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回憶]中學往事之七

經常有人問我：「你為什麼這麼會寫啊？」，仔細想想，我好像真的是挺會寫的，光是出版的作品，都有十幾本了，我一直開玩笑說，如果是木刻本的宣紙書，也算是著作等身了。 對於那個「為什麼」的問題，我的回答一直是：「語文老師教得好呀！」 我的小學和中學，都是非常好的學校，而且，好學校中還都碰上了好的語文老師，外加我來自書香門第，想寫不好文章都難。 我不喜歡做作業，小學二年級以後，我幾乎沒「正常」地做過除了作文以外的任何作業，之所以說到「正常」二字，是因為不做作業有時還是會被老師發現的，發現了之後，就要「不正常」地補上了。 作文，我倒是一直喜歡寫的，也從來沒有拖欠過作文作業，因為我寫得出來嘛！去年，馬伯庸到洛杉磯玩，我們聊到了中學的作文，中學的作文是八百個字，我和馬伯庸幾乎異口同聲地說：「八百個字？那怎麼夠啊？起個頭而已啊！」 先不說作文了，說說我的語文老師們，小學的老師顧樂靜和陸韻華，另有文章詳述，這裡就來說說中學的幾位吧！ 初一初二是白瑞霖老師教的，又是一個風度超絕的女子，她的古文基本功超好，給我打下了紮實的古文基礎，以至於我到現在，依然很喜歡文言文，也喜歡看古籍。 我不是說起過的嗎？七一中學有幢三層小洋房，初一初二的教室是在小洋房裡的，那其實不算正規的教室，有的房間是方的，有的是長的，記得隔壁班就是長的，所以後排的同學離著很遠。 等陞到初三，就要搬到那幢「L」形的正式的教學樓了，初三是在底樓，我初中時在一班，也就是離當中樓梯最近的那個教室。那是開學前的一個返校日，就是付了錢領書的那個日子，一般會在八月底的某一天。 那時，我領好了書，來到那個教室，自己選了個位置，就看到座位旁有堆垃圾。這時，有個人走了進來，一個矮矮小小的女人，齊耳短髮，穿著條布褲子，上身是件暗紅花的兩用衫，腳上是雙平底的布鞋。 那時我正坐在桌子上和同學聊天，一看來了個校工，就問她有沒有掃帚，我可以把那堆垃圾掃了。她的個子不高，應該說很不高，因為我坐在桌子上，她是擡著頭跟我說話的，她說到：「你就是邵宛澍吧？『澍』是及時雨的意思，我希望你也能成為一個象及時雨一樣的人。」 媽呀，我嚇得跳起來，簡直可以說是從桌子上摔下來的。要知道，我的名字，從小到大，就沒幾個老師第一次就讀對的，他們往往是讀成「邵宛澎」的，每當讀錯，教室裡總是轟堂大笑。 可現在，一個校工，準確地讀出了我的名字，還說出名字的含義，這絕對不可能是個校工！ 她就是我初三的語文老師，楊靜影先生，她不但教會了寫作，她還教會了我做人。她是我所有的老師中最樸素的一位，另一位是高三的班主任桑玉梅先生。在那次事件後，我深深地體會到了人不可貎像那句話，我再也沒有看重過「著裝」這件事，我高中的時候，名牌衣服開始流行起來，可我從來就沒放在過眼裡，直到現在，我依然穿著隨便，可能正是受了楊靜影先生的影響。 初三的男生，正是開心智的時候，楊老生給了我很大的幫助，我的人生觀、是非觀漸漸地建立了起來，我想我一生追求的「公平、公正」，正是楊老師給我打下了基調。 我的語文越來越好了，在中學畢業的時候，我成了語文狀元，我沒有參加過中考，而是根據會考成績直陞到高中部的，我的會考語文成績是區裡第一名，作文還被登到了《中學語文》雜誌上。 那是篇開放命題作文，叫做《我嚐到了__的甜頭》，我寫的是《我嚐到了嚐雨的甜頭》，說的是用精密試紙監測酸雨的故事，那時政治開明，這種「負能量」的文章照樣能夠滿分。 於是，《中學語文》的那篇文章成了我的處女作，等我到了高中，《中學語文》寄來張二塊錢的匯款單，我拿著這二塊錢去買了十本《中學語文》，至今還有五六本。很多事，第一次會很興奮，我第一次出書，是《梅璽閣閒話》，我也開著車去出版社買了好多本。 現在，我給雜誌的文章，都不要求編輯部寄雜誌給我了，甚至出新書，我也衹要個一本二本留念即可。我自己也沒搞懂，當時出錢買雜誌買書是為了什麼，我沒有送書的習慣，我一直認為送人自己寫的書是一種「格調」很低的行為，當然還有種格調更低的作者，就是別人買了書叫你簽個名，還得加上「指正」二字，又不是你送人的書，指正個什麼呀！ 到了高中，已經是那個「八百個字不夠開頭」的時代了，那時的作文簿，是十五格一行，十二行一頁，那真是不夠寫，後來我就自說自話換成橫線本了，反正不用數格子，我肯定夠。 高一高二的語文老師是余又文先生，一個非常有趣的胖胖的老太太。嚴格地說，她的語文功底衹是中上水平，我那時已經是「博覽群書」了，有時問到余先生，她倒沒看過，我心中自是小小得意。 千萬別以為余先生的水平差，她的語文課上得極活，她佈置寫週記，全開放議論文，我那時特地找了本16開的大本子，每週從《新民晚報》上剪一篇下來，然是就時事論校事，著實在那兒發了不少校長與老金頭的牢騷，余先生也不以為忤，有時甚至當眾讀出來，表揚我敢說敢寫，以至我至今就沒有寫文章瞻前顧後的壞習慣。 在余又文先生的時候，有幾件軼事寫出來，與大家分享。 一是我寫了篇「萬字作文」，那次還是寫在作文簿上的，寫的是我的「情史」，寫了好幾本，一晚上寫成，所以高一的我，就有著「下筆萬言」的本事，打那以後，我就不用作文簿了。 二是有一次，我在作文中寫到：「我對爸爸說：『我的名字太難寫了，人家丁中一的名字多好寫啊！』」，余又文先生雖然給了那篇作文一個高文，但有一條旁批：「你欺負老師沒讀過瓊瑤？」，哈哈，露餡了，不過我的名字是真難寫，小時候別的同學已經開始答捲了，我連名字都沒寫完。 余先生教學真的很活，她還組織我們開展辯論，有一次，就「魚與熊掌」的辯論，她與我班一位同學互扭著胸脯吵到校長室去了，那次的是非已經記不清了，反正學生看到這種事麼肯定起鬨，於是，一群人一起到了校長室。 余先生的辯論會教會了我一分為二地看待事物，也教會了我天下事不是非黑即白的，再後來，加上我對形弍邏輯學的自學，成了我現在的風格。 余先生的時代，我的語文叫上著玩，作文叫寫著玩，無所謂多少分的，就算不是第一名麼，也總歸是前幾名的。 可是，好日子，到頭了。 高三了，換了一個老師，黃申良先生，一個大模子先生，我吵也吵不過他，打，估計也打不過，高中的我，雖然長得挺高了，可是依然瘦弱，關於我體型的故事，以後專門寫一篇。…

前幾天，中學的食堂事件，閙得沸沸揚揚，雖然我在美國，依然跟進了事件的發生發展，就連英文媒體也有報導，你想不去瞭解都不行。我個人認為老外不應該關注這種事情，他們的思路有問題。中國人在知道了「衹有」腐竹變質之後的感覺是大鬆了一口氣，是不是？可老外的想法是有一必有二，有新必有舊，既然能找到一個，說明管理有問題，衹要管理有問題，就不會衹有一個東西有問題；現在找到了一個腐竹，那以前呢？同樣該公司管理的其它學校呢？有多少已經被喫了下去？喫下去造成的後果呢？做一個十到二十年的跟蹤醫學調查吧！這麼想問題，太累了。 我們小時候可沒有這種事，不是因為管理好，是因為實在沒有什麼東西喫，當天的東西當天喫完，我想我們的中學應該連冰箱都沒有。好奇如我，居然沒見過我們中學的灶頭，現在想來，還真有點奇怪。 我是1984年讀中學的，七一中學，陝西北路上。小學離得近，午飯是回家喫的，可中學離家要有四站路，那時我還沒學會騎自行車，衹能在學校裡喫了。說來有趣，學校供應菜餚，卻不供應飯，飯是要自己帶米到學校中蒸的。我猜最可能的原因是由於當時買米是要糧票的吧？也可能不是，供應米飯就要準備飯碗，還要菜碗，當時還沒有不鏽鋼餐盤，那洗飯碗菜碗要多好幾個人呢！也不對，飯碗菜碗可以叫小朋友自己帶啊，那時的食堂不都要自己帶碗的嗎？不管了，反正我們中學是不供應米飯的。 那時，早上到學校的第一件事，就是淘米，對的，你沒看錯，上學先要淘米。米是放在飯盒中帶到學校的，飯盒是用鋁做的，上海人叫做「鋼宗飯格子」，扁扁的長方形飯盒，四個角是圓的，它有一個薄薄的蓋子，是套在底盒的外面的，頂蓋有捲邊，應該是為了增加強度吧。 學校有專門淘米的地方，就在七一中學老樓的後面，有一排水籠頭。一到學校，就去那兒，把飯盒從飯包中拿出來，打開飯盒，淘米。那時還沒有不淘洗米，米中混有小石子和稗子，要在淘米時挑出來，想像一下吧，一大早，一大羣學生排著隊在揀米，多有畫面感。 水籠頭裡放出來的，衹有冷水，再冷的天，也還是冷水，我壓根就沒想像過淘米用溫水或是熱水。這個習慣影響了我的一生，直到今天，我依然堅持淘米必須要用冷水，否則做出的米飯會不好喫。我也被人問死過，零下五度的天和零上三十五度的天，自來水的溫度是不一樣的，那為什麼不在零下五度的時候用零上三十五度時的水溫呢？那時，你會覺得水是溫的了。聽著好像挺有道理的，但我沒有採納過，也許這就是小時候習慣的力量吧！ 那時的米不但要挑走石子和稗子，還要洗，飯盒中盛滿水，用手抓米搓洗，然後倒掉水，如是者數次。然後是加水，一開始的時候，家裡人教好我怎麼插一個手指下去，水位到手指的哪個位置正好，後來我衹要眼睛一掃，就知道水夠不夠多不多了，這項「絕技」一直保留到了現在。我有二項絕技，一是燒飯不用量水，二是炒菜不用嚐味。 水放好，蓋上蓋子，然後要把飯盒紮起來，用一根粗的棉繩，棉繩的當中打了個結，結上繫了一塊竹牌，細細長長的，上面用烙鐵戈炙了字，應該是串數字，我不記得上面有我的名字。這些竹牌或者叫竹籌，是學校統一發的，竹牌上有個框，框裡是陽文的數字，那枚竹籌做得很精緻，加上天天被蒸汽浸潤，後來起來「包漿」，鋥光發亮，色面很是好看，可惜後來不知被我弄到哪裡去了，要不放到現在，也算是個「老東西」了。 竹籌的一端有個圓洞，繩子就從洞裡穿過去，二邊拉到一樣長短，把繩子打二個結，就成了個「死結」，從此以後，除非繩子斷了要換，否則它們就是「焦不離孟」了。扎飯盒的時候，把竹籌放在飯盒的正當中，繩子在飯盒的短邊左右分開，兜到飯盒的底部，二邊的繩子碰頭後交錯拉緊，再沿著長邊的方向分上下兜回正面，其中一根再繞一下本來帶著竹籌的橫繩，最後與另一頭的繩子打個結，就算好了。 那幢樓的後面，應該就是廚房，廚房門口，有一排大的鐵架子，裡面都是木筐，要把飯盒放在木筐中，才算大功告成。我不記得框子是按年級按班級分的了，也許是按竹籌的號碼分的，也有可能，反正，要把淘好米加好水紮上竹籌的飯盒，放到指定的木筐中，才算完成「早自習」，七一中學是沒有早自習的，七點四十五準時上課。不對，有個別班級會有「神精病班主任」要同學提早上學，進行早自習，好在我們班從來沒有。 木筐是個大框，可以放二層飯盒，直接蒸的，等到中午下課，蒸好的飯盒就已經在食堂門口了。同學們以最快的速度，跑步去拿飯盒，那個場面叫一個混亂，經常有飯盒被擠到地上。說來也怪，從來沒有老師來過問過這件事，這裡就像是大城市中的棚戶區，所有的黑暗都有，但大家都熟視無睹……也許並沒有這麼嚴重，衹是老師也要到食堂搶午飯，沒人想到這裡會這樣。 七一中學的午餐，老師是有食堂的，可以用飯菜票買飯買菜，現在想來，上最後一節課的老師去的時候，好菜可能已經賣完了吧？那他們更沒心思來管我們搶飯盒的事了。總有孩子找不到自己的飯盒的，笨的呢是忘了自己的號碼或者放錯了筐，也有是被同學藏起來了，男生的飯盒被藏多半是被別人欺負，女生的飯盒被藏多半是哪個男生想引起她的關注。 鋁製飯盒很薄，跌在地上如果是角著地的，就會有個癟坑，有的飯盒四個角都癟了進去。取回的飯盒是燙的，鋁飯盒新鮮蒸出來，那得多燙呀？所以那個竹籌就很派用場了，用手拎著竹籌就可以了。 不但要給自己拿飯盒，還要給同學拿，要記住同學的號碼和他的飯盒的樣子。同學為什麼不自己拿？同學沒法來拿，他們去搶乒乓球桌啦！七一中學有四個乒乓球桌，在初中四個班級的門口，誰想打乒乓，就要搶到乒乓桌，全校二十四個班，全在搶這四張乒乓桌，想像一下吧，讓上演了多少場腥風血雨的戰鬥，有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啊！ 也許我的記憶產生了偏差，因為高年級的同學好像並不在學校裡喫飯，我高中時就騎自行車回家去喫了；高年級的同學好像也不打乒乓了，男生們都打籃球，打籃球是在前場，全校女生都看得到，打乒乓是在後場，衹有初三的人才看得到。 反正，至少在初中的時候，有些人去搶乒乓桌，有些人去搶飯盒，搶完飯盒回教室，菜在教室裡。老師們是在食堂選菜的，而學生的菜是沒得選的，每天派二個學生去食堂「領菜」，然後回教室裡分。菜放在一個大鍋中，每個班級一個鍋，領菜的同學去把大鍋擡回教室，還有把大勺子，然後就分這一鍋菜，有時是領菜的學生分，也有時是班長分。奇怪的是，我好像從來沒領過菜也沒分過菜，也許是我長得瘦小的緣故吧？也許是我懶？但那個時代，不是懶就能躲得掉的啊？也或許領菜分菜是種光榮？所以大家都搶著要幹？奇怪！ 菜，都是些很簡單的菜，無非就是紅燒獅子頭、百頁包、黃芽菜爛糊肉絲之類的東西，即便如此，可能還是要比某些同學的家中還好，要知道，那是個買油還要油票的時候，那是個學燒菜得去書店買書看的時候。除非像我這樣有個會燒還不用上班還精打細算的蘇州祖母，讓我能喫上點好東西；要是雙職工多子女家庭的孩子，做娘的能把全家都喂飽就已經不錯了，白天要上班，下班後再買菜再燒，真的不容易，因為下班買菜已經沒啥買了，再有錢買不到原料，怎麼燒成菜餚呢？ 因此，中午學校裡的那頓，可能是某些同學最好的一頓了，我那時衹顧著玩，真的不記得到底有哪些菜了。我想，不會太好喫，太好喫的話我會一直喫下去的，但我記得至晚進了高中我就不在學校蒸飯喫飯了；我想也不會太難喫，否則的話，我不會後來對食堂菜有好感的，很多人都說食堂菜難喫，你仔細去觀察，越是平時喫不上什麼好東西的，越是抱怨食堂難喫，百試不爽。 說起食堂，我從小就是個有正義感有公平心的孩子，我在高中時寫過一篇《校長十大實事不實》，其中有一條就是關於食堂的。說來有趣，那時的媒體是監督政府的，當時的上海市長搞了個什麼上海十大實事之類的項目，後來《新民晚報》就登了篇文章說市長的實事不實，還真不是「小罵大幫忙」那種批評，確確實實是媒體監督那種批評，我後來就同樣寫了一篇。 我們的食堂，老師可以選菜，而學生衹能領菜，我認為這是種不公平，那時社會政治開明，《新民晚報》的《十日談》、《薔薇花下》等專欄經常鍼砭時弊，校風也是如此，鼓勱學生講真話不拍馬，因此寫文章罵校長，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也許潛意識中我衹是想多喫點罷了，為自己貼了個公平的標籤而已。 我大概在中學喫了三年的午飯，都是自己帶米去蒸的。有朋友一定會問，為什麼不帶著隔天的飯和菜一起去蒸，那樣既不用淘米，也不用「領菜」了，豈不是個兩全齊美的好辦法？我來告訴你答案吧，那個時候，家家戶戶都沒有冰箱，天熱的時候隔夜飯菜會變質；別說冰箱了，甚至家家戶戶都沒有隔夜飯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