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洵美便是那最愁傷的河流
邵洵美（1906—1968），浙江餘姚人，詩人、作家、翻譯家、出版家。 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 提起邵洵美，現在的人知道的並不是很多。但在解放前，邵洵美是文化界赫赫有名的人物。 他是有名的富家闊少、上海聞名的社會活動家。邵洵美出身於一個煊赫的家族。祖父邵友濂是晚清時期的封疆大吏，曾赴俄羅斯參與重訂《中俄伊犁條約》，為中國爭回部分領土與主權，先後出任過蘇淞太道(相當於上海市長)、湖南巡撫、台灣巡撫等職；外祖父盛宣懷更是近代史上的政治家、實業家，富甲一方。邵洵美又娶盛宣懷的孫女盛佩玉為妻，其家財無數，連自己都不大清楚。但邵洵美不同於世俗的紈褲子弟，他有創業的宏志，雖然也是一擲千金豪爽大度，但許多錢花在了自己痴迷的事業上，花在盡心竭力地幫助朋友身上。「鈔票用得光，交情用不光」，邵洵美以這種觀念人世，幫助過許多文人，被稱為「孟嘗君」。由於他有才、有情、豪爽仗義又從事文化事業，所以，他的周圍總是高朋滿座，謝壽康、張道藩、徐志摩、陸小曼、鄭振鐸、曾孟朴、胡適、羅隆基、梁實秋、聞一多、潘光旦、沈從文、林語堂、郁達夫、老舍、施蟄存、凌叔華、丁玲、鄒韜奮、夏衍等，文壇左、中、右各路英才，還有許多藝術家如徐悲鴻、葉淺予、劉海粟、錢瘦鐵、張光宇三兄弟、丁悚父子、黃苗子夫婦、萬籟鳴、郎靜山等等，都與邵洵美有密切的來往。 他是著名詩人，曾與徐志摩並稱為「詩壇雙璧」，出版詩集《天堂與五月》、《花一般的罪惡》、《詩二十五首》等。邵洵美自稱：「你以為我是什麼人?是個浪子，是個財迷，是個書生，是個想做官的．或是不怕死的英雄?你錯了，你全錯了；我是個天生的詩人。」[1]確實如此，邵洵美骨子裡不是當官斂財的料，他感情豐富，敏感而熱烈，充滿了詩人的氣質。他的朋友們一致認為他是個很好的詩人，「有聲，有色，有情，有力」。[2]對於他的詩歌，陳夢家認為：「洵美的詩是柔美的迷人的春三月的天氣，豔麗如一個應該讚美的豔麗的女人(她有女人十全的美)，只是那倦綿是十分可愛的。」[3]沈從文評論：「以官能的頌歌那樣感情寫成他的詩集。讚美生，讚美愛，然而顯出唯美派的人生的享樂，對現世的誇張的貪戀，對於現世有又仍然看到空虛。」[4]邵洵美被冠上「唯美主義詩人」的稱號。他寫詩歌，也寫詩歌評論，還寫其他各類頗有影響的文章，達500多篇，因此，更確切地說，他是著名的作家。 他是著名出版家，如果沒有邵洵美，中國近現代的出版史將被改寫。從1928年到1950年，他幾乎將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出版事業當中，也將「巨萬家產」毫不吝嗇地投入進去。他先後經營「金屋書店」、「上海時代圖書公司」、「第一出版社」、上海時代書局，辦過《獅吼》、《金屋》、《新月》《時代畫報》、《時代漫畫》、《時代電影》、《詩刊》《文學時代》、《萬象》、《論語》、《十日談》、《人言》、《聲色畫報》(後改為《聲色週報》)以及中英兩份抗日雜誌《自由譚》與《Candid Comment》(《直言評論》)等刊物。黃苗子稱：「《時代畫報》、《時代漫畫》和《萬象》對中國漫畫的發展起很大的作用，漫畫的發展也影響到繪畫的發展。如果沒有洵美，沒有時代圖書公司，中國的漫畫不會像現在這樣發展。」而這，只不過是邵洵美出版事業一方面的貢獻而已。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到1939年期間，邵洵美在《自由譚》月刊上大力宣傳抗日愛國思想，將目光從「唯美」轉向現實，痛斥漢奸賣國行為，他勇敢地向讀者推薦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促成《論持久戰》英文版的面世，並不顧生命危險在夜間將《論持久戰》英文版塞進霞飛路、虹橋路一帶洋人寓所的信箱，算得上他一生中可圈可點的重要事蹟。他在1932年購買的德國進口最新式影寫版印刷機，解放後成為印刷《人民畫報》的第一台影寫版印刷機，雖是賣給政府的，但客觀地說，也是邵洵美為新中國的印刷業做了貢獻。 他也是了不起的翻譯家。邵洵美1906年生於上海，少年時即入聖約翰中學就讀，接受優秀的中英文教育。18歲時，又入英國劍橋大學政治經濟系，但他卻將全部精力撲在英國文學，具有很高的翻譯水平。他的翻譯事業主要在後半生。1950年，他所開辦的時代書局因出版物中出現錯誤，受到《人民日報》一連七天的批判，書局因此關閉，他的出版事業遂告結束。在夏衍的推薦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請邵洵美翻譯外國名著。邵洵美對此很感興趣，認真而刻苦地翻譯了英國詩人雪萊的詩劇《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印度文豪泰戈爾的《家庭與世界》等。他還應上海出版公司的約請，翻譯美國作家馬克‧吐溫的《湯姆‧莎耶偵探案》，並為青年翻譯家王科一校訂《傲慢與偏見》，為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後併入新文藝出版社)與佘貴棠合譯的《瑪麗‧白登》，此書多次再版，後改名《瑪麗‧巴頓》，被列入《外國文學名著叢書》。邵洵美的翻譯成就得到專家的讚賞，他本人也受到黨和政府的重視，心情十分舒暢。 可惜的是，天有不測風雲，《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翻譯成功的時候，邵洵美的愛女小玉卻不幸去世了。邵洵美懷著憂傷的情緒在1956年12月25日寫成的《譯者序》中寫道：「長女小玉在我翻譯的過程中，一直幫我推敲字句，酌量韻節。她又隨時當心我的身體，給我鼓勵，並為我整理譯稿，接連謄清三次。這部譯作的完成，多虧了她的協助。現在本書出版，她卻已經不在人間了。謹在此處對她表示最虔誠的謝意，以志永念!」[5] 禍不單行，沒多久，邵洵美又因一時大意，被冠上罪名，關進了看守所。他人生的最後之旅也因此被抹上濃重的悲劇色彩。 蕭伯納訪華釋疑 1958年的時候，由於書局關門、開辦化工廠蝕本、投資永豐行虧本，再加上浩繁的家庭開支等原因，邵洵美的經濟狀況已不容樂觀。家裡值錢的東西也賣得差不多了。好在邵洵美素來胸襟開闊，對此並不以為意。可以靠翻譯這一自食其力的方式維持生計，對他來說是再好不過了。北京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已保證一直請他譯書，北京譯文、上海文藝出版社也約他譯文，長期下去，他在翻譯方面的成就甚至可能超過以前出版、寫詩方面的成績，這是他最為看重的。他在翻譯中也得到無窮的快樂，因此樂於拋開外界一切干擾，專門從事這一事業。如此一來，他對國際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就很不敏感了，以致做出頗為「犯忌」的事情。例如，他翻譯印度文豪泰戈爾的《家庭與世界》時遇到了難點，馬上前往印度駐上海領事館去詢問。當時，中國與印度正發生軍事衝突而關係緊張。邵洵美的這一舉動無疑不合時宜。恰巧在這一年，邵洵美在香港的弟弟病重搶救，急需用錢，邵洵美一時湊不到錢，突然想到美國的朋友項美麗曾於1946年借過他1000美金，因此寫信，請項美麗將錢轉送給自己的弟弟。沒想到，信被有關部門截獲，在當時中美對立的情況下，邵洵美此舉招來了大禍。 接著，有領導派人接邵洵美參加「反右」運動，希望他在批鬥羅玉君、施蟄存等人的會上發言，但邵洵美前後去了五次，均未發言。又過了幾天，有人找邵洵美談話，問邵洵美是否向政府交代過自己的歷史，邵洵美認為自己的歷史關係非常複雜，不是一時半時能說清楚的，而自己急需籌集經費，正忙著翻譯文稿，想等譯文出來後再去交代。他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而且認為自己的情況政府是清楚的。這樣，事情變得沒有迴旋餘地了。一兩天後，邵洵美被捕，罪名是「敵特嫌疑」，被關在上海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他的案子一直沒有審理，沒有判刑，也不准親人探望，邵洵美的夫人盛佩玉典賣了剩餘的首飾，帶著小兒子，到南京與女兒邵綃紅一起度日，苦等著丈夫出獄。邵洵美的大兒子邵祖丞則留在上海，過著艱苦的生活。 入獄不久，邵洵美的輕度氣管炎發展成肺原性心臟病，連連發作，成為痼疾。他在獄中有三年多時間，經過多次搶救，一次次從鬼門關回到陽間。他的身體由原來的肥胖變成骨瘦如柴，腿也腫了，上下一般粗，一動就喘，常常生不如死。有一次，他夢見死去的女兒小玉，認為自己可能也活不長了，但有些事他需要向世人交代。正好，他見到了曾經結識的文友——因胡風案被捕入獄的賈植芳，於是鄭重地拜託兩件事，說：「賈兄，你比我年輕，身體又好，總有一天會回去的。我有兩件事，你一定要寫篇文章，替我說幾句話，那我就死而瞑目了。第一件是1933年，英國作家蕭伯納來上海訪問，我作為世界筆會中國分會的會計，負責接待工作。蕭伯納不吃葷，所以，以世界筆會中國分會的名義，在『功德林』擺了一桌素菜，用了46塊銀元，由我自己出錢付的。參加宴會的有蔡元培、宋慶齡、魯迅、楊杏佛，還有我和林語堂。但當時上海大小報紙的新聞報導中，卻都沒有我的名字。這使我一直耿耿於懷，希望你在文章中為我聲明一下，以糾正記載上的失誤。還有一件，我的文章，是寫得不好，但實實在在是我自己寫的。魯迅先生在文章中說我是『捐班』，是花錢僱人代寫的，這真是天大誤會。我敬佩魯迅先生，但對他輕信流言又感到遺憾!這點也拜託你代為說明一下才好。」[6] 這兩件事，前一件事似乎並不是什麼大事，其實是有特殊意義的。當年，蕭伯納來訪中國，邵洵美作為筆會會計，張羅著招待事宜。參加宴會的都是文化界的名流，邵洵美列於其中，足以說明他在文化界的名望。邵洵美本人並不介意什麼「名望」，他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是他在「筆會」的一件工作成績，不能被抹殺。第二件事則關係到邵洵美一生的名譽，至為重要。魯迅先生的說法給邵洵美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其實，在當年招待完蕭伯納後，邵洵美還用自己的汽車送魯迅回去。不知如何卻得罪了魯迅。魯迅先生早逝，出於他無可比擬的巨大成就以及對中國文化界的巨大影響，他如是的評價，無疑給邵洵美帶來沉重的打擊。邵洵美感到無比冤屈，明明是自己寫的東西，當然要澄清是非，否則死不瞑目。 邵洵美本以為自己難以生還，但出乎意料，他反而比賈植芳早出獄四年。1962年，黨中央對知識分子的政策做了調整，對1958年以來在各項政治運動中受到錯誤處理或不公正對待的知識分子做了不少甄別工作。中央文化部及宣傳部部長周揚親自過問邵洵美的近況，當得知邵洵美仍在獄中時，便說：「如果沒有什麼問題，也不必了。」[7]接著，邵洵美便被釋放回家，與大兒子一起住在簡陋的房屋當中。妻子兒女均來相聚，舊友也來探望，給病重體弱的邵洵美帶來一些慰藉。 我這個人天生是搞文學的 出獄後，在周揚及專管上海文教工作的上海市委書記石西民的委託下，上海作協書記處書記周煦良積極為邵洵美重新安排譯書工作。等他病情稍好的時候，便著力翻譯雪萊的長詩《麥布女王》、拜倫的長詩《青銅時代》以及勃朗特的小說《呼嘯山莊》。他的身體仍很差，整日氣喘吁吁，但對翻譯事一絲不苟，絕沒有半點疏忽。他對翻譯也有更深的理解，稱：「現在譯書，反而比過去做的更有成績，大概是年紀大了，對詩的理解更深了，文筆也更成熟了，更灑脫了。我努力把他們的詩重生在中國文字裡，不知道做得成功不成功?……我這個人天生是搞文學的。開廠、做生意都失敗，只有一支筆。真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到老還靠一支筆。」[8]由於邵洵美翻譯得好，所以世人也把他當「翻譯家」看。作家秦瘦鷗後來評價：「作為一個詩人，邵洵美寫過大量新詩。然而比較起來，他在翻譯方面的貢獻更大。翻譯詩歌難度更高，但他譯的拜倫、雪萊、泰戈爾諸人的詩作，都能符合『信、達、雅』三項要求。」[9] 邵洵美有了固定的收入，每月可向出版社預支80元稿費，後增至200元。生活好一些了，精神也樂觀，健康便也有了好轉。夫人盛佩玉為了減輕上海家庭的負擔，仍回南京住，但寒暑假總帶幼子來滬，照顧他，每次都帶一些花生、香肚、板鴨之類的美味讓他品嚐。子女們也都有了著落，常過來看他，使他非常高興。邵洵美興趣廣泛，又開始集郵，樂觀地生活。 只是好景並不很長。「文革」剛剛開始，出版社的造反派就將邵洵美的預支稿費從200元降到80元，接著降到50元，最後乾脆分文不給了。不僅如此，造反派還來抄家，將邵洵美惟一值錢的古董宋代官窯「筆洗」拿走，又將稍微值錢的東西全部席捲而去。邵洵美連飯都吃不飽了，醫藥費更沒著落，病情迅速復發並加重。此時，邵洵美的舊友們大多身處困境，無法幫忙，有的可能害怕受牽連不敢前來看他。施蟄存則不忘舊情，戴著助聽器看望老友，而且每月主動支援50元錢，助邵洵美度難關。邵洵美的夫人盛佩玉知道丈夫的情況後，心急如焚，將子女們給她的錢大多數寄給丈夫，但邵洵美貧病交加，終於不支了。 回家已是隔世人 關於邵洵美，施蟄存評論：「洵美是個好人，富而不驕，貧而不丐，即使後來，也沒有沒落的樣子。」[10]對於一個一擲千金的富家子弟，經歷了重重磨難而老境淒涼，卻始終未曾改變自己的志向，直到晚年仍盡心竭慮地從事自己喜好的文化事業，這是難能可貴的。當他在獄中即將面臨死亡的時候，他所關心的是與文化有關的自己的聲譽；出獄後在他生活窘迫的時候，他不會因為想多掙點稿費以改善生活而草率地對待翻譯；而在他臨終前的數月，他仍堅持著自己的主見，不會因任何外在的情況左右自己的想法。 好友莊永齡、陸小曼先他去世。他非常悲痛，寫了兩首悼亡詩。1968年3月2日，他將這兩首詩抄錄下來，寄給妻子盛佩玉和兒子小羅。 悼念莊永齡的詩是： 雨後淒風萬來急，夢中殘竹更惱人； 老友先我成新鬼，窗外唏噓倍覺親。[11] 悼念陸小曼的詩是： 有酒亦有菜，今日早關門； 夜半虛前席，新鬼多故人。[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