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妹唐唐的婚禮

（原文：https://www.sohu.com/a/309531110_182423 作者：周立民） | 巴金和邵洵美，顯然不在一個朋友圈內，不過，他們的朋友圈中卻有不少共同的朋友，如此說來，兩個人能否相遇呢？ 1926年5月，詩人梁宗岱在巴黎送給邵洵美一本盧梭的《懺悔錄》，書的環襯頁上，有梁宗岱的題詞：「洵美由英歸國，道經巴黎，以此持贈，並藉以寄我火熱的相思於祖國也。宗岱一九二六，五，二一法京。」抗戰時期，這本書在重慶為巴金所得，並一直珍藏，晚年捐給上海圖書館。一本書，三位中國現代作家，這也算是一段饒有興趣的佳話。 《死去的人》1931年版英文本封面 巴金與邵洵美的書緣並未盡於此，他還買過另外一本邵洵美的藏書。那是勞倫斯的中篇小說《死去的人》（THE MAN WHO DIED），一本細條的十六開精裝書，毛邊本，倫敦MARTIN SECKER有限公司1931年出版。正文前有標註：此版本限印2000冊，僅在英國和美國發行。另有說明：這個小說最初的標題是《逃亡的公雞》，現在的題目是作者死前不久決定的。八十八年過去了，這本書已經有些陳舊，墨綠色的布面已經失去它最初的顏色，但是封面正中燙金的一隻展翅的水鳥的標誌仍然金色飽滿。書的前環襯靠近訂口處有邵洵美以濃墨工整地簽下的「洵美」二字，下面鈐一方閒章，印文是「自得其樂」。這清楚地表明，此書原本為邵洵美藏書。書的扉頁上有一個用鋼筆書寫的大大的「金」字，這是巴金藏書中的習見簽名。它什麼時候歸巴金所有呢？在封三處，有一枚「外文舊書門市部」小條章，上面標著售價1元。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巴金是舊書店、外文書店的常客，此書應當購於那時。   《死去的人》一九三一年版英文本扉頁上的巴金簽名（上）和環襯上邵洵美的簽名 這不是邵洵美的普通藏書，他還為它寫過書評。勞倫斯，是邵洵美頗為關注的一個作家，1934年，他撰文《讀勞倫斯小說——復郁達夫先生》，文中說《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他「前後曾讀過五次」，並藏有勞倫斯私印初版本和後來出版的廉價普及本。他還透露：「我在前年的秋天，曾譯了他的一部中篇故事《逃走了的雄雞》……」（《讀勞倫斯小說——復郁達夫先生》，陳子善編《洵美文存》第222頁，遼寧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版），它正是這本《死去的人》。1931年10月，邵洵美在《新月》第3卷第10號上發表書評，認為勞倫斯要表達的是：「耶穌不應當為了想貫徹自己的思想而便要他的肉體犧牲了應有的享受以經歷不應有的痛苦。」（《〈逃走了的雄雞〉》，《洵美文存》第215頁）從相關文字看，邵洵美在1932年已經譯完這部小說。1934年《美術》雜誌第1卷第1期還曾刊出過畫家張光宇為此書設計的封面，畫面上是一個像邵洵美模樣的人，赤著腳，捧著一隻公雞。不知道什麼原因，此書當時沒有出版單行本，直到1938年才在《純文藝》雜誌上發表，現在我們能看到的也僅僅是刊出的兩期，不過六七千字篇幅。但願有一天，我們能夠有幸欣賞到邵氏譯文的全篇。我還注意：在《新月》月刊上寫書評，邵洵美依據的並非是後來巴金藏的這本書，而是題為The Escaped  Cock這個本子，是巴黎Black Sun Press出版的，也就是說，此書，他至少有兩個版本。一本喜愛的書擁有多個版本，這也是巴金的習慣。 張光宇為邵洵美譯作《逃走了的雄雞》設計的封面圖 巴金與邵洵美的另外一樁書緣，是邵洵美創辦的第一出版社為巴金出版了《巴金自傳》。這是「自傳叢書」的一本，邵洵美聽了胡適鼓動，認為「中國缺乏傳記文學」，便起意出版「自傳叢書」，這套書實際出版了沈從文、張資平、廬隱、巴金和許欽文的五種，邵洵美為《巴金自傳》寫出版介紹是這樣： 巴金先生的作品，充滿了人間的苦悶和哀愁，但有一貫的對人間的愛的感情流注著。他這一種對於人間的愛，對於真理的熱情，是怎樣孕育產生的呢？先生為四川世家子，自來上層階級，每多革命前鋒，因他們才能真知灼見自己一類的罪惡，而同情於被壓迫者。因為厭惡自己，人生途中便到處都是悲哀，又因為同情於他人，所以有愛的流貫。一切文章作品，都和作者的環境有很深關係的。《巴金自傳》讀過之後，你便能真個瞭解巴金的人和作品了。這不僅是廣告的文詞，但有真正的廣告價值，也應得是真正的廣告。（原載1934年11月3日《人言週刊》第1卷38期，現收《洵美文存》第298頁） 巴金對這本書並不滿意。很重要的原因是書名由《斷片的回憶》被改成《巴金自傳》。估計編者是為了統一叢書中各本的書名，也是為了招徠讀者才這麼做的。偏偏巴金他向來不喜歡做名人，更不大喜歡名人的做派。還有些細微的原因，「我不滿意它，因為除了錯字多、售價貴以外，它還比我的原稿少一章，那是被審查會刪去了的。」（《〈憶〉後記》，《巴金全集》第12卷第44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此書售價是大洋六角，我查了一下後來出版的《憶》，內容比此書幾乎多一倍，平裝三角，精裝四角五分，雖然《巴金自傳》紙張要好一些，相比之下還是貴了些。刪去的文章是《信仰與活動》，也是書中意義非凡的一篇，作者都不高興自己的書殘缺不全。1936年，改名《憶》，增補了幾篇文章，巴金在自己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了此書的新版，這也是以後通行的版本。而以《巴金自傳》為名的這本，僅印一版，倒成了稀罕版本。 這是巴金與邵洵美的「隔空」交往，在1930年代，他們同在上海，是否有過面對面的接觸呢？ 1936年2月出版的《六藝》雜誌中有一幅魯少飛畫的《文壇茶話圖》，上面「坐在主人地位的是著名的孟嘗君邵洵美」，邵洵美請客不是稀奇事，他能否請座中諸人才是一個問題。退一步講，即便是在畫家設計的虛擬場景中，巴金和魯迅也是站在離邵氏很遠的另一端。巴金和邵洵美，顯然不在一個朋友圈內，不過，他們的朋友圈中卻有不少共同的朋友，如此說來，兩個人能否相遇呢？我只能說有這個機會，可是我還沒有找到具體證據。近年來陸續發表的傅彥長日記中，對三十年代上海文人的交遊情況記載甚多，其中涉及邵洵美之處很多，談到巴金的也有。可是，關於兩個人碰面，只有一次疑似的記載。那是1932年7月17日日記：「到新雅、中社、海青，遇王禮錫、徐仲年、鐘獨清、榮玉立、邵洵美、謝壽康、徐悲鴻、陳抱一、汪亞塵、陳春隨、華林、田漢、李寶泉、關紫蘭、火雪明、巴金、索非、徐調孚、曾仲鳴、吳曙天、錢君匋、顧均正、孫福熙、章衣萍、周樂山等。」（《現代中文學刊》2018年第1期）那一天，傅彥長是去了三個地方遇到這些人，也就是說這些人是分別在三個地方，而非同一處。他的日記中，記載過巴金的一次請客：「到界路中國銀行、安樂園、南京影戲院、新雅（晚餐，巴金請，列席者林微音、葉秋原、李青崖）、大華跳舞廳（林、葉兩人同往）。」（1933年3月6日日記，《現代中文學刊》2018年第5期）這裡有好幾位都同邵洵美來往很多，但是巴金請客名單中偏偏沒有邵洵美。或許可以判斷，兩個人即便平日裡有來往，也算不上比較密切的朋友。不過，邵洵美在文章中曾提到巴金和他編輯的圖書。談文學批評時，他說：「譬如茅盾或是巴金的一部小說，作者的抱負一定非凡，但是經批評家一說它是在要暴露某一階級的罪狀，或是在要顯示某一階級的功勞時，它的意義便確定了，便有了限止了，它便死了。」（《偉大的晦澀》，《一個人的談話》第150頁，上海書店出版社2012年7月版）談到沈從文的《八駿圖》，邵洵美說，此書是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的，「這書裝潢很幽雅，尺寸也可愛，足見編輯叢書的巴金先生的趣味」（《不朽的故事》，《一個人的談話》第115頁）。 1963年，巴金與邵洵美倒是因為書又有了一次來往。當年8月2日，巴金在日記中記：「邵洵美來信借書。」（《巴金全集》第25卷第278頁）我未能找到這封信，從當年8月20日巴金日記再記中大致可以瞭解此信的內容：「復邵洵美信，說我沒有Loeb』s，clasics希臘、拉丁名著英文對照本。」（《巴金全集》第25卷第285頁）不知道邵洵美要借的是「洛布古典叢書」中的哪幾種，這套書是美國人詹姆斯‧洛布（James Loeb）主持印行的， 他組織英美的古典學專家將希臘、羅馬文化原典譯成英文，為了體現準確性，這套書採取的是希臘、拉丁語原文與英文左右頁相互對照的方式，而且每卷都有專家的導讀和詳盡的註釋，這正是做翻譯需要的版本。邵洵美借書，也是那段時間做翻譯參考。此時的邵洵美沒有公職，只有譯書為生，1958年，他遭受不明冤獄，身陷囹圄，直到1962年4月才無罪釋放。他的夫人盛佩玉曾寫信向女兒描述剛出獄的邵洵美的狀況：「他進去前胖胖的，出來骨瘦如柴，頭髮雪白，佝僂著身軀，縮得小小的，一動就喘……」家徒四壁，邵洵美環顧四周之後說，「都是身外之物，身外之物，沒有了，不足惜。」幸好兒子為他保留了百來本書，邵洵美看到一直使用的那本英文辭典Webster Dictionary，十分高興，說：「太好了！太好了！這是寶貝，有這本就行。」（轉引自邵綃紅《天生的詩人——我的爸爸邵洵美》第370頁） 在有關方面的照顧下，邵洵美為出版社譯書，出版社每月預支定額的稿費，維持生活，那時做翻譯工作，邵洵美最苦惱的就是找資料書。他曾公開抱怨過：「翻譯這部詩劇，還有一個極大的困難，這也同時是翻譯一切外國古典文學所存在的困難。那便是參考材料問題。我國各處圖書館所保存的關於外國古典文學的書籍，大部分不過是供給學校教材的應用；私人的收藏，又是各人憑著各人的愛好，零零碎碎，沒有系統。」（《〈解放了的普羅密修斯〉譯者序》，《洵美文存》第415頁）邵洵美寫信向巴金借書，這說明，他確實急需，否則不會向來往並不密切、且身份和地位已經有很大差異的巴金求助。當然，也不排除他們兩人還是有相當的來往，只不過，我們不知道罷了。這也與巴金的一個「缺點」有關，他常常是做了的事情也不說，也從不會去炫耀或宣揚什麼，哪怕他幫助了別人。  …

林 淇 刊載於台灣《傳記文學》 1999年10月號 第75卷第4期78－82頁 　　清末，上海斜橋路（今吳江路）口的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上有一座門牌為四OO號的花園大住宅，它是上海道（相當今上海市長）邵友濂的府第。此宅有東西兩幢兩層樓房，因每幢有前後進，也可以說是四幢。府第畫楝雕樑，富麗堂皇：前後花園，幽雅秀美。 　　舊上海，卡德路、同孚路、聖母院路、金神父路（今石門二路、石門一路、瑞金一路、瑞金二路）原本是條河，叫東蘆浦河。河上有座橋稱做斜橋（橋斜–對路來說，故得名）。因了這座橋的緣故，這裡一帶地區，後來就習稱為斜橋。今吳江路舊時叫斜橋路也是從這座橋得名的。今南京西路上海電視臺解放前是美國人的總會叫斜橋總會，是從這個斜橋地區得名的。邵友濂當年是上海最高地方長官，他的家當然成了上海第一家，於是名聲煊赫的「斜橋邵家」傳遍了上海灘，至今，在耄耋之年的上海老年人的腦海裡還留有餘響呢！ 　　邵家子孫一瓣心香遙念祖宗，追遠之極限能上溯到北宋真宗朝，公元一O一一年出生在范陽（在今河北省內）的邵雍，就是邵家子孫們引以自豪的，每一念及述及必為之動容的家譜中的第一代老祖宗。邵雍是一個哲學家。他專研和精通的就是當今很時興的、國外亦有人研究的中國五經之一的易經。他把易經與道教思想給合起來成了親，建立起他的學說叫「象數之學」，也名「先天學」，從而開創出一個學派，稱為「百源學派」。他還是一位筆跡學（字相學）家，他說：「言：心聲也；字，心畫也。」他寫下了很多字跡方面的著作，對筆跡學貢獻極大。他為人很清高，朝廷幾次三番封他官，他都謝辭不就。他長期隱居於今河南省輝縣蘇門山百源（百源學派名稱即由此而來）之上，讀書，耕稼自給。他把他住的地方稱做「安樂窩」。現今很流行的安樂窩一詞，大概是他第一個叫出來的，不過他所謂的安樂是安貧樂道的意思，不是眼下享樂的含義。他又自號安樂先生，這也可以想見他淡泊明志、格物致知的思想境界。他後來又居住洛陽，跟司馬光、呂公著等從游甚密。他逝世後，謐號叫康節，後世，「邵康節」三字叫出名來了，邵雍本名反倒沒有它來得響了。邵友濂這個邵雍的後代子孫，在浙江省餘姚縣辦了一所小學，它就以這位老祖宗的謚號為校名，這康節小學可能至今還在那裡呢。 　　邵雍逝世後，子孫相傳，到明末清初，有一部分後裔遷到浙江省，分居在寧波、餘姚、紹興等地，世代以種田為生，都成了莊稼漢。直到清朝嘉慶、道光年間，居住在餘姚的一族中才出了一個讀書人，名叫邵燦。邵燦三考正途出身，咸豐間官至漕運總督。邵氏顯赫家史從這裡開始。 　　邵燦有三個兒子。長子邵曰濂，官至太常寺正卿，除外放過一次某省學政（主考）外，始終當京官。次子早殤。第三個兒子就是邵友濂，原名維埏，字小村，一八四O年生，一八六五年（同治四年）中舉人。同治問曾任工部員外郎。光緒初年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一八七八年以二品銜道員充頭等參贊隨全權大臣吏部侍郎崇厚出使俄國交涉歸還伊犁。一八七九年十月，崇厚回國，他留俄署理使俄欽差大臣。一八八二年任上海道，一八八六年調離上海。名聲煊赫的號稱上海第一家「斜橋邵家」的靜安寺路四OO號邵友濂大府第即建造於他上海道任內。一八九一年除台灣巡撫。一八九四年調湖南巡撫。中日甲午戰爭清廷戰敗，一八九五年初派他和戶部侍郎張蔭桓為代表赴日求和，後因日本拒絕談判回國。 　　邵友濂是清政府中一位出了名的清官，一向為慈禧太后所寵信，每次晉京述職，朝拜慈禧時，老佛爺必恩賜白銀兩萬兩以獎其廉潔。 邵友濂歿於一九O一年，享年六十一歲。 　　邵曰濂、邵友濂兩兄弟都先後娶了五個妻妾，他們的子女也都是最後一位妻子或姬妾所生。邵曰濂生一子，名叫邵濟（字揖如），還有一個先天性的聾膨女兒。邵友濂則生了兩個兒子和幾個女兒。長子名邵頤，次子叫邵恆（字月如）。後來，邵曰濂這一支遷居浙江蕭山。 　　邵友濂長子邵頤元配李氏夫人，是前清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的女兒，所以邵友濂與李鴻章是兩親家。但兩親家後來成了兩冤家。邵友濂與張蔭桓赴日求和不成回國後，不久和議又起，而日本方面則要李鴻章去。李鴻章對邵友濂說自己不想去日議和，如必得去，當與你親家同往。後來，李鴻章失信，竟一個人去訂了一個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回來。邵友濂為此大惱，與李鴻章鬧翻，兩親家就此斷絕了來往。邵頤娶李氏夫人後，生了一個女兒，取名畹香。不幸，李夫人早故。邵頤繼娶史氏夫人，也是官宦千金，無出。邵頤不壽，中年去世，史夫人孤燈空房，守節自誓。這位史夫人生長在北方，平時穿著樸素，十分的整整齊齊，說一口京白，笑不露齒，只因長年的青燈孤寂生活，以致寡言少語，整天難得歡笑的時候，成了邵府一個李紈。 邵頤亡故時，弟弟邵恆僅七歲，哥哥一死，他成了單根獨苗，承祧邵家一脈香煙。邵友濂夫婦替邵恆從小定了親，配的是中國第一個大買辦、資本家，後任郵傳部大臣的盛宣懷的第四個女兒。邵恆約在十七歲時與盛四小姐完婚，後來生下六子一女：長子邵雲龍、二子邵雲鵬、女邵雲芝、三子邵雲駿、四子邵雲麒、五子邵雲麟、六子邵雲驤。邵友濂顧念長媳史氏守節無後，生前立下遺囑，命邵恆將來婚後出生的第一個男孩承繼史氏為子，所以邵雲龍又是長房嗣子。這樣，邵雲龍就有了三個祖父：祖父邵友濂、外祖父盛宣懷、嗣外祖父李鴻章。 　　邵友濂繼承其父邵燦遺產之半，又購買田地，設置產業，因此，生前積纍起幾千萬兩銀子的一筆巨大家財。他去世時，邵恆衹有十五六歲，因為年紀小，還不知道世事，家務一切全由母親柴氏太夫人和柴總管家掌管。柴總管家是柴太夫人胞弟，也就是邵恆的舅舅。柴太夫人雖是一家之主，享有最高權威，但畢竟是女流之輩，而且缺少理財的能力，所以把家中財務大權交給了她這個自己完全信賴的胞弟。這位柴舅公機敏有才幹，擅長商務，精通會計，而又喜歡弄權，因此漸漸的就成了邵家的主宰人物，加之他胞姊對他的極大信任，其威福就更盛了。 　　邵恆由於母親柴太夫人和長嫂史夫人等對他的寵愛、縱容，長大後只知道享樂，不經營正業。他更不管家務，所以從來不知道一兩銀子可以換多少大米，也弄不清一角錢能買幾隻大餅，他完全不懂開門七件事。他廣交賓客，手面闊綽，揮金如土，而且聲色犬馬，麻將大煙，件件皆精。他出門轎車（牌照二號，後按住址改為四OO號）代步，經常在十里洋場中逛蕩，成了個社交界裡的豪客，上海灘上的大官人。因邵家開設有一家上海灘上數一數二的大銀樓楊慶和銀樓（久記），上海人就叫他「楊慶和小開」。他玩世樂生，多少年來吃吃白相相，後來除了曾作為他岳父老丈人盛宣懷的隨員跟著到日本去了一次，在輪船招商局福州分局當過一任分局長和擔任上海聖芳濟中學（今上海時代中學前身）校董（實際不做事）外，幾乎就一直拿享樂當職業。 　　邵恆之所以不管事，不管家，固然是由於本人不爭氣，但柴舅公的不肯放權，是一個極重要的原因。這柴舅公還很有一套手段呢，他拿他胞姊的信任作靠山，以舅舅的尊位做本鈿，用威嚴和金錢來鎮住邵恆，外甥要用錢，總是儘量滿足之。而這個外甥呢，衹要求錢必應，揮霍得舒暢，其他的事就什麼都不管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柴舅公非但獨攬大權，無所顧忌，而且明拿暗取，中飽了他的大私囊。邵家財產究竟有多少？自邵友濂死後，衹有他一人清楚，所以他到底拿走多少，別人就黑咕隆咚了。邵家人衹能憑估猜知道他取去了大宗，因為他臨死前移交給邵恆的竟一千萬兩銀子也不到了。當然，錢是少了不少，但這究竟還是一筆巨產。 　　可惜邵恆許多年來享福慣了，積習難改，柴舅公死後現放著權在那裡他也懶得去抓了。他讓原來各處的經理、帳房等去掌管業務，自己衹是到時交來多少錢收多少，一切事情幾乎不聞不問。許多執事的都摸熟了這位小開老闆的脾性，於是在他的糊塗裡淨揩油水。這樣，邵恆不管事，下人又乘機撈取，更壞在他自己的窮奢極欲，因此家中產業又接二連三地敗掉不少。虧得邵家這個財產底盤實在大，儘管一再斫傷，元氣已喪，錢又少掉了不少，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剩下的仍不失為一筆巨產。 　　邵友濂故世後，邵家長、二兩房一直沒有分家，但產業的利潤、出息或賣掉一宗產業之所得，向來規矩，是兩房各半，平分的。邵雲龍承嗣長房，所以他呱呱墜地來到人間的同時，手裡就已經捏有邵家的一半家當了。 　　邵雲龍，一九O六年六月出生於上海。五歲上家塾，後來進上海聖約翰中學讀書，十七歲畢業於上海南洋路礦學校（交通大學前身，盛宣懷創辦）。也就在十七歲那年，與盛宣懷孫女盛佩玉（盛宣懷長子的五女兒）訂婚，並取《詩經‧鄭風‧有女同車》中「佩玉鏘鏘，洵美且都」句，改名「洵美」。從此，以邵洵美名字行世。十八歲去英國留學，進劍橋大學依曼紐學院專攻英國文學。二十歲與盛佩玉結婚。 　　邵洵美於一九二七年一月，出版第一部詩集《天堂與五月》。是年春，與徐志摩、聞一多、胡適、梁實秋等人創辦新月書店。一九二八年三月，出版譯詩集《一朵朵玫瑰》和論文集《火與肉》。五月發表第二部詩集《花一般的罪惡》。一九三O年十一月與張光宇、葉淺予等一起擔任《時代》畫報編輯。一九三一年一月與徐志摩、陳夢家等人創辦《詩刊》。一九三一年以五萬美金向上海德商泰來洋行定購得德國鬱海納堡廠製造的最新式影寫版印刷機後，於一九三二年九月創立時代印刷公司（後改為時代印刷廠），它是中國第一家使用世界最新式影寫版印刷機的印刷廠，因而享譽全國。一九三二年九月與胡適、梁實秋、羅隆基等人共同擔任《新月》月刊主編，參與了「新月派」後期的文學活動。一九三二年九月與林語堂、章克標、郁達夫等創辦中國唯一的一本幽默雜誌《論語》半月刊。《論語》出世，轟動文壇。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與張光宇、葉淺予等創辦上海時代圖書公司。至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上海時代圖書公司已同時擁有《時代》畫報、《論語》、《時代漫畫》、《人言》、《聲色週報》、《時代電影》、《文學時代》等七大刊物，邵洵美的出版事業進入了金光燦爛、輝煌煌赫的鼎盛時期。但同時，他也因之幾乎耗盡了他的百萬家產。 　　一九三六年，邵洵美出版了他的第三部詩集《詩二十五首》。這是他最重要的也是最後的一部詩集。詩集卷首有篇「自序」，它是一篇詩論，論及的一些地方在今日新詩界也有現實意義。同年，他又在大型英文雜誌《天下》月刊上發表：「Poetry Chronicle」（《新詩歷程》）一文。它也是一篇詩論，它是研究新詩及其發展歷程的重要史料。 對於邵洵美這位詩人的詩，人們給予這樣的一些評論和讚譽：詩人朱維基說「邵洵美的詩的奇異的美在新詩裡是一個突驚」。詩人徐志摩說「中國有個新詩人（指邵洵美），是一百分的魏爾倫」。詩人陳夢家說「洵美的詩是柔美的迷人的春三月的天氣，艷麗如一個應該讚美的艷麗的女人（她有女人十全的美），衹是那繾倦是十分可愛的」。作家沈從文說「邵洵美的《花一般的罪惡》與徐志摩風格各異，與郭沫若也完全兩樣。邵洵美以官能的頌歌那樣感情寫成他的詩集。讚美生，讚美愛，然而顯出唯美派人生的享樂，對於現世的誇張的貪戀，對於現世又仍然看到空虛。另一面看到的破滅，這詩人的理知，卻又非聞一多處置自己觀唸到詩中的方法」。作家夏衍有次對人說：「達夫（郁達夫）對我說邵洵美是一位很好的詩人」。蘇聯作家契爾卡斯基對邵洵美的《詩二十五首》進行了評論，他說邵洵美也像新月派其他詩人一樣，致力於使他的作品擺脫「中國舊詩的思想（倫理道德）的束縛，去寫感情上美的題材」，並肯定邵洵美創作新詩「不是形式上的，而是根據詩的本質進行的」。同時，契爾卡斯基還指出邵洵美從唯心主義出發，「只知道一定意義上的感情的現實，他也僅僅讚美感情」，這樣的詩「儘管有不少優美易記的句子，生動鮮明的形象，但總的說來，他的作品雄辯地證明了，在風雲變幻的世界裡，企圖作那些逃避複雜的生活的人的綠洲，作沒有一點改造生活的要求和願望慰藉的詩，是沒有前途的」。 　　邵洵美，從政治傾向上來說，屬於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民主個人主義者的範疇；從藝術傾向上來說，所持的是「藝術至上」、「為藝術而藝術」的觀點。但是，三十年代民族的危機，國民黨的倒行逆施，把他從「藝術至上」的殿堂裡驅趕出來，促使他面對現實，跨步走向廣闊的社會生活中去。一九三三年五月，國民黨秘密綁架了青年作家丁玲和潘梓年，為此，他和蔡元培、楊杏佛、鄒韜奮等二十九位上海文藝界知名人士聯名致電國民黨當局提出強烈的抗議。從一九三四年起，他發表了不少社會評論和時事短評，如《痛苦的外交》、《中東路賣買與日俄妥協》等，表露了他對國家命運的關注。一九三六年，民族危機更形嚴重，六月初，他與茅盾、洪深、何家槐等四十一人發起組織「中國文藝家協會」。他們在「宣言」中指出：「光明與黑暗正在爭鬥。世界是在戰爭與革命的前夜。中華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他們』要求更多的作家們共同負起歷史決定了的使命。把我們的筆集中於民族解放鬥爭吧！」 　　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邵洵美的出版事業全部停頓。一九三八年九月，他借用美國女朋友作家項美麗（英文原名Emily Hahn）名義，掛起洋商牌子，創辦《自由譚》月刊宣傳抗日。同時，為向國際宣傳中國抗日，又再請項美麗以其名義另行出版一份取名：「Candid Comment」（《公正評論》）的英文月刊，並邀她親自擔任編輯。《自由譚》問世後，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影響。嗣因日人橫加干涉，被迫停刊，存世僅半年左右時間。一九三八年下半年，接受共產黨交給的任務，將女共產黨員楊剛翻譯的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英譯本（最早譯本）冒著生命危險秘密印刷並散發出去。 　　抗戰八年中，邵洵美謝絕汪偽政府勸仕，效蟄蟲之冬眠，深居簡出。他以集郵自娛，並有十萬餘字的《中國郵票講話》一書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