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中學是每天上午七點三刻開課，每天課前，會有幾個學生站在校門口，列表歡迎同學和老師，這些學生是輪流的，一個個班一個個小隊輪。老金頭每天都會出現在校門口，他在那兒盯著學生們，哪位同學沒戴校徽，哪位女同學沒扎頭髮，都會被他糾出來，記到他的工作手冊上。
七一中學的規矩很嚴格，一學期中遲到三次，就要受到處分，記小過一次，老金頭也負責每天在校門口守著紀錄遲到的學生。不過這個規矩有個很大的漏洞，遲到是由老金頭記的，他可絕對不循私；可是曠課是由當班老師統計的，大多數老師並不管出勤，或者是眼開眼閉的。所以，如果眼看著要遲到了，那就乾脆第一節就不去上了，等第一節課下課後偷偷溜進學校就是了，那時老金頭已經不在校門口了。
早操，是在第一節課後進行的，那時全校排隊進操場，老金頭會站在主席臺上「閱兵」，所以不能兼顧校門，那時，就可以輕鬆地「乘亂」混進學校了。
沒人不恨老金頭的！
一來，恨他那本變天賬閻王簿；二來，所有的處分和懲罰，都是教導處發出的，他是教導主任，不恨他恨誰？
還有一點，老金頭是教政治的，他平時在校會的訓話，和他的政治課，幾乎是一樣的。我的中學時代，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政治最開明的時代，各種新思潮風起雲湧，我們這些年輕人更是接受了各種「西風東漸」的教育。老金頭教的政治，還沒有脫離時代的烙印，你想呀，誰會買他的賬啊？我在想，可能那個時候，全校上下所有師生，衹剩老金頭一個還相信著他嘴裡說的東西，或許，他自己都不信，亦未可知。
一個極右的校長，一個極左的教導主任，這個學校想不有趣都難。
有一件有趣的事，我的英文是生物老師教的。那時已經是高三了，同學間瀰漫著一股神秘的氣息，整個社會也都在燥動著。淮海路上的美國領事館門口天天排著長隊，附近的居民帶著躺椅隔天晚上就去排隊，到了早上，把佔的位子賣給真正來簽證的人。那時賺錢太好賺了，有人就是手中拿個飯糰，每一粒飯都能賣錢，賣給那些需要把照片粘到申請表上的人。
我說過，上海是個相當「崇洋媚外」的地方，那段時間，頗有種山雨慾來前的瘋狂，每一家每一戶，好像都在想方設法地出國，但凡家中有國外的親戚，總希冀著是否通過他們把家裡的小輩「弄出去」。那時最熱閙的，就是「讀托福」，我們的同學中有好個週末在外面上課的，學的就是托福。
高三的英語老師，教得很差，差到那些在外面讀托福的同學，發現她講錯了許多地方。她的教書，既沒有教師的魅力，也沒有知識的傳遞，她甚至連維持課堂秩序的本事都沒有。你想吧，這英語課得有多亂，下面喫東西的，打牌的，吹牛的，感覺上老師既不想把課上好，學生也沒打算配合，反正，高三的英語課，就成了個笑話。最後，英語課變成了一個佈置作業卻不教怎麼做的怪事。
好多人都在讀托福，高中的生物老師是位二十出頭的姑娘，她也在讀托福，她讀得很認真，認真到她的生物課，她叫大家自己看書，她自己讀托福。同學們若是問她生物的題目，她一概叫你去書上找答案，有趣的是，當同學去問她英文題時，她總能耐心地解答，一來二去的，她的生物課不再上生物，實實在在地變成了英文課。
可是「好景」不長，那位生物老師可能托福讀得太好，終於有一天，不再出現了，多半是遠渡重洋去了，我們的英文水平自然就更差了。高中時，我在二班，三班四班的英語是另一位男老師教的，他是四班班主任的丈夫，他們一個教英語一個教語文，都是有名的特級教師，在那個普遍在外補課的年代，他倆是有錢都難請到的老師，想必是屬於一部分「先富起來」的老師吧！
我們的班主任實在看不下去了，就去和那位老師商量，希望他能教教我們的英語，我們二班，還有一班，都希望他能給我們補補課。所有的老師和學生都瞞著那位教不好英語的女老師，我們在放學之後，假裝散課，再偷偷地回到學校，可是不回到自己的教室，而是從側梯來到四樓的階梯教室，由那位男老師來給我們二個班的同學上課。
現在想來，要有很多人參與其中，不但要驚動管階梯教室的人，多半還要給校長打個招呼，英語教研組倒是不怕，那位男老師就是教研組長，至於他老婆，不但是語文教研組長，還是年級組長。這是一個系統性地瞞著一個人的行為，可想而知，這位的口碑和名聲，該是如何地掃地了。同學們都知道此事辦成不易，個個都在階梯教室很認真，比平時班主任上課還要老實，老師又好，學生又想學，這一來二去的，立刻把課補了上去，記得那時好像是一週補二次夜課，一連補了幾個月的課，直到高考。我現在依然記得那「鬼鬼祟祟」去階梯教室時的興奮勁頭，那種在班主任帶領下做壞事的暢快。
別說「知恩圖報」了，我甚至都沒有記住那位男老師的名字，雖然那時「向錢看」的風氣已然肇始，但那位老師沒有收我們的錢，真正是義務在教我們。他們夫妻二個，在我眼裡，就像是神仙俠侶般的存在。
據說那位女老師，在我們之後再也沒教過書，據說還高陞了，去了本區的某個學校擔任了領導崗位。我想天下其實是沒有秘密的，她的「被代課」故事多半會傳到她的新學校，不知她是如何化解的。
我的語文老師也在把我們送到大學後不幹了，據說是「再也教不出比『我』更好的學生了」，據「我」說的，他在當年離開了七一中學，數年之後，成為了一代「股神」。生物老師教英文，語文老師成股神，這就是我的中學，有趣吧？
有些事，現在回想起來，可能有點誤解和誤會，我並不是指英文課的事，我是說老金頭。
不知為什麼，大學中學小學，我總共衹參加過一次半同學聚會，一次是事先說好參加的，半次是臨時起意半途加入的。我很不樂衷於同學聚會這種活動，我說過的，我是個非常內向的人；另外，眼看著女神變成了大媽，醜小鴨成了天鵝，我不太能接受這樣的戲劇性，我想，還是留點美好的回憶吧，就像這組文章那樣。
那次的同學聚會，已經高中畢業十多年了，我是帶著女兒去的，那頓飯，我們同學還請來了高三的班主任，一位老公受過長期迫害的開明政治老師，她是那種慈愛的母親式的老師，同樣教政治，她教的就和老金頭大不一樣。
那頓飯上，據這位班主任說，老金頭其實心腸很好，經常去問班主任們那些受了處分的同學有沒有立功表現，可以用來撤銷處分。想想也是，處分應該是個集體訣議，但宣佈的卻是老金頭，他為集體做了「墊刀頭」；就像現在，人們會把矛頭指向發言人，卻忽略了發言人代表的實體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