫文章瞻前顧後的壞習慣。 在余又文先生的時候，有幾件軼事寫出來，與大家分享。 一是我寫了篇「萬字作文」，那次還是寫在作文簿上的，寫的是我的「情史」，寫了好幾本，一晚上寫成，所以高一的我，就有著「下筆萬言」的本事，打那以後，我就不用作文簿了。 二是有一次，我在作文中寫到：「我對爸爸說：『我的名字太難寫了，人家丁中一的名字多好寫啊！』」，余又文先生雖然給了那篇作文一個高文，但有一條旁批：「你欺負老師沒讀過瓊瑤？」，哈哈，露餡了，不過我的名字是真難寫，小時候別的同學已經開始答捲了，我連名字都沒寫完。 余先生教學真的很活，她還組織我們開展辯論，有一次，就「魚與熊掌」的辯論，她與我班一位同學互扭著胸脯吵到校長室去了，那次的是非已經記不清了，反正學生看到這種事麼肯定起鬨，於是，一群人一起到了校長室。 余先生的辯論會教會了我一分為二地看待事物，也教會了我天下事不是非黑即白的，再後來，加上我對形弍邏輯學的自學，成了我現在的風格。 余先生的時代，我的語文叫上著玩，作文叫寫著玩，無所謂多少分的，就算不是第一名麼，也總歸是前幾名的。 可是，好日子，到頭了。 高三了，換了一個老師，黃申良先生，一個大模子先生，我吵也吵不過他，打，估計也打不過，高中的我，雖然長得挺高了，可是依然瘦弱，關於我體型的故事，以後專門寫一篇。…

1982年的一個早晨，七點半，我從愚園路的中實新村出來，右轉彎，再朝前，路過中實食堂，食堂的右邊有家煙紙店，那家店的老闆娘很凶，所以能不到她家買就不到她家買東西。過了中實食堂，是愚園坊，走進去第二條小弄堂的轉角，是我最要好的朋友阿開的外婆家，就在二樓。 上得二樓，先扛碰到了阿開的表妹，我至今記得表妹的名字——謝悅音，她是那時我見過的最好看的女孩子，但那時放了一個電視劇，叫做《上海灘》，上海灘告訴我們一條真理：「表妹是表哥的！」，阿開是我幼兒園的開襠褲兄弟，所以我不能有非份之想。 阿開的外公外婆是對歡喜冤家，經常爭爭吵吵磕磕碰碰，外婆的嗓門很大，我們都有點怕，等現在自己也生兒育女了，方才理解那是他們的恩恩愛愛。 阿開也來了，於是外公帶著我們下樓，左拐出弄堂，右拐繼續朝小學的方向走，也就是朝烏北菜場走，等走到愚谷村不到的地方，那兒有個車站，我們停下來等車。我們等的是20路，那個車站也只有20路，以前有20路和21路二趟車，等我們小學從臨時校舍搬入新校舍，老地方就成了21路的終點站，因為從這裡往西和20路重迭了，他們把21路中山公園的線路縮短了。 我們三個人，坐四站20路到了青海路，20路真是怪，從陝西路到王家沙是很長的一段，但從王家沙到青海路也就是過個路口而已。穿過馬路，是個永遠大門緊閉的什麼國際俱樂路，再往西走幾步，就是新華電影院。 我們是去看「早早場」的電影，八點鐘開始，我記得電影票是小學裡買到的，但我不記得到底是個什麼電影了，反正，早早場的電影是不會放太熱門的影片的。那場電影是一點都沒記住，但我還記得電影票，當時的電影票是一整本事先打過孔的本子，每張電影票是一個竪長條，最上面印著電影院的名字，再下面一行，印著「單號」或是「雙號」，與現在從左一路排號下去不同，那時的位置是當中的數字最小，最當中是一號二號，然後分單號和雙號依次加上去，左邊單號右邊雙號，因此五號座和六號座不是在一起的，和七號座才是相臨的。如果這個電影院有樓上樓下，也會出現在這一行中，「樓上單號」、「樓下雙號」等。 再下面一行，就是幾排幾座了，在那一本本的電影票沒有撕開之前，單號是一本，雙號是一本，相臨座位的票，也都是一起的。因為上面的齒孔打得不好，大多收時候撕不開，所以賣票的有個板，撕票前用板壓住了，一撕就撕下來了。 再往下，很長的一段，就是場次了，早早場、早場、午場、夜場、夜加場，後來還有通宵場，這些信息，大約會佔據電影票的三分之二，再往下，各家電影院會不一樣，有的印上地址，有的再重複一次排號位號等。 這些信息，都是事先印刷好的，因為電影院的座位是固定的，所以先印在票上。然而電影的場次，或者說開場時間是不一樣的，我上次說到過一個叫做「排片表」的事情，電影的時間是隨著排片表變化的。 日期、時間，都不是事先印在電影票上，而是通過滾輪式橡板圖章「滾」上去的，幾月幾日幾點幾分，都是臨時蓋上去的。電影票有不同的顏色，一場用一個顏色，方便領票員區分。 領票員？對的，那時是有領票員的，電影院中有好幾個領票員，在你出示了電影票後，會把電影票撕出一半再還給你，還給你的叫「票根」，像我們小孩子是無所謂的，但有無數大人由於沒有妥善處理掉票根，演繹了多少可歌可泣驚心動魄的故事啊！ 領票員會一直把你帶到票上印著的座位前，等你坐下再離開，我一直懷疑這是老戲園的做派，但我的父親一定會告訴我殖民地時的上海電影院就有這個傳統。 進入電影院，暗暗的，但還是有些燈，電影院中播放著音樂，這些音樂都是放映員播放的，最早使用密紋唱片，後來是盤式的磁帶，再後來卡式磁帶，到最後用CD，現在不知道是不是用MP3的。 等電影開場，第一件事是拉幕，那時的電影院和現在的戲劇場是一樣的，有幕，每場電影開場前，就要把幕打開，那是電動的。開幕之後，先看幻燈片，也是放映員放的，電影院的美工畫在玻璃片的，先是「歡迎光臨」，再是「請保持安靜」、「請不要吃瓜子等帶有響聲的東西」，反正也沒有「請關閉手機或調至震動」，有時還會放一些「五講四美三熱愛」之類的宣傳內容。 在正片之前，會放一二個紀錄片，反正就是祖國工農業形勢一片大好，或者是重大國家事件，就和現在《新聞聯播》前三分之二差不多，《新聞聯播》後三分之一是除了中國之外的全世界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那時的紀錄片倒是沒有。 這個時段，經常有時遲到的，領票員就會打著手電筒領到位子上，那時有個規矩，開場後十五分鐘不得入場，在一開始的幻燈片上也放過，每個人都知道。 電影院的位子，左右分為三大部份，所以有二排走道，靠近走道的地方，有一個位子可以翻下來，叫做「加座」，因此每一排有四個加座，碰到特別熱門的片子，就會賣加座，我倒是沒有經歷過看電影的加座。 我見過一次加座，那是在上海崑曲界著名閨門旦華文漪去國出走後二十來年，第一次從美國回歸於上海逸夫舞台出演《牆頭馬上》，那時的劇院已經沒有翻下來的加座，硬是應觀眾要求加出一排排的圓凳來。整台戲演完，掌聲經久不息，謝幕謝了五六次，大幕拉上又打開，演員們欲罷不能，觀眾們流連忘返，當時盛況，可謂觀止，生平得見，幸哉幸哉。 有些事，是不能想像的，我前幾天才瞭解到，原來就像平安電影院，每週日上午有一場原版片場，甚至是沒有字幕的原版片，也就是現在所說的「生肉」，據說那一場全是有學問的人才來看，一般人也看不懂不是？

有一次，我在機場看到有個人，拿著一個塑料的大箱子，藍色的箱體，白色的蓋子，他排在第一個，機場放人的時候，他第一個上了飛機，頭等艙的客人都得排在他的後面。那個人帶的箱子太搶眼了，有點象美國常用的戶外無電源冰箱，專門用來浸啤酒的那種，箱子很普通，但上面的字搶眼，是：「人體器官運輸專用」，我想，快遞行業中，他是最拉風的那個了吧？ 我小時候，並沒有快遞業，那時的節奏其實很慢，別的不說，樣樣東西都要排隊，時間都花在排隊上，還能快得起來？ 衹有一件事是快的，那就是「跑片」，也是當時極拉風的一件事。前面說了，八十年代中期，雖然已經改革開放，但節奏還沒有快起來，「三年大變樣」還沒有發生，大家生活的圈子也不大，家離單位離學校都不遠，坐車幾站路，騎車十來分鐘廿分鐘，常去的店家也無非是家附近單位附近的。 跑片，是當時唯一騎摩托車的人，在自行車都要憑票買的年代，有一幫子帥小夥騎著摩托在大街飛馳，可想而知這些人找女朋友有多輕鬆了。跑片，跑什麼片？跑電影的膠片！大家見過老式照相機的膠卷嗎？一種叫120，一種叫135，電影的膠片和135膠卷是一樣的，都是35毫米寛度，衹是照相膠卷是橫著連在一起的，上下打孔，而電影膠片是上下連在一起，左右打孔的；或者換一種說法也許更能理解，膠片膠卷是同樣的，連孔都是一樣的，衹是電影膠片上的畫面是垂直於齒孔的，而照相機成像是平行於齒孔的，所以電影膠片的晝 面其實是小於相機的。一部電影通常一百分鐘，每一秒鐘要放二十四格膠片，人物才能動起來，膠片上畫面的左邊，還有二條看似沒有規則的透明線，那是聲道，電影的聲音就是紀錄在這二條線中的。 電影膠片，叫做拷貝，行內的量詞是「本」，甚至用「本」代替名詞使用。拷貝有長有短，短的可放十分鐘，行內叫「單本」；長的時間加倍，叫做「雙本」，一百分鐘的電影，短的要放十來本。電影膠片是貴重物資，一部電影上映，衹有有限的幾個拷貝，所以要在放映的同時，在各個電影院之間傳遞膠片，這個傳遞，就叫「跑片」。 拷貝是裝在一個圓形的鋁盒子中的，從放映機上拿下來，直接放入盒子，交給跑片的。跑片的開一種「大砲」摩托車，摩托車後左右各有一隻帆布袋袋，每個袋中可以裝上幾個拷貝。還有種高級點的，是摩托車上也有二個鋁盒子，半圓形的，上面的蓋子是平的，蓋子的一頭有鉸鏈，另一頭有鎖扣，這種鋁盒子是精心設計過的，正好讓拷貝盒子坐穩，再蓋上蓋子後拷貝之間不會碰撞。 跑片的都是年輕力壯的小夥子，別小看跑片，那可是重體力活。大家都看過電影，都見到過電影的光從後方的高處出來吧？那意味著，電影膠片也要到達那個高度才行？一舨放映室都是在二樓的，跑片地要把電影膠片送到二樓去，有的電影院有運拷貝的電梯，有的沒有，沒有的就全靠跑片地拎了。還有，上海的天氣，是以糟糕聞名的，真正叫「熱起來熱殺，冷起來冷殺」，可是跑片無論酷暑嚴寒颳風落雨大風大雪，都要按時送到，個中苦楚，衹有親歷，才能感受，用跑片的話來說：「勿要講落雨落雪了，就是落鐵落刀，嚡（也）要準時送到。」我小時候，上海的夏天經常會下陣頭雨，跑片的被淋成落湯雞乃是家常便飯；至於颱風天，上海還經常「發大水」，跑片的照樣要趕上時間。 跑片的始終在路上，趕到一個電影院，把手中的拷貝放下，就拿起另一疊來，再送到下一家去。那時的風氣很好，摩托車到了，衹要熄火即可，萬不用拿粗鏈接再鎖起來，有的跑片動作快，連走帶奔就換好拷貝，他們甚至連火都不熄，也不怕摩托車被人偷走，再說了，那時壓根就沒啥人會開摩托車，想偷也偷不走。 那時的電影院，門口有張排片表，這張排片表不僅是這個電影院的電影放映安排，而且是幾個電影院協調出來的，就是因為拷貝不夠，要幾個電影院同時使用，那麼你開場後，要過多少時間可以有放完的拷貝，一本還是幾本？然後路上要多少時間，再裝到第二家的機器上要多少時間，這些都要精確地算出來，然後各家才能出排片表，所以，排片表不是自說自話，而是個真正的統籌安排，可是個大學問呢！ 你們可能不知道，電影院是一個和「事故」二字緊密聯係的地方。要是跑片的沒有按時趕到，就是一個「事故」，事故是要扣獎金的。和我同年的人，可能都在電影院中看到過大銀幕上「跑片未到」的字樣，要知道，等一二分還成，時間長了大量人群聚在一起，是會燥動的，那可真是大事故了。 電影院的事故有許多，對於放映人員來說，「倒片」是最大的事故，就是畫面放顛倒了，人的頭在下腳在上，衹要是事故，就要扣獎金，「倒片」要扣一個季度的獎金，而且還會影響到年終獎的評定，想想就可怕。 雖說「倒片」是重大事故，放電影的人倒不避諱這個詞，而且還天天要說到。一般電影院有二檯放映機，一本拷貝放完後，切換到另一檯上去放，在另一檯上放映的時候，這一檯就把拷貝拿出來，再放上一本新的，等著切換回來。 放映員的工作並不輕鬆，二檯放映機若是二個人管，連飯都要分好幾次喫，要是碰到三個人搭班，那就明顯好得多了。 跑片的把拷貝送來，放映員接過後要「倒片」，因為拷貝是從放映機上取下來直接跑片的，那卷拷貝是頭卷在芯子裡，尾巴在最外面的，所以放映之前要倒一次，把頭尾換個個。倒片在倒片檯上進行，左邊一個拷貝，右邊一個空盤，空盤是二片有孔的圓鋁盤，當中有個軸將二片鋁盤連在一起，膠片就是繞著軸一圈一圈捲起來的。 倒片檯是電動的，但不要以為電動的就省事了，因為放映員在倒片時還在「檢片」。我說過，電影膠片是貴重物資，而膠片在放映的過程中會有磨損，有時會有斷片，有時會有劃線，還有時聲道會有損傷，碰到蹩腳放映員，裝片時齒孔沒有對齊也會損傷膠片，而這些所有的損傷，都要放映員在倒片時檢查出來，那樣的話，責任就是上家的了。 如果倒片時有毛病的片斷漏了過去，等放完電影，被下家的放映員在放映前發現，那麼就要「喫進」了，如果膠片被降了等級，電影院是要賠償的，落實到個人，就是事故，又要扣獎金了。 倒片的時候，還要「打馬克」，馬克，明顯是英文「mark」的音譯，打馬克的目的是為了讓另一檯放映機可以同步啟動，馬克一般打在片尾數米處，當第一檯機器的光電管探測到了馬克的信號，就會「告訴」第二檯機器開燈接手了。 由於不同電影院使用的機器不同，所以要分別打馬克，有時碰到全新的拷貝，倒片時可以稍微輕鬆一點，但馬克還是依然要打的。打過馬克的拷貝，在電影院中傳遞，等再回到手裡時，就不用再打了，但檢片時依然要仔細確認。 打馬克也有講究，二檯機器有段時間是同時運轉的，第二檯機器接到信號開始放，一開始是膠片頭上的黑片，那時點燈不會影響畫面，因為黑片不透明嘛，但要是第一檯放完，而第二檯的黑片沒有放完，說明馬克打得太短了，那時銀幕上就是黑的了，又是個事故，又要扣獎金了。 最早的時候，放電影的光，並不是燈泡，而是用一種叫做「碳棒」的東西，圓圓的尺把長的棒子，外面包有紅銅皮，一個燈箱要用二根碳棒，等碳棒通電，就會發亮，碳棒的後面有塊凹面鏡，可以聚光後反射到膠片上，在通過透鏡系統放到銀幕之上。碳棒是易耗品，一場電影要換幾次碳棒，所以放映員要仔細盯著，趁待機時調換，若是放到一半碳棒燒完，同樣是事故。等到後來，改用大功率放映燈泡，就省了很多事了。 電影膠片有時會斷掉，那倒不是什麼大事，斷了接起來就行了。接片機，是一個鐵架子，上面並排的兩個雙層扳手，把第一層扳手翻起來，在第二層上有齒，把膠捲上的孔對準齒後，蓋上第一層的扳手，左右二個扳手，下面都有刀口，用來切斷膠片，二個刀口間的距離，就是二格膠片間的間距，所以衹要把每格膠片都對準扳手，左一刀右一刀，再塗上膠水，就可以把膠片接上了。 放映員是技術活，在八十年代可牛了，倒不完全是技術牛，更多的可能是因為「手中有票」。那時個物資貧乏的年代，買水菓有限購，買糖要糖票，買糧要糧票，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是有貓膩的，自有那些售貨員可以少收或者不收票證，來把東西賣給熟人。都有哪些熟人呢？親眷，朋友，小孩的老師，其它店的售貨員，對了，還有放映員……不僅是放映員，還有電影院的售票員，電影院領導，那個時候，感覺就是特權階層，很多緊俏的商品都能弄到。 售票員其實比放映員更牛，因為電影院門口黃牛手中的票，就是售票員「發」出去的，等到售票員的熟人臨時找到電影院想看個當場票，售票員大手一揮，就能叫黃牛乖乖叫地「吐」出來，絕對是服服貼貼，沒人敢說個不字的。 放電影雖然「危機四伏」，我不是說真的有人身危險，我是說容易出錯責任重大，但是放映間的條件倒著實不錯，可謂冬暖夏涼，電影院的觀眾廳有冷氣暖氣，打開放映間的觀察孔，就可以把冷氣暖氣放進放映室，特別是大冷天，放映室還另配取暖設備，因為溫度太低的話，膠片會發脆，易斷易裂，因此從家中帶了飯去，放在取暖器上，等到要喫的時候，還是燙的呢！ 今天我們聊了怎麼放電影，下回可以聊聊怎麼看電影，看電影也能聊？當然，放電影都能聊，為什麼看電影不能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