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回憶]校辦工廠之一

每當我碰到有人說自己是什麼「子弟學校」畢業的,我就告訴他們,工廠有自己的學校有什麼稀奇,大的廠都有,過去大的國營企業,中學小學不見得有,但幼兒是肯定有的;別說過去的國營企業了,就是現在的新型企業也有了自己的幼兒園,前段時間處於輿論峰尖浪口的攜程親子園,不就是嗎? 工廠有自己的學校有啥稀奇?我們的學校還有自己的工廠呢!中學有,小學也有。 除了百度百科之外,我找不到別的地方對校辦工廠有定義,是這麼說的:「校辦工廠是指學校根據教學和辦學需要所開辦的工廠。」不過,我所見識過的校辦工廠,和教學和辦學,都沒啥關係。 七一中學的校辦工廠,好像不是一直有的,至少我初中入學時,好像並沒有,記得要進了高中,才有了那個校辦工廠。中學時的校辦工廠,與小學時的不同,並不需要學生參與生產,否則我早就學會烘焙了。 什麼?烘焙?是的,七一中學的校辦工廠,是生產西點的。初中時的我們,其實對西點沒啥太多的感覺,你想呀,紅寶石要等到1986年才成立,西式糕點才開始普及起來。對了,既然初一入學時都沒有紅寶石,所以七一中學的校辦廠,那時肯定還沒有。 當時,上海有上海咖啡館、長春食品商店、哈爾濱食品廠等店家生產西點,還有家叫凱歌的,就是從前叫凱司令和後來叫凱司令的那家,但所有的這些店家,生產的西點,照我說法,就是上海人對殖民地時代西點的懷念和模仿。 你想,七一中學的校辦工廠,在繼紅寶石之後,就做起了西點來,這種追趕時代的意識,估計與我們那個開明的校長大有關係。前面我說過,校辦工廠的生產,不用學生的參與,然而校辦工廠的運作,還是需要大家參與的。 具體的參與,是這樣的,在每天的上午,共有四節課,在二節課之後,有個「大休息」,具體時間是上午的九點廿五分到九點四十五,共二十分鐘。在大休息的時候,校辦工廠的人會在校門口,也就是校門的傳達室的之間狹長區域中,放幾長桌子,桌子上是大的開口塑料筐,筐裡就做好的各種西點,供學生購買。 在所有的西點,屬「西番尼」最為高級,好像要四角錢一塊,要知道,當時的醒寶牌香煙,零售價是七角四分,雖然黑市炒到了二元。西番尼是一種蛋糕,黃色的底是鬆鬆軟軟的,上面有層黑色的厚巧克力醬,巧克力醬上有二三條白色的糖線。西番尼雖然貴,但常有女生買了送給男生,因為諧音「喜歡你」的緣故。 大多數時候,是買不起西番尼的,也就八分錢的圓蛋糕買買。高二高三的時候,認識了一群低年級的女生,她們有時會買蛋糕給我喫。說來有趣,那時候,好像都是女生買了給男女喫的,很少有男生買給女生的,我思來想去,可能女生心細更存得起錢來吧?也或許那個年紀,女生比男生開竅更早些吧? 校辦工廠的西點生意很好,要是去得晚了,就賣完了,所以要是第二節課的老師拖堂,是很招人厭的。我們班不怕老師,常常還沒下課,就有同學等在後門了,等下課鈴一響,沒等老師說下課,人已經奔出去了。 那些西點很好喫,但不是天天喫得起的,好在七一校風甚佳,沒有什麼高年級的學生搶低年級學生錢的事發生,那時候的人,最多下課電車不乘,省下車票來買點心喫。 有趣吧?七一中學的校辦廠,挺有趣的,但是你們不知道,我小學的校辦廠,有趣十倍還不止,明天聊。

[上海回憶]中學往事之八

「湯司令到, 熱水瓶爆, 機關槍掃, 癩蛤巴跳。」 這是上海的一首兒童民謠,那時的小孩子,沒有現在這麼多的娛樂項目,就是二個小男孩一起念民謠,都能玩上半天。其中一個小男孩大叫一聲:「湯司令到!」,另一個就地立正敬禮,同時叫到:「熱水瓶爆!」 「湯司令」是上海話中的一個隠語,那時的上海,很多是多子女的普通家庭,等到長大成人,要成家了,基本上是指望不了家裡的,所以男青年要攢一筆錢出來結婚用。然而那時也沒第二職業第三職業可幹,衹能拿拿「死工鈿」,既然無法開源,那就衹能截流了。有些人特別節約,午飯在單位裡,衹買一份飯一盆湯,有的單位甚至湯是不要錢的,那就衹要買菜就行了。這些常年喫湯的人,就被人稱叫「湯司令」。 湯司令,史有其人,湯恩伯也,上海人對他的瞭解是他擔任過京滬杭警備總司令,負責保護南京和上海,其實他擔任過十幾個大大小小部隊的司令,國民黨撤離大陸,具體就是他操辦的。老一輩上海人沒有不知道他的,一般稱他為「警備司令部司令」。 七一中學也有湯司令,不是那種衹喝湯的湯司令,而是那警備司令那樣的湯司令,人家是「實刮鐵硬」「趁」軍隊的湯司令,「實刮鐵硬」是上海話,表示「真真正正」的意思;而「趁」是北京話,「擁有」的意思。七一中學的湯司令,擁有個小型部隊,真不是開玩笑,那真是個部隊,她手下人人都有槍,真的槍,打得死人的那種。湯司令的部隊,不但人人有槍,還個個都是神槍手,她的部隊沒有文工團沒有炊事班,衹有神槍手。 湯司令,是個女司令,可是頗具英雄氣概,她長得胖,但是很結實,她幾乎一年四季都穿著運動服,給人一種非常霸氣的感覺;甚至這位女司令的名字,也透著一股霸氣,她叫——湯堅能。她的霸氣,使得我每回聽蔣雲仙的《啼笑姻緣》,說到軍閥劉將軍的時候,我的腦中就浮現出湯司令的形象來,蔣雲仙是位女說書先生,也很胖,起的角色也很霸。 湯司令,或者叫湯先生,哎,還是用「湯司令」這三個字吧,因為學生在背後,沒人叫她先生的。湯司令是七一的體育先生,說來有趣,七一的男體育先生,要麼挺長,要麼挺矮,就沒當中的。說挺長,是比湯司令高出好多,說挺矮,是看著比湯司令矮不少。 七一中學是射擊特色學校,說是特色學校,但體育課是沒有射擊這一科目的,七一的射擊特色,是有一個射擊隊,全上海數一數二的射擊隊。射擊隊是中午時訓練,分為短槍和長槍。隊員們喫過午飯後,趕到L形教學樓的西南角,那裡有條夾弄,也是「L」形的,就是射擊隊的訓練基地了,長邊打長槍,短邊打短槍。 射擊隊的訓練,主要方式就二種——跑步和舉磚。由於訓練是在中午,剛喫完了飯不能跑步,上海過去有種說法,說是喫完飯就跑步會得盲腸炎,所以衹剩舉磚了。磚,就是造房子的那種紅磚,可憐那,那時連個啞鈴都沒有,有些紅磚用紙包了起來,拿著手感好一些,不硌手,特別是練長槍的,他們要同時舉二塊磚,事先就綁在了一起,外面包著紙。 舉磚,雙腿與肩同寛,練短槍的,右手臂平舉,托單位紅磚;練長槍的,左手肘頂住腰部,用左手三指托起二塊紅磚。別小看這麼舉磚,很累人的,加上沒有「核心肌肉群」的鍛鍊和培養,光單獨練某處肉,更累。不是瞎說,我在一開始的時候,回家喝湯,連調羹都拿不穏,湯者撒了出來,當時我心裡就在想,湯司令害得我湯都喝不成。 什麼?你中學裡不是寫文章玩電腦的嗎?怎麼又是射擊隊的了? 是啊!我多才多藝,能文能武,不行嗎? 我真是射擊隊的,那是在我初一的暑假,參加了一個類似軍訓的夏令營,好像是住在學校裡的,就一二個星期,住呢,就住在教室裡,反正夏天,睡起來也方便,把桌子拼一下就能睡了。我依稀記得那個夏令營不是強制性的,所以參加的人並不多。 軍訓,當然有槍打,訓練的項目,叫做「臥式步槍射擊」,槍呢,就是射擊隊的長槍,教練就是湯司令,夏天的湯司令,穿件很薄很破的運動汗衫,她人胖,汗衫全濕了。臥式,是臥在墊子上的,那時體育課有一種墊子,比乒乓桌小一圈,綠色,長方形的,長邊各有二個拎手,短邊當中有一個,那種墊子很沉,要幾個人一起擡。臥式汽步槍射擊,講究「三貼」,手要貼緊槍身,搶托要貼緊面部,槍托底部要貼緊右肩,這樣才能穏定傷身,而且可以防止後座力撞傷肩膀。 那次的軍訓,每天都有槍打,到最後幾天,我每十發子彈,都能保證九十幾環,於是湯司令就來「徵兵」了。給問我想不想參加射擊隊,當然想啊,有那個男孩子會不想加入射擊隊的啊?初一的時候,光看著射擊隊在那兒打槍了,衹是不知道怎麼加入,射擊隊的訓練場是禁地,不讓別人靠近的。 參加射擊隊和別的興趣小組不一樣,是要父母同意的,湯司令給了我一張表,回家交給父親填好後,還給湯司令,我就是射擊隊的一員了。訓練馬上開始,暑假裡好像是隔天去一次學校,參加訓練——跑步,舉磚。 我是打短槍的,汽手槍,別小看汽手槍,奧運會正式比賽項目。與打火藥子彈的手槍不同,汽手槍是單手持槍,人側立,與靶子垂直;火藥子彈手槍是雙手持槍,人正立,與靶子相對。 氣手槍很重,槍管下有個撥桿,打開撥桿的保險,把撥桿側向拉開,把氣艙裡的氣體壓縮,那就是子彈的動力。雖然撥桿的本身是個槓桿,可以大大減輕壓縮氣體要用的力,但徒手還是不行的,要把槍平臥過來,把槍口扺在桌子上,左手拉著撥桿,右手捏著槍身用力往下壓,才扳得動撥桿,把撥桿扳到底,把子彈裝進裝彈孔,輕輕地合上撥桿,就可以發射了。長槍也有撥桿,就在槍管的底部,扳動時要把槍托扺在肚子上,才拉得動撥桿。 汽手槍的槍柄是自製的,因為每個人的手形不一樣,定做的手柄更容易持握;手柄是用「蠟克」和木屑做成的,前者是一種早已淘汰了的膠黏劑。 長槍與短槍,可以說是完全兩回事,靶道長度不一樣,靶紙的大小都不一樣,我們打短槍的,是一張報紙大小的靶子,而長槍,是一個和手掌差不多的靶子。靶紙都夾在一個木箱子上,木箱子的裡面是磚頭,為了壓住木箱子用的。 進射擊隊前,作為一個小男生,簡直是神往,進了射擊隊才知道,每天主要的訓練就是舉磚頭,另外大家輪流射擊,基本每天能輪個十槍的樣子。因為舉磚的時間遠大於開槍的時間,每當我說起自己是射擊隊時,我的爸爸都會說「喔喲,托磚頭呃!」,他把「喔」字拖得很長,以此增加嘲笑的語氣。 湯司令是個很嚴格的司令,每天不厭其煩地糾正每個人的姿勢,點評每個人的實彈射擊。我依然記得進入射擊隊的第一天,她給我說安全事項,其中有一條必須嚴格遵守的是——不管槍中有沒有子彈,永遠不可以拿槍口對人,無意拿槍對人都不可以,更不要說開玩笑了。湯司令對於這點是「零容忍」的,再調皮的孩子都不敢以身試法。 傳說中,我被槍打中過一次! 那時是初三了,七一中學對於初中和高中的管理是有區別的,學校更看重高中的生源質量,不希望高中的學生都是本校初中的老師逼出來,然後直陞的,所以相對來說,七一對初三要中考的學生,簡直是放任自流的。所以,哪怕要中考了,學業並不重,照樣天天到射擊隊訓練。 那時,有個二班的女孩子喜歡我,而初三的我,壓根還沒開竅,以至於衹能讓人明珠暗投了。她也是射擊隊,可能看我屢次「勿接翎子」,終於生氣了,於是有次拿了塊小磚頭來扔我,正中後腦勺,出了點血,但其實非常不嚴重,衹是有血,看著嚇人。 等我回到教室,故事已經傳開了,說我被人拿槍頂著「逼婚」,說我誓死不從,結果子彈擦著頭皮飛過去,這事還驚動了二個班級的班主任,衹是在問明不是槍打的而是小磚頭扔的,也就不過虛驚一場了。 七一中學也出現過真槍,我們那個靶場,再簡陋,也是個靶場,後面新閘路上有個派出所,警察們們有時會帶著六四式手槍到我們的靶場訓練,好像湯司令有時也會指點他們,算是警校一家親了。

[上海回憶]氣功

我高中時,中國掀起過一股氣功熱,最有名的就是嚴新大師,他不但會用氣功治病,還會「遙感」,不用走到病人面前發功,哪怕遠隔重山,照樣可以定向發功,治病救人。嚴新大師不但能發功治病,甚至還能遙感救火,據說大興安嶺的火就是他發功滅掉的。當時有些科學家和政府官員也參與其中,錢學森擔任過中國氣功科學會的名譽理事長,對的,就是那位到死還堅持畝產可以萬斤的錢學森;甚至衛生部長崔月犁還擔任了世界醫學氣功協會的會長。及至後來有位叫柯雲路的作家寫了一系列關於氣功和特異功能的書,整個社會就像發了瘋似的全民練功了。 那時,有大規模的氣功會,一眾人等坐在會場裡,氣功師在台上一發功,全場哭的笑的渾身發抖的,都有,現在看來,就像是集體痴症一般。前段時間,中國出了個女太極拳大師叫做「閆芳」,她可以一伸手把一群壯年男子推得前仰後合,也能一拳打出,用拳風把人震出數米之外,當然,那些飛出去的全是她的徒弟,記者想當場試驗,卻沒有效果,她的解釋是「記者沒有練過太極,感覺不到氣。」 如果說閆芳的那些徒弟們是托,那麼當年萬人氣功大會的觀眾們可不是托,他們是真正感覺到了氣,氣還對他們產生了近似瘋顛的效果,氣功師的這本事,恐怕只能與某位偉人相提並論了。 那時,真是全民練功,那時的公園裡沒有跳廣場舞的,全是練氣功的,其中又以香功為甚,據說練功時會有異香奇來,有趣的是,練功的人才聞得到,周圍不練的人,渾渾噩噩,尚未開竅,所以聞不到。 那時,我娘也認識了一個氣功大師,經常請到家中來給我祖母治病,具體的情況記不得了;還有我的丈母娘,她至今堅信「氣功是有的,高人也是有的」,她給我介紹過一位整骨師,當時我「胸椎小關節錯位」,疼得人都直不起來,那位整骨師讓我趴著,只是似有似無地極輕地順著我的脊椎擼了二把,下床就好了。我的丈母娘說那位醫生就會氣功,他喜歡喝點白酒再發功,據說他發功時並不接觸到人,我丈母娘說「我一條腿有病,他發功時腿會變得很冷,而沒病的那條腿,就會感到很熱很熱。」 我有位師父,我總共也就有這麼一位師父,是我在飛樂股份做設計師帶我的,國營企業嘛,都是「師父帶徒弟」的,這位師父人相當好,也並不比我大太多,所以我們非常要好,雖說是師徒相稱,真正是情同好友。他說他本人是不相信氣功的,但是他的姐姐得過癌症,「實刮鐵硬」就是練了幾年氣功把癌症練沒的,據說是練功再加喝信息水什麼的,說是求名師訪高友,著實花了不少錢財和精力,最後連醫院也查不出她曾經得過癌症。 問我是不是相信氣功?我相信,因為我親眼看到過一個人「走火入魔」。那是我的中學老師,陳昌年老師,教體育的,他好像沒有教過我,但我認識他,個子不高,身體相當強壯,他那時就在練氣功,我有幾個同學也在練氣功,有時會去請教他。 有一次,我在操場上碰到陳老師,他面色痛苦,原來是「走火入魔」了,他給我看他的手,由於時間久遠,我就暫定那時左手出了問題吧,等有人求證後再改也行。他的右手很正常,但是左手腫了起來,與傷腫或蟲咬的腫是不一樣,不是一個點腫,而是整個手腫了起來,手掌手背都腫,每個手指也變粗了許多,那個腫,感覺就是裡面充滿了氣,皮膚薄得發亮,就像是個快要吹爆的氣球似的。 我問他疼不疼,他說很疼,壓根就不能碰,碰到就巨痛,所以他只能用右手捏著左手的手腕舉起來,以免左手碰到東西。我問他怎麼辦?他告訴我說他的氣功已經很厲害了,但是還沒有厲害到可以自己來「破功」,所以要等氣功協會的人來救他,來給他「放氣」。 我記得他說氣功協會的人下午就會來,我要上課,沒法見證奇蹟;不過第二天我在操場上碰到他時,特地去看了他的手,二隻手都很正常,就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有了這次的經歷,我相信真的有氣功的存在,要是沒有的話,怎麼會走火入魔的呢?那是我第一次聽說這個詞,後來每回在武打書中看到,我都會想起陳老師那隻胖得非常可愛的「氣手」。

[上海回憶]中學往事之七

你要是在七一中學的操場上,見到有人在繞著圈跑步,而且肩上扛著一把掃帚還手中拿著一個鐵皮畚箕的話,千萬不用覺得太稀奇,那一定是被初三的物理老師舒明明收拾了。那位老師四十多歳,嗓門很大,沒人見到不怕他的,再調皮的男生見到他,也是一貼藥。 他上課從來不帶教案的,牛仔褲口袋中有一本捲起來的物理書,他的那本書,前十幾頁後十幾頁都是沒有的,所以有時佈置作業還要拿同學的書來看。他是高度近視眼,看書時幾乎鼻子是貼著紙面的。 雖然沒有教案,他的物理課上得極好,能把理科的道理說到這麼透徹的,一個是初三時的他,另一個是高三的化學老師丁世德。 他極嚴厲,上課時開小差,站起來;站起來不老實,站在椅子上;再不老實,站在桌子上聽課。如果男女同學上課講話,手拉手站到教室後面去,手不許放開,你們不是要好嗎?要好連手都不牽怎麼行? 他還喜歡扔粉筆頭,看到那個學生上課出神,手中的粉筆頭真接就扔過去了;有時也扔書、扔本子,反正手邊有什麼就扔什麼,絕對武林高手風範。 有一次,也忘了我到底幹了什麼了,結果被他看到,順手就抓起「揩刷板」(滬語「黑板擦」)扔了過來,說時遲那時快,揩刷板直奔我面門而來,我急中生智一側身,險些摔到地上,結果揩刷板正中後面女生面門,一篷粉筆灰騰起來,那畫面絕不亞於周星弛的影片。 接著,那個女生就哭起來了,哭得驚天動地,哭得他也不好意思起來,連連向那個女生打招呼,然後,他問出了我這輩子聽到過的最好笑的一句話:「我扔的是你,你為什麼要躲?」 全班都笑起來,連那女生也破啼為笑,一場風波就算平息,他可能也被這場面嚇著了,倒也不再懲罰我,繼續上課了。 我在一班,還好啦,衹要物理課上老實點就是了,下了課,我們再怎麼調皮,他也不管我們。可是隔壁的二班就慘了,那真是被他修理得鬼哭狼嚎,我們那時中午下課鈴一打就衝出去搶乒乓桌,二班幾乎從來不搶的,被他看到,多半得去跑步,而且還不知道他有多少「奇出怪樣」的手段呢! 那時,有過一二個月他沒來上課,請了代課老師來教,那教學是真的沒法和他比。那時我們的班主任說他是出了車禍,他們班的同學私底下都希望他是被人打了。 他真不是位壞老師,他敢當著吳孟明和老金頭的面說他們不對,光憑這一點,就已經是個大俠了,所以雖然凶,還挺受我們喜歡的,衹是不知道他們班的同學是怎麼個體會。 據他們班的同學在幾十年後告訴我,舒老師是個「女兒控」,說是極其寶貝呵護他的女兒,當時,他們班掌握了一個規律,在下午的課上完後,去他的辦公室,透過窗看看他的包還在不在,如果包不在,就說明他去浦東接女兒下課了。那時,下午的課上完之後,大家是不能回家的,還有段「自修」的時間,所謂的自習,就是大家坐在課堂中做作業,「自修」靠的是「自覺」,所以有時候有班主任來看著,有時候卻沒有。初三的孩子能「自覺」到哪裡去?於是等他們發現舒老師的公文包不在辦公室之後,自修課就成了打閙課、打牌課。又據說舒老師很「壞」,有時他會故意把包藏起來,等自修課開始後,他到教室後門的小窗張望,要是捉到同學們打牌,他們進門活抓,把撲克牌撕了,或者當場拿出打火機來,把牌燒了。 又據老師傳來的消息,舒明明老師在北京和悉尼二邊住,與歌唱家夫人過著美好的生活……

[上海回憶]中學往事之七

你要是在七一中學的操場上,見到有人在繞著圈跑步,而且肩上扛著一把掃帚還手中拿著一個鐵皮畚箕的話,千萬不用覺得太稀奇,那一定是被初三的物理老師舒明明收拾了。那位老師四十多歳,嗓門很大,沒人見到不怕他的,再調皮的男生見到他,也是一貼藥。 他上課從來不帶教案的,牛仔褲口袋中有一本捲起來的物理書,他的那本書,前十幾頁後十幾頁都是沒有的,所以有時佈置作業還要拿同學的書來看。他是高度近視眼,看書時幾乎鼻子是貼著紙面的。 雖然沒有教案,他的物理課上得極好,能把理科的道理說到這麼透徹的,一個是初三時的他,另一個是高三的化學老師丁世德。 他極嚴厲,上課時開小差,站起來;站起來不老實,站在椅子上;再不老實,站在桌子上聽課。如果男女同學上課講話,手拉手站到教室後面去,手不許放開,你們不是要好嗎?要好連手都不牽怎麼行? 他還喜歡扔粉筆頭,看到那個學生上課出神,手中的粉筆頭真接就扔過去了;有時也扔書、扔本子,反正手邊有什麼就扔什麼,絕對武林高手風範。 有一次,也忘了我到底幹了什麼了,結果被他看到,順手就抓起「揩刷板」(滬語「黑板擦」)扔了過來,說時遲那時快,揩刷板直奔我面門而來,我急中生智一側身,險些摔到地上,結果揩刷板正中後面女生面門,一篷粉筆灰騰起來,那畫面絕不亞於周星弛的影片。 接著,那個女生就哭起來了,哭得驚天動地,哭得他也不好意思起來,連連向那個女生打招呼,然後,他問出了我這輩子聽到過的最好笑的一句話:「我扔的是你,你為什麼要躲?」 全班都笑起來,連那女生也破啼為笑,一場風波就算平息,他可能也被這場面嚇著了,倒也不再懲罰我,繼續上課了。 我在一班,還好啦,衹要物理課上老實點就是了,下了課,我們再怎麼調皮,他也不管我們。可是隔壁的二班就慘了,那真是被他修理得鬼哭狼嚎,我們那時中午下課鈴一打就衝出去搶乒乓桌,二班幾乎從來不搶的,被他看到,多半得去跑步,而且還不知道他有多少「奇出怪樣」的手段呢! 那時,有過一二個月他沒來上課,請了代課老師來教,那教學是真的沒法和他比。那時我們的班主任說他是出了車禍,他們班的同學私底下都希望他是被人打了。 他真不是位壞老師,他敢當著吳孟明和老金頭的面說他們不對,光憑這一點,就已經是個大俠了,所以雖然凶,還挺受我們喜歡的,衹是不知道他們班的同學是怎麼個體會。 據他們班的同學在幾十年後告訴我,舒老師是個「女兒控」,說是極其寶貝呵護他的女兒,當時,他們班掌握了一個規律,在下午的課上完後,去他的辦公室,透過窗看看他的包還在不在,如果包不在,就說明他去浦東接女兒下課了。那時,下午的課上完之後,大家是不能回家的,還有段「自修」的時間,所謂的自習,就是大家坐在課堂中做作業,「自修」靠的是「自覺」,所以有時候有班主任來看著,有時候卻沒有。初三的孩子能「自覺」到哪裡去?於是等他們發現舒老師的公文包不在辦公室之後,自修課就成了打閙課、打牌課。又據說舒老師很「壞」,有時他會故意把包藏起來,等自修課開始後,他到教室後門的小窗張望,要是捉到同學們打牌,他們進門活抓,把撲克牌撕了,或者當場拿出打火機來,把牌燒了。 又據老師傳來的消息,舒明明老師在北京和悉尼二邊住,與歌唱家夫人過著美好的生活……

[上海回憶]中學往事之六

經常有人問我:「你為什麼這麼會寫啊?」,仔細想想,我好像真的是挺會寫的,光是出版的作品,都有十幾本了,我一直開玩笑說,如果是木刻本的宣紙書,也算是著作等身了。 對於那個「為什麼」的問題,我的回答一直是:「語文老師教得好呀!」 我的小學和中學,都是非常好的學校,而且,好學校中還都碰上了好的語文老師,外加我來自書香門第,想寫不好文章都難。 我不喜歡做作業,小學二年級以後,我幾乎沒「正常」地做過除了作文以外的任何作業,之所以說到「正常」二字,是因為不做作業有時還是會被老師發現的,發現了之後,就要「不正常」地補上了。 作文,我倒是一直喜歡寫的,也從來沒有拖欠過作文作業,因為我寫得出來嘛!去年,馬伯庸到洛杉磯玩,我們聊到了中學的作文,中學的作文是八百個字,我和馬伯庸幾乎異口同聲地說:「八百個字?那怎麼夠啊?起個頭而已啊!」 先不說作文了,說說我的語文老師們,小學的老師顧樂靜和陸韻華,另有文章詳述,這裡就來說說中學的幾位吧! 初一初二是白瑞霖老師教的,又是一個風度超絕的女子,她的古文基本功超好,給我打下了紮實的古文基礎,以至於我到現在,依然很喜歡文言文,也喜歡看古籍。 我不是說起過的嗎?七一中學有幢三層小洋房,初一初二的教室是在小洋房裡的,那其實不算正規的教室,有的房間是方的,有的是長的,記得隔壁班就是長的,所以後排的同學離著很遠。 等陞到初三,就要搬到那幢「L」形的正式的教學樓了,初三是在底樓,我初中時在一班,也就是離當中樓梯最近的那個教室。那是開學前的一個返校日,就是付了錢領書的那個日子,一般會在八月底的某一天。 那時,我領好了書,來到那個教室,自己選了個位置,就看到座位旁有堆垃圾。這時,有個人走了進來,一個矮矮小小的女人,齊耳短髮,穿著條布褲子,上身是件暗紅花的兩用衫,腳上是雙平底的布鞋。 那時我正坐在桌子上和同學聊天,一看來了個校工,就問她有沒有掃帚,我可以把那堆垃圾掃了。她的個子不高,應該說很不高,因為我坐在桌子上,她是擡著頭跟我說話的,她說到:「你就是邵宛澍吧?『澍』是及時雨的意思,我希望你也能成為一個象及時雨一樣的人。」 媽呀,我嚇得跳起來,簡直可以說是從桌子上摔下來的。要知道,我的名字,從小到大,就沒幾個老師第一次就讀對的,他們往往是讀成「邵宛澎」的,每當讀錯,教室裡總是轟堂大笑。 可現在,一個校工,準確地讀出了我的名字,還說出名字的含義,這絕對不可能是個校工! 她就是我初三的語文老師,楊靜影先生,她不但教會了寫作,她還教會了我做人。她是我所有的老師中最樸素的一位,另一位是高三的班主任桑玉梅先生。在那次事件後,我深深地體會到了人不可貎像那句話,我再也沒有看重過「著裝」這件事,我高中的時候,名牌衣服開始流行起來,可我從來就沒放在過眼裡,直到現在,我依然穿著隨便,可能正是受了楊靜影先生的影響。 初三的男生,正是開心智的時候,楊老生給了我很大的幫助,我的人生觀、是非觀漸漸地建立了起來,我想我一生追求的「公平、公正」,正是楊老師給我打下了基調。 我的語文越來越好了,在中學畢業的時候,我成了語文狀元,我沒有參加過中考,而是根據會考成績直陞到高中部的,我的會考語文成績是區裡第一名,作文還被登到了《中學語文》雜誌上。 那是篇開放命題作文,叫做《我嚐到了__的甜頭》,我寫的是《我嚐到了嚐雨的甜頭》,說的是用精密試紙監測酸雨的故事,那時政治開明,這種「負能量」的文章照樣能夠滿分。 於是,《中學語文》的那篇文章成了我的處女作,等我到了高中,《中學語文》寄來張二塊錢的匯款單,我拿著這二塊錢去買了十本《中學語文》,至今還有五六本。很多事,第一次會很興奮,我第一次出書,是《梅璽閣閒話》,我也開著車去出版社買了好多本。 現在,我給雜誌的文章,都不要求編輯部寄雜誌給我了,甚至出新書,我也衹要個一本二本留念即可。我自己也沒搞懂,當時出錢買雜誌買書是為了什麼,我沒有送書的習慣,我一直認為送人自己寫的書是一種「格調」很低的行為,當然還有種格調更低的作者,就是別人買了書叫你簽個名,還得加上「指正」二字,又不是你送人的書,指正個什麼呀! 到了高中,已經是那個「八百個字不夠開頭」的時代了,那時的作文簿,是十五格一行,十二行一頁,那真是不夠寫,後來我就自說自話換成橫線本了,反正不用數格子,我肯定夠。 高一高二的語文老師是余又文先生,一個非常有趣的胖胖的老太太。嚴格地說,她的語文功底衹是中上水平,我那時已經是「博覽群書」了,有時問到余先生,她倒沒看過,我心中自是小小得意。 千萬別以為余先生的水平差,她的語文課上得極活,她佈置寫週記,全開放議論文,我那時特地找了本16開的大本子,每週從《新民晚報》上剪一篇下來,然是就時事論校事,著實在那兒發了不少校長與老金頭的牢騷,余先生也不以為忤,有時甚至當眾讀出來,表揚我敢說敢寫,以至我至今就沒有寫文章瞻前顧後的壞習慣。 在余又文先生的時候,有幾件軼事寫出來,與大家分享。 一是我寫了篇「萬字作文」,那次還是寫在作文簿上的,寫的是我的「情史」,寫了好幾本,一晚上寫成,所以高一的我,就有著「下筆萬言」的本事,打那以後,我就不用作文簿了。 二是有一次,我在作文中寫到:「我對爸爸說:『我的名字太難寫了,人家丁中一的名字多好寫啊!』」,余又文先生雖然給了那篇作文一個高文,但有一條旁批:「你欺負老師沒讀過瓊瑤?」,哈哈,露餡了,不過我的名字是真難寫,小時候別的同學已經開始答捲了,我連名字都沒寫完。 余先生教學真的很活,她還組織我們開展辯論,有一次,就「魚與熊掌」的辯論,她與我班一位同學互扭著胸脯吵到校長室去了,那次的是非已經記不清了,反正學生看到這種事麼肯定起鬨,於是,一群人一起到了校長室。 余先生的辯論會教會了我一分為二地看待事物,也教會了我天下事不是非黑即白的,再後來,加上我對形弍邏輯學的自學,成了我現在的風格。 余先生的時代,我的語文叫上著玩,作文叫寫著玩,無所謂多少分的,就算不是第一名麼,也總歸是前幾名的。 可是,好日子,到頭了。 高三了,換了一個老師,黃申良先生,一個大模子先生,我吵也吵不過他,打,估計也打不過,高中的我,雖然長得挺高了,可是依然瘦弱,關於我體型的故事,以後專門寫一篇。…

[上海回憶]看電影

1982年的一個早晨,七點半,我從愚園路的中實新村出來,右轉彎,再朝前,路過中實食堂,食堂的右邊有家煙紙店,那家店的老闆娘很凶,所以能不到她家買就不到她家買東西。過了中實食堂,是愚園坊,走進去第二條小弄堂的轉角,是我最要好的朋友阿開的外婆家,就在二樓。 上得二樓,先扛碰到了阿開的表妹,我至今記得表妹的名字——謝悅音,她是那時我見過的最好看的女孩子,但那時放了一個電視劇,叫做《上海灘》,上海灘告訴我們一條真理:「表妹是表哥的!」,阿開是我幼兒園的開襠褲兄弟,所以我不能有非份之想。 阿開的外公外婆是對歡喜冤家,經常爭爭吵吵磕磕碰碰,外婆的嗓門很大,我們都有點怕,等現在自己也生兒育女了,方才理解那是他們的恩恩愛愛。 阿開也來了,於是外公帶著我們下樓,左拐出弄堂,右拐繼續朝小學的方向走,也就是朝烏北菜場走,等走到愚谷村不到的地方,那兒有個車站,我們停下來等車。我們等的是20路,那個車站也只有20路,以前有20路和21路二趟車,等我們小學從臨時校舍搬入新校舍,老地方就成了21路的終點站,因為從這裡往西和20路重迭了,他們把21路中山公園的線路縮短了。 我們三個人,坐四站20路到了青海路,20路真是怪,從陝西路到王家沙是很長的一段,但從王家沙到青海路也就是過個路口而已。穿過馬路,是個永遠大門緊閉的什麼國際俱樂路,再往西走幾步,就是新華電影院。 我們是去看「早早場」的電影,八點鐘開始,我記得電影票是小學裡買到的,但我不記得到底是個什麼電影了,反正,早早場的電影是不會放太熱門的影片的。那場電影是一點都沒記住,但我還記得電影票,當時的電影票是一整本事先打過孔的本子,每張電影票是一個竪長條,最上面印著電影院的名字,再下面一行,印著「單號」或是「雙號」,與現在從左一路排號下去不同,那時的位置是當中的數字最小,最當中是一號二號,然後分單號和雙號依次加上去,左邊單號右邊雙號,因此五號座和六號座不是在一起的,和七號座才是相臨的。如果這個電影院有樓上樓下,也會出現在這一行中,「樓上單號」、「樓下雙號」等。 再下面一行,就是幾排幾座了,在那一本本的電影票沒有撕開之前,單號是一本,雙號是一本,相臨座位的票,也都是一起的。因為上面的齒孔打得不好,大多收時候撕不開,所以賣票的有個板,撕票前用板壓住了,一撕就撕下來了。 再往下,很長的一段,就是場次了,早早場、早場、午場、夜場、夜加場,後來還有通宵場,這些信息,大約會佔據電影票的三分之二,再往下,各家電影院會不一樣,有的印上地址,有的再重複一次排號位號等。 這些信息,都是事先印刷好的,因為電影院的座位是固定的,所以先印在票上。然而電影的場次,或者說開場時間是不一樣的,我上次說到過一個叫做「排片表」的事情,電影的時間是隨著排片表變化的。 日期、時間,都不是事先印在電影票上,而是通過滾輪式橡板圖章「滾」上去的,幾月幾日幾點幾分,都是臨時蓋上去的。電影票有不同的顏色,一場用一個顏色,方便領票員區分。 領票員?對的,那時是有領票員的,電影院中有好幾個領票員,在你出示了電影票後,會把電影票撕出一半再還給你,還給你的叫「票根」,像我們小孩子是無所謂的,但有無數大人由於沒有妥善處理掉票根,演繹了多少可歌可泣驚心動魄的故事啊! 領票員會一直把你帶到票上印著的座位前,等你坐下再離開,我一直懷疑這是老戲園的做派,但我的父親一定會告訴我殖民地時的上海電影院就有這個傳統。 進入電影院,暗暗的,但還是有些燈,電影院中播放著音樂,這些音樂都是放映員播放的,最早使用密紋唱片,後來是盤式的磁帶,再後來卡式磁帶,到最後用CD,現在不知道是不是用MP3的。 等電影開場,第一件事是拉幕,那時的電影院和現在的戲劇場是一樣的,有幕,每場電影開場前,就要把幕打開,那是電動的。開幕之後,先看幻燈片,也是放映員放的,電影院的美工畫在玻璃片的,先是「歡迎光臨」,再是「請保持安靜」、「請不要吃瓜子等帶有響聲的東西」,反正也沒有「請關閉手機或調至震動」,有時還會放一些「五講四美三熱愛」之類的宣傳內容。 在正片之前,會放一二個紀錄片,反正就是祖國工農業形勢一片大好,或者是重大國家事件,就和現在《新聞聯播》前三分之二差不多,《新聞聯播》後三分之一是除了中國之外的全世界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那時的紀錄片倒是沒有。 這個時段,經常有時遲到的,領票員就會打著手電筒領到位子上,那時有個規矩,開場後十五分鐘不得入場,在一開始的幻燈片上也放過,每個人都知道。 電影院的位子,左右分為三大部份,所以有二排走道,靠近走道的地方,有一個位子可以翻下來,叫做「加座」,因此每一排有四個加座,碰到特別熱門的片子,就會賣加座,我倒是沒有經歷過看電影的加座。 我見過一次加座,那是在上海崑曲界著名閨門旦華文漪去國出走後二十來年,第一次從美國回歸於上海逸夫舞台出演《牆頭馬上》,那時的劇院已經沒有翻下來的加座,硬是應觀眾要求加出一排排的圓凳來。整台戲演完,掌聲經久不息,謝幕謝了五六次,大幕拉上又打開,演員們欲罷不能,觀眾們流連忘返,當時盛況,可謂觀止,生平得見,幸哉幸哉。 有些事,是不能想像的,我前幾天才瞭解到,原來就像平安電影院,每週日上午有一場原版片場,甚至是沒有字幕的原版片,也就是現在所說的「生肉」,據說那一場全是有學問的人才來看,一般人也看不懂不是?

[上海回憶]放電影

有一次,我在機場看到有個人,拿著一個塑料的大箱子,藍色的箱體,白色的蓋子,他排在第一個,機場放人的時候,他第一個上了飛機,頭等艙的客人都得排在他的後面。那個人帶的箱子太搶眼了,有點象美國常用的戶外無電源冰箱,專門用來浸啤酒的那種,箱子很普通,但上面的字搶眼,是:「人體器官運輸專用」,我想,快遞行業中,他是最拉風的那個了吧? 我小時候,並沒有快遞業,那時的節奏其實很慢,別的不說,樣樣東西都要排隊,時間都花在排隊上,還能快得起來? 衹有一件事是快的,那就是「跑片」,也是當時極拉風的一件事。前面說了,八十年代中期,雖然已經改革開放,但節奏還沒有快起來,「三年大變樣」還沒有發生,大家生活的圈子也不大,家離單位離學校都不遠,坐車幾站路,騎車十來分鐘廿分鐘,常去的店家也無非是家附近單位附近的。 跑片,是當時唯一騎摩托車的人,在自行車都要憑票買的年代,有一幫子帥小夥騎著摩托在大街飛馳,可想而知這些人找女朋友有多輕鬆了。跑片,跑什麼片?跑電影的膠片!大家見過老式照相機的膠卷嗎?一種叫120,一種叫135,電影的膠片和135膠卷是一樣的,都是35毫米寛度,衹是照相膠卷是橫著連在一起的,上下打孔,而電影膠片是上下連在一起,左右打孔的;或者換一種說法也許更能理解,膠片膠卷是同樣的,連孔都是一樣的,衹是電影膠片上的畫面是垂直於齒孔的,而照相機成像是平行於齒孔的,所以電影膠片的晝 面其實是小於相機的。一部電影通常一百分鐘,每一秒鐘要放二十四格膠片,人物才能動起來,膠片上畫面的左邊,還有二條看似沒有規則的透明線,那是聲道,電影的聲音就是紀錄在這二條線中的。 電影膠片,叫做拷貝,行內的量詞是「本」,甚至用「本」代替名詞使用。拷貝有長有短,短的可放十分鐘,行內叫「單本」;長的時間加倍,叫做「雙本」,一百分鐘的電影,短的要放十來本。電影膠片是貴重物資,一部電影上映,衹有有限的幾個拷貝,所以要在放映的同時,在各個電影院之間傳遞膠片,這個傳遞,就叫「跑片」。 拷貝是裝在一個圓形的鋁盒子中的,從放映機上拿下來,直接放入盒子,交給跑片的。跑片的開一種「大砲」摩托車,摩托車後左右各有一隻帆布袋袋,每個袋中可以裝上幾個拷貝。還有種高級點的,是摩托車上也有二個鋁盒子,半圓形的,上面的蓋子是平的,蓋子的一頭有鉸鏈,另一頭有鎖扣,這種鋁盒子是精心設計過的,正好讓拷貝盒子坐穩,再蓋上蓋子後拷貝之間不會碰撞。 跑片的都是年輕力壯的小夥子,別小看跑片,那可是重體力活。大家都看過電影,都見到過電影的光從後方的高處出來吧?那意味著,電影膠片也要到達那個高度才行?一舨放映室都是在二樓的,跑片地要把電影膠片送到二樓去,有的電影院有運拷貝的電梯,有的沒有,沒有的就全靠跑片地拎了。還有,上海的天氣,是以糟糕聞名的,真正叫「熱起來熱殺,冷起來冷殺」,可是跑片無論酷暑嚴寒颳風落雨大風大雪,都要按時送到,個中苦楚,衹有親歷,才能感受,用跑片的話來說:「勿要講落雨落雪了,就是落鐵落刀,嚡(也)要準時送到。」我小時候,上海的夏天經常會下陣頭雨,跑片的被淋成落湯雞乃是家常便飯;至於颱風天,上海還經常「發大水」,跑片的照樣要趕上時間。 跑片的始終在路上,趕到一個電影院,把手中的拷貝放下,就拿起另一疊來,再送到下一家去。那時的風氣很好,摩托車到了,衹要熄火即可,萬不用拿粗鏈接再鎖起來,有的跑片動作快,連走帶奔就換好拷貝,他們甚至連火都不熄,也不怕摩托車被人偷走,再說了,那時壓根就沒啥人會開摩托車,想偷也偷不走。 那時的電影院,門口有張排片表,這張排片表不僅是這個電影院的電影放映安排,而且是幾個電影院協調出來的,就是因為拷貝不夠,要幾個電影院同時使用,那麼你開場後,要過多少時間可以有放完的拷貝,一本還是幾本?然後路上要多少時間,再裝到第二家的機器上要多少時間,這些都要精確地算出來,然後各家才能出排片表,所以,排片表不是自說自話,而是個真正的統籌安排,可是個大學問呢! 你們可能不知道,電影院是一個和「事故」二字緊密聯係的地方。要是跑片的沒有按時趕到,就是一個「事故」,事故是要扣獎金的。和我同年的人,可能都在電影院中看到過大銀幕上「跑片未到」的字樣,要知道,等一二分還成,時間長了大量人群聚在一起,是會燥動的,那可真是大事故了。 電影院的事故有許多,對於放映人員來說,「倒片」是最大的事故,就是畫面放顛倒了,人的頭在下腳在上,衹要是事故,就要扣獎金,「倒片」要扣一個季度的獎金,而且還會影響到年終獎的評定,想想就可怕。 雖說「倒片」是重大事故,放電影的人倒不避諱這個詞,而且還天天要說到。一般電影院有二檯放映機,一本拷貝放完後,切換到另一檯上去放,在另一檯上放映的時候,這一檯就把拷貝拿出來,再放上一本新的,等著切換回來。 放映員的工作並不輕鬆,二檯放映機若是二個人管,連飯都要分好幾次喫,要是碰到三個人搭班,那就明顯好得多了。 跑片的把拷貝送來,放映員接過後要「倒片」,因為拷貝是從放映機上取下來直接跑片的,那卷拷貝是頭卷在芯子裡,尾巴在最外面的,所以放映之前要倒一次,把頭尾換個個。倒片在倒片檯上進行,左邊一個拷貝,右邊一個空盤,空盤是二片有孔的圓鋁盤,當中有個軸將二片鋁盤連在一起,膠片就是繞著軸一圈一圈捲起來的。 倒片檯是電動的,但不要以為電動的就省事了,因為放映員在倒片時還在「檢片」。我說過,電影膠片是貴重物資,而膠片在放映的過程中會有磨損,有時會有斷片,有時會有劃線,還有時聲道會有損傷,碰到蹩腳放映員,裝片時齒孔沒有對齊也會損傷膠片,而這些所有的損傷,都要放映員在倒片時檢查出來,那樣的話,責任就是上家的了。 如果倒片時有毛病的片斷漏了過去,等放完電影,被下家的放映員在放映前發現,那麼就要「喫進」了,如果膠片被降了等級,電影院是要賠償的,落實到個人,就是事故,又要扣獎金了。 倒片的時候,還要「打馬克」,馬克,明顯是英文「mark」的音譯,打馬克的目的是為了讓另一檯放映機可以同步啟動,馬克一般打在片尾數米處,當第一檯機器的光電管探測到了馬克的信號,就會「告訴」第二檯機器開燈接手了。 由於不同電影院使用的機器不同,所以要分別打馬克,有時碰到全新的拷貝,倒片時可以稍微輕鬆一點,但馬克還是依然要打的。打過馬克的拷貝,在電影院中傳遞,等再回到手裡時,就不用再打了,但檢片時依然要仔細確認。 打馬克也有講究,二檯機器有段時間是同時運轉的,第二檯機器接到信號開始放,一開始是膠片頭上的黑片,那時點燈不會影響畫面,因為黑片不透明嘛,但要是第一檯放完,而第二檯的黑片沒有放完,說明馬克打得太短了,那時銀幕上就是黑的了,又是個事故,又要扣獎金了。 最早的時候,放電影的光,並不是燈泡,而是用一種叫做「碳棒」的東西,圓圓的尺把長的棒子,外面包有紅銅皮,一個燈箱要用二根碳棒,等碳棒通電,就會發亮,碳棒的後面有塊凹面鏡,可以聚光後反射到膠片上,在通過透鏡系統放到銀幕之上。碳棒是易耗品,一場電影要換幾次碳棒,所以放映員要仔細盯著,趁待機時調換,若是放到一半碳棒燒完,同樣是事故。等到後來,改用大功率放映燈泡,就省了很多事了。 電影膠片有時會斷掉,那倒不是什麼大事,斷了接起來就行了。接片機,是一個鐵架子,上面並排的兩個雙層扳手,把第一層扳手翻起來,在第二層上有齒,把膠捲上的孔對準齒後,蓋上第一層的扳手,左右二個扳手,下面都有刀口,用來切斷膠片,二個刀口間的距離,就是二格膠片間的間距,所以衹要把每格膠片都對準扳手,左一刀右一刀,再塗上膠水,就可以把膠片接上了。 放映員是技術活,在八十年代可牛了,倒不完全是技術牛,更多的可能是因為「手中有票」。那時個物資貧乏的年代,買水菓有限購,買糖要糖票,買糧要糧票,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是有貓膩的,自有那些售貨員可以少收或者不收票證,來把東西賣給熟人。都有哪些熟人呢?親眷,朋友,小孩的老師,其它店的售貨員,對了,還有放映員……不僅是放映員,還有電影院的售票員,電影院領導,那個時候,感覺就是特權階層,很多緊俏的商品都能弄到。 售票員其實比放映員更牛,因為電影院門口黃牛手中的票,就是售票員「發」出去的,等到售票員的熟人臨時找到電影院想看個當場票,售票員大手一揮,就能叫黃牛乖乖叫地「吐」出來,絕對是服服貼貼,沒人敢說個不字的。 放電影雖然「危機四伏」,我不是說真的有人身危險,我是說容易出錯責任重大,但是放映間的條件倒著實不錯,可謂冬暖夏涼,電影院的觀眾廳有冷氣暖氣,打開放映間的觀察孔,就可以把冷氣暖氣放進放映室,特別是大冷天,放映室還另配取暖設備,因為溫度太低的話,膠片會發脆,易斷易裂,因此從家中帶了飯去,放在取暖器上,等到要喫的時候,還是燙的呢! 今天我們聊了怎麼放電影,下回可以聊聊怎麼看電影,看電影也能聊?當然,放電影都能聊,為什麼看電影不能聊?

[上海回憶]中學往事之五

還記得嗎?我的英文是生物老師教的,那個學托福的生物老師。 我的電腦也是生物老師教的,真的,她在初中時教過我生物,結果一轉身,她又在高中教我電腦了。 那位老師叫朱光映,一個胖胖的女青年,照理說,副課的老師不會被記得這麼牢,可偏偏記住了她。不但我記住了她,我的祖母我的父母,都記住了她,說來,她和我家有些淵源。我在小學之前,住在南陽路77弄19號,就是現在恆隆廣場停車場的出風塔那個位置,正對著南陽路幼兒園,我們住址的故事,會在另一篇《調房子》中詳細討論。 南陽路的那套房子,是解放前我的祖母「頂」下來的,二樓我們家住,一樓就租出去,我出生的時候,朱光映家就住在一樓。 這些事我並不知道,直到進了中學,朱光映先把我認了出來,才告訴我她認識我,才知訴我這個故事,也許是我的名字比較特殊吧!我查過全國身份系統,全國沒人和我同名同姓的,倒是臺灣有位女作家和我同名不同姓,非常難得了。 還有一個故事,也是朱光映說的,而且衹要我在場,她逢人就講,講得讓我牙癢癢。故事是這樣的,說是十來年前,當時的十來年前,就是我還住在南陽路的時候,說是在某個冬天的下午,三四歳的我午睡醒了之後,發現家中沒有大人,就連厚衣服都沒穿就下樓找大人,結果被她發現,於是她就抱著我給我取暖,直到我的家長回來。 這樣的一個故事,是一個天不怕地不怕的調皮男孩的「汙點」,可是她把這個故事說得人儘皆知,怎能令人不恨?不過,她待我挺好的,特別是她做了電腦老師後,我還獲得了更多用電腦的機會。另外,我對這個故事是存疑的,我是二代單傳的獨子,家中對我照顧呵護備至,我祖母又以細心著稱,應該不會單獨扔在家裡的。 那個時候用電腦,有個專門的詞,叫做「上機」,電腦課是在教室裡上的,在黑板上寫的,然後專門有一節課,好像有一週一次還是二週一次,特地跑到電腦房去用電腦,就叫做「上機」。 電腦房可能是當時七一中學唯一有空調的房間,待遇比校長和教導主任還好。電腦房在三層小洋房二樓的東北角,是一個密閉的教室,進門之前要換拖鞋,所以電腦房外總是一地拖鞋,後來好像改成鞋套了,朱老師在電腦房中時還要穿白大褂,學生好像並沒有此要求。 那時的電腦,是一種叫做「Laser 200」的電腦,電腦的主機帶著鍵盤,鍵盤是黃色的橡膠塊,每個鍵上還畫著一個圖形,而顯示器其實就是普通的電視機顯像管。在電腦室的最後一排,還有二檯「Laser 310」電腦,那是200型的高級版,鍵盤的樣子也更酷一點,200型的鍵盤每個字母是分開的,而310型則和後來的蘋果II型電腦那樣,是靠在一起的。 顯示器是單色的,綠底黑字,這兩個顏色搭配影響了我的一生,我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用的編輯器是Emacs,這是種可以自定義界面的編輯器,我用的就是黑底亮錄字。 簡單來說,平時給我們「上機」的電腦是Laser 200,一種衹有6K內存的電腦,6K是個什麼概念?這篇文章寫到現在是一千多字,按一個漢字佔二個字節來計算,那就是2K沒有了,那時的整檯電腦,衹能放二三篇這樣的文章。有人問,不是有磁盤的嗎?Laser機沒有磁盤機,可以選用的外存儲器是錄音機,你沒看錯,就是普通的家用錄用機,用一根兩頭都是3.5毫米二芯插頭的連接線就可以了,一頭接錄音機的耳機孔,另一頭接電腦的輸入孔,現在很多汽車上都有一個孔,可以用線連接手機的耳機孔來把聲音放到汽車的音響上,那種線要比當年的高級,因為是立體聲的,所以是「三芯」插孔。 從磁帶上調用程序很慢,單面半個小時,本來卡式磁帶就是單面三十分鐘嘛,有些大的程序甚至要二面,那就得一個小時,所以很少有人真的會用磁帶來寫程序,估計很多同學壓根就不知道Laser機可以用磁帶來儲存,因為電腦房中並沒有配備錄音機。 磁帶更多的事用來儲存遊戲的,那種很簡單的用鍵盤控制的小遊戲,磁帶存遊戲有一點好,就是複製的時候連電腦都不需要,衹要一檯雙卡錄音機就行了,衹是在拷貝的時候最好把聲音調到最小,否則全是吱吱啞啞的噪音。 Laser 200用的計算機語言是Basic語言,當時的Basic是有行號的,每句語句前有個號碼,一般是「10、20、30」這樣的,用10跳增的好處是當中可以插入語句,比如插個「25」這樣的意思,要知道這個語言在1984年才出現在非IBM的機器上,七一中學最晚在1987年就有了自己的電腦房,著實非常厲害了。 我其實在1986年就已經是當時的電腦「高手」了,一來我在靜安區少科站和老師混了個臉熟,二來我有個要好的小學同學,他的媽是五四文化用品商店的,那時店裡有檯樣機,我在初二的暑假,天天去他媽的店裡玩電腦,那是檯Laser 310,比七一中學上課用的要高級很多。 我從高一起正式愛上了電腦,不多久後就加入了靜安區少年宮的電腦組,我進少年宮的電腦組一不是學校推薦二不是少年宮招募,而是因為我經常跟一位高年級的男生去「蹭機」。我會隔天把程序用紙筆寫好,第二天去少年宮輸入驗證,由於我的「勤奮」,終於感動了少年宮的老師,讓我做了個「編外成員」,後來我成了留守到最後的電腦組成員,也寫了最多的程序,但依然是個「編外」,可能那時的「編制」是很緊缺的吧? 少年宮用的電腦是蘋菓二型的,已經有了磁盤機,那時的五吋磁盤叫「雙面雙密度磁盤」,單面是64K,但是二面總共衹有127K,其中有1K要留給系統用。後來到了PC機的時候,五吋磁盤發展到了1.2M,尺寸外型是一模一樣的,再後來有了1.44的三吋盤,從那時起,電腦算是非常成熟了。 蘋菓機已經非常好玩了,我依然記得「call -151」指令可以進入彙編模式,使用的彙編指令集叫做「6502」,而用「pr#6」則可以輪出打印。 我的父親業餘擔任《上海集郵》的主編工作,從創刊至今主持筆政三十餘年,他當年搞過一個「年度集郵新聞十佳」的投票活動,大家把選票寄到編輯部,然後統計選票。那年,我讀高二,就用Basic語言寫了選票統計程序,把選票輸入,最後統計出結果來,當年的Basic很笨,沒法調入外部數據,衹能在主程序中用read/data語句,read語句在程序的前部,用來累加,而data語句用來存放選票內容,有幾千張選票,就有幾千行的data語句,具體做的時候還要先給選票編號,因為選票內容與最後統計結果相同的朋友是有機會抽獎的。 就這樣,從高中開始「正式」編程玩電腦,一玩就玩了幾十年,雖然從來沒有上過專業的電腦課,卻是實打實程序員出身的電腦人士,一直到後來,喫的都是電腦飯,除了大學畢業時,做過二年的設計師。 不對,我是上過電腦課的,高中時的朱光映教的,她是我初中的生物老師。

[上海回憶]中學往事之四

這些天,寫《上海回憶》,寫到了一些中學裡的事情,結果有很多同學校友找到了我,都說「你的記性怎麼那麼好?」。其實吧,就像我上一篇中說到的,我是個內向的人,內向的人與人交流少,所以就有了很多的時間來冷眼旁觀物和事。 我想,我的小學體育老師肯定不會同意的,前幾天,我們小學同學建了個群,體育老師說:「我記得你,你從小就喜歡和老師聊天、軋山湖。」所以,還好我與人交流少,要是多的話,估計老師都沒上課的機會了,都得聽我說。 其實我的記性也不是那麼好啦,比如說,初中的事,以「班級」這個單位的記憶就有些模糊了。好在,高中的班級,我記得很清楚。 高三有四個班級,一班白痴班,二班流氓班,三班革命班,四班掃盲班;直到現在,我依然認為這幾個詞語的描述實在是「穏准狠」。有趣的是,這幾個綽號被全校接受,哪怕是白痴班和流氓班的同學,也照樣認可。 白痴班的存在,實在是沒什麼存在的意義。一班學習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差的;課外活動不是最好的,同樣不是最差的;下課打球,他們永遠不會贏,但也不至於墊底;無論是批評還是表揚,都沒有他們班的事,與其它幾班風起雲湧、驚濤駭浪相比,他們始終就是個死水微瀾的狀態,老師永遠都不會用一班舉例子,永 遠不會說一班有個誰誰誰怎麼怎麼樣。學校裡好像就沒有這個班似的,甚至被叫做「白痴班」時,他們也沒有太大的反應,沒打算改個名字什麼的。 二班流氓班,就是我所在的班級,那時我們絲毫沒有為名字而忤,甚至覺得「流氓」二字帶著某種程度的「俠氣」,先不說二班,我們聊下去。 三班革命班,那是個很有趣的名字,在一個早「忘了」「革命傳統」的年代,居然有一個班被叫做了革命班,有一整個班的革命小將,真是有趣。那時,七一中學,有各種各樣的活動,黑板報比賽,詩朗誦比賽,三班永遠是最積極的,只要有三班參加的集體比賽,大家爭的就是第二名了。 記得有過一次歌詠比賽,在比賽前的二個月,三班每天下課後都留在教室裡排練,他們弄得很神秘,每天排練都把前後門關得緊緊的,還有人察看窗外有沒有人偷看偷聽。 那次歌詠比賽是在學校西北角的一個大倉庫舉行的,全校廿四個班級,記得好像有三分之一的班級唱了《團結就是力量》。那天,三班好像是唱了三個歌曲,其中一個是小組唱,還有一個是《畢業歌》,三聲部還是四聲部的合唱,我也不懂,只知道那種唱法很不簡單,因為別的班級都是一個聲音的大合唱,而三班的《畢業歌》是有高有低不一樣的聲音,甚至各個聲部之間的唱詞也是不一樣的。 「同學們,大家起來, 擔負起天下的興亡! 聽吧,滿耳是大眾的嗟傷! …… 同學們!同學們! 快拿出力量, 擔負起天下的興亡!」 我們真是被他們唱得「熱血澎湃,鬥志昂揚」,心想著該如何地報效祖國。沒有了啦,真要這麼寫,就不是閣主的寫法了,高三的我們,剛經歷了那個多事之秋,充滿了迷惘和困惑,我們看不到歌中「起來」的可能,那時的我們,有能力的想著出國,沒能力的等著高考,渾渾噩噩,不知道未來是怎麼樣的。 說起那次的歌詠比賽,我們班著實是沒有任何準備,等到要比賽了,班主任桑玉梅先生來問我們打算怎麼辦,我們如實回答:「不知道!」,流氓班嘛,事情做不好,豪氣還是要有的。 好在桑先師急中生智,給我們臨時抱了佛腳,不至於叫到班名時來個「棄權」,她教我們唱了《團結就是力量》。前面說到,有三分之一的班級唱了《團結就是力量》,所以等我們一上台,一報歌曲,下面就響起了笑聲。然而,作為出盡風頭的二班,會隨大眾、和大流嗎?當然不會,我們的第一句就和別人不一樣。 傳統的《團結就是力量》第一句就是歌名「團結就是力量」,我們唱的就不是,我們的多了二個字:「團結,團結就是力量」,第二句,和第一句一樣;第三句,和第二句一樣,也就是說和第一句也一樣;換言之,我們把一句話唱了三遍。 接著是第四句,和前三句不一樣了,先是一個字,「嗨!」,記得好像還一起跺了個腳,然後是唱詞:「團結就是力量!」 第五句,哪來的第五句啊?!在聽眾們聽到又有一首《團結就是力量》時開始笑,當他們還沒笑完的時候,我們已經紛紛跳下台了,有些人甚至開了個小差都沒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很多年以後,有人學我們當年的做派,搞出一種活動來,叫做「快閃」。 再來說四班,四班為什麼叫掃盲班呢?話說四班是全高三成績最好的,好像不管什麼樣的考試,年級排名前幾十的都是四班的,除了我班有位老兄獨得總分第一之外,從第二到第四十,好像是四班獨攬的,也就是說剩下的三個班級是在搶四十名以後的名次。 放學以後,一班肯定是沒人的,他們放學就走,二班肯定是有人的,一半左右的人,而三班四班是全班留在教室的,三班唱歌做節目,四班自習做卷子。四班的人,永遠都在學習,我們說他們就像是海綿吸水似的在學習。誰最想學習?誰學習最認真?當然是文盲啦!文盲一旦有了讀書認字的機會,哪個會不珍惜?那四班這種自發的學習熱情,非「文盲」二字莫屬了。 好了,剩下二班了,流氓班,真的流氓嗎?在北京話中,「耍流氓」指的是性侵女性,好在我們全是上海學生,整個流氓班,沒有耍過流氓。 先說一個故事吧,有一次開校會,我不是說過嗎?校會課,是大家輪的,其中有一個年級是在階梯教室中,現場聆聽校長和教導主任的訓話,其它的班級在教室裡聽廣播。那一次,我們高三「有幸」輪上,都去了階梯教室。 那次校會,校長和教導主任各拿了一隻面盆去,及其正式校會,老金頭把面盆從台下拿到台上,說:「這是我們從高三收來的撲克牌,這是從一個班級收來的一部撲克牌!」,老金頭說得義憤填膺,大力拍著桌子。老金頭說話有二個毛病,一是喜歡噴唾沬,同學們經常開玩笑說坐在前排要撐洋傘,另外老金頭說話一急,就會有大量的口水湧出來,積在嘴角的二邊,很是滑稽。 印象中,好像不僅是學生,哪怕是老師也挺怕老金頭,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考核的學生的同時,也做著考核老師的工作,教導主任,可能放在大學裡,就是黨委書記了吧?那倒真的是挺厲害的,哎,話說當年的老師們,為什麼就沒有一個想到來和同學聯手的呢? 當年的老師太天真了,當然,可能現在的我更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