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宋路霞著《上海的豪門舊夢》，中國友誼出版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 靜安寺路道台家 從前上海靜安寺路（現南京西路）上有三家氣焰很熾的「超級大戶」，一是清末郵傳部尚書、李鴻章辦洋務的心腹愛將盛宣懷家，世稱盛家老公館；其次是李鴻章的五弟李鳳章家，位於靜安寺路吳江路路口，囊括了整條吳江路的地盤；再次即是號稱道台花園的道台大人邵友濂家。 這三戶人家都有豪華、氣派的花園式宅院，又都鄰近早期外國人在滬的一個娛樂中心——斜橋總會，因此也就有了「斜橋盛府」、「斜橋李府」、「斜橋邵府」之稱。其實距李家的宅院不足百米之遙，還有一座寬敞的大院，院內豎著四幢氣宇軒昂的西式洋樓，此即浙江湖州南潯鎮上的「四象」之一（當地稱家產在1000萬兩銀子以上的富戶為「大象」）、小蓮莊的主人劉錦藻的上海寓所。劉家官宦仕途雖未見大顯，然而經濟實力似不比其他三家差，所以這一地段，就形成了四大家族相持並峙的局面。 這四大家族之間百十年來偶有「戰爭」，而多通姻婭，不是你家娶我的女兒，就是我家娶了你的孫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活脫脫一部現代上海的《紅樓夢》。就邵家來說，邵友濂這道台大人共娶了三房妻妾，生下兩兒一女，兩門親家都是了不得的當朝大吏，大兒子邵頤，娶的是李鴻章的侄女（李鴻章最小的弟弟李昭慶的女兒）；二兒子邵恆，娶的是盛宣懷的四小姐盛樨蕙。雖說大兒子邵頤夫婦不壽，僅生下一個女兒，名邵畹香，然而二兒子邵恆夫婦卻一連生了六個兒子一個女兒，六個兒子後來都成了上海灘上風雲一時的人物，其中最出名的一是老大邵洵美（雲龍），二是老五邵式軍（雲麟），他們的丈人家又是豪門大戶，一個是盛宣懷的長子盛昌頤，另一個是老同盟會的會員，民初擔任浙江都督的蔣百器。而且，大房的女兒邵畹香嫁的人家亦非同小可，其公公，是李鴻章的同鄉、晚清駐英國留學生總監、著名的清議派人物蒯光典，而蒯家與邵友濂的後任，即1890年的道台聶緝規家亦為兒女親家……，他們如此「強強聯姻」，富上加富，枝枝蔓蔓，裙帶千里，能數落出來的故事簡直就要車載斗量了，足可見上海故家舊族的影響之深遠。 且說邵家原本北方大戶，翻開邵氏宗譜，可知早在北宋年間，邵家就出了一個「象數學家」，世稱康節先生，名邵雍，他專研中國傳統學術典籍之一的《易經》，並把易經與道家思想相結合，建立了自己的學術體系，叫先天之學。他還會通過一個人的筆跡，洞察一個人的品性。他說：「言，心聲也；字，心畫也。」經他辨認過筆跡的人，無不歎服他的神來之算。後來他的名氣越來越大。朝廷幾次有意請他出山，他均堅辭不就，寧肯在自己的「安樂窩」裡耕讀自給。不過他的「安樂窩」的本義，是取安貧樂道的意思。與後來人們所熟知的「安樂」二字截然相反。邵友濂作為邵氏之後，非常敬佩這位先祖，時引為榮，他得發之後，曾在南渡後的邵氏祖居浙江餘姚創辦一所小學，就以這位老祖宗的謚號康節為校名，以彰其祖德之不沒。 嘉慶、道光年間，邵家又出了一位才人，名邵燦。邵燦三考正途出身，咸豐年間官至漕運總督。歷來漕官均為肥缺，邵家從此賴以顯赫起來。如果說邵家在邵燦手裡尚未發展到頂峰的話，那麼到他的兒子邵友濂一代，成了五方雜處、開放口岸的大上海的地方官，那可真是達到了一般百姓們所期望的榮宗耀祖、俯仰無愧的理想境界了。 邵燦娶有妻妾八人，生下三兒六女。三個兒子中長子邵曰濂，走讀書做官的道路，官至太常寺卿，除了外放一任地方學政（學臺）之外，基本上是尊禮宗法的京官；次子早殤；三兒即是邵友濂。 小參贊揭發大欽差 邵友濂（1840—1901）原名維延，字小村，又字筱村，浙江餘姚人，1882年出任上海道台。在此之前，曾當過10餘年的京官。他1865年中舉之後，先是擔任工部虞衡司員外郎，光緒初年出任總理各國事物衙門章京（相當於現在的秘書）。那時的總理衙門，名義上是清廷的外交部，實際上在那內憂外患日益嚴重的年頭，此衙門已充當了清廷「內閣」的角色（衹是不直接統領地方官吏）。總理衙門秘書這個官，官階雖不高，但位近皇親，消息靈通，隨著當時晚清外交方面爭端迭起，中央急需人才，可「補」的機會頗多，這就為邵友濂後來涉足中俄外交、參預中樞機要，提供了絕好的機遇。 這期間，由於他務實、勤勉，辦事可靠，清廷還命他出任清皇室寢陵的監督官之要職，具體管理河北普陀峪萬年吉地的總體工程，為慈禧、慈安、光緒及其皇后、皇妃建造地下官殿。數年後工程完工，工程質量無可挑剔（幾十年後軍閥孫殿英炸陵盜寶，費了極大的周折才打進地宮，為一證明），不久，清廷即授他以道員銜，擔任中國駐俄羅斯頭等參贊，於1878年秋，隨欽差大臣崇厚（皇室近臣，旗人）出使俄國，終於在中俄伊犁問題的交涉中一舉成名。 那時中俄關係十分緊張，數年前俄羅斯軍隊就以維持邊境治安為名，出兵佔領了中國伊犁地區。後經左宗棠率兵西征，出師大捷，平定了天山南北，於是收回伊犁的問題就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來。按說，在左宗棠武力平定新疆的大好形勢下，收復伊犁已成順理成章之勢，可是欽差大臣崇厚卻出了岔子。 崇厚一行於1878年9月動身，越重洋經意大利、法國進入俄羅斯，那年邵氏38歲。欽差大臣崇厚在國內時原先掌管北方的食鹽大權，出任長蘆鹽運使，後來任三口通商大臣。在天津辦過外交，與英法重修了《天津租界條約》，同治年問創辦了天津機器製造局。按說在晚清袞袞大員之中，亦屬能吏之列，然而關鍵時刻卻不能堅守立場，收受了俄國的賄賂。他在談判桌上畏畏縮縮，一讓再讓，以至於擅自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裡瓦幾亞條約》。條約中雖說歸還伊犁，但卻要劃出伊犁南部的大片土地給俄國，並允許俄國在蒙古、新疆免稅貿易，還要賠償兵費500萬盧布；通商路線再擴大三條……文件草本送到北京，要清廷認可時，舉國譁然，朝野一致認為崇厚昏庸賣國。清廷起初不明白原委，後經邵友濂暗中揭發崇厚受賄真相，方才恍然大悟。於是清廷震怒，召回崇厚，撤職查辦，制斬監候（死刑緩期執行），並令邵友濂署理一切駐俄事務。 邵友濂對崇厚受賄簽約的行為當時就有看法，他在日記裡寫道：「餘固逆料其不妥，不意若是明白迅捷也。」他在俄國當了一段時間的代理欽差大臣，1880年清廷又派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為駐俄公使，命邵友濂襄理曾紀澤與俄方談判。至1881年2月，條約達成，中國終於收回了伊犁地區的大片土地，歷史上稱為「改訂條約」（即《中俄伊犁條約》），這是我國近代史上，惟一的一次敢與洋人叫板而改訂的條約。而那因貪財而下獄的原欽差崇厚，在後來的牢獄生涯中，答應10年問捐銀30萬兩，總算獲贖罪釋放，出獄後以原官降二級任用，不久即病死了。 從此邵友濂在外交界聲譽鵲起，更加受到朝廷的信賴，他回國後即任湖南巡撫，後來辦理台灣防務，並在1891年出任已是火藥桶般的台灣省的巡撫，那時已I臨近中日甲午之戰，處處事關中日外交大局，重權在握亦事事棘手，充分說明了朝廷對他的倚重。 親家頓時翻了臉 邵友濂在仕途上，走的是曾國荃、曾紀澤的「體系」，與他的另一親家李鴻章辦中日外交的路子不同（李昭慶39歲去世，其長子李經方過繼給李鴻章，其他子女和家眷亦由李鴻章關照，於是邵家就認李鴻章為親家）。他在台灣巡撫任內，曾下令殺過7個日本不法商人，引起日方對他的忌恨，而他對日本人始終採取了強硬態度，及至1894年，李鴻章在中日甲午之戰中戰敗，清廷要他與戶部侍郎張蔭恆赴日求和之時，就碰到了麻煩。 當時日本朝野似乎覺得偌大個中國指日可吞，聲言中方若要議和，須派出全權大臣，並反對中方提出的以上海為議和地點的建議，蠻橫地決定以日本廣島作為談判地點。而且，陸軍提出，要吞沒中國遼東半島；海軍部提出，要吞沒臺、澎諸島；財政部索銀10億兩；革新黨要瓜分中國百餘州，提出要將江蘇、福建、廣東劃入日本版圖；自由黨提出要中國割讓吉林、奉天、黑龍江三省及台灣……而日本內閣的對華政策就愈發嚴厲、苛刻，且事事挑剔，以迫使清廷就範。 1895年元月30日上午，中國全權大臣張蔭恆、邵友濂率使團抵達神戶，並與美國顧問會合。當使團一踏上神戶碼頭，只見成群結隊的日本民眾狂喊反華口號，圍在碼頭上。日本官員見此混亂局面，非但不聞不問，也不向中國使團提供四輪馬車，態度冷淡，一臉冰霜，使團一行只得乘黃包車至下榻處。從神戶到廣島，使團衹能乘坐小火輪。日本當局為了達到侮辱中國的目的，競不准使臣的輪船懸掛中國國旗。在火輪等待攔路駁輪移開時，日本人競故意使得兩位使臣立於苦力之中，站立在煤鬥上達一小時。這一切都是日本當局刻意安排的，目的是給中國欽差來個下馬威。 張、邵一行抵達廣島後，處境更加艱難。使團居所分三處，門外均有日人監守。官員有事出門，須通知日本巡捕，派兵前往。無論是誰，代步都是東洋車，中國欽差亦然。書信往來，先拆後送。張蔭桓欲發密電，日方不允。國內來電，則扣押不送。按規定，使團抵日24小時內即要開會議和，然而，會談尚未開始，日方又急欲休會，故意拖延原因有二：當時威海衛一戰日本勝券在握，全殲北洋水師指日可待，若成海衛被佔，談判桌上日方籌碼更豐，迫使清廷接受條件的把握更大；其二，日方自知提出的議和條件十分苛刻，張、邵兩人非清廷一流重臣，不可能有權當場畫押。日本的意中人是恭親王，最好是李鴻章。因此，日本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在第一次會議上首先提出要查看全權大臣證書，張、邵即出示皇帝的任命詔書。伊藤認為詔書不是國書，謂中國政府無誠意，拒絕與之談判。日本外相陸奧也聲明：不願與張、邵談判。張、邵雖據理力爭，日方嗤之以鼻。無奈，張蔭桓要求在廣島多待幾日，俟朝廷按日方要求重補全權證書後再行談判。伊藤卻認為，既不開議，仍是仇敵，不准羈留廣島。正月11日，張、邵被逐抵達長崎。清廷聞訊，決定更改國書，添訂約、劃押之權，希望張、邵復開談判。但日方本是項莊舞劍，意要李公，遂以張、邵官階不高，難膺重任為由，拒復議和。正月18日，張蔭桓和邵友濂一行，知事難為，不得不從長崎就道歸國。 後來，李鴻章簽下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後，邵友濂憤而與之決裂，從此邵、李兩家互不往來。1901年春，邵友濂含恨死於上海，享年61歲。不數月，他的親家李鴻章也撒手西去了，兩人競在同一年去世。 銀樓倒閉之謎 邵友濂的大兒子邵頤，娶李鴻章的侄女兒為妻，可惜李夫人壽不長，生下一個女兒取名邵畹香，不多年即病逝了，女兒後嫁滬上蒯家（合肥人，蒯光典之後），人稱蒯太太。邵頤又娶北方一世家女兒史氏為妻，可惜邵頤亦不長壽，中年去世，拋下史氏獨守空房。當公公的邵友濂念長媳守節無後，生前即立下遺囑，命二兒邵恆將婚後出生的第一個兒子過繼給大房，這個被過繼的男孩，就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文壇大名鼎鼎的邵洵美。 邵頤去世時，弟弟邵恆才7歲，哥哥一死，他成了單根獨苗，須承祧邵家一脈香火。而邵恆夫婦確也很爭氣，一連生下六個兒子即邵雲龍、邵雲鵬、邵雲駿、邵雲麒、邵雲麟、邵雲驤，還有一個女兒邵雲芝（現已9l高齡，居美國）。但是邵恆畢竟過於受寵愛了，其父去世時他才十五六歲，位居一家之尊，其母柴太夫人，嫂子史夫人，以及他17歲時迎進家門的盛四小姐，三個女人以及一大幫男女傭人，整天圍著他轉，他什麼腦筋也無需動，反正有的是錢，久而久之，養成了喫喝玩樂，不思經營的脾性，其結果是顯而易見的，家中的金山日見消耗，最後終於到了賣房子賣地，捉襟見肘的境地。加上家裡的總管是柴太夫人的胞弟（即邵恆的舅舅），這位娘舅精明過人，又擅長弄權，仗著姐姐對他的信任，明裡暗裡中飽私囊，更加速了邵氏產業的「冰釋」。 邵恆還有一個綽號，大概60歲以上的老上海們都知道，叫「楊慶和小開」，這包含著一個豪門難以啟齒，而路人則視為笑料的故事。 說是在1935年冬，位於南京路五福弄口的楊慶和銀樓（久記）突然宣佈倒閉了，在上海灘闊人圈子裡即刻引起一場軒然大波。這家銀樓自清末以來，一直位居上海灘「第一大銀樓」，擁有百萬資本，該銀樓不僅大量吸收存款，多為闊太太、少奶奶們的私房錢，而且該店的金銀首飾，一直是上海貴夫人的首選。同時大家還知道，這家銀樓的真正老闆，是上海道邵府，繼邵友濂之後就是邵恆。這麼一個龐然大物，怎麼就一下子轟然倒了呢？ 原來，怪來怪去還是怪邵恆自己，弄巧成拙。 當年邵老太爺去世後，邵家兩房一直沒分家，但是產業的利潤、出息或賣掉一宗產業的所得，則向來是兩房平分的。然而，邵恆在接手家業時，卻向大房隱瞞了這個楊慶和銀樓（久記）一項，於是此銀樓變成了他個人的私產，而且保密工作做得相當出色，邵府裡的人只當這個銀樓早已歸他人了，並未去深究，而他本人平時又根本不管銀樓裡的業務，全權放給下面的經理、賬房去辦，久而久之，下面的人也摸透了這位「楊慶和小開」的脾氣，也就肆無忌憚地做手腳，欺上瞞下，謀取私利。他邵恆只管一件事，即每到、大年初一的上午，他須在客廳裡候一位客人，此客人即楊慶和銀樓的經理。經理一到，兩人寒暄幾句後，客人就會走到供著香火的邵家祖宗喜神位前，拜上幾拜，然後從包裡摸出一個大紅封袋，雙手捧送到供桌上，遂即起身告辭。主人從不挽留多坐一會兒，心中只掛念那隻大紅封袋。原來袋中裝的就是楊慶和銀樓一年來的利潤。這種大年初一上午的「例行公事」延續了多年，一直未出破綻，可到了1935年，紙終於包不住火了。 這一天，有位蒯太太因家有急用，一早來到銀樓提取存款，張口要提現金3萬元。誰知這年銀樓很不景氣，加上管理混亂，資金周轉不靈，偌大個銀樓，一時競拿不出3萬現金。於是銀樓經理只得請求這位太太緩期幾天，商定3天為限。後來3天仍拿不出來，再改為7天為限。眼看7天限期已到，經理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無奈，只好跑去向邵老闆告急，請其出面，迅速調撥現款付兌。邵恆平時花錢如流水，從來不知道如何應付突發事件，但他也急中生智，叫銀樓經理去找自己的大兒子邵洵美解決，因為邵淘美繼承了大房的產業，手中有錢，這一點為人父者邵恆心裡倒是清楚的。然而這麼一來，「大紅封袋」的秘密故事就不得不公開了。 父親有難，當兒子的還能坐視不救嗎？邵洵美無奈，只好嚥下這枚苦果，設法調集現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