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爸的老右重逢記

October 16, 2003 It was my cousin (sister) Tang Tang’s wedding ceremony. Her mother, my aunt, is the cousin of my father, and they are close relative. My mother actively…

李剛興 撰 　　邵雍（1011——1077）是北宋五子之一，他同周敦頤、張載、二程都是兩宋理學的創始人。他建立的象數學體系，企圖用一個完整的圖式來說明宇宙演化和社會、人生的全部運動程式。這個像數體系雖是由主觀推演而成，但也具有一些合理的成分。邵雍是第一個把象數學理論和方法同理學思想相結合的理學大家，在理學史上的地位很高，影響很大。 一、青年刻苦自勵 隱逸不涉仕途 　　 邵雍字堯夫，又自稱安樂先生，生於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卒於宋神宗熙寧十年（公元1077年）謚康節。其先世為河北范陽人，曾祖邵令以軍職隨從宋太祖部下，後來移居衡漳（今河北省南部），他青年時隨邵古再遷家於共城（今河南輝縣），最後才移居洛陽定居。邵雍在幼年時期，其家境並不富裕，他的曾祖父做過小官，祖父和父親都是隱居不仕的知識分子，在他跟隨父親從衡漳遷去共城時「居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器以養父之餘，刻苦自勵者有年。」（《宋元學案‧百源學案上》）儘管如此，青少年時期的邵雍卻能「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為學，即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宋史‧道學一》本傳）因此在當時就獲譽為「好學」青年的名聲。他不但能刻苦鑽研書本知識，而且親自出門遊學，瞭解社會實際，曾逾河、汾，涉淮、漢，周遊了齊、魯、宋、鄭之墟。經過一段時間，他幡然省悟道：「道在是矣」！便決定定居於洛陽，不再外出。 　　 　　由於邵雍享有「好學」的美譽，受到了共城縣李之才的賞識，並親自去邵家訪問。李之才問：「你瞭解物理性命之學嗎？」邵雍答：「希望在這方面得到教誨」，於是乃師事之才，從其學。李之才看中了邵雍的才氣，隨後又將《河圖》、《洛書》和伏羲八卦及六十四卦圖像傳授給他。邵雍的象數學，從淵源上講，同道教有很深的聯係。朱震說：「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种放傳穆修，穆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宋史‧儒林五‧朱震傳》）指出《先天圖》傳自著名道士陳摶。後來，邵雍著《皇極經世》，推衍宇宙變化，其思想資料在很大程度上即取材於道教典籍。關於《皇極經世書」的思想來源，徐必達在《邵子全書》的附錄中說：「先生少事北海李之才挺之，挺之聞道於漢陽穆修伯長，伯長以上雖有其傳，未之詳也。」聯係到朱震所述，穆修以上是种放，种放以上就是陳摶了。 　　 邵雍所學雖與李之才的傳授密不可分，更重要的是他自己能夠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並且能夠廣覽博取，吸收別家之所成，故其成就多屬自創。 　　 　　邵雍雖然博學多才，通五經義奧，知古今之變，尤精《易》理，但終身沒有做官。這並不是因為他沒有做官的機會，而是他自己不願做官，他學成之後，一直在洛陽過著隱士生活。初到洛陽時，生活十分清寒，其家「蓬蓽環堵，不芘風雨，躬樵囗以事父母，雖平居屢空，而恰然有所甚樂。」（《宋史‧道學傳》）。那正是王安石當政，朝中一批地位和名望很高的舊黨大臣，如富弼、司馬光、呂公著等人都退居洛陽，這些人知道邵雍是一位賢者，對其十分雅敬，並與之結交。嘉祐（公元1056—1063年）年間，朝廷下詔尋求隱士，當時的洛陽留守王拱辰積極推薦了邵雍，因授為將作監主簿，接著又舉進士，補穎州團練推官。對這些官職，他都不願接受，後因固辭，不允，才勉強受命。可是他竟「稱疾」，不去上任。邵雍有詩，寫道：「平生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斷送落花安用而，裝添舊物豈須春……」（引自《宋元學案‧百源學案》），說明他不願意涉足政事，以免自尋煩惱，只求平平安安生活下去。 　　實際上，邵雍也不是一個真正的隱士，由於他在學術上很有成就，其先天象數學自能獨具一格，加之他在上流社會中表現出高雅風度，深為當時的儒者和文士們所推重，在社會上享有較高的聲譽。後來，司馬光等20多人為他籌措了一些錢，買了官地園宅讓他居住。其住宅契寄司馬光名下，園囿契寄富弼名下，田莊契寄王郎中戶名，在上述諸人的庇護之下，邵雍就免去了應交官府的賦稅。當時，他與司馬光、富粥、呂公著、祖無擇等一些舊黨大官僚結為至友，相互往來甚密，常以詩酒唱和。因此，邵雍名為隱士，實際上卻是一位地位很高的社會名流。 　　 　　邵雍一生著述很多，其代表作計有《皇極經世書》和詩集《伊川擊壤集》近百萬言。明代徐必達編有《漁樵問對》、《無名公傳》（即《邵雍傳》）和《洛陽懷古賦》等。 二、眼底海闊天空 胸中春晴日午 　　 這兩句話，是清乾隆時期，學者王植在《皇極經世全書解》中對邵雍的評語。結合前人所記述的其他有關史料來看，這一評價對邵雍是比較合適的。程頤在《邵雍節先生墓誌銘》中說：「（邵雍）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不事表暴，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汗，清明洞徹中外……群居燕飲，笑語終日，不取甚於人。」（《明道文集》卷4）這是說，邵雍是一位道德高尚的賢者，為人正派，同人交往有其原則，同而不汗。他的頭腦清醒，能洞察明暗，同時又是一個十分樂觀的人。《墓誌銘》還說他為人豁達、開朗，「接人無貴賤」，不擺架子，平易近人。《宋史‧道學傳》稱讚邵雍與人交談時不講他人的壞處，喜歡稱道別人的長處，有人向其請教，則有問必答，從不盛氣凌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因此博得人們的好感，正派人士喜歡他的美德，不正派的人也能服其教化。人們認為，他的為人對洛陽一帶的士風有著良好影響。 　　 　　史書和墓誌銘對邵雍不免有溢美之詞，但至少可以看出他確實具有很多優良品德和作風。 　　 邵雍初到洛陽時，家境十分清寒，雖然過著貧困的生活，仍然自有樂趣。衹是因為他後來結交了一批達官貴人，受其資助，生活才變得優裕起來。但司馬光等20餘人為他購置的園宅，規模並不很大，他「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日安樂窩。」（《宋史‧道學傳》）當然，既稱「安樂窩」，可能收入不止僅給衣食，至少是比較優裕。不過，這衹是他死前六七年的事。邵雍的晚年，就是在這樣的生活中度過的。在這樣的條件下，他覺得十分滿足，如他在《擊壤集》的《後園即事》中說：「太平身老復何優，景愛家園自在游，幾樹綠楊陰作合，數聲幽鳥語方休。竹侵舊徑高低迸，水滿春渠左右流，借問主人何似樂，答雲殊不異封侯。」因此將自己的園宅稱為「安樂窩」，又自號「安樂先生」。這說明他不但不以做官為榮，而且不謀取功利的態度。 　　 　　這位安樂先生，在生活上十分安閒自在，「旦則焚香燕坐，脯時酌酒三四甌，微薰即止，常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自詠。」（同上）別有一番情趣。於春秋時節，出遊城中，風雨時不出門，出遊時乘一小車，由一人牽拉，喜歡到哪就到哪，行無定所，無拘無泥。由於他在洛陽結交了很多文人儒土、官僚學者，並在這些人之中享有聲譽，受到「雅敬」，當他乘坐的小車出現，「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無論童孺家僕，都歡喜地說：「吾家先生至也。」又據《宋人軼事》說：邵雍每當「天色溫涼之時，乘安車，駕黃牛，出遊於諸王公家，其來，各置安樂窩一所，先生將至其家，無老少婦女良賤，咸迓於門，爭前問勞，凡其家父姑妯娌婢妾有爭競，經時不決者，自陳於前。先生逐一為分別之，人人皆得其歡心。饜飫數日。復游一家，月餘乃歸。」由此可知邵雍的人緣之美。據說當時有十餘家為他準備了像「安樂窩」一樣的住所，隨時接待他的到來，名曰「行窩」。邵雍去世後，有人寫輓詞云：「春風秋月嬉遊處，冷落行窩十二家」，自此以後，這十二家人就失去了一位十分逗人喜愛的客人，他們對邵雍的逝世感到非常惋惜。 　　從表面上看，邵雍是一位十分樂觀、隨和，與世無爭，不求榮利，安時順處的人。但若從更深層的情況來看他對世事人生的態度，卻又另有情由。作為一個思想深邃的思想家，他對歷史、對社會、人生乃至宇宙萬物都有更深刻的觀察與思考。他對當時所處的社會政治環境之複雜性更有比較透徹的瞭解。因此，對自己應該怎樣立身處世，自有一套人生態度。邵雍之所以不求名利，與世無爭，能夠安時順處，自尋樂趣，是因他從歷史和現實中，看到了許多陰暗面，因而奉行了一套以保全自己為要的處世哲學。關於這一層，可從《擊攘集》的詩篇中看得明白。如《安樂窩中吟》組詩中的第一首云：「安樂窩中職分修，分修之外更何求？」第四首有云：「安樂窩中萬戶侯，良辰美景忍虛留。」他的職分就是在安樂窩中寫作《皇極經世》和看花、飲酒、賦詩。於外一切，皆無興趣。 　　自號「安樂先生」的邵雍，與魏晉時期的「竹林七賢」大不相同，他不恣意行樂和狂放不羈，而是適可而止，很有節制。在飲食方面，衹是每日哺時（申時）飲酒三四甌，微薰即止。他說：「酌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系經綸，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又有詩云：「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安樂窩中吟》第十一首）。「飲酒莫教成酩酊，賞花慎勿至離技」（同上）。朱熹對此有看法說：「康節凡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看花切勿看離技』是也」。有學生問朱熹：「如此則與張子房之學相近。」朱熹說：「因是，康節固有三詩稱讚子房。」這說明邵雍衹是求樂，而不是享樂主義者，衹是對人生採取達觀態度，故而能夠自待其樂。他還有詩寫道：「美譽既多須有患，清歡雖剩日無憂」，這也說明他為什麼不重名位，能夠清虛自守。邵雍的處世態度的確受張良之影響，難怪朱熹說他「有個自私自利之意」（《朱子語類》卷100）。邵雍曾在《張子房吟》中稱讚張良是一個「善始又善終」的人，這就是一證。由於他既不參加政治活動，但又善於同一些上層人物融洽相處，當時的著名大臣有詩說：「先生不是閉關人，高趣逍遙混世塵。」（《邵子全書》卷20）。這無疑是道家「和其光，同其塵」的處世態度。 　　在當時的政治鬥爭中，他雖然同舊黨大官僚有很好的交情，並且也不讚成王安石的新法，但不應該把邵雍同舊黨官僚相提並論。邵雍為人寬厚，遇事不走極端。如他重病時，敵視新法的程頤去看望他，問道：「從此永訣，列有見告乎？」邵雍「舉兩手」示意說：「前面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外，況能使人行乎？」（《宋元學案‧涑水學案》）又如，當舊黨領袖司馬光在邵壅面前稱舊黨骨幹人物傅堯具有「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邵雍不以為然，他說：「清而不耀，直而不激，能而能溫，是為難耳。」（同上）在他看來；僅有清、直、勇三德並不難，能具有「不耀、不激、能溫」三德才是不容易的。這個事實說明，邵雍並不贊成舊黨的過激行為，這就是他對新舊兩黨在政治鬥爭中的態度。過去一些論者把邵雍等同於一般反對變法的舊黨人物，這是不公允的。 三、先天象數之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