嫖之四——比野雞還要爛的女人

　　上海可能是全國最不注重喪儀的城市之一了，節奏太快的上海，真是「死都沒有時間死」。當然，笑話歸笑話，聊還是有些可聊的。 同許多地方一樣，上海人也避諱「死」字，「死」在上海話中有特殊的發音，讀如普通話的「洗」，人死稱作「死脫了」，你可以試著發一下「洗忒了」這個音。 　　「死脫了」在上海話中，一般用於不認識的人，「啥人啥人死脫了」是茶餘飯後小道消息中的一大話頭。「死脫了」還是許多人的口頭禪，表示「事情糟了」，鑰匙沒帶，手機號碼忘了，密碼不正確，只要事物的發展與預期的不符，都可以說「哎呀，搿記死脫了」。 　　真有親眷朋友過世，上海人另有說法，最最常見的是「沒了」，「伊拉爺昨日沒了」指的就是亡故，絕對不是指離家出走，找不到人。「沒」與「歿」是通假字，只有在「死亡」這個意思上，才可以借用。 　　「走了」或者「走脫了」也是過世的代用詞，其中「脫」的發音很有講究，如果發輕而促的音，表示人的死亡，而如果發重而實的音，則表示某件事的後果是「死定了」，如「哪末走脫了，畀伊拉娘曉得了……」。 　　＋走脫了，走遠了。 　　「走脫了」倒也罷了，不但「走脫」，而且「走遠了」，表示事件的後果更難以收拾，「搿記走遠了，大家儕曉得了……」 　　「走遠了」並不是指死亡，就算把「走」換成「死」，也未必指死亡，「儂幫我死遠點」猶如普通話的「你給我死遠點」，乃是厭人發火時用的。 　　「過世了」則是比較正式的說法，也比較有禮貌，而一字之差的，「過去了」就要遜色一點。 　　除了這些，上海話中還有許多具民風的代用詞，雖不尊重，但很有趣，一併錄於此地，看看玩玩。 　　人死，總是兩腳一伸，一了百了，上海話「一腳去」指的就是這個，與此同源的還有「眼睛一閉」，這「一閉」就不再睜開了。「鐵板新邨」指的是停屍房，所以「到鐵板新邨去」是指死亡，與此相同的還有「去西寶興路了」，因為「西寶興路」有著名的「火葬場」。 　　「轉去了」是普通話的「回去了」，回到哪裡去了？回到來的路上去了，「轉去了」、「到來個路浪去了」是「過世」一詞比較隱晦的說話。 　　「鼻頭朝北」算是最隱晦的了，因為過去葬儀很講究，其實這點至今也很講究，就是屍體的停放方向——鼻子放在北面、腳在南，所以上海有了這樣的暗語，甚至還有「若要享福，鼻頭朝北」的俏皮話。 　　「譚老三」和「翹辮子」算是最粗俗的講法了，前者另文述及（參見《》，查篇名），這回我們來討論「翹辮子」。 　　以前，十九世紀末、廿世紀初，上海有句話叫「曲辮子」，是用來罵外地人的，因為那時還是清朝，男人都留有長辮子，外地人的辮子由於出門在外，不及打理，所以打得彎彎曲曲，故有此名。但是如何「曲辮子」會變成了「翹辮子」，而外地人又變成了「死人」，就無從查考了。 　　有人說，是從電車來的，上海的無軌電車上有兩根長長的電纜棒，俗稱「辮子」，這兩根「辮子」搭在預先鋪設的電線上，就有了電，電車就可以跑了。 　　有的時候，「辮子」會搭不到電線，由於電纜棒有向上支撐，搭不到電線的「辮子」會越過這個高度繼續上翹，豈不是翹辮子嗎？翹辮子電車沒有電，當然開不了，豈不是「死脫了」嗎？聽聽蠻有道理，想想還是不對。第一，電車的辮子實際上是整天翹著的，第二，辮子跳起只要搭上即可，乃是必然可以「復生」的，多則幾分鐘，少則幾秒鐘即可。由此看來，「翹辮子」或許另有出處。 　　有幾種說法是比較靠得住的，都與清朝男人留髮有關，一說清朝斬犯人，行刑前會拉起死囚的辮子，從辮後下刀，此時的辮子是「翹」的；一說清朝的強盜被殺後，人頭掛在城門上，就是用辮子掛的，遠遠望去，辮子翹著；又說清朝葬儀入殮前，要將死人的辮子盤在腦後，一如翹起。 　　反正，時間已經過去那麼多了，想相信哪個就哪個吧。我們繼續說下去，在上海，一般人「沒了」的當晚，就要在家設靈堂，不過上海地方小，只能因陋就簡，一般是拆了死者的床，放上桌子，擺上照片，燃香供茶供飯。 　　至於大殮時參加弔唁，上海人也叫「弔孝」，「孝」字唸作「好」，其實就是遺體告別儀式，上海人一般不披麻戴孝，僅佩黑紗示意。現在龍華殯儀館設焚爐一個，儀式結束後，即可投入黑紗，當場焚之。 　　從人「走脫了」的那天起，家中親屬要為其「做七」，一般就是每隔七天，子女近親到場，然後當天多供幾個菜，多燒點錫萡，就算是「做七」了。 　　「做七」要做七次，就是四十九天，一般認為至少要做到「五七」，上海人大多也只做到「五七」為止；在「頭七」到「七七」之中，又以「頭七」、「五七」和「七七」這三（個）「七」為最重要，有些人會在當天請和尚、道士來唸經，念《三官經》（參見《瞎纏三官經》），「搞七念三」這句話由此而來。 　　上海話中「搞七念三」指的是「搗亂」，明明好好的事，偏偏碰到不識時務者胡攪蠻纏，就叫「搞七念三」。另外，上海人還專門把婚外情叫做「搞七念三」，「聽說伊拉男人嘞外頭搞七念三」，乃是指男的在外面有了「花頭」。 　　由於「三七」（？五七最重要）的重要，要請道士唸經，亦有各種禁忌，然而有人行事莽撞，不顧禁忌，我行我素，就是「不管三七廿一」了。 　　上海話「不管三七廿一」，指的是不顧及傳統和禮義的約束，我行我素，亦指急中生智，不守陳規的做法，如「看到車子開過來，伊不管三七廿一就沖上去救起小人」，指的乃是「奮不顧身」了。 （寫於2008年1月16日）

　　車子被人撞了一下，對方倒也通情達理，認了全責。由於要保險公司賠錢，因此要找個見證，於是我說「搿麼，阿拉叫老娘舅來？」，對方說「看來嚡只好叫老娘舅唻」。在等待的時候，小女就纏著我問，為啥要把「舅公公」找來，因為我的「娘舅」就是她的「舅公公」，一席話，把我和肇事者說得哈哈大笑。 　　「老娘舅」在上海話中是另有其義的，「娘舅」就是「舅舅」，突出「娘」字，說明是「娘」方面的親眷，正如「爺叔」是「爺」方面的一樣。 　　江南是個男女頗平等的地方，至少娘家親眷的地位就不低，特別是「娘舅」，但凡家中發生爭吵、矛盾，無法解決之時，就要請人出面調停，這娘舅就是第一人選。 　　細細想來，請娘舅來，是有道理的，譬如三個倪子分家吵相罵，吵得不可開交。父母解勸不了，因為倪子們不「買賬」都說父母「偏心；伯伯、叔叔也不行，因為他們都有利害關係，他們自己與父親的雞毛蒜皮還未曾了結呢。總得有人出面吧？村長？族長？他們倒是能夠做到客觀公正，可是他們又不瞭解實情。家中的下人？既瞭解情況，又沒有利害關係，卻沒有地位，說話沒有份量。唯一能夠勝任的，恐怕只有「娘舅」了。首先他是長輩，有地位說話；其次，他是娘面上的親眷，本身不參與到財產的分割上，沒有私心（至少表面上沒有）；最後，娘舅是看著他們長大的，家中的事情都知道，來龍去脈也都清楚，所以有足夠的發言權，能夠很好地出面調停。看看，娘舅的地位有多高？在上海話中，父親稱呼娘舅，也唯獨就是稱呼他自己的大小舅子，是叫「舅老爺」的。過去擁有「審判權」的官才能被叫做「老爺」，妻舅也有「審判權」，因此也是「老爺」。 　　所以，江南人家與妻舅的關係就很好，在楊振雄的《西廂記》裡，法聰對紅娘說張生是他的親眷，紅娘問他到底是啥親眷，結果法聰想到「至親莫若娘舅」，就說張生是「阿舅」，嚇了紅娘一大跳——你想，法聰是和尚，哪來的「阿舅」啊？ 　　家中的事，請「娘舅」出來，娘舅多的話，年紀越大的越說了算。所以「老娘舅」是「娘舅」中最歷害的。 　　「娘舅」是調停人，上海人把有執法權、處罰權的人，不管工商、行政，一律都稱之為「娘舅」，由於警察管得最多，權力也最大，所以警察就是「老娘舅」。 　　上海人都知道「老娘舅」指的警察，「老娘舅」沒有貶義，甚至還透著親切，所以即便是當著警察的面，也可以叫。經常聽到兩個差頭司機對著警察說「儂叫老娘舅評評看，啥人有道理？」那警察年紀尚輕，卻被叫做「老」，也只能一笑了之。 　　然而除了「老娘舅」，警察還有許多「雅號」，就不能當著面叫了。 　　上海黑話中叫警察為「調令」或者「調更」，這是極其隱秘的言語，尋常人等絕不知曉，我便是知道了，也終究考證不出它的來歷，只能猜想或許與切口「條子」有關。至於便衣警察，黑話則叫做「暗條」。 　　前面說到了「條子」，這是北方的黑話，只是這句黑話世人皆知，所以也就不能稱之為黑話了。叫警察為「條子」，是因為警察制服的袖口上有三條白色的槓線，所以叫做「條子」。「條」作為量詞，條形物的量詞，在上海話中還有是「埭」，讀「汏」，比如挨了耳光後留下的紅印，上海話叫「五埭手指頭印」。「埭」也是表示「次」、「趟」的量詞，如「我出去一埭，買點物事」。 　　「條子」來源於袖口的「條子」， 從前，舊社會警察的級別就反映在袖子上的槓槓，有一條、二條、三條之分，最高級的有「三條」，上海話叫做「三埭頭」，同時也用來暗指警察。由於小朋友的少先隊幹部標誌也是條條槓槓，所以「一埭頭」、「兩埭頭」和「三埭頭」也分別指少先隊的小隊長、中隊長和大隊長。 　　「369」指的也是警察，來源於上海的著名滑稽戲《七十二家房客》，戲中的國民黨警察編號是「369」，由於這個角色演得很好，大家也就記住了「369」，並用來稱呼警察。戲中的「369」是個壞人，常常敲詐窮人，所以還有一句「369，抓現鈔」的說法，並且用來表示「不求長期回報，只要眼前利益」的做法，亦可理解為「不擇手段，急功近利」的行為。如「教育小人勿是『三六九抓現鈔』，儂要慢慢叫講畀伊聽」。 　　上海動畫片廠出過一部著名的動畫片，叫做《黑貓警長》，片中的「黑貓」是警察，奇怪的是，黑貓並沒有成為警察的代名詞，在上海話中，「黑貓」指的是「保安」，因為當年警察的制服還是白的，而保安的制服報是黑的，片中的黑貓警長也是穿黑的，故有此說。 　　警察的衣服，變過好多次，有黑白綠藍多種顏色，但你是否知道，還有頭上包著一大塊紅布頭的警察呢？ 　　「紅頭阿三」是解放前上海人對於英租界中的「印度巡捕」的稱呼。「巡捕」在上海話裡就是「警察」，以前上海沒有警察，及至上海開埠，有了租界，才有了「警察」，可「警察」是「police」啊！上海人不會叫，就照搬大清的「巡捕營」， 巡捕營負責維持京師治安，和警察的職能差不多，照搬照用。 　　於是，上海人把「警察」叫做「巡捕」，而「警察局」就是「巡捕房」，直到現在，九旬老人嘴裡，依然能夠聽到「巡捕」的叫法。在不同的租界中，巡捕是不一樣的，法租界中是安南籍（越南）的巡捕，而英租界中，則是印度來的。 　　也不知道為什麼，第一批到上海的印度巡捕都是錫克教徒，他們有一個特徵，就是要用紅色的長布把頭包起來，遠遠地望過去，就像一根黑色的自來火（火柴）。 　　這些英租界中的頭上包著紅布的巡捕，就是「紅頭阿三」。很簡單，不是嗎？ 　　不簡單，因為還有「阿三」沒有解決。「三」在上海話中有「不起眼」、「不入流」的意思。「小三子」猶指地位卑下，人微言輕之輩，「紅頭阿三」亦帶有蔑意。 　　然而到底為什麼是「阿三」呢？許多人撰文詳究此事。有人說，因為印度人在聽別人呈述時，經常說「I say」,「I say」，所以就用諧音「阿三」來表示，這種說法並不足信，可能根本上「I say」也是「I see」的訛傳；又有人說，印度巡捕看到上司總是叫「yes，sir」，亦從諧音而來。更有好玩的說法，說耍猴的常對猴子說「阿三，老鷹來了」，由此聯想到「老鷹」和「老英」（英國人）的音相同，再「反想」過來說叫巡捕「阿三」，乃是罵「巡捕」為「猴子」云云，甚至引發出民族大義之類的感慨，對此，實在不敢苟同。那為什麼叫「阿三」呢？很簡單，「阿sir」也。大家一定看過香港的電視電影，上海英租界的警察系統和香港1997年前的系統是一樣的，香港人都管警察叫「阿sir」，當年的上海可能也是這樣，所以「紅頭阿三」就是「紅頭阿sir」，就是「紅頭警察」。 　　後來，租界體制因日佔而不存，印度警察「下崗」，淪為保安，就連賓館拉門的也包著個紅頭，一般的民眾分不清到底是「巡捕」還是「拉門」的，於是只要見到用紅布包頭的，一律稱之為「紅頭阿三」。 　　警察要抓壞人，壞人就要逃，最後，來說兩個「逃跑」的詞。 　　「劃腳」是典型的上海話，就是「溜走」的意思。「一到埋單辰光，伊就要劃腳」，就是這個意思。還有一個叫「逃鷂」，「鷂子」是上海對風箏的俗稱，「逃鷂」本指風箏放到一半，突然斷線，風箏便隨風而去，再也難以找尋，是個風箏的術語，在上海話中亦指事主逃去，再也找尋不到。…

　　由於工作的原因，經常”走南闖北”，有幸得以領略名山大川之風姿，體會風俗人情之特色。前段時間，發現不少旅遊點，都多了一種生意–“姓氏店”。在這種店裡，可以知道自己姓氏的來源，也可以買到鐫有姓氏的項鏈和墜子。更有趣的是，有一種扇子，粗木骨子，紙面印刷，售價近百；扇面是一個大字，就是姓氏了，據說是受”將旗”的啟發而來，然而不知為何，我第一反應則是”插標賣首”四字。 　　其實以前，殷實之家都有家譜，拿出家譜來一查，就知道自己”從哪裡來”，後來家譜都當”四舊”燒掉了，沒有燒掉的，也都被”充公”了（家中所藏《邵氏宗譜》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發還”時，每卷都蓋著”上海圖書館藏”的印）。以至於現在的人，連自己的祖宗是誰都不知道，只能在旅遊點的小店查著玩。 　　不知道哪裡來的倒也罷了，不會念，就有些丟人了。姓氏怎麼念，也是個學問，上海話中，姓氏的不同唸法，也很有特色。 　　第一個字，是”龔”。對，就是”龔自珍”的龔。記得九十年代初，我在虹橋路虹梅路的龔家宅租房子住，房東姓龔，隔壁也姓龔，前面後面都姓龔，在上海話裡，這個字念”窘”的平聲。 　　突然有一天，在這個只有幾十戶家庭上百口人的地方，有了一場軒然大波，起因就是房東的女兒。那女孩子念小學，有一天回家對她爸爸說”我不姓’窘’，我是姓’公’的！”這還了得？雖說是個女孩，但也不能擅自改姓啊？於是父女吵了起來，鄉下吵架是很熱鬧的，附近的人都來；總算吵明白，原來姓沒有改，只是讀音有變化，女兒告訴父親”老師說應該念’公’，”父親不同意，請大家評理，大家都說不能念”公”，又有人說這個字可能是多音字，就像”車”和”車”一樣，用作姓的時候，有專門的讀法。 　　於是大家一起去查字典，可字典上只有一個發音，只能唸作”公”。這下，大家都傻眼了，難道姓了幾百年的”龔”，一直是讀錯的？ 　　於是他們來問我這個唯一的大學生，希望我能解答，十幾年前的我，尚未開始任何語言學方面的研究，只好信口開河地說”或許，在上海方言中，讀姓氏時應該讀’軍’吧？” 　　很多年過去後，我才搞明白，這個字在上海的確是”軍”，不但是方言，而且還是古音。《唐韻》說這個字是”俱容切”，《集韻》說是”居容切”，什麼叫”切”呢？是中國古代的一種拼音方式，看過《鏡花緣》的朋友或許有印象，李汝珍通過多九公和唐敖的嘴，把”反切”稱為”絕學”。我們暫不談反切的深奧，只說這”居容切”和”俱容切”，說得簡單點，就是把第一個字的聲母和第二個的韻母拼在一起，你可以自己試試看，”龔”字到底該讀成啥？ 　　上海話中，與普通話完全不同的姓氏讀音，還有許多，”岳飛”的”岳”也是一個。這個音，很難表述出來，與上海話中的”鶴”發音相同，外地的朋友，只能請上海朋友讀一下，才能明白。再如”奚”字，著名歌唱家”奚美娟”的”奚”，在上海話中也不念”西”，而是唸作”夷”，唸錯了，可是要鬧笑話的。 　　由於上海方言的特色，沒有翹舌音，也沒有後鼻音，以至於許多普通話中不同發音的姓，到了上海話中，就分不清了，只得以拆分單字或偏旁部首的方法來加以區分。 　　比如”王”這個姓吧，是上海的第二大姓，據2006年的資料表明，上海有78萬王姓人口，偏偏在上海話中與”黃”的發音一模一樣，於是只能用”三劃王”和”草頭黃”來區別。 　　類似的 “沈”與”孫”，在上海話中也完全相同，上海人用”三點水的沈”和”子小孫”來區分；同樣，還有”柳樹的柳”和”卯金刀劉”，劉的繁體寫作”劉”；以及”人則俞”和”干鉤於”，”於”是好似”干”的腳”鉤”起來，故有此說。 　　除了兩姓同音外，還有三姓同音的，我的姓就是其中之一，”曹趙邵”在普通話中是三個音，到了上海只能變成”曲日曹”、”走肖趙”（”趙”的繁體是”趙”）和”刀口邵”才能說清，又如”程陳岑”是最典型的前後鼻音不分，翹舌平舌通用的產物。 　　更厲害的，還有四個字同音的，就是”何賀胡吳”。這些字，普通話中各不相同，可到了上海話中，一律發作”糊”，真是夠糊了，為了不至於太糊，上海人稱之為”人可何、加貝賀、古月胡和口天吳”。 　　其實，上海話也並非如此”不堪”的，有些姓氏、在普通話中是同音的，到了上海話反而分得清了。”江”和”姜”就很明顯，前者在上海話裡發”缸”的音，而後者還是發”韁”的音；同樣，”勝”與”盛”，”弓長張”與”立早章”，上海人也都分得清。 （寫於2007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