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回憶]油印

1993年的秋天,在天平路的一戶居民家中,一樓的大房間外是個小院子,小院子中有間搭出來的小屋。雖然已經秋天,但是小屋依然悶熱,沒有空調,衹有臺電風扇,但是一房間中好幾個男生,依然散發著燥熱,寫字桌前已經擠了二三個人,我衹能坐在床上,視線越過他們的頭,看著寫字檯上的電腦屏幕。 電腦的主機放在桌下,顯示器雖然衹有十四英吋,卻是個大傢伙,左右佔據了一半寫字桌,前後更是完全佔滿,鍵盤衹能放在拉出來的抽屜上,那種顯示器發熱很厲害,讓原本就逼仄的小屋更熱了。 電腦用的是Windows 3.1系統,英文版的,為了使用中文,要安裝一個叫做「中文之星」的軟件,中文之星是單向型的,裝上就卸不下來了,中文之星不但提供了中文環境,連電腦菜單都會變成中文的,我們當時覺得很神奇。 「吱吱吱」,愛普生針式打印機響著,很慢很慢,所以噪音響了許久,打印機的色帶被事先拿走,專門為了這個特殊的打印。最後,打印機終於吐出了一張半透明深藍色紙來,上面有著淡淡的白色字跡,深藍色紙下襯著一著薄薄的棉紙,再下面還有張格子紙。 「成功啦!成功啦!」 那是我們大學文學社第一次用電腦排版來製作蠟紙,在文學社成員學弟張睿無數次地試驗後,終於成功地打印到了蠟紙上。 等蠟紙打印好,我們小心地把它拿到了學校裡,千萬要小心,有一條摺痕壓痕印痕,最終印出來的東西,就會多一條莫名其妙的黑線出來。回到學校,我們拿出笨重的油印機,取掉笨重的蓋子,把蠟紙覆到黜黑的滾筒上,把一疊白紙鋪到一邊的進紙輪下面。 想想現在的激光打印機真是發達,快的一分鐘可以打幾十張,我們當時油印校刊,要用這個手搖的油印機,一張張搖出來,雖說進紙也是自動的,但是那個進紙輪很笨,每印一張,都要掀起面上的那張紙,把下面的紙壓住,否則,會一下子進個二張三張四張,都有可能,沒有定數。 先要一張張印出來,等油墨乾了,再印反面,等很多張都印好,還要裝訂,然後發給訂戶,說是訂戶,實際上是按班攤派的,倒是沒有靠學校的行政壓力,靠的是真誠和皮厚。 我們這樣的印法,其實已經是鳥槍換炮後的了,在這之前,我們是鐵筆手寫的蠟紙,手推油印出來,與我小學時的一樣。 時間閃回到1979年,那個後來變成21路終點站的平房,老師在刻蠟紙。 冬天,顧老師坐在辦公室裡,天已經很冷,她戴著半指絨線手套,還揣著熱水袋。她的面前擺放著一張蠟紙,蠟紙是透明的,下面印著橫線和竪線,組成了一個個一釐米見方的小格子,以便對齋。蠟紙的下面,是一塊木板,木板當中鑲著一塊薄的鐵板。所謂刻蠟紙,就是用鐵板墊著,用鐵筆在蠟紙上書寫,鐵筆是塑料的,衹是前端有一根鋼針,鋼汁並不是太尖,否則容易戳破蠟紙。 天冷,手卻不能焐得太熱,否則蠟紙上的蠟會化,化開的地方印出來,會有團黑影。油印的原理是用鐵筆書寫,寫過的地方蠟紙上的蠟被刮去,油墨就能滲透過去,留在紙上,「拷貝」出蠟筆相同的內容。 寫字,難免會有寫錯的時候,不要緊,有修改液,那是個玻璃的小瓶,瓶蓋上連著一把小刷子,把瓶蓋打開,小刷子上沾著塗改液,塗到要修改的地方,待乾了後可以再寫。 那時,是手推的油印機,說是機器,也就是個木框,木框靠近操作員的地方,當中有個把手。木框把蠟紙夾住,下面放紙,用一個與木框等寛的滾筒,蘸好了油黑,左手壓緊木框,右手捏住滾筒的把手用手往前推到底,然後拿起滾筒,掀開木框,下面就有張印好的紙了,對的,當時來說,就是考捲了。 那時,老師們很喜歡「差」學生做事,學生們也很喜歡幫老師做事,被「差」的學生,還頗有種榮譽感。唯獨這印考卷的事,雖說又髒又累,卻沒法讓學生來做,衹能親力親為。我依稀記得,等到了高年級,好像有過測驗卷子是同學幫忙刻的蠟紙,我們班有個「四條槓」的大隊長,是「紅領巾列車」的副列車長,不對,我們班有二個四條槓,是正副列車長,刻蠟紙的是那位副列車長,笑容甜美的顧錚鋒,也可能是「崢峰」。她有一個深深的酒窩,一笑就很甜,之所以我記得這清楚,是因為她寫過一篇作文,那篇作文成了範文,老師讀出來給全班聽,其中有個情節就是她曾經打算用筷子在另一邊臉上鑽個對稱的酒窩出來。 有些事不是記得太清了,可能卷子不是她刻的,那麼就是有通知是她刻的,等我們三年級搬到新校舍,那時不用老師自己印蠟紙了,那裡有專門的油印室,記得好像是在二樓,進門上樓轉角的地方。 蠟紙、油印,是七八十年代很普遍的一件事,各大工礦企業的通知,政府機關的文件,各種各樣的小規模宣傳品,都是用蠟紙和油印的,無外乎就是手推式油印機和手搖式的區別,但是製作蠟紙,還是好幾種的,手刻衹是其中一種,當時叫做「謄蠟紙」。 英文老師就不用謄蠟紙,他們可以用英文打字機,把色帶拿掉就可以打,不像後來我們用電腦打時,要買專門的打印蠟紙。不用英文老師也不能全用英文打字機,有時有「中翻英」的題目,還是要用到鐵板鐵筆。 大的單位,有中文打字機,好像我們中學就有,但那是印考卷的地方,學生是進不去的,要等到我大學畢業,進了單位,才得見盧山真面目。 說是打字機,與英文打字機幾十個鍵不同,中文打字機,衹有一個鍵,一個長長的鍵,鍵上有個把手,打的時候,要捏住整個把上,用力壓下去。中文打字機有個字盤,字盤中放著幾千個常用字,打字的時候,打字員坐得高高的,左手推動字盤,字盤可以前後左右移動,把要打的字移到那個把手相應的位置上,壓動手柄,就把擡起那個鉛字,打印到前面的滾筒上,滾筒裝上蠟紙,打出來的就可以油印了。 中文打字,是個高技術的體力活,要學習很久才能掌握,不僅要「對準」鉛字,還要背出字在字盤中位置,要牢記幾千個字的位置,據說字盤還能換,還有非常用字字盤。 還據說,中文打字機最早是林語堂發明的,沒想到吧,1946年!不過林語堂發明的不是這種死板的字盤式,而是一種基於字形的滾筒式字模打字機,鍵盤是類似英文打字機的六十四個鍵,每個字按三鍵,就能通過機械的方法在滾筒中的七千個字中找到相應的字,簡直可以說基於字形的中文輸入法,是林語堂發明的,用一種機械的方法完成了電腦的輸入法,他的那檯打字機,還可以整合部首,打出冷僻字,總供可以打出九萬個漢字來。後來到了1979年,還真有電腦公司買了林語堂的輸入法,起名「簡易輸入法」,不過衹在臺灣地區推廣,所以我們並不知道。 由於我們的政府深知油印物的力量,當年的傳單就是手刻蠟紙,手推油印的,所以在我中小學那個時候,對於蠟紙的管控是很嚴格的。個人,是買不到蠟紙的,想買蠟紙,要有單位的介紹信,買來的蠟紙有專人保管,需要用的時候去領。領來之後,刻蠟紙也好,打蠟紙也好,都要有紀錄,不但如此,刻壞的蠟紙,還要還回去,不能有一張蠟紙流落在外。別說那個時候了,就是我們讀大學要印校刊的時候,依稀記得還是去學生處開了介紹信才買到的蠟紙,衹是買來後的管理沒有那麼嚴格了。 油印的卷子,是有油墨香氣的,哪怕做不出題,但香氣還是在的。我記得在高中後期,好像有些卷子就已經不是油印的了,而是複印的,但也可能記錯了,附近有個延中複印社,後來成了上市公司。反正,等我讀大學時,幾乎已經看不到油印的東西了,除了我們親手編的校刊,說是校刊,其實就是文學社的社刊,一份非法出版物,因為學校沒有校刊,我們就「僭越」成了校刊。

[上海回憶]公用電話

今天要說的是公用電話,掛著的牌子是公用電話,上海人叫它「傳呼電話」。除了國營企事業單位有電話之外,傳呼電話是平常人等的主要通訊方式。 《上海回憶》系列寫的是八九十年代的故事,大多數東西現在都已不存在了,有趣的是,傳呼電話依然還有,出乎意料吧?上海電信系統打算在2020年正式把傳呼電話退線,有興趣的朋友們可以去尋找一下「最後的傳呼電話」。 大家可能看到過一篇搞笑文章,題目叫做《一曲忠誠的讚歌》,文章說的是遍佈全國的沙縣小喫,其實是一個情報組織。那當然是笑話,而傳呼電話系統,我一直認為是一個大型情報組織,至於「特工」們,就是那些老太太們。 傳呼電話,按照人口密度,市中心的地方,大約一公里左右,就有一個點,這些點組成了一個巨大的網絡,每個點上,有那麼三四個老太太,有時也會有老頭,掌握著轄區裡每戶人家的生活細節,誰家的孩子考上了好學校,誰家的兒子有了女朋友,誰家的女兒被好幾個人追求著,甚至誰家的老公在外拈花惹草,誰家的女人和人「軋姘頭」,都逃不過她們的眼睛。 那個時候,人口流動很少,傳呼電話亭一般放在熱閙的弄堂口,老太太們不但對打電話的人瞭如指掌,就連弄堂裡進進出出的人,也帶上一隻眼。你還別說,這些老太太們,和居委會、戶籍警保持著緊密地合作關係,有很多案子,還真是通過她們來破獲的,當時在報紙上經常可以看到此類的故事。基於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十足的八卦精神,其實要對哪個人政審,衹要去問傳呼阿姨就行了。 說是老太太,很多傳呼阿姨不過四十出頭的樣子,衹是那時穿著樸素人又顯老,才會被人認為是老太太。八十年代初期中期,有且衹有當大官的人,家裡才有電話,我們班上有個同學,他爸爸是部隊的高官,他每天上學是由警衛員開著軍車送來的;他們家就有電話,衹是他從來沒有把號碼告訴過我們。 傳呼電話是這麼操作的,找一個公用電話亭,公用電話亭的招牌是一頭圓形的紅色招牌,上面有著白字的「公用電話」字樣,而圓形的部分則是個白底的黑色電話,那種老式的撥盤電話。 找到公用電話亭,你就可以撥打電話的,當然,得排隊,幾乎沒有一個公用電話不用排隊,好在,隊還不長,有時三四個人,有時十來個人。大多數公用電話亭有好幾部電話,還分進線和出線,亭子的當中坐著一個老太,有時是老頭,她負責接打進來的電話,也負責給每一個打出去的人「計時」。 她面前有一個閙鐘,一本本子,等你排到隊,拿起聽筒撥號,她就看一眼時間,記在本子上,有幾條線,她就寫幾列,一點也不會搞錯。你就撥號,對方多半也是傳呼電話,接電話的是那邊管電話亭的老太太,你會告訴對方,要找多少多少弄幾號幾樓的誰誰誰,從來不需要說「木子李,雨字頭下頭一個命令的令……」,哪幢樓住著誰,名字怎麼寫,全在那個老太的肚子裡,再說了,她們文化程度都不高,那個「李零」很可能在她的標準寫法裡是「李◯」。 然後你要告訴她是要對方回電還是傳句話,如果要回電的話,要把回電號碼告訴她,或者告訴她傳話的內容。那邊的老太太,有一本小紙條,上面印著格子,寫著「傳呼人」、「地址」、「回電號碼」等,這張紙,衹有老太太們看得懂,特別是地址,全都是縮寫,沒有路名弄堂名,不是住在附近的人,根本不可能看得懂。 打完電話,這邊根據時間收費,四分錢三分鐘,老太太會把通話結束的時間也記在本子上,晚上還要對賬呢!然後,那邊負責接電話的老太太,就把紀錄好的紙交給跑腿的老太太,跑腿的根據紙上的信息,找到多少多少弄幾號幾樓的誰誰誰,然後讓他回電話或者把傳的話告訴他。 說是「找」,其實是「喊」,就是走到指定的門牌,要是石庫門房子,就在正面喊;要是新式裡弄房子,就跑到朝南有陽臺的後門喊。 「三樓張艷電話!」 「二樓阿六頭電話!」 「亭子間囡囡電話!」 「汽車間阿寶電話!」 因此,跑腿的不但腿腳要好,喉嚨還要響,她們的職業,被上海人稱之為「叫電話個」。 叫電話的不是有一隻跑一趟叫一個人的,而是由接電話的那位,根據時間和路程統籌後「發單」的,這個很需要點拓撲學的技巧,既不能讓對方等的時間太長,又要充分合理地分配叫電話人的體力,方方面面都要考慮到。 被叫到電話的人,要第一時間答應,第一時間下樓,要客客氣氣地打招呼並且感謝叫電話的,如果叫電話的有任何埋怨,要真心誠意地虛心接受,並且表示下趟一定改正。千萬不能和叫電話的起任何衝突,她就是損失三分錢的叫電話費,但是卻可以讓人「人間蒸發」,因為打那以後,你的親眷朋友同事同學可能再也聯係不到你了,因為沒人再來叫你接電話了。 而且這是個沒法講理的事,你一旦得罪了電話亭的人,不管是接電話的,還是叫電話的,你可能就再也沒有電話找你了。等過了段時間,你的朋友問你為什麼不回電話,等你再到電話亭去理論,人家拿出一疊單子,說叫過了沒人,來,把傳呼費交一下,每張三分錢。 要是不用回電,衹是傳個話,也是有「密碼」的,老太太們才沒興趣一個字一個字把話寫下來呢,一來效率不高,二來可能也不會寫,會寫也不能保證叫電話的人識,所以她們之間對於一些常用的語句,是用號碼來代替的,衹是「碼本」從來不公開公佈,必須由叫電話的當面解碼。 「今天加班,不回家喫飯!」 「今天你去接孩子!」 「今天晚飯不要燒了,到娘家去喫!」 「快點過來!」 一般都是些生活上的事,天天發生在各家各戶之中,老太太們把這些話變成了密碼,同時心中做著各種統計工作,前面的傳呼,在老太太心中就是: 「王先生最近勿回來喫飯有點多!打扮得嚡漂亮交關了!」 「李太太長遠勿接小人了!」 「小陳搿對夫妻真個是懶,婆家喫好喫娘家!」 「阿三最近手氣蠻好!」…

[上海回憶]校辦工廠之二

上次和大家聊了七一中學的校辦工廠,有網(同)友(學)說七一的校辦工廠本來還有樣產品——計算尺。 這玩意現在沒人知道了,我倒是在大學中學過,我雖然讀了一個近似於美術設計的專業,可是當年由於我們這個專業是新興專業,結果誰都不知道該學點啥,連老師也不知道該教點什麼。於是我們的專業課包括了素描、色彩、平面構成、立體構成乃至含有專業暗房的攝影課,同時也學了高等數學、物理、化學、力學、電工學在內常見工程類課目。在數學、物理、力學等課程中,我們就用到了計算尺。 計算尺是由二根固定的尺、一根可以左右拉動的尺、以及一個透明的當中有根中線的滑標組成的,每根尺上都有好幾排有刻度的數值,正反面都有,隨著左右的拉動,可以查出對數、三角函數、根和冪的數值,專業的名字叫做「類比計算機」,我反正當年也「幾乎」沒學會怎麼使用,現在就別提了。計算尺在我讀大學時屬於貴重學習工具,它做得很精緻,雖然是塑料的,但拿在手裡的質感,頗有些骨質乃至象牙的感覺。計算尺有個原裝的盒子,考究的人家,還專門做個布套子裝起來。 我用的計算尺,是我爸爸的,肯定不是七一中學生產的,好像還是個進口貨。我看他用了好多年,一直覺得那東西很神奇,小時候,我想碰一下都不允許;不過,等他給我的時候,他好像也有多年不用了。 說到計算尺,我還想起了另外一個東西來,學名可以稱之為「查找式計算機」,我起的名字。那是什麼呢?就是一本常用運算結果的本子,也有對數、三角函數、根和冪等,那本東西叫做《數學用表》,只要查就可以了。 我可能是最後一批使用計算尺和數學用表的人了,我是指在上海,因為等到大二的時候,就允許用科學計算器了,那時德州儀器還沒有進入中國,我們用的都是卡西歐的,那東西當時很貴,甚至超過大多數家長的工資,相對來說可比蘋菓手機貴多了,所以家境不好買不起的學生,可以問學校借,也可以繼續使用計算尺。 本來要聊小學的校辦工廠的,開個頭,八百個字就沒了。 我的小學,是全中國最牛的小學之一,這個之一,不會超過十所。雖然是個區辦小學,但級別是「市重點」,甚至是全國聞名的市重點,在撥亂反正後很長的一段時間,擔任著全國小學教學領頭軍的責任。 我的小學叫做上海市第一師範學校附屬小學,簡稱「一師附小」,我是1978年進的小學,也是文革之後第一批入學的,所以在校期間,我沒有遇到過高年級的學長。 是的,我在高中時,有高我們一級的學長,那些人,其實也是和我們同一年入學的,只是他們的小學讀了五年,我讀了六年,那是另外一個故事。 那麼好的一個小學,入學時卻連校舍都沒有,還在造。我們讀書的地方,在如今愚園路和愚園支路交叉的那個路口的三角尖上,在華山路的西邊。那時有個圍牆,圍牆中有幾幢平房,就是我們的學校了,也就是如今上海靜安立體停車庫的那個位置。 那個時候,從愚園路進入校門,左手有一排長平房,是我們的教室和辦公室,總共一個年級,所有的老師都在一起辦公。右邊呢,就是我們的校辦工廠,一個大大的平房。 校辦工廠的固定生產產品,是一種曾經非常流行的東西——油畫棒,對的,就是馬利牌,馬利牌油畫棒,就是在我教室「貼隔壁」生產出來的。 油畫棒的生產,是要加熱的,油總要化開的吧?油化開再加顏料,然後倒進一個很土法的機器,待稍微冷卻後,一壓,一根根的油畫棒就出來了,我總覺得那個機器,和做煤餅的機器是異曲同工的,只是反其道而用之,煤餅機做出來的是洞,油畫棒做出來的是洞中的芯子。做好的油畫棒包上紙,再裝盒,就完成了。 我已經忘了是否參與過包紙和裝盒的工作,倒是依然記得沒少撿斷了的油畫棒,次品的油畫棒就堆在校辦工廠的門口,撿上幾支連老師都懶得來管。 我肯定是參與過校辦工廠的生產的,我們那時有勞動課,好像是每週三的下午,對於我這種「心靈手巧」的男生來講,那根本不是勞動,好玩極了。 我做過電阻,勞動課時,每人發一根斷的鋸條,一塊小木板,一把電阻。電阻有二個引腳,我們的任務就是把引腳放在小木板上,電阻露在小木板之外,引腳才能放平在木板之上。然後我們就用鋸條的斷口,去刮電阻的引腳,刮去上面的氧化層,直到亮銅色露出來。 刮完一個引腳,再刮另一個,刮好的電阻交給老師。老師?現在想來可能是校辦工廠的工人,他的面前有個電爐,電爐上有個坩堝,裡面有融化的金屬,現在想來可能是鍚之類的低融點金屬。老師戴著手套,把排齊的電阻引腳浸到金屬融液中,再拿出來,快速浸到冷水裡,只聽「滋」的一聲,一頭的引腳就做好了,然後接著做另一頭。 記得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做的電阻是小小的,上面標著數字,後來數字沒有了,變成了四條各種顏色的環。老師說那是表示電阻數字的,並且教了我們解讀的方法,小時候學的忘不了,後來在我大學時做七晶體管收音機的時候,依然記得。 除了電阻,我還刮過電容的引腳,電容要比電阻胖得多,而且引腳的位置也不一樣,很容易分辨。雖然單個的電阻和電容根本沒用,但是他們經常會「莫名其妙」地出現在我的口袋裡,家裡的人也搞不懂,當時是我奶奶每天接送我的,奶奶有嚴厲,絕不允許走在路上撿東西玩,於是我口袋裡的電阻和電容就成了謎,對了,還有斷油畫棒。 我在勞動課上,還幹過一件事,就是剝雲母片。可能是看中了小孩子眼明心細,所以讓我們幹這件事。到我們手上的時候,是一片厚的雲母塊,記得就像一盒火柴似的,用鑷子仔細地揭挑,可以剝下很薄的透明的單層雲母片來,剝下來的雲母放在一張薄紙上,然後再剝第二片。記得我手腳很快,一堂勞動課,可以剝出一大疊雲母片來。 現在想想,當時的學校膽子也真是夠大的,我們剝雲母片,連個口罩、手套都沒有,好在當時也沒發生什麼嚴重過敏的事故,要是放到現在,被家長發現孩子在做「童工」,而且是這種「高危童工」。單層的雲母片晶瑩透亮,非常漂亮,只是雲母片非常脆,一不小心就破了,所以也就沒有意外地出現在我口袋裡。 等二年以後,我們的校舍完工,就搬到了新地方,好像也就再也沒有參與過校辦工廠的生產了。

[上海回憶]校辦工廠之一

每當我碰到有人說自己是什麼「子弟學校」畢業的,我就告訴他們,工廠有自己的學校有什麼稀奇,大的廠都有,過去大的國營企業,中學小學不見得有,但幼兒是肯定有的;別說過去的國營企業了,就是現在的新型企業也有了自己的幼兒園,前段時間處於輿論峰尖浪口的攜程親子園,不就是嗎? 工廠有自己的學校有啥稀奇?我們的學校還有自己的工廠呢!中學有,小學也有。 除了百度百科之外,我找不到別的地方對校辦工廠有定義,是這麼說的:「校辦工廠是指學校根據教學和辦學需要所開辦的工廠。」不過,我所見識過的校辦工廠,和教學和辦學,都沒啥關係。 七一中學的校辦工廠,好像不是一直有的,至少我初中入學時,好像並沒有,記得要進了高中,才有了那個校辦工廠。中學時的校辦工廠,與小學時的不同,並不需要學生參與生產,否則我早就學會烘焙了。 什麼?烘焙?是的,七一中學的校辦工廠,是生產西點的。初中時的我們,其實對西點沒啥太多的感覺,你想呀,紅寶石要等到1986年才成立,西式糕點才開始普及起來。對了,既然初一入學時都沒有紅寶石,所以七一中學的校辦廠,那時肯定還沒有。 當時,上海有上海咖啡館、長春食品商店、哈爾濱食品廠等店家生產西點,還有家叫凱歌的,就是從前叫凱司令和後來叫凱司令的那家,但所有的這些店家,生產的西點,照我說法,就是上海人對殖民地時代西點的懷念和模仿。 你想,七一中學的校辦工廠,在繼紅寶石之後,就做起了西點來,這種追趕時代的意識,估計與我們那個開明的校長大有關係。前面我說過,校辦工廠的生產,不用學生的參與,然而校辦工廠的運作,還是需要大家參與的。 具體的參與,是這樣的,在每天的上午,共有四節課,在二節課之後,有個「大休息」,具體時間是上午的九點廿五分到九點四十五,共二十分鐘。在大休息的時候,校辦工廠的人會在校門口,也就是校門的傳達室的之間狹長區域中,放幾長桌子,桌子上是大的開口塑料筐,筐裡就做好的各種西點,供學生購買。 在所有的西點,屬「西番尼」最為高級,好像要四角錢一塊,要知道,當時的醒寶牌香煙,零售價是七角四分,雖然黑市炒到了二元。西番尼是一種蛋糕,黃色的底是鬆鬆軟軟的,上面有層黑色的厚巧克力醬,巧克力醬上有二三條白色的糖線。西番尼雖然貴,但常有女生買了送給男生,因為諧音「喜歡你」的緣故。 大多數時候,是買不起西番尼的,也就八分錢的圓蛋糕買買。高二高三的時候,認識了一群低年級的女生,她們有時會買蛋糕給我喫。說來有趣,那時候,好像都是女生買了給男女喫的,很少有男生買給女生的,我思來想去,可能女生心細更存得起錢來吧?也或許那個年紀,女生比男生開竅更早些吧? 校辦工廠的西點生意很好,要是去得晚了,就賣完了,所以要是第二節課的老師拖堂,是很招人厭的。我們班不怕老師,常常還沒下課,就有同學等在後門了,等下課鈴一響,沒等老師說下課,人已經奔出去了。 那些西點很好喫,但不是天天喫得起的,好在七一校風甚佳,沒有什麼高年級的學生搶低年級學生錢的事發生,那時候的人,最多下課電車不乘,省下車票來買點心喫。 有趣吧?七一中學的校辦廠,挺有趣的,但是你們不知道,我小學的校辦廠,有趣十倍還不止,明天聊。

[上海回憶]中學往事之八

「湯司令到, 熱水瓶爆, 機關槍掃, 癩蛤巴跳。」 這是上海的一首兒童民謠,那時的小孩子,沒有現在這麼多的娛樂項目,就是二個小男孩一起念民謠,都能玩上半天。其中一個小男孩大叫一聲:「湯司令到!」,另一個就地立正敬禮,同時叫到:「熱水瓶爆!」 「湯司令」是上海話中的一個隠語,那時的上海,很多是多子女的普通家庭,等到長大成人,要成家了,基本上是指望不了家裡的,所以男青年要攢一筆錢出來結婚用。然而那時也沒第二職業第三職業可幹,衹能拿拿「死工鈿」,既然無法開源,那就衹能截流了。有些人特別節約,午飯在單位裡,衹買一份飯一盆湯,有的單位甚至湯是不要錢的,那就衹要買菜就行了。這些常年喫湯的人,就被人稱叫「湯司令」。 湯司令,史有其人,湯恩伯也,上海人對他的瞭解是他擔任過京滬杭警備總司令,負責保護南京和上海,其實他擔任過十幾個大大小小部隊的司令,國民黨撤離大陸,具體就是他操辦的。老一輩上海人沒有不知道他的,一般稱他為「警備司令部司令」。 七一中學也有湯司令,不是那種衹喝湯的湯司令,而是那警備司令那樣的湯司令,人家是「實刮鐵硬」「趁」軍隊的湯司令,「實刮鐵硬」是上海話,表示「真真正正」的意思;而「趁」是北京話,「擁有」的意思。七一中學的湯司令,擁有個小型部隊,真不是開玩笑,那真是個部隊,她手下人人都有槍,真的槍,打得死人的那種。湯司令的部隊,不但人人有槍,還個個都是神槍手,她的部隊沒有文工團沒有炊事班,衹有神槍手。 湯司令,是個女司令,可是頗具英雄氣概,她長得胖,但是很結實,她幾乎一年四季都穿著運動服,給人一種非常霸氣的感覺;甚至這位女司令的名字,也透著一股霸氣,她叫——湯堅能。她的霸氣,使得我每回聽蔣雲仙的《啼笑姻緣》,說到軍閥劉將軍的時候,我的腦中就浮現出湯司令的形象來,蔣雲仙是位女說書先生,也很胖,起的角色也很霸。 湯司令,或者叫湯先生,哎,還是用「湯司令」這三個字吧,因為學生在背後,沒人叫她先生的。湯司令是七一的體育先生,說來有趣,七一的男體育先生,要麼挺長,要麼挺矮,就沒當中的。說挺長,是比湯司令高出好多,說挺矮,是看著比湯司令矮不少。 七一中學是射擊特色學校,說是特色學校,但體育課是沒有射擊這一科目的,七一的射擊特色,是有一個射擊隊,全上海數一數二的射擊隊。射擊隊是中午時訓練,分為短槍和長槍。隊員們喫過午飯後,趕到L形教學樓的西南角,那裡有條夾弄,也是「L」形的,就是射擊隊的訓練基地了,長邊打長槍,短邊打短槍。 射擊隊的訓練,主要方式就二種——跑步和舉磚。由於訓練是在中午,剛喫完了飯不能跑步,上海過去有種說法,說是喫完飯就跑步會得盲腸炎,所以衹剩舉磚了。磚,就是造房子的那種紅磚,可憐那,那時連個啞鈴都沒有,有些紅磚用紙包了起來,拿著手感好一些,不硌手,特別是練長槍的,他們要同時舉二塊磚,事先就綁在了一起,外面包著紙。 舉磚,雙腿與肩同寛,練短槍的,右手臂平舉,托單位紅磚;練長槍的,左手肘頂住腰部,用左手三指托起二塊紅磚。別小看這麼舉磚,很累人的,加上沒有「核心肌肉群」的鍛鍊和培養,光單獨練某處肉,更累。不是瞎說,我在一開始的時候,回家喝湯,連調羹都拿不穏,湯者撒了出來,當時我心裡就在想,湯司令害得我湯都喝不成。 什麼?你中學裡不是寫文章玩電腦的嗎?怎麼又是射擊隊的了? 是啊!我多才多藝,能文能武,不行嗎? 我真是射擊隊的,那是在我初一的暑假,參加了一個類似軍訓的夏令營,好像是住在學校裡的,就一二個星期,住呢,就住在教室裡,反正夏天,睡起來也方便,把桌子拼一下就能睡了。我依稀記得那個夏令營不是強制性的,所以參加的人並不多。 軍訓,當然有槍打,訓練的項目,叫做「臥式步槍射擊」,槍呢,就是射擊隊的長槍,教練就是湯司令,夏天的湯司令,穿件很薄很破的運動汗衫,她人胖,汗衫全濕了。臥式,是臥在墊子上的,那時體育課有一種墊子,比乒乓桌小一圈,綠色,長方形的,長邊各有二個拎手,短邊當中有一個,那種墊子很沉,要幾個人一起擡。臥式汽步槍射擊,講究「三貼」,手要貼緊槍身,搶托要貼緊面部,槍托底部要貼緊右肩,這樣才能穏定傷身,而且可以防止後座力撞傷肩膀。 那次的軍訓,每天都有槍打,到最後幾天,我每十發子彈,都能保證九十幾環,於是湯司令就來「徵兵」了。給問我想不想參加射擊隊,當然想啊,有那個男孩子會不想加入射擊隊的啊?初一的時候,光看著射擊隊在那兒打槍了,衹是不知道怎麼加入,射擊隊的訓練場是禁地,不讓別人靠近的。 參加射擊隊和別的興趣小組不一樣,是要父母同意的,湯司令給了我一張表,回家交給父親填好後,還給湯司令,我就是射擊隊的一員了。訓練馬上開始,暑假裡好像是隔天去一次學校,參加訓練——跑步,舉磚。 我是打短槍的,汽手槍,別小看汽手槍,奧運會正式比賽項目。與打火藥子彈的手槍不同,汽手槍是單手持槍,人側立,與靶子垂直;火藥子彈手槍是雙手持槍,人正立,與靶子相對。 氣手槍很重,槍管下有個撥桿,打開撥桿的保險,把撥桿側向拉開,把氣艙裡的氣體壓縮,那就是子彈的動力。雖然撥桿的本身是個槓桿,可以大大減輕壓縮氣體要用的力,但徒手還是不行的,要把槍平臥過來,把槍口扺在桌子上,左手拉著撥桿,右手捏著槍身用力往下壓,才扳得動撥桿,把撥桿扳到底,把子彈裝進裝彈孔,輕輕地合上撥桿,就可以發射了。長槍也有撥桿,就在槍管的底部,扳動時要把槍托扺在肚子上,才拉得動撥桿。 汽手槍的槍柄是自製的,因為每個人的手形不一樣,定做的手柄更容易持握;手柄是用「蠟克」和木屑做成的,前者是一種早已淘汰了的膠黏劑。 長槍與短槍,可以說是完全兩回事,靶道長度不一樣,靶紙的大小都不一樣,我們打短槍的,是一張報紙大小的靶子,而長槍,是一個和手掌差不多的靶子。靶紙都夾在一個木箱子上,木箱子的裡面是磚頭,為了壓住木箱子用的。 進射擊隊前,作為一個小男生,簡直是神往,進了射擊隊才知道,每天主要的訓練就是舉磚頭,另外大家輪流射擊,基本每天能輪個十槍的樣子。因為舉磚的時間遠大於開槍的時間,每當我說起自己是射擊隊時,我的爸爸都會說「喔喲,托磚頭呃!」,他把「喔」字拖得很長,以此增加嘲笑的語氣。 湯司令是個很嚴格的司令,每天不厭其煩地糾正每個人的姿勢,點評每個人的實彈射擊。我依然記得進入射擊隊的第一天,她給我說安全事項,其中有一條必須嚴格遵守的是——不管槍中有沒有子彈,永遠不可以拿槍口對人,無意拿槍對人都不可以,更不要說開玩笑了。湯司令對於這點是「零容忍」的,再調皮的孩子都不敢以身試法。 傳說中,我被槍打中過一次! 那時是初三了,七一中學對於初中和高中的管理是有區別的,學校更看重高中的生源質量,不希望高中的學生都是本校初中的老師逼出來,然後直陞的,所以相對來說,七一對初三要中考的學生,簡直是放任自流的。所以,哪怕要中考了,學業並不重,照樣天天到射擊隊訓練。 那時,有個二班的女孩子喜歡我,而初三的我,壓根還沒開竅,以至於衹能讓人明珠暗投了。她也是射擊隊,可能看我屢次「勿接翎子」,終於生氣了,於是有次拿了塊小磚頭來扔我,正中後腦勺,出了點血,但其實非常不嚴重,衹是有血,看著嚇人。 等我回到教室,故事已經傳開了,說我被人拿槍頂著「逼婚」,說我誓死不從,結果子彈擦著頭皮飛過去,這事還驚動了二個班級的班主任,衹是在問明不是槍打的而是小磚頭扔的,也就不過虛驚一場了。 七一中學也出現過真槍,我們那個靶場,再簡陋,也是個靶場,後面新閘路上有個派出所,警察們們有時會帶著六四式手槍到我們的靶場訓練,好像湯司令有時也會指點他們,算是警校一家親了。

[上海回憶]氣功

我高中時,中國掀起過一股氣功熱,最有名的就是嚴新大師,他不但會用氣功治病,還會「遙感」,不用走到病人面前發功,哪怕遠隔重山,照樣可以定向發功,治病救人。嚴新大師不但能發功治病,甚至還能遙感救火,據說大興安嶺的火就是他發功滅掉的。當時有些科學家和政府官員也參與其中,錢學森擔任過中國氣功科學會的名譽理事長,對的,就是那位到死還堅持畝產可以萬斤的錢學森;甚至衛生部長崔月犁還擔任了世界醫學氣功協會的會長。及至後來有位叫柯雲路的作家寫了一系列關於氣功和特異功能的書,整個社會就像發了瘋似的全民練功了。 那時,有大規模的氣功會,一眾人等坐在會場裡,氣功師在台上一發功,全場哭的笑的渾身發抖的,都有,現在看來,就像是集體痴症一般。前段時間,中國出了個女太極拳大師叫做「閆芳」,她可以一伸手把一群壯年男子推得前仰後合,也能一拳打出,用拳風把人震出數米之外,當然,那些飛出去的全是她的徒弟,記者想當場試驗,卻沒有效果,她的解釋是「記者沒有練過太極,感覺不到氣。」 如果說閆芳的那些徒弟們是托,那麼當年萬人氣功大會的觀眾們可不是托,他們是真正感覺到了氣,氣還對他們產生了近似瘋顛的效果,氣功師的這本事,恐怕只能與某位偉人相提並論了。 那時,真是全民練功,那時的公園裡沒有跳廣場舞的,全是練氣功的,其中又以香功為甚,據說練功時會有異香奇來,有趣的是,練功的人才聞得到,周圍不練的人,渾渾噩噩,尚未開竅,所以聞不到。 那時,我娘也認識了一個氣功大師,經常請到家中來給我祖母治病,具體的情況記不得了;還有我的丈母娘,她至今堅信「氣功是有的,高人也是有的」,她給我介紹過一位整骨師,當時我「胸椎小關節錯位」,疼得人都直不起來,那位整骨師讓我趴著,只是似有似無地極輕地順著我的脊椎擼了二把,下床就好了。我的丈母娘說那位醫生就會氣功,他喜歡喝點白酒再發功,據說他發功時並不接觸到人,我丈母娘說「我一條腿有病,他發功時腿會變得很冷,而沒病的那條腿,就會感到很熱很熱。」 我有位師父,我總共也就有這麼一位師父,是我在飛樂股份做設計師帶我的,國營企業嘛,都是「師父帶徒弟」的,這位師父人相當好,也並不比我大太多,所以我們非常要好,雖說是師徒相稱,真正是情同好友。他說他本人是不相信氣功的,但是他的姐姐得過癌症,「實刮鐵硬」就是練了幾年氣功把癌症練沒的,據說是練功再加喝信息水什麼的,說是求名師訪高友,著實花了不少錢財和精力,最後連醫院也查不出她曾經得過癌症。 問我是不是相信氣功?我相信,因為我親眼看到過一個人「走火入魔」。那是我的中學老師,陳昌年老師,教體育的,他好像沒有教過我,但我認識他,個子不高,身體相當強壯,他那時就在練氣功,我有幾個同學也在練氣功,有時會去請教他。 有一次,我在操場上碰到陳老師,他面色痛苦,原來是「走火入魔」了,他給我看他的手,由於時間久遠,我就暫定那時左手出了問題吧,等有人求證後再改也行。他的右手很正常,但是左手腫了起來,與傷腫或蟲咬的腫是不一樣,不是一個點腫,而是整個手腫了起來,手掌手背都腫,每個手指也變粗了許多,那個腫,感覺就是裡面充滿了氣,皮膚薄得發亮,就像是個快要吹爆的氣球似的。 我問他疼不疼,他說很疼,壓根就不能碰,碰到就巨痛,所以他只能用右手捏著左手的手腕舉起來,以免左手碰到東西。我問他怎麼辦?他告訴我說他的氣功已經很厲害了,但是還沒有厲害到可以自己來「破功」,所以要等氣功協會的人來救他,來給他「放氣」。 我記得他說氣功協會的人下午就會來,我要上課,沒法見證奇蹟;不過第二天我在操場上碰到他時,特地去看了他的手,二隻手都很正常,就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有了這次的經歷,我相信真的有氣功的存在,要是沒有的話,怎麼會走火入魔的呢?那是我第一次聽說這個詞,後來每回在武打書中看到,我都會想起陳老師那隻胖得非常可愛的「氣手」。

[上海回憶]中學往事之七

你要是在七一中學的操場上,見到有人在繞著圈跑步,而且肩上扛著一把掃帚還手中拿著一個鐵皮畚箕的話,千萬不用覺得太稀奇,那一定是被初三的物理老師舒明明收拾了。那位老師四十多歳,嗓門很大,沒人見到不怕他的,再調皮的男生見到他,也是一貼藥。 他上課從來不帶教案的,牛仔褲口袋中有一本捲起來的物理書,他的那本書,前十幾頁後十幾頁都是沒有的,所以有時佈置作業還要拿同學的書來看。他是高度近視眼,看書時幾乎鼻子是貼著紙面的。 雖然沒有教案,他的物理課上得極好,能把理科的道理說到這麼透徹的,一個是初三時的他,另一個是高三的化學老師丁世德。 他極嚴厲,上課時開小差,站起來;站起來不老實,站在椅子上;再不老實,站在桌子上聽課。如果男女同學上課講話,手拉手站到教室後面去,手不許放開,你們不是要好嗎?要好連手都不牽怎麼行? 他還喜歡扔粉筆頭,看到那個學生上課出神,手中的粉筆頭真接就扔過去了;有時也扔書、扔本子,反正手邊有什麼就扔什麼,絕對武林高手風範。 有一次,也忘了我到底幹了什麼了,結果被他看到,順手就抓起「揩刷板」(滬語「黑板擦」)扔了過來,說時遲那時快,揩刷板直奔我面門而來,我急中生智一側身,險些摔到地上,結果揩刷板正中後面女生面門,一篷粉筆灰騰起來,那畫面絕不亞於周星弛的影片。 接著,那個女生就哭起來了,哭得驚天動地,哭得他也不好意思起來,連連向那個女生打招呼,然後,他問出了我這輩子聽到過的最好笑的一句話:「我扔的是你,你為什麼要躲?」 全班都笑起來,連那女生也破啼為笑,一場風波就算平息,他可能也被這場面嚇著了,倒也不再懲罰我,繼續上課了。 我在一班,還好啦,衹要物理課上老實點就是了,下了課,我們再怎麼調皮,他也不管我們。可是隔壁的二班就慘了,那真是被他修理得鬼哭狼嚎,我們那時中午下課鈴一打就衝出去搶乒乓桌,二班幾乎從來不搶的,被他看到,多半得去跑步,而且還不知道他有多少「奇出怪樣」的手段呢! 那時,有過一二個月他沒來上課,請了代課老師來教,那教學是真的沒法和他比。那時我們的班主任說他是出了車禍,他們班的同學私底下都希望他是被人打了。 他真不是位壞老師,他敢當著吳孟明和老金頭的面說他們不對,光憑這一點,就已經是個大俠了,所以雖然凶,還挺受我們喜歡的,衹是不知道他們班的同學是怎麼個體會。 據他們班的同學在幾十年後告訴我,舒老師是個「女兒控」,說是極其寶貝呵護他的女兒,當時,他們班掌握了一個規律,在下午的課上完後,去他的辦公室,透過窗看看他的包還在不在,如果包不在,就說明他去浦東接女兒下課了。那時,下午的課上完之後,大家是不能回家的,還有段「自修」的時間,所謂的自習,就是大家坐在課堂中做作業,「自修」靠的是「自覺」,所以有時候有班主任來看著,有時候卻沒有。初三的孩子能「自覺」到哪裡去?於是等他們發現舒老師的公文包不在辦公室之後,自修課就成了打閙課、打牌課。又據說舒老師很「壞」,有時他會故意把包藏起來,等自修課開始後,他到教室後門的小窗張望,要是捉到同學們打牌,他們進門活抓,把撲克牌撕了,或者當場拿出打火機來,把牌燒了。 又據老師傳來的消息,舒明明老師在北京和悉尼二邊住,與歌唱家夫人過著美好的生活……

[上海回憶]中學往事之七

你要是在七一中學的操場上,見到有人在繞著圈跑步,而且肩上扛著一把掃帚還手中拿著一個鐵皮畚箕的話,千萬不用覺得太稀奇,那一定是被初三的物理老師舒明明收拾了。那位老師四十多歳,嗓門很大,沒人見到不怕他的,再調皮的男生見到他,也是一貼藥。 他上課從來不帶教案的,牛仔褲口袋中有一本捲起來的物理書,他的那本書,前十幾頁後十幾頁都是沒有的,所以有時佈置作業還要拿同學的書來看。他是高度近視眼,看書時幾乎鼻子是貼著紙面的。 雖然沒有教案,他的物理課上得極好,能把理科的道理說到這麼透徹的,一個是初三時的他,另一個是高三的化學老師丁世德。 他極嚴厲,上課時開小差,站起來;站起來不老實,站在椅子上;再不老實,站在桌子上聽課。如果男女同學上課講話,手拉手站到教室後面去,手不許放開,你們不是要好嗎?要好連手都不牽怎麼行? 他還喜歡扔粉筆頭,看到那個學生上課出神,手中的粉筆頭真接就扔過去了;有時也扔書、扔本子,反正手邊有什麼就扔什麼,絕對武林高手風範。 有一次,也忘了我到底幹了什麼了,結果被他看到,順手就抓起「揩刷板」(滬語「黑板擦」)扔了過來,說時遲那時快,揩刷板直奔我面門而來,我急中生智一側身,險些摔到地上,結果揩刷板正中後面女生面門,一篷粉筆灰騰起來,那畫面絕不亞於周星弛的影片。 接著,那個女生就哭起來了,哭得驚天動地,哭得他也不好意思起來,連連向那個女生打招呼,然後,他問出了我這輩子聽到過的最好笑的一句話:「我扔的是你,你為什麼要躲?」 全班都笑起來,連那女生也破啼為笑,一場風波就算平息,他可能也被這場面嚇著了,倒也不再懲罰我,繼續上課了。 我在一班,還好啦,衹要物理課上老實點就是了,下了課,我們再怎麼調皮,他也不管我們。可是隔壁的二班就慘了,那真是被他修理得鬼哭狼嚎,我們那時中午下課鈴一打就衝出去搶乒乓桌,二班幾乎從來不搶的,被他看到,多半得去跑步,而且還不知道他有多少「奇出怪樣」的手段呢! 那時,有過一二個月他沒來上課,請了代課老師來教,那教學是真的沒法和他比。那時我們的班主任說他是出了車禍,他們班的同學私底下都希望他是被人打了。 他真不是位壞老師,他敢當著吳孟明和老金頭的面說他們不對,光憑這一點,就已經是個大俠了,所以雖然凶,還挺受我們喜歡的,衹是不知道他們班的同學是怎麼個體會。 據他們班的同學在幾十年後告訴我,舒老師是個「女兒控」,說是極其寶貝呵護他的女兒,當時,他們班掌握了一個規律,在下午的課上完後,去他的辦公室,透過窗看看他的包還在不在,如果包不在,就說明他去浦東接女兒下課了。那時,下午的課上完之後,大家是不能回家的,還有段「自修」的時間,所謂的自習,就是大家坐在課堂中做作業,「自修」靠的是「自覺」,所以有時候有班主任來看著,有時候卻沒有。初三的孩子能「自覺」到哪裡去?於是等他們發現舒老師的公文包不在辦公室之後,自修課就成了打閙課、打牌課。又據說舒老師很「壞」,有時他會故意把包藏起來,等自修課開始後,他到教室後門的小窗張望,要是捉到同學們打牌,他們進門活抓,把撲克牌撕了,或者當場拿出打火機來,把牌燒了。 又據老師傳來的消息,舒明明老師在北京和悉尼二邊住,與歌唱家夫人過著美好的生活……

[上海回憶]中學往事之六

經常有人問我:「你為什麼這麼會寫啊?」,仔細想想,我好像真的是挺會寫的,光是出版的作品,都有十幾本了,我一直開玩笑說,如果是木刻本的宣紙書,也算是著作等身了。 對於那個「為什麼」的問題,我的回答一直是:「語文老師教得好呀!」 我的小學和中學,都是非常好的學校,而且,好學校中還都碰上了好的語文老師,外加我來自書香門第,想寫不好文章都難。 我不喜歡做作業,小學二年級以後,我幾乎沒「正常」地做過除了作文以外的任何作業,之所以說到「正常」二字,是因為不做作業有時還是會被老師發現的,發現了之後,就要「不正常」地補上了。 作文,我倒是一直喜歡寫的,也從來沒有拖欠過作文作業,因為我寫得出來嘛!去年,馬伯庸到洛杉磯玩,我們聊到了中學的作文,中學的作文是八百個字,我和馬伯庸幾乎異口同聲地說:「八百個字?那怎麼夠啊?起個頭而已啊!」 先不說作文了,說說我的語文老師們,小學的老師顧樂靜和陸韻華,另有文章詳述,這裡就來說說中學的幾位吧! 初一初二是白瑞霖老師教的,又是一個風度超絕的女子,她的古文基本功超好,給我打下了紮實的古文基礎,以至於我到現在,依然很喜歡文言文,也喜歡看古籍。 我不是說起過的嗎?七一中學有幢三層小洋房,初一初二的教室是在小洋房裡的,那其實不算正規的教室,有的房間是方的,有的是長的,記得隔壁班就是長的,所以後排的同學離著很遠。 等陞到初三,就要搬到那幢「L」形的正式的教學樓了,初三是在底樓,我初中時在一班,也就是離當中樓梯最近的那個教室。那是開學前的一個返校日,就是付了錢領書的那個日子,一般會在八月底的某一天。 那時,我領好了書,來到那個教室,自己選了個位置,就看到座位旁有堆垃圾。這時,有個人走了進來,一個矮矮小小的女人,齊耳短髮,穿著條布褲子,上身是件暗紅花的兩用衫,腳上是雙平底的布鞋。 那時我正坐在桌子上和同學聊天,一看來了個校工,就問她有沒有掃帚,我可以把那堆垃圾掃了。她的個子不高,應該說很不高,因為我坐在桌子上,她是擡著頭跟我說話的,她說到:「你就是邵宛澍吧?『澍』是及時雨的意思,我希望你也能成為一個象及時雨一樣的人。」 媽呀,我嚇得跳起來,簡直可以說是從桌子上摔下來的。要知道,我的名字,從小到大,就沒幾個老師第一次就讀對的,他們往往是讀成「邵宛澎」的,每當讀錯,教室裡總是轟堂大笑。 可現在,一個校工,準確地讀出了我的名字,還說出名字的含義,這絕對不可能是個校工! 她就是我初三的語文老師,楊靜影先生,她不但教會了寫作,她還教會了我做人。她是我所有的老師中最樸素的一位,另一位是高三的班主任桑玉梅先生。在那次事件後,我深深地體會到了人不可貎像那句話,我再也沒有看重過「著裝」這件事,我高中的時候,名牌衣服開始流行起來,可我從來就沒放在過眼裡,直到現在,我依然穿著隨便,可能正是受了楊靜影先生的影響。 初三的男生,正是開心智的時候,楊老生給了我很大的幫助,我的人生觀、是非觀漸漸地建立了起來,我想我一生追求的「公平、公正」,正是楊老師給我打下了基調。 我的語文越來越好了,在中學畢業的時候,我成了語文狀元,我沒有參加過中考,而是根據會考成績直陞到高中部的,我的會考語文成績是區裡第一名,作文還被登到了《中學語文》雜誌上。 那是篇開放命題作文,叫做《我嚐到了__的甜頭》,我寫的是《我嚐到了嚐雨的甜頭》,說的是用精密試紙監測酸雨的故事,那時政治開明,這種「負能量」的文章照樣能夠滿分。 於是,《中學語文》的那篇文章成了我的處女作,等我到了高中,《中學語文》寄來張二塊錢的匯款單,我拿著這二塊錢去買了十本《中學語文》,至今還有五六本。很多事,第一次會很興奮,我第一次出書,是《梅璽閣閒話》,我也開著車去出版社買了好多本。 現在,我給雜誌的文章,都不要求編輯部寄雜誌給我了,甚至出新書,我也衹要個一本二本留念即可。我自己也沒搞懂,當時出錢買雜誌買書是為了什麼,我沒有送書的習慣,我一直認為送人自己寫的書是一種「格調」很低的行為,當然還有種格調更低的作者,就是別人買了書叫你簽個名,還得加上「指正」二字,又不是你送人的書,指正個什麼呀! 到了高中,已經是那個「八百個字不夠開頭」的時代了,那時的作文簿,是十五格一行,十二行一頁,那真是不夠寫,後來我就自說自話換成橫線本了,反正不用數格子,我肯定夠。 高一高二的語文老師是余又文先生,一個非常有趣的胖胖的老太太。嚴格地說,她的語文功底衹是中上水平,我那時已經是「博覽群書」了,有時問到余先生,她倒沒看過,我心中自是小小得意。 千萬別以為余先生的水平差,她的語文課上得極活,她佈置寫週記,全開放議論文,我那時特地找了本16開的大本子,每週從《新民晚報》上剪一篇下來,然是就時事論校事,著實在那兒發了不少校長與老金頭的牢騷,余先生也不以為忤,有時甚至當眾讀出來,表揚我敢說敢寫,以至我至今就沒有寫文章瞻前顧後的壞習慣。 在余又文先生的時候,有幾件軼事寫出來,與大家分享。 一是我寫了篇「萬字作文」,那次還是寫在作文簿上的,寫的是我的「情史」,寫了好幾本,一晚上寫成,所以高一的我,就有著「下筆萬言」的本事,打那以後,我就不用作文簿了。 二是有一次,我在作文中寫到:「我對爸爸說:『我的名字太難寫了,人家丁中一的名字多好寫啊!』」,余又文先生雖然給了那篇作文一個高文,但有一條旁批:「你欺負老師沒讀過瓊瑤?」,哈哈,露餡了,不過我的名字是真難寫,小時候別的同學已經開始答捲了,我連名字都沒寫完。 余先生教學真的很活,她還組織我們開展辯論,有一次,就「魚與熊掌」的辯論,她與我班一位同學互扭著胸脯吵到校長室去了,那次的是非已經記不清了,反正學生看到這種事麼肯定起鬨,於是,一群人一起到了校長室。 余先生的辯論會教會了我一分為二地看待事物,也教會了我天下事不是非黑即白的,再後來,加上我對形弍邏輯學的自學,成了我現在的風格。 余先生的時代,我的語文叫上著玩,作文叫寫著玩,無所謂多少分的,就算不是第一名麼,也總歸是前幾名的。 可是,好日子,到頭了。 高三了,換了一個老師,黃申良先生,一個大模子先生,我吵也吵不過他,打,估計也打不過,高中的我,雖然長得挺高了,可是依然瘦弱,關於我體型的故事,以後專門寫一篇。…

[上海回憶]看電影

1982年的一個早晨,七點半,我從愚園路的中實新村出來,右轉彎,再朝前,路過中實食堂,食堂的右邊有家煙紙店,那家店的老闆娘很凶,所以能不到她家買就不到她家買東西。過了中實食堂,是愚園坊,走進去第二條小弄堂的轉角,是我最要好的朋友阿開的外婆家,就在二樓。 上得二樓,先扛碰到了阿開的表妹,我至今記得表妹的名字——謝悅音,她是那時我見過的最好看的女孩子,但那時放了一個電視劇,叫做《上海灘》,上海灘告訴我們一條真理:「表妹是表哥的!」,阿開是我幼兒園的開襠褲兄弟,所以我不能有非份之想。 阿開的外公外婆是對歡喜冤家,經常爭爭吵吵磕磕碰碰,外婆的嗓門很大,我們都有點怕,等現在自己也生兒育女了,方才理解那是他們的恩恩愛愛。 阿開也來了,於是外公帶著我們下樓,左拐出弄堂,右拐繼續朝小學的方向走,也就是朝烏北菜場走,等走到愚谷村不到的地方,那兒有個車站,我們停下來等車。我們等的是20路,那個車站也只有20路,以前有20路和21路二趟車,等我們小學從臨時校舍搬入新校舍,老地方就成了21路的終點站,因為從這裡往西和20路重迭了,他們把21路中山公園的線路縮短了。 我們三個人,坐四站20路到了青海路,20路真是怪,從陝西路到王家沙是很長的一段,但從王家沙到青海路也就是過個路口而已。穿過馬路,是個永遠大門緊閉的什麼國際俱樂路,再往西走幾步,就是新華電影院。 我們是去看「早早場」的電影,八點鐘開始,我記得電影票是小學裡買到的,但我不記得到底是個什麼電影了,反正,早早場的電影是不會放太熱門的影片的。那場電影是一點都沒記住,但我還記得電影票,當時的電影票是一整本事先打過孔的本子,每張電影票是一個竪長條,最上面印著電影院的名字,再下面一行,印著「單號」或是「雙號」,與現在從左一路排號下去不同,那時的位置是當中的數字最小,最當中是一號二號,然後分單號和雙號依次加上去,左邊單號右邊雙號,因此五號座和六號座不是在一起的,和七號座才是相臨的。如果這個電影院有樓上樓下,也會出現在這一行中,「樓上單號」、「樓下雙號」等。 再下面一行,就是幾排幾座了,在那一本本的電影票沒有撕開之前,單號是一本,雙號是一本,相臨座位的票,也都是一起的。因為上面的齒孔打得不好,大多收時候撕不開,所以賣票的有個板,撕票前用板壓住了,一撕就撕下來了。 再往下,很長的一段,就是場次了,早早場、早場、午場、夜場、夜加場,後來還有通宵場,這些信息,大約會佔據電影票的三分之二,再往下,各家電影院會不一樣,有的印上地址,有的再重複一次排號位號等。 這些信息,都是事先印刷好的,因為電影院的座位是固定的,所以先印在票上。然而電影的場次,或者說開場時間是不一樣的,我上次說到過一個叫做「排片表」的事情,電影的時間是隨著排片表變化的。 日期、時間,都不是事先印在電影票上,而是通過滾輪式橡板圖章「滾」上去的,幾月幾日幾點幾分,都是臨時蓋上去的。電影票有不同的顏色,一場用一個顏色,方便領票員區分。 領票員?對的,那時是有領票員的,電影院中有好幾個領票員,在你出示了電影票後,會把電影票撕出一半再還給你,還給你的叫「票根」,像我們小孩子是無所謂的,但有無數大人由於沒有妥善處理掉票根,演繹了多少可歌可泣驚心動魄的故事啊! 領票員會一直把你帶到票上印著的座位前,等你坐下再離開,我一直懷疑這是老戲園的做派,但我的父親一定會告訴我殖民地時的上海電影院就有這個傳統。 進入電影院,暗暗的,但還是有些燈,電影院中播放著音樂,這些音樂都是放映員播放的,最早使用密紋唱片,後來是盤式的磁帶,再後來卡式磁帶,到最後用CD,現在不知道是不是用MP3的。 等電影開場,第一件事是拉幕,那時的電影院和現在的戲劇場是一樣的,有幕,每場電影開場前,就要把幕打開,那是電動的。開幕之後,先看幻燈片,也是放映員放的,電影院的美工畫在玻璃片的,先是「歡迎光臨」,再是「請保持安靜」、「請不要吃瓜子等帶有響聲的東西」,反正也沒有「請關閉手機或調至震動」,有時還會放一些「五講四美三熱愛」之類的宣傳內容。 在正片之前,會放一二個紀錄片,反正就是祖國工農業形勢一片大好,或者是重大國家事件,就和現在《新聞聯播》前三分之二差不多,《新聞聯播》後三分之一是除了中國之外的全世界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那時的紀錄片倒是沒有。 這個時段,經常有時遲到的,領票員就會打著手電筒領到位子上,那時有個規矩,開場後十五分鐘不得入場,在一開始的幻燈片上也放過,每個人都知道。 電影院的位子,左右分為三大部份,所以有二排走道,靠近走道的地方,有一個位子可以翻下來,叫做「加座」,因此每一排有四個加座,碰到特別熱門的片子,就會賣加座,我倒是沒有經歷過看電影的加座。 我見過一次加座,那是在上海崑曲界著名閨門旦華文漪去國出走後二十來年,第一次從美國回歸於上海逸夫舞台出演《牆頭馬上》,那時的劇院已經沒有翻下來的加座,硬是應觀眾要求加出一排排的圓凳來。整台戲演完,掌聲經久不息,謝幕謝了五六次,大幕拉上又打開,演員們欲罷不能,觀眾們流連忘返,當時盛況,可謂觀止,生平得見,幸哉幸哉。 有些事,是不能想像的,我前幾天才瞭解到,原來就像平安電影院,每週日上午有一場原版片場,甚至是沒有字幕的原版片,也就是現在所說的「生肉」,據說那一場全是有學問的人才來看,一般人也看不懂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