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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行天下锋头健 三不敢忘压台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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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容日后再补)


  认识刘异龙的人都知道,他喜欢搞怪,喜欢说怪话;有一次,在绍兴路的小剧场,就是胡维露晕倒的那次,我的女儿看得恹气,就到走廊里玩,范毅丽的女儿也在,两个小朋友都很乖,疯玩却又不闹,不影响别人看戏,我也恹气,到走廊里抽烟,刘异龙也恹气,也到走廊里抽烟。看得出来,他是极喜欢小朋友的人,把两个小家伙叫到跟前,说“戏有什么好看的?还不如看动画片呢”,小孩子哪懂得这个,很是纳闷,回家的路上女儿问我“为什么演戏的老爷爷说戏是没啥看头的?”

  又有一次,在逸夫,忘了是啥戏了,好象是墙头马上(不是华文漪的那回),谢幕的时候已经卸完妆了,等我到车库拿车,他正好从车库门前走过,被我叫住,我说“侬哪能象逃一样呵啦?”,他说“淘淘糨糊,淘淘糨糊……”

  然而,他若要是在他自己的生日宴上搞怪和搞笑,那是一点办法也没有,这不周五晚上(2007年1月25日),在逸夫舞台的“丑行天下”专场演出,就是他的场子了,双折合演《借茶》、《活捉》,他说了三句英语“good night”、“sit down, please”和“very very beautiful”。

  上次有事错过了“巾生巾世”岳美缇的专场(引处省却三千一百六十四字),很早就决定来看这“丑行天下”了,也早早通过“内线”知道了剧目是《借茶》和《活捉》,所以夫人早早地把MSN的名字改成了“借茶活捉”,我看到后,把自己的MSN改成了“借个茶就要活捉?”,一位不懂戏的好友见到后,说“倷夫妻厉害呵,嫂嫂管得牢呵”。

  听说刘异龙说演不动《双下山》,所以演《借茶》和《活捉》。在戏开场前,我到马路转弯角子的好德买饮料,于夫人戏说“搿个其实弗是伊演弗动,实在梁奶奶现在胖了,要是让伊背二十岁的梁奶奶,照样演得动。”想起前段时间在波特曼看侯哲和倪泓演的《双下山》,侯哲那样瘦,照样背得动倪泓,可见倪泓苗条,于是戏称“譬如刘异龙和倪泓和演,肯定背得动”,话音则落,倪大仙人就出现在我的身后,说到仙人仙人到,还好没说她不好,果然仙气十足——弟子以后再也不敢了……

  和倪大仙人寒暄一番,彼此进场。这回我自己有三张请柬,又请“沪上第一灯迷”买了三张票子,于是丈人丈母一并参加,我们买的票子在楼上的边角,我很喜欢那里的位子,两人一排,三人一排,甚至还有一人一排的,小豆子就算有些不耐烦,也不至于影响别人。

  第一折是《下山》,湖北省京剧团的谈元演上半场,侯哲演下半场,对于谈元的演出,我觉得用“乏善可陈”肯定是太过夸奖了,这出我熟得不能再熟的戏,我居然不看字幕,愣是不知道他的唱啥。后半场的侯哲,就好上许多,调门、动作,都是很熟悉的,想起上回没参加的那场“巾生巾世”,许多人说起“俞沈配”的不堪,说要珍惜张军、黎安,很有感触。戏后,我向夫人戏说“我看出来了,上昆请外角,实在是用心险恶啊,本来侯哲只好打个60分,现在一比,好打80分了。”

  谈元演好,领导上场致词,京剧院的副团长,居然要拿着稿纸照本宣科,中国的官那天能够象美国的CEO那样啊?我自从改用苹果机以来,每年看两三次苹果总裁的Keynotes,我一直说,中国企业的老总哪天能象Steve Jobs那样演讲,中国的企业才真正走上国际化。

  第二折胡刚和袁国良的《访鼠测字》,演得中规中矩,可能彼此搭档不够,给人感觉总归是“侬演侬呵,我演我呵”,说动作唱功,都很到位,但是放在一起,总是不谐调,就象有的人面孔上的零件都很标致,放在一起,却不漂亮。

  第三折是刘异龙最小的弟子周嘉文和张颋演的《芦林》,周嘉文其实还是可以的,到底还小了,张颋也很不错,嗓子好,但是放在一起,又不好了,以前老说上昆的年轻一辈演戏,旦都是“老吃老做”,生总是“畏畏缩缩”,如今旦丑合演,张颋演得就象周嘉文的阿姨一般,倒不是张颋不好,就象“丑行天下”开场前,我碰到黎安说的那句“只要不‘吓势势’就好了。”

  第四折是《醉皂》,是一折很有意思的戏,乃是“清醒人演醉里人演清醒人”的戏,这场戏演得好起来,就要让人在“不醉人演醉人”和“醉人演不醉人”之间恍惚,我一直打算写一篇专门文章说这折戏,但一直不得空,此折戏虽然唱得不多,但是相当吃功底,当天在台下,就觉得演得不错。事先也没看戏单,不知道是谁的,看了半天,就是看不出是谁来,上昆演丑的那几个,扳着手指头也数得出来,不至于能够演得这么好,当然不可能是刘异龙演,所以纳闷。

  后来主持人说是江苏省院的副院长李鸿良,方才恍然大悟,他是苏州人(记得省院只有两个不是苏州人),苏白当场好,长住南京,醉皂中大段的苏北白也不成问题(南京的朋友别打我,虽然南京在江南,可你们话的确更近苏北一些,林林饶了我吧,我真的不是故意的,省略一千五百字给林林的检讨书),因此在语言上,他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的。

  后面的两折就是刘异龙和梁谷音的《借茶》和《活捉》了,当天梁谷音还在感冒,但是无论从演出和唱功来看,那天都发挥得很好,我已经好久不见“梁奶奶”婀娜多姿的身段了,这回见到了,以后改叫“梁阿姨”(梁阿姨不要打我,省略二千一百字)。

  看样子,在小剧场里坐得太近也有不好的地方,电视就更不堪了,有些不懂的导演专给特写,身段看不到,光看到演员的绉纹,想当年隔水观曲,总是隐隐约约,这扮相,就偏要有一定的尺寸才会漂亮,距离产生美,是证也。

  梁阿姨演得真是很好,特别《借茶》一折,把小女儿情态演得恰到好处,我一直反对把阎婆惜和张三郎演成“一对狗男女”,照梁阿姨的演法,阎婆惜娇柔可爱,乃是正道。

  刘异龙的张文远,向来是“最搞怪”的一个,我觉得倒无可厚非,看过刘异龙许多次,有许多人也觉得他太“油”,在《长生殿》演高力士说“现在的老板都娶二奶”,在《墙头马上》演老家人说“带你们去吃汉堡包(有说过一回肯德基)”,的确是有点油了,这两台都是全本的戏,或可称为“忠丑”和“义丑”,不适宜搞怪和搞笑,那样容易破坏全本的连贯性,而折子戏的《借茶》和《活捉》,本就是个谐丑,插科打诨无大碍也。

  刘异龙有69岁了,照样卖力跃上桌子,真真不易也,活捉一折,我在现场就看过好几次,这回要比上次昆大班60周年演得还要好,还要默契……

  反正这两折以后还有专门的文章要写的,细节就留到以后吧。

  两个主持人都不怎么样,居然说刘异龙出汗把油彩都化了,这演的可是《活捉》,油彩不化的是《画皮》;丈母对主持人最后只请刘异龙讲话而没请梁谷音说上几句的行为,表示“严正抗议”,本来想找张军“强烈谴责”的,无奈找不到人,只能作罢,此是后话……

  谢幕时,最善搞怪的刘异龙居然不搞怪了,说了一回“三不敢忘”,前面两个,好象一个是“不敢忘恩师”,一个是“不敢忘同窗”,这倒是世间至理、人之常情,但话锋一转,刘异龙大说不敢忘了“郭宇”,却让人大跌眼镜。

  这“郭宇”是何许样人也?相信有许多昆迷还不知道,郭宇是上海昆剧团的团长,新任的,蔡正仁退下以后,他就是团长了。这个郭宇是上昆的新团长,新的什么地步?新到蔡正仁在全本《长生殿》试演的时候,还是“御驾亲征”的,也就是说,郭宇最多当了一年半左右的团长……

  不过这个团长可了不得,不但让刘异龙“不敢忘”,至少有这么些事是出在这个团长任里(我并没有说这些事是新团长干的,只不过是时间上正好对应罢了,再省略千八百字):昆曲不在小剧场演了,到波特曼演了;昆曲不在小剧场演了,到新天地演了;于丹说昆曲,少帅郭宇团长表态“上昆就是你的后盾,需要什么尽管说话!”;昆曲开始有电视转播了,叫“海上大剧院”;华文漪在上海演出《墙头马上》,一票难求,有钱买不到;张军改称“张团”了;说明书从免费变成十元一本了……

[上海闲话] 搿只女人老要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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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tube是一个网站,这个网站提供一种服务,就是可以让用户把自己拍摄的小段视频上载供人分享,既有家庭生活,也有校园风情,反正千奇百怪,无所不有。前段时间,Youtube上”惊现”了一段上海地铁中情侣热情拥吻的视频,并且还配有拍摄者的”评论”,其中”惊爆”了一句上海话–“搿只女人老要呵”,引起哗然,一时间各大报章、网站纷纷报道此事,提出了许多关于伦理、风化、隐私、侵权之类的探讨……

  我们不去讨论这些事情,只来细细地研究一下这句”搿只女人老要呵”。

  ”搿”是用得最多的上海话之一了,表示”这”、”这个”、”这里”,发音如普通话的”格”,但是要轻一些,通常的搭配有”搿个”、”搿搭”、”搿块”、”搿面”等。有许多文艺作品在表现上海话的时候,经常把”这个”写成”迭个”,这其实不是”上海话”,而是”本地话”,上海人最经常模仿的一句本地话是”迭爿爿,伊爿爿”,在本地话中表示”这里”和”那里”。

  ”只”是一个量词,在上海话中发音有点象普通话的”匝”,用法同普通话的量词”只”相同,例外的就是,可以用在人的身上。”侬只小鬼(音居)”是许多家庭对小男孩发脾气的开场白,”搿只老头子拎弗清”是抱怨时常用的格式,然而若是用在”男人”和”女人”前,就更有趣了。

  ”只”作为”男人”、”女人”的量词,是极其粗俗的用法,在许多有修养的家庭中,不但是严格禁止,甚至是闻所未闻的,然而在某个层次上,”只”是普遍存在的。在此,”只”是颇具侮辱性的量词,如果某男某女常被人冠之以”只”的话,这人的不堪程度也就可见一斑了。

  有一次,问起一个女人的情况,知情者开口便是”搿只女人”, “搿”字拖得很长,声音上扬却又嘎然而止,我等着他继续说下去,谁知他已经说完了,其回答我的就是”搿只女人”四个字,没有别的了。至于”搿只女人”到底如何,只能全凭想象,当然由于用了”只”这个量词,怎么想象都无法把她想象成一个可爱的女人,做人如此,可悲可叹也。

  ”老”,也是上海话中的常用字了,表示程度上的”很”,比如”伊老客气呵”,”伊老抠呵”,都可以直接用替”很”来替换。

  ”要”,也如普通话一样,在不同的词位上发不同的音调,”要求”发阴平声,而”需要”发去声,不同的是,上海话里,还有一个发第三声上声的单独的一个”要”字,发音一如上海话中的”抈”字。”抈”是”折叠”的意思,”抈被头”就是”折被子”,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第三声的”要”,那可就要了命了。

  我们不妨先跳过要命的”要”字,先来说说句尾的”呵”,”呵”是一个开口呼音,发作普通话中的”合”音,只是要更轻一些,”呵”只是一个语气字,本身并没有意思,如果要与普通话对应的话,就是”……的”结构中最后那个”的”,也是个没有意义的字。

  整句话,七个字,分别解释完了,分为前半段的”搿只女人”和后半段的”老要呵”,要命就要命在后面三个字,”要”字发上声,且与”老”字一搭配,问题就来了。

  如果一个小朋友,很喜欢读书,平时阅读课外读物,上课积极举手发言,作业做得认真,又能举一反三提高知识水平,这样的小朋友,老师们会说一句”某某某老要呵”,在学校里,积极向上,称之为”老要呵”。

  又如果一个刚从技校毕业的青工,来到工厂,很虚心地向师傅学习手艺,业余时间搞科研开发,还不断地补充专业知识,把工作做得又快又好,这样的新青工,师傅们会说一句”小王、小李老要呵”,在工厂里,积极向上,称之为”老要呵”。

  然而如果不是在学校里,也不是在工厂里,没有前因后果,突然来一句”某某某老要呵”或是干脆”搿只女人老要呵”,这可就真要了命喽。因为这时的”要”,用科学的术语来说,叫做”性饥渴”,不是心理上的,而是生理上的。

  这是一句极其”刮三”的闲话,大多数情况都是空穴来风、捕风捉影式的牵强附会,看到某位男士精神不好,便理解为他的”那个””老要呵”。这句话极其恶劣,因为它往往是在背后使用的,是在背后”搬嘴舌”时说的,被说的人完全不知道,乃是背定黑锅的;其次,就算被说的人知道了,最多对说的人”掴耳光”,却偏偏是不能辩解的,总见得非要争个”我一点嚡弗要呵”,所以就算出了气,黑锅还是背定了。

  好好的一句话,在上海人嘴里,居然有了如此截然不同的用法,也算是语言现象中的趣事一桩了,无独有偶,英语里也有这么一个词。

  ”eager beaver”指的是”勤勉的人,做事卖力的人”,这是在比较正式的场合,然后若是换到了酒吧里,说”She is an eager beaver.”那么要命的事又发生了,译成上海话来说,就是”搿只女人老要呵”。

邵洵美便是那最愁伤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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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洵美(1906—1968),浙江余姚人,诗人、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提起邵洵美,现在的人知道的并不是很多。但在解放前,邵洵美是文化界赫赫有名的人物。
  他是有名的富家阔少、上海闻名的社会活动家。邵洵美出身于一个煊赫的家族。祖父邵友濂是晚清时期的封疆大吏,曾赴俄罗斯参与重订《中俄伊犁条约》,为中国争回部分领土与主权,先后出任过苏淞太道(相当于上海市长)、湖南巡抚、台湾巡抚等职;外祖父盛宣怀更是近代史上的政治家、实业家,富甲一方。邵洵美又娶盛宣怀的孙女盛佩玉为妻,其家财无数,连自己都不大清楚。但邵洵美不同于世俗的纨绔子弟,他有创业的宏志,虽然也是一掷千金豪爽大度,但许多钱花在了自己痴迷的事业上,花在尽心竭力地帮助朋友身上。“钞票用得光,交情用不光”,邵洵美以这种观念人世,帮助过许多文人,被称为“孟尝君”。由于他有才、有情、豪爽仗义又从事文化事业,所以,他的周围总是高朋满座,谢寿康、张道藩、徐志摩、陆小曼、郑振铎、曾孟朴、胡适、罗隆基、梁实秋、闻一多、潘光旦、沈从文、林语堂、郁达夫、老舍、施蛰存、凌叔华、丁玲、邹韬奋、夏衍等,文坛左、中、右各路英才,还有许多艺术家如徐悲鸿、叶浅予、刘海粟、钱瘦铁、张光宇三兄弟、丁悚父子、黄苗子夫妇、万籁鸣、郎静山等等,都与邵洵美有密切的来往。
  他是著名诗人,曾与徐志摩并称为“诗坛双璧”,出版诗集《天堂与五月》、《花一般的罪恶》、《诗二十五首》等。邵洵美自称:“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是个浪子,是个财迷,是个书生,是个想做官的.或是不怕死的英雄?你错了,你全错了;我是个天生的诗人。”[1]确实如此,邵洵美骨子里不是当官敛财的料,他感情丰富,敏感而热烈,充满了诗人的气质。他的朋友们一致认为他是个很好的诗人,“有声,有色,有情,有力”。[2]对于他的诗歌,陈梦家认为:“洵美的诗是柔美的迷人的春三月的天气,艳丽如一个应该赞美的艳丽的女人(她有女人十全的美),只是那倦绵是十分可爱的。”[3]沈从文评论:“以官能的颂歌那样感情写成他的诗集。赞美生,赞美爱,然而显出唯美派的人生的享乐,对现世的夸张的贪恋,对于现世有又仍然看到空虚。”[4]邵洵美被冠上“唯美主义诗人”的称号。他写诗歌,也写诗歌评论,还写其他各类颇有影响的文章,达500多篇,因此,更确切地说,他是著名的作家。
  他是著名出版家,如果没有邵洵美,中国近现代的出版史将被改写。从1928年到1950年,他几乎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出版事业当中,也将“巨万家产”毫不吝啬地投入进去。他先后经营“金屋书店”、“上海时代图书公司”、“第一出版社”、上海时代书局,办过《狮吼》、《金屋》、《新月》《时代画报》、《时代漫画》、《时代电影》、《诗刊》《文学时代》、《万象》、《论语》、《十日谈》、《人言》、《声色画报》(后改为《声色周报》)以及中英两份抗日杂志《自由谭》与《Candid Comment》(《直言评论》)等刊物。黄苗子称:“《时代画报》、《时代漫画》和《万象》对中国漫画的发展起很大的作用,漫画的发展也影响到绘画的发展。如果没有洵美,没有时代图书公司,中国的漫画不会像现在这样发展。”而这,只不过是邵洵美出版事业一方面的贡献而已。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到1939年期间,邵洵美在《自由谭》月刊上大力宣传抗日爱国思想,将目光从“唯美”转向现实,痛斥汉奸卖国行为,他勇敢地向读者推荐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促成《论持久战》英文版的面世,并不顾生命危险在夜间将《论持久战》英文版塞进霞飞路、虹桥路一带洋人寓所的信箱,算得上他一生中可圈可点的重要事迹。他在1932年购买的德国进口最新式影写版印刷机,解放后成为印刷《人民画报》的第一台影写版印刷机,虽是卖给政府的,但客观地说,也是邵洵美为新中国的印刷业做了贡献。
  他也是了不起的翻译家。邵洵美1906年生于上海,少年时即入圣约翰中学就读,接受优秀的中英文教育。18岁时,又入英国剑桥大学政治经济系,但他却将全部精力扑在英国文学,具有很高的翻译水平。他的翻译事业主要在后半生。1950年,他所开办的时代书局因出版物中出现错误,受到《人民日报》一连七天的批判,书局因此关闭,他的出版事业遂告结束。在夏衍的推荐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请邵洵美翻译外国名著。邵洵美对此很感兴趣,认真而刻苦地翻译了英国诗人雪莱的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印度文豪泰戈尔的《家庭与世界》等。他还应上海出版公司的约请,翻译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汤姆·莎耶侦探案》,并为青年翻译家王科一校订《傲慢与偏见》,为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后并入新文艺出版社)与佘贵棠合译的《玛丽·白登》,此书多次再版,后改名《玛丽·巴顿》,被列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邵洵美的翻译成就得到专家的赞赏,他本人也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心情十分舒畅。
  可惜的是,天有不测风云,《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翻译成功的时候,邵洵美的爱女小玉却不幸去世了。邵洵美怀着忧伤的情绪在1956年12月25日写成的《译者序》中写道:“长女小玉在我翻译的过程中,一直帮我推敲字句,酌量韵节。她又随时当心我的身体,给我鼓励,并为我整理译稿,接连誊清三次。这部译作的完成,多亏了她的协助。现在本书出版,她却已经不在人间了。谨在此处对她表示最虔诚的谢意,以志永念!”[5]
  祸不单行,没多久,邵洵美又因一时大意,被冠上罪名,关进了看守所。他人生的最后之旅也因此被抹上浓重的悲剧色彩。
萧伯纳访华释疑
  1958年的时候,由于书局关门、开办化工厂蚀本、投资永丰行亏本,再加上浩繁的家庭开支等原因,邵洵美的经济状况已不容乐观。家里值钱的东西也卖得差不多了。好在邵洵美素来胸襟开阔,对此并不以为意。可以靠翻译这一自食其力的方式维持生计,对他来说是再好不过了。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已保证一直请他译书,北京译文、上海文艺出版社也约他译文,长期下去,他在翻译方面的成就甚至可能超过以前出版、写诗方面的成绩,这是他最为看重的。他在翻译中也得到无穷的快乐,因此乐于抛开外界一切干扰,专门从事这一事业。如此一来,他对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就很不敏感了,以致做出颇为“犯忌”的事情。例如,他翻译印度文豪泰戈尔的《家庭与世界》时遇到了难点,马上前往印度驻上海领事馆去询问。当时,中国与印度正发生军事冲突而关系紧张。邵洵美的这一举动无疑不合时宜。恰巧在这一年,邵洵美在香港的弟弟病重抢救,急需用钱,邵洵美一时凑不到钱,突然想到美国的朋友项美丽曾于1946年借过他1000美金,因此写信,请项美丽将钱转送给自己的弟弟。没想到,信被有关部门截获,在当时中美对立的情况下,邵洵美此举招来了大祸。
  接着,有领导派人接邵洵美参加“反右”运动,希望他在批斗罗玉君、施蛰存等人的会上发言,但邵洵美前后去了五次,均未发言。又过了几天,有人找邵洵美谈话,问邵洵美是否向政府交代过自己的历史,邵洵美认为自己的历史关系非常复杂,不是一时半时能说清楚的,而自己急需筹集经费,正忙着翻译文稿,想等译文出来后再去交代。他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且认为自己的情况政府是清楚的。这样,事情变得没有回旋余地了。一两天后,邵洵美被捕,罪名是“敌特嫌疑”,被关在上海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他的案子一直没有审理,没有判刑,也不准亲人探望,邵洵美的夫人盛佩玉典卖了剩余的首饰,带着小儿子,到南京与女儿邵绡红一起度日,苦等着丈夫出狱。邵洵美的大儿子邵祖丞则留在上海,过着艰苦的生活。
  入狱不久,邵洵美的轻度气管炎发展成肺原性心脏病,连连发作,成为痼疾。他在狱中有三年多时间,经过多次抢救,一次次从鬼门关回到阳间。他的身体由原来的肥胖变成骨瘦如柴,腿也肿了,上下一般粗,一动就喘,常常生不如死。有一次,他梦见死去的女儿小玉,认为自己可能也活不长了,但有些事他需要向世人交代。正好,他见到了曾经结识的文友——因胡风案被捕入狱的贾植芳,于是郑重地拜托两件事,说:“贾兄,你比我年轻,身体又好,总有一天会回去的。我有两件事,你一定要写篇文章,替我说几句话,那我就死而瞑目了。第一件是1933年,英国作家萧伯纳来上海访问,我作为世界笔会中国分会的会计,负责接待工作。萧伯纳不吃荤,所以,以世界笔会中国分会的名义,在‘功德林’摆了一桌素菜,用了46块银元,由我自己出钱付的。参加宴会的有蔡元培、宋庆龄、鲁迅、杨杏佛,还有我和林语堂。但当时上海大小报纸的新闻报道中,却都没有我的名字。这使我一直耿耿于怀,希望你在文章中为我声明一下,以纠正记载上的失误。还有一件,我的文章,是写得不好,但实实在在是我自己写的。鲁迅先生在文章中说我是‘捐班’,是花钱雇人代写的,这真是天大误会。我敬佩鲁迅先生,但对他轻信流言又感到遗憾!这点也拜托你代为说明一下才好。”[6]
  这两件事,前一件事似乎并不是什么大事,其实是有特殊意义的。当年,萧伯纳来访中国,邵洵美作为笔会会计,张罗着招待事宜。参加宴会的都是文化界的名流,邵洵美列于其中,足以说明他在文化界的名望。邵洵美本人并不介意什么“名望”,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是他在“笔会”的一件工作成绩,不能被抹杀。第二件事则关系到邵洵美一生的名誉,至为重要。鲁迅先生的说法给邵洵美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其实,在当年招待完萧伯纳后,邵洵美还用自己的汽车送鲁迅回去。不知如何却得罪了鲁迅。鲁迅先生早逝,出于他无可比拟的巨大成就以及对中国文化界的巨大影响,他如是的评价,无疑给邵洵美带来沉重的打击。邵洵美感到无比冤屈,明明是自己写的东西,当然要澄清是非,否则死不瞑目。
  邵洵美本以为自己难以生还,但出乎意料,他反而比贾植芳早出狱四年。1962年,党中央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做了调整,对1958年以来在各项政治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或不公正对待的知识分子做了不少甄别工作。中央文化部及宣传部部长周扬亲自过问邵洵美的近况,当得知邵洵美仍在狱中时,便说:“如果没有什么问题,也不必了。”[7]接着,邵洵美便被释放回家,与大儿子一起住在简陋的房屋当中。妻子儿女均来相聚,旧友也来探望,给病重体弱的邵洵美带来一些慰藉。
我这个人天生是搞文学的
  出狱后,在周扬及专管上海文教工作的上海市委书记石西民的委托下,上海作协书记处书记周煦良积极为邵洵美重新安排译书工作。等他病情稍好的时候,便着力翻译雪莱的长诗《麦布女王》、拜伦的长诗《青铜时代》以及勃朗特的小说《呼啸山庄》。他的身体仍很差,整日气喘吁吁,但对翻译事一丝不苟,绝没有半点疏忽。他对翻译也有更深的理解,称:“现在译书,反而比过去做的更有成绩,大概是年纪大了,对诗的理解更深了,文笔也更成熟了,更洒脱了。我努力把他们的诗重生在中国文字里,不知道做得成功不成功?……我这个人天生是搞文学的。开厂、做生意都失败,只有一支笔。真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到老还靠一支笔。”[8]由于邵洵美翻译得好,所以世人也把他当“翻译家”看。作家秦瘦鸥后来评价:“作为一个诗人,邵洵美写过大量新诗。然而比较起来,他在翻译方面的贡献更大。翻译诗歌难度更高,但他译的拜伦、雪莱、泰戈尔诸人的诗作,都能符合‘信、达、雅’三项要求。”[9]
  邵洵美有了固定的收入,每月可向出版社预支80元稿费,后增至200元。生活好一些了,精神也乐观,健康便也有了好转。夫人盛佩玉为了减轻上海家庭的负担,仍回南京住,但寒暑假总带幼子来沪,照顾他,每次都带一些花生、香肚、板鸭之类的美味让他品尝。子女们也都有了着落,常过来看他,使他非常高兴。邵洵美兴趣广泛,又开始集邮,乐观地生活。
  只是好景并不很长。“文革”刚刚开始,出版社的造反派就将邵洵美的预支稿费从200元降到80元,接着降到50元,最后干脆分文不给了。不仅如此,造反派还来抄家,将邵洵美惟一值钱的古董宋代官窑“笔洗”拿走,又将稍微值钱的东西全部席卷而去。邵洵美连饭都吃不饱了,医药费更没着落,病情迅速复发并加重。此时,邵洵美的旧友们大多身处困境,无法帮忙,有的可能害怕受牵连不敢前来看他。施蛰存则不忘旧情,戴着助听器看望老友,而且每月主动支援50元钱,助邵洵美度难关。邵洵美的夫人盛佩玉知道丈夫的情况后,心急如焚,将子女们给她的钱大多数寄给丈夫,但邵洵美贫病交加,终于不支了。
回家已是隔世人
  关于邵洵美,施蛰存评论:“洵美是个好人,富而不骄,贫而不丐,即使后来,也没有没落的样子。”[10]对于一个一掷千金的富家子弟,经历了重重磨难而老境凄凉,却始终未曾改变自己的志向,直到晚年仍尽心竭虑地从事自己喜好的文化事业,这是难能可贵的。当他在狱中即将面临死亡的时候,他所关心的是与文化有关的自己的声誉;出狱后在他生活窘迫的时候,他不会因为想多挣点稿费以改善生活而草率地对待翻译;而在他临终前的数月,他仍坚持着自己的主见,不会因任何外在的情况左右自己的想法。
  好友庄永龄、陆小曼先他去世。他非常悲痛,写了两首悼亡诗。1968年3月2日,他将这两首诗抄录下来,寄给妻子盛佩玉和儿子小罗。
  悼念庄永龄的诗是:
  雨后凄风万来急,梦中残竹更恼人;
  老友先我成新鬼,窗外唏嘘倍觉亲。[11]
  悼念陆小曼的诗是:
  有酒亦有菜,今日早关门;
  夜半虚前席,新鬼多故人。[12]
  并附注:“夜半虚前席,唐诗有‘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盛佩玉和小罗看到这样的旧体诗,觉得他在新时代还写这样的作品,未免不合时宜,说不定还招来祸害,于是十分婉转地对他提出批评意见。邵洵美颇有远见,给夫人的信中说:“你和罗罗母子二人,读了我的旧诗稿,十分客气,远兜远转,提出批评意见,给了我知你的启发!总而言之一句话,我这种东西写它做什么?对人对己全没有好处。‘文艺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写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不是已经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吗?毛主席所写的诗词,哪一首不合乎这个标准?而我写的东西,哪一篇经得起考验?我的东西,只能起一种作用,便是说,留作一种资料,说明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种东西,它反映着某些人的思想,一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东西,一种毒草的标本,可以在需要时当作反面教材。将来或者把它们拿给文史参考资料编辑的负责人去看看,有没有用。”[13]
  他在大病的时候还想着自己喜欢的邮票,同时支持儿子小罗的篆刻爱好。3月28日,他给小罗写信:
  罗罗我儿:昨天寄给你刻图章的字样,想必收到。你不必性急,什么时候兴致好,便试试好了。我现在的理解力,比以前不知要好多少。譬如你刻的“鱼乐图”以及那方我认不出字的图章,我以前一定看见,但是前天一看,惊为稀有。我近来更能领会所谓“天趣”,这也许是一件好事!你能懂得否?
  你信封上贴的邮票,毛主席亲笔诗词。我喜欢极了。……南京有几种,能为我买些否?我最喜欢的是《长征》,《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每种为我买十枚,铜钿向母亲拿,在下月寄我的五块钱中扣除好了。
  最近寻到许多以前写的诗句,每首记录一个时期的历史,句子有的很新鲜,又反映出当时的思想情况。抄给你和你母亲看看,不知有何意见?以前写过一诗给一个朋友,未寄出。最近出院回家后,稍将后二句改动。
  天堂有路随便走,地狱日夜不关门;
  小别居然非永诀,回家已是隔世人。
  近作一首,有白话译文,有注释七段,另纸缮写。
  暂不多写。此诗你和母亲看后,不必再留。[14]
  从信中的诗句可以看出,邵洵美已在经常考虑生死的问题了。
五十以前人等死,五十以后死等人
  其实,关于生与死的问题,世人无不循环地经历并不断地思考着。而对于邵洵美这一敏感的诗人,他的一生似乎一直都在考虑,且在不断地吟诵。对于天堂与地狱,他的诗文中不知出现过多少次,每一次自然都吐露出他对生命的感悟。
  他在2l岁时出版的第一部诗集,名字便叫《天堂与五月》,诗集的《序诗》即这样写道:
  我也知道了,天地间什么都有个结束:
  最后,树叶的欠伸也破了林中的寂寞,
  原是和死一同睡着的;但这须臾的醒,
  莫非是色的诱惑,声的怂恿,动的罪恶?
  
  这些摧残的命运,污浊的堕落的灵魂,
  像是遗弃的尸骸乱铺在凄凉的地心:
  将来溺沉在海洋里给鱼虫去咀嚼吧,
  啊,不如当柴炭去烧燃那冰冷的人生。[15]
  他在25岁发表的长抒情诗《洵美的梦》则这样吟诵:
  ……我轻轻地走进
  一座森林,我是来过的,这已是
  天堂的边沿,将近地狱的中心。
  我又见到我曾经吻过的树枝,
  曾经坐过的草和躺过的花阴。
  我也曾经在那泉水里洗过澡。
  山谷里还抱着我第一次的歌声。
  他们也都认识我,他们说:“洵美,
  春天不见你;夏天不见你的信;
  在秋天我们都盼着你的归来;
  冬天去了,也还没有你的声音。
  你知道,天生了我们,要你吟咏;
  没有了你,我们就没有了欢欣。
  来吧,为我们装饰,为我们说诳,
  让人家当我们是一个个仙人。”[16]
  他还在《死了的琵琶》中这样写:
  这是一只死了的琵琶,
  他再不能歌唱再不能说话;
  他已没有要讲的故事,
  他已不想把才子去配娇娃。
  他早已是老了的,老了,
  枯喉里早没有热烈的音调;
  几声叹息又几声呛咳,
  这便是他静默的时候已到。
  他已没有甜蜜的消息,
  他怕你们把他的苦颜认识。
  饶了他吧,莫再去拨弹,
  这一只琵琶早已是死了的。[17]
  如果说,以上的诗句还是他自己心灵的感悟。那么,当他的朋友们一个个先他而去的时候,他自然更深刻地体验到生死的味道。当年徐志摩突然死去,邵洵美写《天下掉下一颗星》,内有这样的诗句:
  你爱朋友,可是你走进了
  一个不能和朋友拉手的世界:
  这世界里有寒凛的孤单,我怕
  你不能忍受。你只能在阴空中
  向身后瞟上一眼,看你的朋友
  都在逼近他们自己的终点:
  你一定不会去惊动他们.让他们
  各自建筑着各自希望的宫殿。
  等路到了尽头,宫殿也摧毁;
  他们也会见到你,见到你,不能
  和你拉手,因为这里不容许
  人世的亲热。你需要伴侣,但是你
  不能露示这一种叛逆的请求,
  在神灵前,你原是个安分的灵魂。[18]
  随着时光的流逝,邵洵美更经历了无数的离合,也感受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间悲剧。
  他也曾对生命持非常积极的态度,甚至在50岁还写:“五十以前人等死,五十以后死等人。后之来者,不知也有我这样勇气否?”
  可是,当他1968年在医院经历两个月的生死折磨后,他对生死会有什么看法?
  他所患的是“肺原性心脏病”,所住的医院是上海徐汇区中心医院重病房。他不停地咳嗽着、气喘着,靠吸氧气、打针维持生命。重病号都住在一起,他不断地看见身边的病人死去。这使他的内心充满了恐惧。盛佩玉回忆当时的情景:“洵美心中的痛苦、悲伤、忧急,是可想而知的,他怕活过来了又会死,又怕死过去了不会活过来。”
  邵洵美休克过两次,进出于鬼门关的关口,打针吃药,病情不见好转。他的痛苦,女儿邵绡红看在眼里,实在不忍心:“爸爸口唇发绀,呼吸窘迫,痛苦不堪。一呼一吸如同破旧的风箱,已经再也拉不动了!我轻轻抚摩爸爸那青筋毕露的手,想藉以减轻些他的痛苦——身体的和心灵的。他没力气坐,躺下又喘不过气来,极度衰弱。……”世上最痛苦的事恐怕并不是死亡,而是没完没了地在死亡的边缘徘徊。
  最后,邵洵美不愿意在医院呆着了,死活要出去,家人只好答应他回家。回家后不久,邵洵美便写下“地狱日夜不关门”来描述住院期间的感受。
生命中最后的三天
  回家后,邵洵美仍然无法摆脱病魔的纠缠,好不容易捱过了新年,又在病痛中苦度三个多月的光阴。最后,他决定自己主动求死,起因与王科一的死讯有关。
  王科一是一位优秀的年轻翻译家,他经常向邵洵美请教翻译的事,其才华品德均受到邵的称赞。二人成为忘年交,有着非常深厚的友谊。
  邵洵美的老友秦鹤皋回忆当年的情形: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浩劫发动了,王科一和我先后进了牛棚,一切行动都受监督。其后间接听到洵美曾两次病危住进了医院。大约是在1968年年初,洵美家人不知通过怎样的渠道传话告诉我和王科一,洵美渴望我和王去见他一面。王科一冒万难而去了,还带去饼干和水果各一包,我则始终未去,在雪中送炭的友谊方面,我不如王科一多矣。
  1968年3月,我社又掀起“清理阶级队伍“的大高潮,王科一无端被戴上五顶莫须有的大帽子;王于被批斗的当天深夜,在家中厨房里用煤气愤而自杀。
  洵美于事后闻此凶讯,为之大恸。一个月后,他也追随王科一于地下了,哀哉![19]
  王科一之死只是一个导火线。邵洵美在经过无数的痛苦以后,对自己对现实均感到了绝望。他想,他应该自己选一种死法了。
  他生命中的最后三天是这样度过的。他不知从哪儿搞来一些鸦片精,天天服食。身边的大儿子邵祖丞发现了,阻止道:“害心脏病的人吃了鸦片是要死的。”邵洵美点点头。但第二天,他仍在服。邵祖丞反对,但邵洵美只是朝儿子笑笑。他已怀了必死之心。第三天,也就是1968年5月5日晚8时28分,邵洵美离开了人世,终年62岁。
  盛佩玉怀着悲痛的心情从南京赶到上海,她看到丈夫“走时遗容极端庄,就像睡着了一样”。
  黄泉路上,邵洵美可曾听到《死神之园》中的歌声:
  没有一个生命永久存在,
  那些死了的终不会起来,
  便是那最愁伤的河流啊,
  也会东冲西冲安然入海。[20]
  
  愿洵美安息!
  
  注释:
  [1][2][3][4][5][7][8][9][10][14][17][19]邵绡红:《我的爸爸邵洵美》,第349、50、85、85、300、322、325、323、自序、345—346、347—348、351—352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
  [6]贾植芳:《人生何处不相逢——<邵洵美文集>序》,《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5月l2日。
  [11][12][13]盛佩玉:《盛氏家族·邵洵美与我》,第308、308、308—30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15][16][18]林淇:《海上才子——邵洵美传》,第31、86—87、9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0]《史文朋》,见《洵美文存》(邵洵美著、陈子善编),第48—49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据《文化名人的最后时光》,张建安著,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