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璽閣之幸福生活

有一次，我在機場看到有個人，拿著一個塑料的大箱子，藍色的箱體，白色的蓋子，他排在第一個，機場放人的時候，他第一個上了飛機，頭等艙的客人都得排在他的後面。那個人帶的箱子太搶眼了，有點象美國常用的戶外無電源冰箱，專門用來浸啤酒的那種，箱子很普通，但上面的字搶眼，是：「人體器官運輸專用」，我想，快遞行業中，他是最拉風的那個了吧？ 我小時候，並沒有快遞業，那時的節奏其實很慢，別的不說，樣樣東西都要排隊，時間都花在排隊上，還能快得起來？ 衹有一件事是快的，那就是「跑片」，也是當時極拉風的一件事。前面說了，八十年代中期，雖然已經改革開放，但節奏還沒有快起來，「三年大變樣」還沒有發生，大家生活的圈子也不大，家離單位離學校都不遠，坐車幾站路，騎車十來分鐘廿分鐘，常去的店家也無非是家附近單位附近的。 跑片，是當時唯一騎摩托車的人，在自行車都要憑票買的年代，有一幫子帥小夥騎著摩托在大街飛馳，可想而知這些人找女朋友有多輕鬆了。跑片，跑什麼片？跑電影的膠片！大家見過老式照相機的膠卷嗎？一種叫120，一種叫135，電影的膠片和135膠卷是一樣的，都是35毫米寛度，衹是照相膠卷是橫著連在一起的，上下打孔，而電影膠片是上下連在一起，左右打孔的；或者換一種說法也許更能理解，膠片膠卷是同樣的，連孔都是一樣的，衹是電影膠片上的畫面是垂直於齒孔的，而照相機成像是平行於齒孔的，所以電影膠片的晝 面其實是小於相機的。一部電影通常一百分鐘，每一秒鐘要放二十四格膠片，人物才能動起來，膠片上畫面的左邊，還有二條看似沒有規則的透明線，那是聲道，電影的聲音就是紀錄在這二條線中的。 電影膠片，叫做拷貝，行內的量詞是「本」，甚至用「本」代替名詞使用。拷貝有長有短，短的可放十分鐘，行內叫「單本」；長的時間加倍，叫做「雙本」，一百分鐘的電影，短的要放十來本。電影膠片是貴重物資，一部電影上映，衹有有限的幾個拷貝，所以要在放映的同時，在各個電影院之間傳遞膠片，這個傳遞，就叫「跑片」。 拷貝是裝在一個圓形的鋁盒子中的，從放映機上拿下來，直接放入盒子，交給跑片的。跑片的開一種「大砲」摩托車，摩托車後左右各有一隻帆布袋袋，每個袋中可以裝上幾個拷貝。還有種高級點的，是摩托車上也有二個鋁盒子，半圓形的，上面的蓋子是平的，蓋子的一頭有鉸鏈，另一頭有鎖扣，這種鋁盒子是精心設計過的，正好讓拷貝盒子坐穩，再蓋上蓋子後拷貝之間不會碰撞。 跑片的都是年輕力壯的小夥子，別小看跑片，那可是重體力活。大家都看過電影，都見到過電影的光從後方的高處出來吧？那意味著，電影膠片也要到達那個高度才行？一舨放映室都是在二樓的，跑片地要把電影膠片送到二樓去，有的電影院有運拷貝的電梯，有的沒有，沒有的就全靠跑片地拎了。還有，上海的天氣，是以糟糕聞名的，真正叫「熱起來熱殺，冷起來冷殺」，可是跑片無論酷暑嚴寒颳風落雨大風大雪，都要按時送到，個中苦楚，衹有親歷，才能感受，用跑片的話來說：「勿要講落雨落雪了，就是落鐵落刀，嚡（也）要準時送到。」我小時候，上海的夏天經常會下陣頭雨，跑片的被淋成落湯雞乃是家常便飯；至於颱風天，上海還經常「發大水」，跑片的照樣要趕上時間。 跑片的始終在路上，趕到一個電影院，把手中的拷貝放下，就拿起另一疊來，再送到下一家去。那時的風氣很好，摩托車到了，衹要熄火即可，萬不用拿粗鏈接再鎖起來，有的跑片動作快，連走帶奔就換好拷貝，他們甚至連火都不熄，也不怕摩托車被人偷走，再說了，那時壓根就沒啥人會開摩托車，想偷也偷不走。 那時的電影院，門口有張排片表，這張排片表不僅是這個電影院的電影放映安排，而且是幾個電影院協調出來的，就是因為拷貝不夠，要幾個電影院同時使用，那麼你開場後，要過多少時間可以有放完的拷貝，一本還是幾本？然後路上要多少時間，再裝到第二家的機器上要多少時間，這些都要精確地算出來，然後各家才能出排片表，所以，排片表不是自說自話，而是個真正的統籌安排，可是個大學問呢！ 你們可能不知道，電影院是一個和「事故」二字緊密聯係的地方。要是跑片的沒有按時趕到，就是一個「事故」，事故是要扣獎金的。和我同年的人，可能都在電影院中看到過大銀幕上「跑片未到」的字樣，要知道，等一二分還成，時間長了大量人群聚在一起，是會燥動的，那可真是大事故了。 電影院的事故有許多，對於放映人員來說，「倒片」是最大的事故，就是畫面放顛倒了，人的頭在下腳在上，衹要是事故，就要扣獎金，「倒片」要扣一個季度的獎金，而且還會影響到年終獎的評定，想想就可怕。 雖說「倒片」是重大事故，放電影的人倒不避諱這個詞，而且還天天要說到。一般電影院有二檯放映機，一本拷貝放完後，切換到另一檯上去放，在另一檯上放映的時候，這一檯就把拷貝拿出來，再放上一本新的，等著切換回來。 放映員的工作並不輕鬆，二檯放映機若是二個人管，連飯都要分好幾次喫，要是碰到三個人搭班，那就明顯好得多了。 跑片的把拷貝送來，放映員接過後要「倒片」，因為拷貝是從放映機上取下來直接跑片的，那卷拷貝是頭卷在芯子裡，尾巴在最外面的，所以放映之前要倒一次，把頭尾換個個。倒片在倒片檯上進行，左邊一個拷貝，右邊一個空盤，空盤是二片有孔的圓鋁盤，當中有個軸將二片鋁盤連在一起，膠片就是繞著軸一圈一圈捲起來的。 倒片檯是電動的，但不要以為電動的就省事了，因為放映員在倒片時還在「檢片」。我說過，電影膠片是貴重物資，而膠片在放映的過程中會有磨損，有時會有斷片，有時會有劃線，還有時聲道會有損傷，碰到蹩腳放映員，裝片時齒孔沒有對齊也會損傷膠片，而這些所有的損傷，都要放映員在倒片時檢查出來，那樣的話，責任就是上家的了。 如果倒片時有毛病的片斷漏了過去，等放完電影，被下家的放映員在放映前發現，那麼就要「喫進」了，如果膠片被降了等級，電影院是要賠償的，落實到個人，就是事故，又要扣獎金了。 倒片的時候，還要「打馬克」，馬克，明顯是英文「mark」的音譯，打馬克的目的是為了讓另一檯放映機可以同步啟動，馬克一般打在片尾數米處，當第一檯機器的光電管探測到了馬克的信號，就會「告訴」第二檯機器開燈接手了。 由於不同電影院使用的機器不同，所以要分別打馬克，有時碰到全新的拷貝，倒片時可以稍微輕鬆一點，但馬克還是依然要打的。打過馬克的拷貝，在電影院中傳遞，等再回到手裡時，就不用再打了，但檢片時依然要仔細確認。 打馬克也有講究，二檯機器有段時間是同時運轉的，第二檯機器接到信號開始放，一開始是膠片頭上的黑片，那時點燈不會影響畫面，因為黑片不透明嘛，但要是第一檯放完，而第二檯的黑片沒有放完，說明馬克打得太短了，那時銀幕上就是黑的了，又是個事故，又要扣獎金了。 最早的時候，放電影的光，並不是燈泡，而是用一種叫做「碳棒」的東西，圓圓的尺把長的棒子，外面包有紅銅皮，一個燈箱要用二根碳棒，等碳棒通電，就會發亮，碳棒的後面有塊凹面鏡，可以聚光後反射到膠片上，在通過透鏡系統放到銀幕之上。碳棒是易耗品，一場電影要換幾次碳棒，所以放映員要仔細盯著，趁待機時調換，若是放到一半碳棒燒完，同樣是事故。等到後來，改用大功率放映燈泡，就省了很多事了。 電影膠片有時會斷掉，那倒不是什麼大事，斷了接起來就行了。接片機，是一個鐵架子，上面並排的兩個雙層扳手，把第一層扳手翻起來，在第二層上有齒，把膠捲上的孔對準齒後，蓋上第一層的扳手，左右二個扳手，下面都有刀口，用來切斷膠片，二個刀口間的距離，就是二格膠片間的間距，所以衹要把每格膠片都對準扳手，左一刀右一刀，再塗上膠水，就可以把膠片接上了。 放映員是技術活，在八十年代可牛了，倒不完全是技術牛，更多的可能是因為「手中有票」。那時個物資貧乏的年代，買水菓有限購，買糖要糖票，買糧要糧票，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是有貓膩的，自有那些售貨員可以少收或者不收票證，來把東西賣給熟人。都有哪些熟人呢？親眷，朋友，小孩的老師，其它店的售貨員，對了，還有放映員……不僅是放映員，還有電影院的售票員，電影院領導，那個時候，感覺就是特權階層，很多緊俏的商品都能弄到。 售票員其實比放映員更牛，因為電影院門口黃牛手中的票，就是售票員「發」出去的，等到售票員的熟人臨時找到電影院想看個當場票，售票員大手一揮，就能叫黃牛乖乖叫地「吐」出來，絕對是服服貼貼，沒人敢說個不字的。 放電影雖然「危機四伏」，我不是說真的有人身危險，我是說容易出錯責任重大，但是放映間的條件倒著實不錯，可謂冬暖夏涼，電影院的觀眾廳有冷氣暖氣，打開放映間的觀察孔，就可以把冷氣暖氣放進放映室，特別是大冷天，放映室還另配取暖設備，因為溫度太低的話，膠片會發脆，易斷易裂，因此從家中帶了飯去，放在取暖器上，等到要喫的時候，還是燙的呢！ 今天我們聊了怎麼放電影，下回可以聊聊怎麼看電影，看電影也能聊？當然，放電影都能聊，為什麼看電影不能聊？

還記得嗎？我的英文是生物老師教的，那個學托福的生物老師。 我的電腦也是生物老師教的，真的，她在初中時教過我生物，結果一轉身，她又在高中教我電腦了。 那位老師叫朱光映，一個胖胖的女青年，照理說，副課的老師不會被記得這麼牢，可偏偏記住了她。不但我記住了她，我的祖母我的父母，都記住了她，說來，她和我家有些淵源。我在小學之前，住在南陽路77弄19號，就是現在恆隆廣場停車場的出風塔那個位置，正對著南陽路幼兒園，我們住址的故事，會在另一篇《調房子》中詳細討論。 南陽路的那套房子，是解放前我的祖母「頂」下來的，二樓我們家住，一樓就租出去，我出生的時候，朱光映家就住在一樓。 這些事我並不知道，直到進了中學，朱光映先把我認了出來，才告訴我她認識我，才知訴我這個故事，也許是我的名字比較特殊吧！我查過全國身份系統，全國沒人和我同名同姓的，倒是臺灣有位女作家和我同名不同姓，非常難得了。 還有一個故事，也是朱光映說的，而且衹要我在場，她逢人就講，講得讓我牙癢癢。故事是這樣的，說是十來年前，當時的十來年前，就是我還住在南陽路的時候，說是在某個冬天的下午，三四歳的我午睡醒了之後，發現家中沒有大人，就連厚衣服都沒穿就下樓找大人，結果被她發現，於是她就抱著我給我取暖，直到我的家長回來。 這樣的一個故事，是一個天不怕地不怕的調皮男孩的「汙點」，可是她把這個故事說得人儘皆知，怎能令人不恨？不過，她待我挺好的，特別是她做了電腦老師後，我還獲得了更多用電腦的機會。另外，我對這個故事是存疑的，我是二代單傳的獨子，家中對我照顧呵護備至，我祖母又以細心著稱，應該不會單獨扔在家裡的。 那個時候用電腦，有個專門的詞，叫做「上機」，電腦課是在教室裡上的，在黑板上寫的，然後專門有一節課，好像有一週一次還是二週一次，特地跑到電腦房去用電腦，就叫做「上機」。 電腦房可能是當時七一中學唯一有空調的房間，待遇比校長和教導主任還好。電腦房在三層小洋房二樓的東北角，是一個密閉的教室，進門之前要換拖鞋，所以電腦房外總是一地拖鞋，後來好像改成鞋套了，朱老師在電腦房中時還要穿白大褂，學生好像並沒有此要求。 那時的電腦，是一種叫做「Laser 200」的電腦，電腦的主機帶著鍵盤，鍵盤是黃色的橡膠塊，每個鍵上還畫著一個圖形，而顯示器其實就是普通的電視機顯像管。在電腦室的最後一排，還有二檯「Laser 310」電腦，那是200型的高級版，鍵盤的樣子也更酷一點，200型的鍵盤每個字母是分開的，而310型則和後來的蘋果II型電腦那樣，是靠在一起的。 顯示器是單色的，綠底黑字，這兩個顏色搭配影響了我的一生，我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用的編輯器是Emacs，這是種可以自定義界面的編輯器，我用的就是黑底亮錄字。 簡單來說，平時給我們「上機」的電腦是Laser 200，一種衹有6K內存的電腦，6K是個什麼概念？這篇文章寫到現在是一千多字，按一個漢字佔二個字節來計算，那就是2K沒有了，那時的整檯電腦，衹能放二三篇這樣的文章。有人問，不是有磁盤的嗎？Laser機沒有磁盤機，可以選用的外存儲器是錄音機，你沒看錯，就是普通的家用錄用機，用一根兩頭都是3.5毫米二芯插頭的連接線就可以了，一頭接錄音機的耳機孔，另一頭接電腦的輸入孔，現在很多汽車上都有一個孔，可以用線連接手機的耳機孔來把聲音放到汽車的音響上，那種線要比當年的高級，因為是立體聲的，所以是「三芯」插孔。 從磁帶上調用程序很慢，單面半個小時，本來卡式磁帶就是單面三十分鐘嘛，有些大的程序甚至要二面，那就得一個小時，所以很少有人真的會用磁帶來寫程序，估計很多同學壓根就不知道Laser機可以用磁帶來儲存，因為電腦房中並沒有配備錄音機。 磁帶更多的事用來儲存遊戲的，那種很簡單的用鍵盤控制的小遊戲，磁帶存遊戲有一點好，就是複製的時候連電腦都不需要，衹要一檯雙卡錄音機就行了，衹是在拷貝的時候最好把聲音調到最小，否則全是吱吱啞啞的噪音。 Laser 200用的計算機語言是Basic語言，當時的Basic是有行號的，每句語句前有個號碼，一般是「10、20、30」這樣的，用10跳增的好處是當中可以插入語句，比如插個「25」這樣的意思，要知道這個語言在1984年才出現在非IBM的機器上，七一中學最晚在1987年就有了自己的電腦房，著實非常厲害了。 我其實在1986年就已經是當時的電腦「高手」了，一來我在靜安區少科站和老師混了個臉熟，二來我有個要好的小學同學，他的媽是五四文化用品商店的，那時店裡有檯樣機，我在初二的暑假，天天去他媽的店裡玩電腦，那是檯Laser 310，比七一中學上課用的要高級很多。 我從高一起正式愛上了電腦，不多久後就加入了靜安區少年宮的電腦組，我進少年宮的電腦組一不是學校推薦二不是少年宮招募，而是因為我經常跟一位高年級的男生去「蹭機」。我會隔天把程序用紙筆寫好，第二天去少年宮輸入驗證，由於我的「勤奮」，終於感動了少年宮的老師，讓我做了個「編外成員」，後來我成了留守到最後的電腦組成員，也寫了最多的程序，但依然是個「編外」，可能那時的「編制」是很緊缺的吧？ 少年宮用的電腦是蘋菓二型的，已經有了磁盤機，那時的五吋磁盤叫「雙面雙密度磁盤」，單面是64K，但是二面總共衹有127K，其中有1K要留給系統用。後來到了PC機的時候，五吋磁盤發展到了1.2M，尺寸外型是一模一樣的，再後來有了1.44的三吋盤，從那時起，電腦算是非常成熟了。 蘋菓機已經非常好玩了，我依然記得「call -151」指令可以進入彙編模式，使用的彙編指令集叫做「6502」，而用「pr#6」則可以輪出打印。 我的父親業餘擔任《上海集郵》的主編工作，從創刊至今主持筆政三十餘年，他當年搞過一個「年度集郵新聞十佳」的投票活動，大家把選票寄到編輯部，然後統計選票。那年，我讀高二，就用Basic語言寫了選票統計程序，把選票輸入，最後統計出結果來，當年的Basic很笨，沒法調入外部數據，衹能在主程序中用read/data語句，read語句在程序的前部，用來累加，而data語句用來存放選票內容，有幾千張選票，就有幾千行的data語句，具體做的時候還要先給選票編號，因為選票內容與最後統計結果相同的朋友是有機會抽獎的。 就這樣，從高中開始「正式」編程玩電腦，一玩就玩了幾十年，雖然從來沒有上過專業的電腦課，卻是實打實程序員出身的電腦人士，一直到後來，喫的都是電腦飯，除了大學畢業時，做過二年的設計師。 不對，我是上過電腦課的，高中時的朱光映教的，她是我初中的生物老師。

這些天，寫《上海回憶》，寫到了一些中學裡的事情，結果有很多同學校友找到了我，都說「你的記性怎麼那麼好？」。其實吧，就像我上一篇中說到的，我是個內向的人，內向的人與人交流少，所以就有了很多的時間來冷眼旁觀物和事。 我想，我的小學體育老師肯定不會同意的，前幾天，我們小學同學建了個群，體育老師說：「我記得你，你從小就喜歡和老師聊天、軋山湖。」所以，還好我與人交流少，要是多的話，估計老師都沒上課的機會了，都得聽我說。 其實我的記性也不是那麼好啦，比如說，初中的事，以「班級」這個單位的記憶就有些模糊了。好在，高中的班級，我記得很清楚。 高三有四個班級，一班白痴班，二班流氓班，三班革命班，四班掃盲班；直到現在，我依然認為這幾個詞語的描述實在是「穏准狠」。有趣的是，這幾個綽號被全校接受，哪怕是白痴班和流氓班的同學，也照樣認可。 白痴班的存在，實在是沒什麼存在的意義。一班學習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差的；課外活動不是最好的，同樣不是最差的；下課打球，他們永遠不會贏，但也不至於墊底；無論是批評還是表揚，都沒有他們班的事，與其它幾班風起雲湧、驚濤駭浪相比，他們始終就是個死水微瀾的狀態，老師永遠都不會用一班舉例子，永 遠不會說一班有個誰誰誰怎麼怎麼樣。學校裡好像就沒有這個班似的，甚至被叫做「白痴班」時，他們也沒有太大的反應，沒打算改個名字什麼的。 二班流氓班，就是我所在的班級，那時我們絲毫沒有為名字而忤，甚至覺得「流氓」二字帶著某種程度的「俠氣」，先不說二班，我們聊下去。 三班革命班，那是個很有趣的名字，在一個早「忘了」「革命傳統」的年代，居然有一個班被叫做了革命班，有一整個班的革命小將，真是有趣。那時，七一中學，有各種各樣的活動，黑板報比賽，詩朗誦比賽，三班永遠是最積極的，只要有三班參加的集體比賽，大家爭的就是第二名了。 記得有過一次歌詠比賽，在比賽前的二個月，三班每天下課後都留在教室裡排練，他們弄得很神秘，每天排練都把前後門關得緊緊的，還有人察看窗外有沒有人偷看偷聽。 那次歌詠比賽是在學校西北角的一個大倉庫舉行的，全校廿四個班級，記得好像有三分之一的班級唱了《團結就是力量》。那天，三班好像是唱了三個歌曲，其中一個是小組唱，還有一個是《畢業歌》，三聲部還是四聲部的合唱，我也不懂，只知道那種唱法很不簡單，因為別的班級都是一個聲音的大合唱，而三班的《畢業歌》是有高有低不一樣的聲音，甚至各個聲部之間的唱詞也是不一樣的。 「同學們，大家起來， 擔負起天下的興亡！ 聽吧，滿耳是大眾的嗟傷！ …… 同學們！同學們！ 快拿出力量， 擔負起天下的興亡！」 我們真是被他們唱得「熱血澎湃，鬥志昂揚」，心想著該如何地報效祖國。沒有了啦，真要這麼寫，就不是閣主的寫法了，高三的我們，剛經歷了那個多事之秋，充滿了迷惘和困惑，我們看不到歌中「起來」的可能，那時的我們，有能力的想著出國，沒能力的等著高考，渾渾噩噩，不知道未來是怎麼樣的。 說起那次的歌詠比賽，我們班著實是沒有任何準備，等到要比賽了，班主任桑玉梅先生來問我們打算怎麼辦，我們如實回答：「不知道！」，流氓班嘛，事情做不好，豪氣還是要有的。 好在桑先師急中生智，給我們臨時抱了佛腳，不至於叫到班名時來個「棄權」，她教我們唱了《團結就是力量》。前面說到，有三分之一的班級唱了《團結就是力量》，所以等我們一上台，一報歌曲，下面就響起了笑聲。然而，作為出盡風頭的二班，會隨大眾、和大流嗎？當然不會，我們的第一句就和別人不一樣。 傳統的《團結就是力量》第一句就是歌名「團結就是力量」，我們唱的就不是，我們的多了二個字：「團結，團結就是力量」，第二句，和第一句一樣；第三句，和第二句一樣，也就是說和第一句也一樣；換言之，我們把一句話唱了三遍。 接著是第四句，和前三句不一樣了，先是一個字，「嗨！」，記得好像還一起跺了個腳，然後是唱詞：「團結就是力量！」 第五句，哪來的第五句啊？！在聽眾們聽到又有一首《團結就是力量》時開始笑，當他們還沒笑完的時候，我們已經紛紛跳下台了，有些人甚至開了個小差都沒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很多年以後，有人學我們當年的做派，搞出一種活動來，叫做「快閃」。 再來說四班，四班為什麼叫掃盲班呢？話說四班是全高三成績最好的，好像不管什麼樣的考試，年級排名前幾十的都是四班的，除了我班有位老兄獨得總分第一之外，從第二到第四十，好像是四班獨攬的，也就是說剩下的三個班級是在搶四十名以後的名次。 放學以後，一班肯定是沒人的，他們放學就走，二班肯定是有人的，一半左右的人，而三班四班是全班留在教室的，三班唱歌做節目，四班自習做卷子。四班的人，永遠都在學習，我們說他們就像是海綿吸水似的在學習。誰最想學習？誰學習最認真？當然是文盲啦！文盲一旦有了讀書認字的機會，哪個會不珍惜？那四班這種自發的學習熱情，非「文盲」二字莫屬了。 好了，剩下二班了，流氓班，真的流氓嗎？在北京話中，「耍流氓」指的是性侵女性，好在我們全是上海學生，整個流氓班，沒有耍過流氓。 先說一個故事吧，有一次開校會，我不是說過嗎？校會課，是大家輪的，其中有一個年級是在階梯教室中，現場聆聽校長和教導主任的訓話，其它的班級在教室裡聽廣播。那一次，我們高三「有幸」輪上，都去了階梯教室。 那次校會，校長和教導主任各拿了一隻面盆去，及其正式校會，老金頭把面盆從台下拿到台上，說：「這是我們從高三收來的撲克牌，這是從一個班級收來的一部撲克牌！」，老金頭說得義憤填膺，大力拍著桌子。老金頭說話有二個毛病，一是喜歡噴唾沬，同學們經常開玩笑說坐在前排要撐洋傘，另外老金頭說話一急，就會有大量的口水湧出來，積在嘴角的二邊，很是滑稽。 印象中，好像不僅是學生，哪怕是老師也挺怕老金頭，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考核的學生的同時，也做著考核老師的工作，教導主任，可能放在大學裡，就是黨委書記了吧？那倒真的是挺厲害的，哎，話說當年的老師們，為什麼就沒有一個想到來和同學聯手的呢？ 當年的老師太天真了，當然，可能現在的我更天真。…

七一中學是每天上午七點三刻開課，每天課前，會有幾個學生站在校門口，列表歡迎同學和老師，這些學生是輪流的，一個個班一個個小隊輪。老金頭每天都會出現在校門口，他在那兒盯著學生們，哪位同學沒戴校徽，哪位女同學沒扎頭髮，都會被他糾出來，記到他的工作手冊上。 七一中學的規矩很嚴格，一學期中遲到三次，就要受到處分，記小過一次，老金頭也負責每天在校門口守著紀錄遲到的學生。不過這個規矩有個很大的漏洞，遲到是由老金頭記的，他可絕對不循私；可是曠課是由當班老師統計的，大多數老師並不管出勤，或者是眼開眼閉的。所以，如果眼看著要遲到了，那就乾脆第一節就不去上了，等第一節課下課後偷偷溜進學校就是了，那時老金頭已經不在校門口了。 早操，是在第一節課後進行的，那時全校排隊進操場，老金頭會站在主席臺上「閱兵」，所以不能兼顧校門，那時，就可以輕鬆地「乘亂」混進學校了。 沒人不恨老金頭的！ 一來，恨他那本變天賬閻王簿；二來，所有的處分和懲罰，都是教導處發出的，他是教導主任，不恨他恨誰？ 還有一點，老金頭是教政治的，他平時在校會的訓話，和他的政治課，幾乎是一樣的。我的中學時代，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政治最開明的時代，各種新思潮風起雲湧，我們這些年輕人更是接受了各種「西風東漸」的教育。老金頭教的政治，還沒有脫離時代的烙印，你想呀，誰會買他的賬啊？我在想，可能那個時候，全校上下所有師生，衹剩老金頭一個還相信著他嘴裡說的東西，或許，他自己都不信，亦未可知。 一個極右的校長，一個極左的教導主任，這個學校想不有趣都難。 有一件有趣的事，我的英文是生物老師教的。那時已經是高三了，同學間瀰漫著一股神秘的氣息，整個社會也都在燥動著。淮海路上的美國領事館門口天天排著長隊，附近的居民帶著躺椅隔天晚上就去排隊，到了早上，把佔的位子賣給真正來簽證的人。那時賺錢太好賺了，有人就是手中拿個飯糰，每一粒飯都能賣錢，賣給那些需要把照片粘到申請表上的人。 我說過，上海是個相當「崇洋媚外」的地方，那段時間，頗有種山雨慾來前的瘋狂，每一家每一戶，好像都在想方設法地出國，但凡家中有國外的親戚，總希冀著是否通過他們把家裡的小輩「弄出去」。那時最熱閙的，就是「讀托福」，我們的同學中有好個週末在外面上課的，學的就是托福。 高三的英語老師，教得很差，差到那些在外面讀托福的同學，發現她講錯了許多地方。她的教書，既沒有教師的魅力，也沒有知識的傳遞，她甚至連維持課堂秩序的本事都沒有。你想吧，這英語課得有多亂，下面喫東西的，打牌的，吹牛的，感覺上老師既不想把課上好，學生也沒打算配合，反正，高三的英語課，就成了個笑話。最後，英語課變成了一個佈置作業卻不教怎麼做的怪事。 好多人都在讀托福，高中的生物老師是位二十出頭的姑娘，她也在讀托福，她讀得很認真，認真到她的生物課，她叫大家自己看書，她自己讀托福。同學們若是問她生物的題目，她一概叫你去書上找答案，有趣的是，當同學去問她英文題時，她總能耐心地解答，一來二去的，她的生物課不再上生物，實實在在地變成了英文課。 可是「好景」不長，那位生物老師可能托福讀得太好，終於有一天，不再出現了，多半是遠渡重洋去了，我們的英文水平自然就更差了。高中時，我在二班，三班四班的英語是另一位男老師教的，他是四班班主任的丈夫，他們一個教英語一個教語文，都是有名的特級教師，在那個普遍在外補課的年代，他倆是有錢都難請到的老師，想必是屬於一部分「先富起來」的老師吧！ 我們的班主任實在看不下去了，就去和那位老師商量，希望他能教教我們的英語，我們二班，還有一班，都希望他能給我們補補課。所有的老師和學生都瞞著那位教不好英語的女老師，我們在放學之後，假裝散課，再偷偷地回到學校，可是不回到自己的教室，而是從側梯來到四樓的階梯教室，由那位男老師來給我們二個班的同學上課。 現在想來，要有很多人參與其中，不但要驚動管階梯教室的人，多半還要給校長打個招呼，英語教研組倒是不怕，那位男老師就是教研組長，至於他老婆，不但是語文教研組長，還是年級組長。這是一個系統性地瞞著一個人的行為，可想而知，這位的口碑和名聲，該是如何地掃地了。同學們都知道此事辦成不易，個個都在階梯教室很認真，比平時班主任上課還要老實，老師又好，學生又想學，這一來二去的，立刻把課補了上去，記得那時好像是一週補二次夜課，一連補了幾個月的課，直到高考。我現在依然記得那「鬼鬼祟祟」去階梯教室時的興奮勁頭，那種在班主任帶領下做壞事的暢快。 別說「知恩圖報」了，我甚至都沒有記住那位男老師的名字，雖然那時「向錢看」的風氣已然肇始，但那位老師沒有收我們的錢，真正是義務在教我們。他們夫妻二個，在我眼裡，就像是神仙俠侶般的存在。 據說那位女老師，在我們之後再也沒教過書，據說還高陞了，去了本區的某個學校擔任了領導崗位。我想天下其實是沒有秘密的，她的「被代課」故事多半會傳到她的新學校，不知她是如何化解的。 我的語文老師也在把我們送到大學後不幹了，據說是「再也教不出比『我』更好的學生了」，據「我」說的，他在當年離開了七一中學，數年之後，成為了一代「股神」。生物老師教英文，語文老師成股神，這就是我的中學，有趣吧？ 有些事，現在回想起來，可能有點誤解和誤會，我並不是指英文課的事，我是說老金頭。 不知為什麼，大學中學小學，我總共衹參加過一次半同學聚會，一次是事先說好參加的，半次是臨時起意半途加入的。我很不樂衷於同學聚會這種活動，我說過的，我是個非常內向的人；另外，眼看著女神變成了大媽，醜小鴨成了天鵝，我不太能接受這樣的戲劇性，我想，還是留點美好的回憶吧，就像這組文章那樣。 那次的同學聚會，已經高中畢業十多年了，我是帶著女兒去的，那頓飯，我們同學還請來了高三的班主任，一位老公受過長期迫害的開明政治老師，她是那種慈愛的母親式的老師，同樣教政治，她教的就和老金頭大不一樣。 那頓飯上，據這位班主任說，老金頭其實心腸很好，經常去問班主任們那些受了處分的同學有沒有立功表現，可以用來撤銷處分。想想也是，處分應該是個集體訣議，但宣佈的卻是老金頭，他為集體做了「墊刀頭」；就像現在，人們會把矛頭指向發言人，卻忽略了發言人代表的實體那樣。

「克體畫，是人類最偉大的藝術，是最美的東西！」 「女孩子們，把頭擡起來，把眼睛睜開來！這是女人的身體，有什麼難為情的？你們也是女的啊！看自己的身體有什麼啦？你們的身體也很美啊！」 「這是美，這是藝術，一點也不下流！」 「都給我把頭擡起來！都給我把眼睛睜開來！」 1984年9月上旬的一個下午，秋天的太陽暖暖地照在七一中學那幢洋房的三樓當中的教室，明亮的色彩，黑板上掛的圖更明亮。 那時沒有投影儀，衹有幻燈機，幻燈機有二種，一種是透射式的，就是用攝影的正片，在後面打燈，通過前面的透鏡來放大，投射到大屏幕上；還有種是反射式的，那種比較高級，書本、手寫的紙，衹要放在幻燈機上，都可以放大顯示。 可是，那個下午，並沒有幻燈機，也沒有屏幕，所有的圖片，都是一張張比月曆稍大的紙，一張張翻著。 第一張，是維納斯的誕生，一個赤膊女人站在一個大貝殼上；第二張，是草地上的午餐，二個穿著西裝的男人和一個赤膊女人；第三張，擲鐵餅者，一個雕塑的照片，一個赤膊男人拿著一個飛碟；還有提香的好幾張畫，每張畫中都有一個或幾個赤膊女人。 「赤膊」是一個上海話詞語，就是不穿上衣的意思，我個人認為比北方話的「光膀子」詩意多了，由於1984年某個秋天下午看了太多的赤膊女人，「赤膊」成了我的一個情結，最終導致我在譯作《食物：恩恩愛愛的故事》中把紐約的Comic Strip Club獨腳戲場子譯作了「赤膊喜劇人俱樂部」。 那是一堂美術課，在七一中學，初中一年級，一個四五十歲的女老師，帶了一疊裸體畫掛在黑板上，基於上海人「讀字讀半邊」的習俗，她把「裸體畫」讀成了「克體畫」。 那是1984年！大人都不敢看裸體畫的年代，一個老師在「強迫」她的學生必須盯著赤膊女人看！ 這位老師叫付大衛，一名優秀的美術老師。當時，我很喜歡做報紙上的知識競賽，有一道題目是「米開朗基羅的著名雕塑作品」，我不知道答案，就去問她，她一拍胸脯，說道：「我呀，大衛！」 我很敬重這位先生，因為在過去的六年中，每位老師都是中國教育史上有名的老師，但沒有一位，能有這樣的傲世獨立，能有這樣的真情實意，她就是那麼特別，一個美術老師，教我們看「赤膊女人」。 付大偉先生，有一項絕技，她會調一種顏色，叫做「假金色」，是用綠色和土黃的顏料調成的，很多時候，可以在水粉畫中，當作金色使用。 我最後一次碰到她，是在西郊公園對面的57路車站，那時，我的女兒已經懂事，在和老師打了招呼之後，我把「克體畫」的故事告訴了女兒，她大概讀小學的年紀吧，我很欣慰沒有向女兒迴避這些東西，好歹她的父母也都算是美術專業課的畢業生呢。 這樣的老師，沒有一個好校長，是不可能的；看到前幾天清華的學生舉報教師獲罪事件，我衹能感嘆，中國的最高學府，還不如當時的一個區重點中學。 校長，在上一篇文章之後，好多朋友來問到底是誰，來問是何方神聖。 公開一下，這位校長的姓名是吳孟明，一位傳奇人物。 在2000年後的一篇訪談中，問及他是如何成為一位中學老師的，回答是他有一個「教書育人」的情結，「響應工作分配」成了七一中學的一位物理老師，然而，這並不是事實。 事實是，在我多方求證之後，得知他曾經是上海交大的物理系學生，學生時代，他已經是那種肯定會有重大學術突破的苗子，可是陰差陽錯，由於特定的歷史年代，他「懷材不遇」，他最終「淪為」了一個中學的物理老師。 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麼，說了什麼，甚至可能衹能是他的出身，反正是由於某個政治的原因，他最終沒能在科研崗位上繼續下去，來我們的學校做了老師。他做了物理老師，一下子就成了著名的物理老師，本來嘛，這樣的人材做中學老師，真正是大材小用了。我並沒有貶低任何一位中學老師的意思，人各有材，他是位科研的人材。據說他在做中學老師之前的物理研究已經很深奧了，這也是為什麼美國邁阿密大學會授予他名譽博士的原因。 我的丈母也是七一中學的學生，在她讀書時，吳孟明剛成為七一中學的教師；據說當時他穿著一件中式棉襖，棉襖上有個洞，棉絮露在外面，他在教室裡走來走去，棉絮就被調皮的女同學扯出來，最後把棉絮都扯了出來，棉衣變成了單衣。 我進學的時候，吳校長早已不穿棉衣了，而是穿西裝，要知道，1984年，穿西裝是件很拉風的事，而吳校長的拉風故事，遠遠不是穿西裝而已。 一進中學，第一件事，是學交誼舞。很多朋友們，都有進入大學學跳交誼舞的記憶，可我的交誼舞是在中學就會了的。在上了幾個月的學後，學校發了一張通知書，要家長簽字，是七一中學的聖誕舞會，通宵的，因為要晚歸，所以有張油印的單子要家長簽字，說是活動要過了午夜才會結束，要家長同意才能參加。那個時候，沒有飯店沒有便利店沒有夜生活，天一黑，衹有煙紙店開著，而七一中學居然要開通宵舞會，想來可能大多數大學也沒這麼玩過。 那年我讀初一，1984年，我們家是那種很開放的家庭，這種活動一定會支持的，還真有同學家裡不認同的，家長死活不簽同意書，結果參加的同學衹有一半左右。 那天晚上，操場上點起了篝火，也是我第一次見到篝火，上海的聖誕夜已經很冷，可是同學們都聚在操場上，在篝火邊跳著三步、四步。 在半夜十二點時候，可能提早個五分鐘吧，廣播裡宣佈了一個抽獎活動，說是校長出錢買了二棵聖誕樹，現場抽獎送給同學，我忘了最終是誰獲的獎，但我一直記得那個歡樂的夜晚，在我此後的一生中，再也沒有過如此開放、自由的集體活動。 我不想用「青蔥歲月」來形容那個時代，但這樣的一個校長，如果不教出幾個特立獨行的學生，那實在是沒有天理，好在，我就是其中的一個。…

1984年，我毫無懸念地進入了中學，卻並沒有如願以償地進入市西中學，原因是我犯了一個「小」錯誤，我在作文中嵌入了自己的名字，小學老師只說不能把名字寫在卷子上，卻沒有說不能嵌在作文中，如此被扣了五分，與市西中學以半分之差失之交臂。 不成想，卻因禍得福，當然，塞翁失馬的故事一波三折，我的故事也同樣如此，所以是福是禍還很難說，反正人生既不能從來也不能假設，有二點可以肯定，第一，要是沒有那個小錯誤，我的人生一定不是如此；第二，如此的人生，我很滿意，也很喜歡。 我的中學叫做七一中學，算是區重點學校，但卻是靜安區大學升學率排名第二的中學，超過了市重點的育才中學。當時的育才中學，有大量的保送名額，但學校和專業都不熱門，所以實際的升學率，七一是高過育才的。在九十年代，育才曾經「收購」了七一，後來七一又成為了獨立的學校，我總算還是有母校的。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去查了一下，現在七一中學的全稱是「同濟大學附屬七一中學」了，有趣。 七一中學，英文名是Shanghai Qiyi High School，不過，在我讀書的時候，卻不是這個名字，而是Shanghai July 1st High School，七月一日，對的，就是這名字，我起的，我在高中編過英文的校刊，用的就是這個名字。我承認，我是故意把校名和某組織聯繫在一塊兒的，甚至在後來的某個事件中，我還為七一想了個口號，叫做「七一風尚，愛國愛黨」，那時每張大字報的第一句，都是「七一風尚，愛國愛黨」。什麼？閣主是紅衛兵？那怎麼可能？我是1984年入的中學，要是趕上紅衛兵的年代，以我的出生，怎麼也輪不到寫大字報的。 七一中學很牛，牛到什麼地步？牛到我們的校長是美國邁阿密大學的名譽博士，對的，就在1984年，在大多數國人還不知道美國在哪裡的時候，在大多數國人還認為那是帝國主義國家的時候，我們的校長就己經是美國一所州立大學的名譽博士了，那一年，他54歳。 為什麼是54歳？因為六年後，我快畢業的時候，我拿到了人生第一張也是唯一一張中國的選票，我發動全校高三的學生不要選校長做區人大代表，於是他落選退休，據說如果當選還能再幹二年，所以那年他應該六十歳，六年前，則是五十四。 我和校長有些恩怨和誤會，個中的故事和原由至今還不能寫出來，既不是校長的錯，當然也不是我的錯，你們什麼時候聽說過閣主認錯的？我們的恩怨甚至不是個人的，而是時代的，越到後來，我越能理解他了，只是沒有機會再和他道個歉。 其實有過一次機會的，那是我讀大學的時候，有一次在常熟路華山路口碰到他，彼此寒暄了幾句，就告別了。回到家中，我告訴父親，說是路上偶遇校長，校長還說請我去他家裡玩；父親聽了後回我一句：「那是他怕你打他！」各位看官，千萬不要以為我是個魯智深式人物，一言不合拔拳就打，其實我沒有打過任何人，沒有打過同學，更沒有打過老師，我說了，我是1984年入學的，並沒有趕上那個年代，要是趕上了，我肯定也是被打的。 七一中學的門開在陝西北路上，邊上是個與我們校區差不多大小的院子，院子裡一大片草地，一大幢洋房，那是上海辭書出版社的所在地。校門是坐西朝東的，進得校門，靠著北牆也就是右手邊的，是一個傳達室，小平房一個；左邊則是個自行車棚。學校的主樓，是一個四層的「L」形建築，短邊貼著車棚，是各年級的教師辦公室，長邊在南邊，從一樓到四樓分別是初三到高三的教室，從長邊當中的樓梯上下。長邊最靠西邊，還有個樓梯，可以到達實驗室和頂樓的大教室，這個大教室可以坐滿一個年級的人，每週的校會，會有一整個年級的人在此當場聆聽校長和教導主任的訓話，其它年級的人則通過廣播在教室裡聽。 長方形還剩二個邊，即北面的長邊和西面的短邊，西面的短邊和教學樓之間有個大概二三米的夾弄，這裡是校射擊隊的訓練場所。因為是個窄長條，大佔地利之便，可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在這裡訓練，可免流彈之虞。我就是射擊隊的成員，從初二玩到了高三，所以我可是「扛過槍」的，其實，我是打短槍的，還真沒「扛」過。 北牆是黑板報，有撩簷，否則一下雨，黑板報就沒了，我是樣樣都沾的，說到黑板報，有一次不以班級為單位的創作比賽，我還以一幅塗鴉獲過獎。北牆在長邊的四分之三處就結束了，那兒有幢二層樓的小房子，一樓是醫務室，二樓是體育教研室，邊上是廣播室。 北面的長邊還剩下四分之一，是個開口，後面還有個大約正方形的場所。正方形的最北面，是廚房和放體育器材的；東牆有扇鐵門，可以通到隔壁的弄堂，但凡廚房用的東西就在這裡進進出出，不用走正門了。 正方形的當中靠西，是一個花園，花園裡最早是有噴泉的，花園朝北，有一座三層樓的花園洋房，很大的三層樓。第二第三層，就是初一初二的教室，其中數初一一班的教室最好，是三樓的一個朝南正房，有著一個和教室差不多大的陽台，女同學下課時可以在陽台上跳橡皮筋。二樓的廂房和三樓的廂房是其它班級的，二樓到三樓間的亭子間則是歷史和地理教研室。 大洋房有二個樓梯，從正門走進有個大的旋轉木梯，男同學們經常坐在上面滑著下樓。從後面走，有個小梯，二個大人走的話要錯身而過。 一樓有個大堂，是大理石的地面，磨得光滑照人，大堂中沿牆有著數個玻璃櫃，放著學校和學生獲得的各種榮譽和獎盃獎狀，我們校長的名譽博士證書，就在其中的一個玻璃櫃中。可惜那時還沒有射燈，只是靠大堂中的日光燈照明，否則的話，會很漂亮的。證書的內容我忘了，其實是從來也沒有看懂過，在那個英語老師都沒見過英文報紙的年代，一個初中生怎麼可能認得出花體字的英文？我只記得證書前的中文介紹。 大堂左右各二間大房，左邊是校長室和教導處，右邊是後勤組與財務室，右邊二間人來人往很是熱閙，左邊則冷清得多。我們的校長很有派頭，一人一間大房，我是校長室的常客，所以知道里面的佈局；我真的是常客，從初三到高三，我大概每週都會報到，甚至有些時候，我在校長室中呆的時間，比校長都長。校長室的北牆上有扇門，通到教導處，教導處我就更熟啦，一張桌是教導主任的，另一張是負責團隊建設的老師，兼任團委書記，還有張桌就是給我留的，也許我記錯了，總共才二張桌，哪張沒人我就坐哪張，坐著……寫檢討。 往事，有很多，先開一個頭。

有一個遊戲不知道大家玩過沒有，就是平坐著，左手握拳上下敲打大腿，右手手心朝下按在另一條大腿之上，前後移動；另外由一位朋友喊：「換」，然後換作左手撫掌前後移動，右手握拳上下襬動。看著很容易是不是？你自己試試就知道了，保證會手忙腳亂的。對了，錯了；「對了」是行文的一種方式，表示補充說明，「錯了」是表示我說錯了，因為腳沒有參與動作，並不會亂，但手的確不但忙，還會亂，衹要來上三四個回合，就會變成捏著拳前後推拉，同時另一個手卻伸著掌上下拍打……我想，爆炒米花的那個人，玩這個沒準能行，他天天的工作，就是左右手同時重複做不同的往覆運動。 「爆炒米花！」的吆喝聲在弄堂裡響起，「爆」字很重，「花」字拖得挺長，弄堂並不太長，爆炒米花的衹來回走上一趟，沿途吆喝，衹要有生意，便不再喊，因為不用再喊了，爆炒米花的膨膨聲，就是最好的叫賣。爆炒米花的推著一個車子，車子上是他的喫飯傢伙，他推著車從弄堂口喊到弄堂底，然後回到弄堂的正當中，就開始「排兵佈陣」了。 最左邊，是一個大大的黑袋子，說是袋子，其實是個桶，用黑色還橡膠做的，上面有個圓的洞。當中，就是那個爆米花的東西了，最右邊，是一個長方形的風箱，風箱的一面有個拉手，拉手是二根長的橫木和一根短竪木組成的，竪木頭就是個把手，推拉它可以產生氣流，氣流通過一根管子接到當中的矮爐中。 矮爐是燒煤的，左右分別高起，可以擋風，每下推拉風箱的桿，矮爐中的火頭就會往上躥一下，冬天的傍晚天已經黑了，往往的望去，衹見火光一明一暗，有節奏地閃動著，頗有種溫暖的感覺。矮爐的前後各有一個趴腳架，是用來擱「炮仗」的，炮仗就是爆米花的那個東西，它的樣子像是一個切去了嘴的葫蘆。葫蘆小頭的那邊，長出兩個耳朵，是用來固定蓋子的，一個耳朵連著蓋子，另一個耳朵上有一根長的扳手，一虎口的樣子，是用來最後蓋緊蓋子的；蓋子的頂部焊著一根圓鐵，用來架在趴腳架上。在葫蘆形大頭的底部，有著一個架子，這個架子底部是個圓的鐵環，鐵環上有三根鐵條，頂端合在一起，底部分開焊住鐵環，象把小傘似的。傘的當中，有個錶，應該是壓力錶，爆米花機歸根結底就是個壓力鍋嘛！而「傘」又通過一根圓鐵與「葫蘆」焊在一起；傘的底部，還焊有一根圓鐵，較短，也較細。 整個「葫蘆」是墨黜黑的，衹有二根圓鐵上凹下去的一段是銀而發亮的，那二段凹下去的地方，就是擱在趴腳架上的接觸點。墨黜黑是上海話，是一個沒有標準的表達「黑」的形容詞，皮膚的黑與頭髮的黑顯然程度不同黑得不一樣，但都可以是「墨黜黑」。 等爆炒米花的架好東西生起火，人們已經排起隊來了，每人拿著米袋捧著一碗米，米上還有一調羹油，要知道，那是個還沒有馬甲袋的年代，大一點的袋子，要麼米袋，要麼旅行袋，我還真見過拿旅行袋盛爆米花的。排隊爆炒米花的，大都是小孩子，大人可沒這點閒心來排這玩意，一週衹有一個休息天，要洗衣服打掃房間，有的是事要幹。 爆米花可能是唯一一個小孩子「有求必應」的零食了，爆米花的攤子一二個月才出現一回，上回爆的早喫完了，小孩子見到爆米花的又來了，去問大人討米討錢，沒有不同意的；再說了，能讓小傢伙乖乖地在一個地方呆上一二個小時，何樂而不為呢？ 乖乖的？才不會呢，男孩們自然是邊排隊邊打閙，女孩子不打閙，但她們多半會被男孩子欺負，反正哭的笑的打的罵的，亂作一團。更有「敗兆腔」的小孩子，去撿散落在地上的爆米花喫，被自家大人看到，也就責罵一句了事。 爆炒米花的真的有「左右互搏擊」的絕技，他可以左手轉動「大葫蘆」，右手前後拉風箱，二隻手以不同的節奏同時進行。攤主有一根空心的白鐵管，用來套在「葫蘆」底部的「傘」上那根突出來的圓鐵，握住白鐵管，就可以轉動大葫蘆了。 一爐爆米花，大概五六分鐘，攤主先是接過米來，用他的量杯量上一杯，倒在大葫蘆中，然後倒入那一小調羹的油，接著從口袋裡摸出一個小藥瓶，打開蓋子，倒出一片小藥片來，接著把小藥片也放入葫蘆中，隨後就蓋上蓋子，扳起扳手蓋緊，架到矮爐之上。 那片小藥片叫做「糖精片」，爆米花是不能用糖的，糖會焦會發黏，非要用糖精片才行，而這糖精片從來也沒見過哪兒有賣，好像衹有爆米花的才有，對於小孩子來說，很是神秘。 裝好之後，那個人就邊拉風箱邊轉大葫蘆，過了五六分鐘，他就把大葫蘆的小頭拿起來，放到橡膠桶的圓洞中，那時大頭還依然架在趴腳架上。然後他把握手上的白鐵管取下來，套在大葫蘆小頭的扳手上，然後叫一聲「開啦」，用力一扳白鐵管，衹聽「膨」地一聲，橡皮桶裡冒出一股白氣。接著攤主擡起橡皮桶，把裡面的爆米花倒在客人的米袋裡，就算大功告成了。那根白鐵管既可以用來轉炮仗，也可以用來開炮仗，我想那根白鐵管就是爆米花的精華了吧？我曾經一度想像過萬一爆炒米花的掉了那根東西，該怎麼玩下去。 小孩子總是大驚小怪的，每回「開啦」之前，逃的逃跑的跑，跑到老遠，還是捂起耳朵來，不過，我在想，那位攤主聽力多半不會太好，他可是天天在第一現場操作的人，每小時要聽十來次「膨」，耳朵不出問題才怪！ 爆米，是最常見的，還有爆年糕片的。過年時買來的年糕，切成片，曬乾，就變成象生的龍蝦片那樣乾乾硬硬的薄片了，同樣可以爆。爆年糕片鬆鬆脆脆，比爆米花要好喫，衹是要有事先的準備工作，不如爆米花那麼方便。說來也有趣，那時的米，裡面石子稗子多，是要揀過才能做飯的，但好像沒人揀選之後再去爆米花的，都是從米缸裡舀了就走。 爆好的米花，叫做「炒米花」，而爆好的年糕片，叫做「年糕乾」。炒米花有種特殊的香氣，可能衹是種輕微的焦香吧？上海早就沒有了爆炒米花，反而是在美國的亞洲超市中再次見到，爆好的，一袋袋賣的，樣子是一模一樣的，但是沒有了那種特殊的香氣，想想也不可能是用那種小爐子一爐爐地爆出來的，在我的心目中，已經不能算是爆米花了。 喫炒米花真是個帶著香味的回憶啊！小手抓起滿滿的一把，塞進嘴裡，有時喫得急了，會被嗆到，嗆得厲害時，炒米花會從鼻子裡噴出來，狼狽而快樂著。炒米花還有種喫法，泡一杯麥乳精，把炒米花放在小碗中，用熱的麥乳精衝來喫，很多年以後，我知道了有樣東西叫即食麥片，簡直異曲同工。 曾經有一次，我見到過做米花糖的攤子，夫妻二個人，代客爆炒米花，也兼做米花糖。男人爆米花，女人幫著熬糖，等炒米花爆好，倒在案板上，和上熱的糖，然後鋪平米花，用木框子木板壓緊，再切成小塊，挺有趣的。 如今的爆米花，已經專指爆玉米花了。爆玉米花在上海是突然之間流行起來的，在爆米花的走街串巷之時，米是要糧票買的，玉米也是同樣，可誰會用寶貴的糧票去買玉米呢？除非養鴿子的人家，是不會備有乾的玉米的，所以爆炒米花的時候並沒有人去爆玉米花，那是在後來發生的。 我記得高中的時候，有種稱份量賣的玉米粒，叫做「哈力克」，衹要找個鍋，舀一調羹油在鍋中與哈力克一起加熱，慢慢地那些玉米就會爆開來，最後成為一鍋爆米花。那種哈力克是調過味的，有很重的奶香，等後來有了微波爐的爆米花，哈力克也就消聲匿跡了。 再後來，我才知道，原來所有的乾玉米粒都可以用來做爆米花，衹要有鍋就可以做。我不記得上海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把爆米花和電影結合起來的了，至少在我讀大學時還沒有這個規矩，可能要等到在大型商廈的新式電影院建立起來，才有爆米花賣吧？說來有趣，國內的爆米花都是甜的，而美國電影院的爆米花居然是鹹的，我第一次喫到時還著實反應不過來呢。

前幾天，中學的食堂事件，閙得沸沸揚揚，雖然我在美國，依然跟進了事件的發生發展，就連英文媒體也有報導，你想不去瞭解都不行。我個人認為老外不應該關注這種事情，他們的思路有問題。中國人在知道了「衹有」腐竹變質之後的感覺是大鬆了一口氣，是不是？可老外的想法是有一必有二，有新必有舊，既然能找到一個，說明管理有問題，衹要管理有問題，就不會衹有一個東西有問題；現在找到了一個腐竹，那以前呢？同樣該公司管理的其它學校呢？有多少已經被喫了下去？喫下去造成的後果呢？做一個十到二十年的跟蹤醫學調查吧！這麼想問題，太累了。 我們小時候可沒有這種事，不是因為管理好，是因為實在沒有什麼東西喫，當天的東西當天喫完，我想我們的中學應該連冰箱都沒有。好奇如我，居然沒見過我們中學的灶頭，現在想來，還真有點奇怪。 我是1984年讀中學的，七一中學，陝西北路上。小學離得近，午飯是回家喫的，可中學離家要有四站路，那時我還沒學會騎自行車，衹能在學校裡喫了。說來有趣，學校供應菜餚，卻不供應飯，飯是要自己帶米到學校中蒸的。我猜最可能的原因是由於當時買米是要糧票的吧？也可能不是，供應米飯就要準備飯碗，還要菜碗，當時還沒有不鏽鋼餐盤，那洗飯碗菜碗要多好幾個人呢！也不對，飯碗菜碗可以叫小朋友自己帶啊，那時的食堂不都要自己帶碗的嗎？不管了，反正我們中學是不供應米飯的。 那時，早上到學校的第一件事，就是淘米，對的，你沒看錯，上學先要淘米。米是放在飯盒中帶到學校的，飯盒是用鋁做的，上海人叫做「鋼宗飯格子」，扁扁的長方形飯盒，四個角是圓的，它有一個薄薄的蓋子，是套在底盒的外面的，頂蓋有捲邊，應該是為了增加強度吧。 學校有專門淘米的地方，就在七一中學老樓的後面，有一排水籠頭。一到學校，就去那兒，把飯盒從飯包中拿出來，打開飯盒，淘米。那時還沒有不淘洗米，米中混有小石子和稗子，要在淘米時挑出來，想像一下吧，一大早，一大羣學生排著隊在揀米，多有畫面感。 水籠頭裡放出來的，衹有冷水，再冷的天，也還是冷水，我壓根就沒想像過淘米用溫水或是熱水。這個習慣影響了我的一生，直到今天，我依然堅持淘米必須要用冷水，否則做出的米飯會不好喫。我也被人問死過，零下五度的天和零上三十五度的天，自來水的溫度是不一樣的，那為什麼不在零下五度的時候用零上三十五度時的水溫呢？那時，你會覺得水是溫的了。聽著好像挺有道理的，但我沒有採納過，也許這就是小時候習慣的力量吧！ 那時的米不但要挑走石子和稗子，還要洗，飯盒中盛滿水，用手抓米搓洗，然後倒掉水，如是者數次。然後是加水，一開始的時候，家裡人教好我怎麼插一個手指下去，水位到手指的哪個位置正好，後來我衹要眼睛一掃，就知道水夠不夠多不多了，這項「絕技」一直保留到了現在。我有二項絕技，一是燒飯不用量水，二是炒菜不用嚐味。 水放好，蓋上蓋子，然後要把飯盒紮起來，用一根粗的棉繩，棉繩的當中打了個結，結上繫了一塊竹牌，細細長長的，上面用烙鐵戈炙了字，應該是串數字，我不記得上面有我的名字。這些竹牌或者叫竹籌，是學校統一發的，竹牌上有個框，框裡是陽文的數字，那枚竹籌做得很精緻，加上天天被蒸汽浸潤，後來起來「包漿」，鋥光發亮，色面很是好看，可惜後來不知被我弄到哪裡去了，要不放到現在，也算是個「老東西」了。 竹籌的一端有個圓洞，繩子就從洞裡穿過去，二邊拉到一樣長短，把繩子打二個結，就成了個「死結」，從此以後，除非繩子斷了要換，否則它們就是「焦不離孟」了。扎飯盒的時候，把竹籌放在飯盒的正當中，繩子在飯盒的短邊左右分開，兜到飯盒的底部，二邊的繩子碰頭後交錯拉緊，再沿著長邊的方向分上下兜回正面，其中一根再繞一下本來帶著竹籌的橫繩，最後與另一頭的繩子打個結，就算好了。 那幢樓的後面，應該就是廚房，廚房門口，有一排大的鐵架子，裡面都是木筐，要把飯盒放在木筐中，才算大功告成。我不記得框子是按年級按班級分的了，也許是按竹籌的號碼分的，也有可能，反正，要把淘好米加好水紮上竹籌的飯盒，放到指定的木筐中，才算完成「早自習」，七一中學是沒有早自習的，七點四十五準時上課。不對，有個別班級會有「神精病班主任」要同學提早上學，進行早自習，好在我們班從來沒有。 木筐是個大框，可以放二層飯盒，直接蒸的，等到中午下課，蒸好的飯盒就已經在食堂門口了。同學們以最快的速度，跑步去拿飯盒，那個場面叫一個混亂，經常有飯盒被擠到地上。說來也怪，從來沒有老師來過問過這件事，這裡就像是大城市中的棚戶區，所有的黑暗都有，但大家都熟視無睹……也許並沒有這麼嚴重，衹是老師也要到食堂搶午飯，沒人想到這裡會這樣。 七一中學的午餐，老師是有食堂的，可以用飯菜票買飯買菜，現在想來，上最後一節課的老師去的時候，好菜可能已經賣完了吧？那他們更沒心思來管我們搶飯盒的事了。總有孩子找不到自己的飯盒的，笨的呢是忘了自己的號碼或者放錯了筐，也有是被同學藏起來了，男生的飯盒被藏多半是被別人欺負，女生的飯盒被藏多半是哪個男生想引起她的關注。 鋁製飯盒很薄，跌在地上如果是角著地的，就會有個癟坑，有的飯盒四個角都癟了進去。取回的飯盒是燙的，鋁飯盒新鮮蒸出來，那得多燙呀？所以那個竹籌就很派用場了，用手拎著竹籌就可以了。 不但要給自己拿飯盒，還要給同學拿，要記住同學的號碼和他的飯盒的樣子。同學為什麼不自己拿？同學沒法來拿，他們去搶乒乓球桌啦！七一中學有四個乒乓球桌，在初中四個班級的門口，誰想打乒乓，就要搶到乒乓桌，全校二十四個班，全在搶這四張乒乓桌，想像一下吧，讓上演了多少場腥風血雨的戰鬥，有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啊！ 也許我的記憶產生了偏差，因為高年級的同學好像並不在學校裡喫飯，我高中時就騎自行車回家去喫了；高年級的同學好像也不打乒乓了，男生們都打籃球，打籃球是在前場，全校女生都看得到，打乒乓是在後場，衹有初三的人才看得到。 反正，至少在初中的時候，有些人去搶乒乓桌，有些人去搶飯盒，搶完飯盒回教室，菜在教室裡。老師們是在食堂選菜的，而學生的菜是沒得選的，每天派二個學生去食堂「領菜」，然後回教室裡分。菜放在一個大鍋中，每個班級一個鍋，領菜的同學去把大鍋擡回教室，還有把大勺子，然後就分這一鍋菜，有時是領菜的學生分，也有時是班長分。奇怪的是，我好像從來沒領過菜也沒分過菜，也許是我長得瘦小的緣故吧？也許是我懶？但那個時代，不是懶就能躲得掉的啊？也或許領菜分菜是種光榮？所以大家都搶著要幹？奇怪！ 菜，都是些很簡單的菜，無非就是紅燒獅子頭、百頁包、黃芽菜爛糊肉絲之類的東西，即便如此，可能還是要比某些同學的家中還好，要知道，那是個買油還要油票的時候，那是個學燒菜得去書店買書看的時候。除非像我這樣有個會燒還不用上班還精打細算的蘇州祖母，讓我能喫上點好東西；要是雙職工多子女家庭的孩子，做娘的能把全家都喂飽就已經不錯了，白天要上班，下班後再買菜再燒，真的不容易，因為下班買菜已經沒啥買了，再有錢買不到原料，怎麼燒成菜餚呢？ 因此，中午學校裡的那頓，可能是某些同學最好的一頓了，我那時衹顧著玩，真的不記得到底有哪些菜了。我想，不會太好喫，太好喫的話我會一直喫下去的，但我記得至晚進了高中我就不在學校蒸飯喫飯了；我想也不會太難喫，否則的話，我不會後來對食堂菜有好感的，很多人都說食堂菜難喫，你仔細去觀察，越是平時喫不上什麼好東西的，越是抱怨食堂難喫，百試不爽。 說起食堂，我從小就是個有正義感有公平心的孩子，我在高中時寫過一篇《校長十大實事不實》，其中有一條就是關於食堂的。說來有趣，那時的媒體是監督政府的，當時的上海市長搞了個什麼上海十大實事之類的項目，後來《新民晚報》就登了篇文章說市長的實事不實，還真不是「小罵大幫忙」那種批評，確確實實是媒體監督那種批評，我後來就同樣寫了一篇。 我們的食堂，老師可以選菜，而學生衹能領菜，我認為這是種不公平，那時社會政治開明，《新民晚報》的《十日談》、《薔薇花下》等專欄經常鍼砭時弊，校風也是如此，鼓勱學生講真話不拍馬，因此寫文章罵校長，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也許潛意識中我衹是想多喫點罷了，為自己貼了個公平的標籤而已。 我大概在中學喫了三年的午飯，都是自己帶米去蒸的。有朋友一定會問，為什麼不帶著隔天的飯和菜一起去蒸，那樣既不用淘米，也不用「領菜」了，豈不是個兩全齊美的好辦法？我來告訴你答案吧，那個時候，家家戶戶都沒有冰箱，天熱的時候隔夜飯菜會變質；別說冰箱了，甚至家家戶戶都沒有隔夜飯菜……

前幾天，中學的食堂事件，閙得沸沸揚揚，雖然我在美國，依然跟進了事件的發生發展，就連英文媒體也有報導，你想不去瞭解都不行。我個人認為老外不應該關注這種事情，他們的思路有問題。中國人在知道了「衹有」腐竹變質之後的感覺是大鬆了一口氣，是不是？可老外的想法是有一必有二，有新必有舊，既然能找到一個，說明管理有問題，衹要管理有問題，就不會衹有一個東西有問題；現在找到了一個腐竹，那以前呢？同樣該公司管理的其它學校呢？有多少已經被喫了下去？喫下去造成的後果呢？做一個十到二十年的跟蹤醫學調查吧！這麼想問題，太累了。 我們小時候可沒有這種事，不是因為管理好，是因為實在沒有什麼東西喫，當天的東西當天喫完，我想我們的中學應該連冰箱都沒有。好奇如我，居然沒見過我們中學的灶頭，現在想來，還真有點奇怪。 我是1984年讀中學的，七一中學，陝西北路上。小學離得近，午飯是回家喫的，可中學離家要有四站路，那時我還沒學會騎自行車，衹能在學校裡喫了。說來有趣，學校供應菜餚，卻不供應飯，飯是要自己帶米到學校中蒸的。我猜最可能的原因是由於當時買米是要糧票的吧？也可能不是，供應米飯就要準備飯碗，還要菜碗，當時還沒有不鏽鋼餐盤，那洗飯碗菜碗要多好幾個人呢！也不對，飯碗菜碗可以叫小朋友自己帶啊，那時的食堂不都要自己帶碗的嗎？不管了，反正我們中學是不供應米飯的。 那時，早上到學校的第一件事，就是淘米，對的，你沒看錯，上學先要淘米。米是放在飯盒中帶到學校的，飯盒是用鋁做的，上海人叫做「鋼宗飯格子」，扁扁的長方形飯盒，四個角是圓的，它有一個薄薄的蓋子，是套在底盒的外面的，頂蓋有捲邊，應該是為了增加強度吧。 學校有專門淘米的地方，就在七一中學老樓的後面，有一排水籠頭。一到學校，就去那兒，把飯盒從飯包中拿出來，打開飯盒，淘米。那時還沒有不淘洗米，米中混有小石子和稗子，要在淘米時挑出來，想像一下吧，一大早，一大羣學生排著隊在揀米，多有畫面感。 水籠頭裡放出來的，衹有冷水，再冷的天，也還是冷水，我壓根就沒想像過淘米用溫水或是熱水。這個習慣影響了我的一生，直到今天，我依然堅持淘米必須要用冷水，否則做出的米飯會不好喫。我也被人問死過，零下五度的天和零上三十五度的天，自來水的溫度是不一樣的，那為什麼不在零下五度的時候用零上三十五度時的水溫呢？那時，你會覺得水是溫的了。聽著好像挺有道理的，但我沒有採納過，也許這就是小時候習慣的力量吧！ 那時的米不但要挑走石子和稗子，還要洗，飯盒中盛滿水，用手抓米搓洗，然後倒掉水，如是者數次。然後是加水，一開始的時候，家裡人教好我怎麼插一個手指下去，水位到手指的哪個位置正好，後來我衹要眼睛一掃，就知道水夠不夠多不多了，這項「絕技」一直保留到了現在。我有二項絕技，一是燒飯不用量水，二是炒菜不用嚐味。 水放好，蓋上蓋子，然後要把飯盒紮起來，用一根粗的棉繩，棉繩的當中打了個結，結上繫了一塊竹牌，細細長長的，上面用烙鐵戈炙了字，應該是串數字，我不記得上面有我的名字。這些竹牌或者叫竹籌，是學校統一發的，竹牌上有個框，框裡是陽文的數字，那枚竹籌做得很精緻，加上天天被蒸汽浸潤，後來起來「包漿」，鋥光發亮，色面很是好看，可惜後來不知被我弄到哪裡去了，要不放到現在，也算是個「老東西」了。 竹籌的一端有個圓洞，繩子就從洞裡穿過去，二邊拉到一樣長短，把繩子打二個結，就成了個「死結」，從此以後，除非繩子斷了要換，否則它們就是「焦不離孟」了。扎飯盒的時候，把竹籌放在飯盒的正當中，繩子在飯盒的短邊左右分開，兜到飯盒的底部，二邊的繩子碰頭後交錯拉緊，再沿著長邊的方向分上下兜回正面，其中一根再繞一下本來帶著竹籌的橫繩，最後與另一頭的繩子打個結，就算好了。 那幢樓的後面，應該就是廚房，廚房門口，有一排大的鐵架子，裡面都是木筐，要把飯盒放在木筐中，才算大功告成。我不記得框子是按年級按班級分的了，也許是按竹籌的號碼分的，也有可能，反正，要把淘好米加好水紮上竹籌的飯盒，放到指定的木筐中，才算完成「早自習」，七一中學是沒有早自習的，七點四十五準時上課。不對，有個別班級會有「神精病班主任」要同學提早上學，進行早自習，好在我們班從來沒有。 木筐是個大框，可以放二層飯盒，直接蒸的，等到中午下課，蒸好的飯盒就已經在食堂門口了。同學們以最快的速度，跑步去拿飯盒，那個場面叫一個混亂，經常有飯盒被擠到地上。說來也怪，從來沒有老師來過問過這件事，這裡就像是大城市中的棚戶區，所有的黑暗都有，但大家都熟視無睹……也許並沒有這麼嚴重，衹是老師也要到食堂搶午飯，沒人想到這裡會這樣。 七一中學的午餐，老師是有食堂的，可以用飯菜票買飯買菜，現在想來，上最後一節課的老師去的時候，好菜可能已經賣完了吧？那他們更沒心思來管我們搶飯盒的事了。總有孩子找不到自己的飯盒的，笨的呢是忘了自己的號碼或者放錯了筐，也有是被同學藏起來了，男生的飯盒被藏多半是被別人欺負，女生的飯盒被藏多半是哪個男生想引起她的關注。 鋁製飯盒很薄，跌在地上如果是角著地的，就會有個癟坑，有的飯盒四個角都癟了進去。取回的飯盒是燙的，鋁飯盒新鮮蒸出來，那得多燙呀？所以那個竹籌就很派用場了，用手拎著竹籌就可以了。 不但要給自己拿飯盒，還要給同學拿，要記住同學的號碼和他的飯盒的樣子。同學為什麼不自己拿？同學沒法來拿，他們去搶乒乓球桌啦！七一中學有四個乒乓球桌，在初中四個班級的門口，誰想打乒乓，就要搶到乒乓桌，全校二十四個班，全在搶這四張乒乓桌，想像一下吧，讓上演了多少場腥風血雨的戰鬥，有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啊！ 也許我的記憶產生了偏差，因為高年級的同學好像並不在學校裡喫飯，我高中時就騎自行車回家去喫了；高年級的同學好像也不打乒乓了，男生們都打籃球，打籃球是在前場，全校女生都看得到，打乒乓是在後場，衹有初三的人才看得到。 反正，至少在初中的時候，有些人去搶乒乓桌，有些人去搶飯盒，搶完飯盒回教室，菜在教室裡。老師們是在食堂選菜的，而學生的菜是沒得選的，每天派二個學生去食堂「領菜」，然後回教室裡分。菜放在一個大鍋中，每個班級一個鍋，領菜的同學去把大鍋擡回教室，還有把大勺子，然後就分這一鍋菜，有時是領菜的學生分，也有時是班長分。奇怪的是，我好像從來沒領過菜也沒分過菜，也許是我長得瘦小的緣故吧？也許是我懶？但那個時代，不是懶就能躲得掉的啊？也或許領菜分菜是種光榮？所以大家都搶著要幹？奇怪！ 菜，都是些很簡單的菜，無非就是紅燒獅子頭、百頁包、黃芽菜爛糊肉絲之類的東西，即便如此，可能還是要比某些同學的家中還好，要知道，那是個買油還要油票的時候，那是個學燒菜得去書店買書看的時候。除非像我這樣有個會燒還不用上班還精打細算的蘇州祖母，讓我能喫上點好東西；要是雙職工多子女家庭的孩子，做娘的能把全家都喂飽就已經不錯了，白天要上班，下班後再買菜再燒，真的不容易，因為下班買菜已經沒啥買了，再有錢買不到原料，怎麼燒成菜餚呢？ 因此，中午學校裡的那頓，可能是某些同學最好的一頓了，我那時衹顧著玩，真的不記得到底有哪些菜了。我想，不會太好喫，太好喫的話我會一直喫下去的，但我記得至晚進了高中我就不在學校蒸飯喫飯了；我想也不會太難喫，否則的話，我不會後來對食堂菜有好感的，很多人都說食堂菜難喫，你仔細去觀察，越是平時喫不上什麼好東西的，越是抱怨食堂難喫，百試不爽。 說起食堂，我從小就是個有正義感有公平心的孩子，我在高中時寫過一篇《校長十大實事不實》，其中有一條就是關於食堂的。說來有趣，那時的媒體是監督政府的，當時的上海市長搞了個什麼上海十大實事之類的項目，後來《新民晚報》就登了篇文章說市長的實事不實，還真不是「小罵大幫忙」那種批評，確確實實是媒體監督那種批評，我後來就同樣寫了一篇。 我們的食堂，老師可以選菜，而學生衹能領菜，我認為這是種不公平，那時社會政治開明，《新民晚報》的《十日談》、《薔薇花下》等專欄經常鍼砭時弊，校風也是如此，鼓勱學生講真話不拍馬，因此寫文章罵校長，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也許潛意識中我衹是想多喫點罷了，為自己貼了個公平的標籤而已。 我大概在中學喫了三年的午飯，都是自己帶米去蒸的。有朋友一定會問，為什麼不帶著隔天的飯和菜一起去蒸，那樣既不用淘米，也不用「領菜」了，豈不是個兩全齊美的好辦法？我來告訴你答案吧，那個時候，家家戶戶都沒有冰箱，天熱的時候隔夜飯菜會變質；別說冰箱了，甚至家家戶戶都沒有隔夜飯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