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筱面村西北風味 叫西貝名字奇怪

上次和大家聊了七一中學的校辦工廠，有網（同）友（學）說七一的校辦工廠本來還有樣產品——計算尺。 這玩意現在沒人知道了，我倒是在大學中學過，我雖然讀了一個近似於美術設計的專業，可是當年由於我們這個專業是新興專業，結果誰都不知道該學點啥，連老師也不知道該教點什麼。於是我們的專業課包括了素描、色彩、平面構成、立體構成乃至含有專業暗房的攝影課，同時也學了高等數學、物理、化學、力學、電工學在內常見工程類課目。在數學、物理、力學等課程中，我們就用到了計算尺。 計算尺是由二根固定的尺、一根可以左右拉動的尺、以及一個透明的當中有根中線的滑標組成的，每根尺上都有好幾排有刻度的數值，正反面都有，隨著左右的拉動，可以查出對數、三角函數、根和冪的數值，專業的名字叫做「類比計算機」，我反正當年也「幾乎」沒學會怎麼使用，現在就別提了。計算尺在我讀大學時屬於貴重學習工具，它做得很精緻，雖然是塑料的，但拿在手裡的質感，頗有些骨質乃至象牙的感覺。計算尺有個原裝的盒子，考究的人家，還專門做個布套子裝起來。 我用的計算尺，是我爸爸的，肯定不是七一中學生產的，好像還是個進口貨。我看他用了好多年，一直覺得那東西很神奇，小時候，我想碰一下都不允許；不過，等他給我的時候，他好像也有多年不用了。 說到計算尺，我還想起了另外一個東西來，學名可以稱之為「查找式計算機」，我起的名字。那是什麼呢？就是一本常用運算結果的本子，也有對數、三角函數、根和冪等，那本東西叫做《數學用表》，只要查就可以了。 我可能是最後一批使用計算尺和數學用表的人了，我是指在上海，因為等到大二的時候，就允許用科學計算器了，那時德州儀器還沒有進入中國，我們用的都是卡西歐的，那東西當時很貴，甚至超過大多數家長的工資，相對來說可比蘋菓手機貴多了，所以家境不好買不起的學生，可以問學校借，也可以繼續使用計算尺。 本來要聊小學的校辦工廠的，開個頭，八百個字就沒了。 我的小學，是全中國最牛的小學之一，這個之一，不會超過十所。雖然是個區辦小學，但級別是「市重點」，甚至是全國聞名的市重點，在撥亂反正後很長的一段時間，擔任著全國小學教學領頭軍的責任。 我的小學叫做上海市第一師範學校附屬小學，簡稱「一師附小」，我是1978年進的小學，也是文革之後第一批入學的，所以在校期間，我沒有遇到過高年級的學長。 是的，我在高中時，有高我們一級的學長，那些人，其實也是和我們同一年入學的，只是他們的小學讀了五年，我讀了六年，那是另外一個故事。 那麼好的一個小學，入學時卻連校舍都沒有，還在造。我們讀書的地方，在如今愚園路和愚園支路交叉的那個路口的三角尖上，在華山路的西邊。那時有個圍牆，圍牆中有幾幢平房，就是我們的學校了，也就是如今上海靜安立體停車庫的那個位置。 那個時候，從愚園路進入校門，左手有一排長平房，是我們的教室和辦公室，總共一個年級，所有的老師都在一起辦公。右邊呢，就是我們的校辦工廠，一個大大的平房。 校辦工廠的固定生產產品，是一種曾經非常流行的東西——油畫棒，對的，就是馬利牌，馬利牌油畫棒，就是在我教室「貼隔壁」生產出來的。 油畫棒的生產，是要加熱的，油總要化開的吧？油化開再加顏料，然後倒進一個很土法的機器，待稍微冷卻後，一壓，一根根的油畫棒就出來了，我總覺得那個機器，和做煤餅的機器是異曲同工的，只是反其道而用之，煤餅機做出來的是洞，油畫棒做出來的是洞中的芯子。做好的油畫棒包上紙，再裝盒，就完成了。 我已經忘了是否參與過包紙和裝盒的工作，倒是依然記得沒少撿斷了的油畫棒，次品的油畫棒就堆在校辦工廠的門口，撿上幾支連老師都懶得來管。 我肯定是參與過校辦工廠的生產的，我們那時有勞動課，好像是每週三的下午，對於我這種「心靈手巧」的男生來講，那根本不是勞動，好玩極了。 我做過電阻，勞動課時，每人發一根斷的鋸條，一塊小木板，一把電阻。電阻有二個引腳，我們的任務就是把引腳放在小木板上，電阻露在小木板之外，引腳才能放平在木板之上。然後我們就用鋸條的斷口，去刮電阻的引腳，刮去上面的氧化層，直到亮銅色露出來。 刮完一個引腳，再刮另一個，刮好的電阻交給老師。老師？現在想來可能是校辦工廠的工人，他的面前有個電爐，電爐上有個坩堝，裡面有融化的金屬，現在想來可能是鍚之類的低融點金屬。老師戴著手套，把排齊的電阻引腳浸到金屬融液中，再拿出來，快速浸到冷水裡，只聽「滋」的一聲，一頭的引腳就做好了，然後接著做另一頭。 記得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做的電阻是小小的，上面標著數字，後來數字沒有了，變成了四條各種顏色的環。老師說那是表示電阻數字的，並且教了我們解讀的方法，小時候學的忘不了，後來在我大學時做七晶體管收音機的時候，依然記得。 除了電阻，我還刮過電容的引腳，電容要比電阻胖得多，而且引腳的位置也不一樣，很容易分辨。雖然單個的電阻和電容根本沒用，但是他們經常會「莫名其妙」地出現在我的口袋裡，家裡的人也搞不懂，當時是我奶奶每天接送我的，奶奶有嚴厲，絕不允許走在路上撿東西玩，於是我口袋裡的電阻和電容就成了謎，對了，還有斷油畫棒。 我在勞動課上，還幹過一件事，就是剝雲母片。可能是看中了小孩子眼明心細，所以讓我們幹這件事。到我們手上的時候，是一片厚的雲母塊，記得就像一盒火柴似的，用鑷子仔細地揭挑，可以剝下很薄的透明的單層雲母片來，剝下來的雲母放在一張薄紙上，然後再剝第二片。記得我手腳很快，一堂勞動課，可以剝出一大疊雲母片來。 現在想想，當時的學校膽子也真是夠大的，我們剝雲母片，連個口罩、手套都沒有，好在當時也沒發生什麼嚴重過敏的事故，要是放到現在，被家長發現孩子在做「童工」，而且是這種「高危童工」。單層的雲母片晶瑩透亮，非常漂亮，只是雲母片非常脆，一不小心就破了，所以也就沒有意外地出現在我口袋裡。 等二年以後，我們的校舍完工，就搬到了新地方，好像也就再也沒有參與過校辦工廠的生產了。

經常有人問我：「你為什麼這麼會寫啊？」，仔細想想，我好像真的是挺會寫的，光是出版的作品，都有十幾本了，我一直開玩笑說，如果是木刻本的宣紙書，也算是著作等身了。 對於那個「為什麼」的問題，我的回答一直是：「語文老師教得好呀！」 我的小學和中學，都是非常好的學校，而且，好學校中還都碰上了好的語文老師，外加我來自書香門第，想寫不好文章都難。 我不喜歡做作業，小學二年級以後，我幾乎沒「正常」地做過除了作文以外的任何作業，之所以說到「正常」二字，是因為不做作業有時還是會被老師發現的，發現了之後，就要「不正常」地補上了。 作文，我倒是一直喜歡寫的，也從來沒有拖欠過作文作業，因為我寫得出來嘛！去年，馬伯庸到洛杉磯玩，我們聊到了中學的作文，中學的作文是八百個字，我和馬伯庸幾乎異口同聲地說：「八百個字？那怎麼夠啊？起個頭而已啊！」 先不說作文了，說說我的語文老師們，小學的老師顧樂靜和陸韻華，另有文章詳述，這裡就來說說中學的幾位吧！ 初一初二是白瑞霖老師教的，又是一個風度超絕的女子，她的古文基本功超好，給我打下了紮實的古文基礎，以至於我到現在，依然很喜歡文言文，也喜歡看古籍。 我不是說起過的嗎？七一中學有幢三層小洋房，初一初二的教室是在小洋房裡的，那其實不算正規的教室，有的房間是方的，有的是長的，記得隔壁班就是長的，所以後排的同學離著很遠。 等陞到初三，就要搬到那幢「L」形的正式的教學樓了，初三是在底樓，我初中時在一班，也就是離當中樓梯最近的那個教室。那是開學前的一個返校日，就是付了錢領書的那個日子，一般會在八月底的某一天。 那時，我領好了書，來到那個教室，自己選了個位置，就看到座位旁有堆垃圾。這時，有個人走了進來，一個矮矮小小的女人，齊耳短髮，穿著條布褲子，上身是件暗紅花的兩用衫，腳上是雙平底的布鞋。 那時我正坐在桌子上和同學聊天，一看來了個校工，就問她有沒有掃帚，我可以把那堆垃圾掃了。她的個子不高，應該說很不高，因為我坐在桌子上，她是擡著頭跟我說話的，她說到：「你就是邵宛澍吧？『澍』是及時雨的意思，我希望你也能成為一個象及時雨一樣的人。」 媽呀，我嚇得跳起來，簡直可以說是從桌子上摔下來的。要知道，我的名字，從小到大，就沒幾個老師第一次就讀對的，他們往往是讀成「邵宛澎」的，每當讀錯，教室裡總是轟堂大笑。 可現在，一個校工，準確地讀出了我的名字，還說出名字的含義，這絕對不可能是個校工！ 她就是我初三的語文老師，楊靜影先生，她不但教會了寫作，她還教會了我做人。她是我所有的老師中最樸素的一位，另一位是高三的班主任桑玉梅先生。在那次事件後，我深深地體會到了人不可貎像那句話，我再也沒有看重過「著裝」這件事，我高中的時候，名牌衣服開始流行起來，可我從來就沒放在過眼裡，直到現在，我依然穿著隨便，可能正是受了楊靜影先生的影響。 初三的男生，正是開心智的時候，楊老生給了我很大的幫助，我的人生觀、是非觀漸漸地建立了起來，我想我一生追求的「公平、公正」，正是楊老師給我打下了基調。 我的語文越來越好了，在中學畢業的時候，我成了語文狀元，我沒有參加過中考，而是根據會考成績直陞到高中部的，我的會考語文成績是區裡第一名，作文還被登到了《中學語文》雜誌上。 那是篇開放命題作文，叫做《我嚐到了__的甜頭》，我寫的是《我嚐到了嚐雨的甜頭》，說的是用精密試紙監測酸雨的故事，那時政治開明，這種「負能量」的文章照樣能夠滿分。 於是，《中學語文》的那篇文章成了我的處女作，等我到了高中，《中學語文》寄來張二塊錢的匯款單，我拿著這二塊錢去買了十本《中學語文》，至今還有五六本。很多事，第一次會很興奮，我第一次出書，是《梅璽閣閒話》，我也開著車去出版社買了好多本。 現在，我給雜誌的文章，都不要求編輯部寄雜誌給我了，甚至出新書，我也衹要個一本二本留念即可。我自己也沒搞懂，當時出錢買雜誌買書是為了什麼，我沒有送書的習慣，我一直認為送人自己寫的書是一種「格調」很低的行為，當然還有種格調更低的作者，就是別人買了書叫你簽個名，還得加上「指正」二字，又不是你送人的書，指正個什麼呀！ 到了高中，已經是那個「八百個字不夠開頭」的時代了，那時的作文簿，是十五格一行，十二行一頁，那真是不夠寫，後來我就自說自話換成橫線本了，反正不用數格子，我肯定夠。 高一高二的語文老師是余又文先生，一個非常有趣的胖胖的老太太。嚴格地說，她的語文功底衹是中上水平，我那時已經是「博覽群書」了，有時問到余先生，她倒沒看過，我心中自是小小得意。 千萬別以為余先生的水平差，她的語文課上得極活，她佈置寫週記，全開放議論文，我那時特地找了本16開的大本子，每週從《新民晚報》上剪一篇下來，然是就時事論校事，著實在那兒發了不少校長與老金頭的牢騷，余先生也不以為忤，有時甚至當眾讀出來，表揚我敢說敢寫，以至我至今就沒有寫文章瞻前顧後的壞習慣。 在余又文先生的時候，有幾件軼事寫出來，與大家分享。 一是我寫了篇「萬字作文」，那次還是寫在作文簿上的，寫的是我的「情史」，寫了好幾本，一晚上寫成，所以高一的我，就有著「下筆萬言」的本事，打那以後，我就不用作文簿了。 二是有一次，我在作文中寫到：「我對爸爸說：『我的名字太難寫了，人家丁中一的名字多好寫啊！』」，余又文先生雖然給了那篇作文一個高文，但有一條旁批：「你欺負老師沒讀過瓊瑤？」，哈哈，露餡了，不過我的名字是真難寫，小時候別的同學已經開始答捲了，我連名字都沒寫完。 余先生教學真的很活，她還組織我們開展辯論，有一次，就「魚與熊掌」的辯論，她與我班一位同學互扭著胸脯吵到校長室去了，那次的是非已經記不清了，反正學生看到這種事麼肯定起鬨，於是，一群人一起到了校長室。 余先生的辯論會教會了我一分為二地看待事物，也教會了我天下事不是非黑即白的，再後來，加上我對形弍邏輯學的自學，成了我現在的風格。 余先生的時代，我的語文叫上著玩，作文叫寫著玩，無所謂多少分的，就算不是第一名麼，也總歸是前幾名的。 可是，好日子，到頭了。 高三了，換了一個老師，黃申良先生，一個大模子先生，我吵也吵不過他，打，估計也打不過，高中的我，雖然長得挺高了，可是依然瘦弱，關於我體型的故事，以後專門寫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