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筱面村西北風味 叫西貝名字奇怪

七一中學是每天上午七點三刻開課，每天課前，會有幾個學生站在校門口，列表歡迎同學和老師，這些學生是輪流的，一個個班一個個小隊輪。老金頭每天都會出現在校門口，他在那兒盯著學生們，哪位同學沒戴校徽，哪位女同學沒扎頭髮，都會被他糾出來，記到他的工作手冊上。 七一中學的規矩很嚴格，一學期中遲到三次，就要受到處分，記小過一次，老金頭也負責每天在校門口守著紀錄遲到的學生。不過這個規矩有個很大的漏洞，遲到是由老金頭記的，他可絕對不循私；可是曠課是由當班老師統計的，大多數老師並不管出勤，或者是眼開眼閉的。所以，如果眼看著要遲到了，那就乾脆第一節就不去上了，等第一節課下課後偷偷溜進學校就是了，那時老金頭已經不在校門口了。 早操，是在第一節課後進行的，那時全校排隊進操場，老金頭會站在主席臺上「閱兵」，所以不能兼顧校門，那時，就可以輕鬆地「乘亂」混進學校了。 沒人不恨老金頭的！ 一來，恨他那本變天賬閻王簿；二來，所有的處分和懲罰，都是教導處發出的，他是教導主任，不恨他恨誰？ 還有一點，老金頭是教政治的，他平時在校會的訓話，和他的政治課，幾乎是一樣的。我的中學時代，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政治最開明的時代，各種新思潮風起雲湧，我們這些年輕人更是接受了各種「西風東漸」的教育。老金頭教的政治，還沒有脫離時代的烙印，你想呀，誰會買他的賬啊？我在想，可能那個時候，全校上下所有師生，衹剩老金頭一個還相信著他嘴裡說的東西，或許，他自己都不信，亦未可知。 一個極右的校長，一個極左的教導主任，這個學校想不有趣都難。 有一件有趣的事，我的英文是生物老師教的。那時已經是高三了，同學間瀰漫著一股神秘的氣息，整個社會也都在燥動著。淮海路上的美國領事館門口天天排著長隊，附近的居民帶著躺椅隔天晚上就去排隊，到了早上，把佔的位子賣給真正來簽證的人。那時賺錢太好賺了，有人就是手中拿個飯糰，每一粒飯都能賣錢，賣給那些需要把照片粘到申請表上的人。 我說過，上海是個相當「崇洋媚外」的地方，那段時間，頗有種山雨慾來前的瘋狂，每一家每一戶，好像都在想方設法地出國，但凡家中有國外的親戚，總希冀著是否通過他們把家裡的小輩「弄出去」。那時最熱閙的，就是「讀托福」，我們的同學中有好個週末在外面上課的，學的就是托福。 高三的英語老師，教得很差，差到那些在外面讀托福的同學，發現她講錯了許多地方。她的教書，既沒有教師的魅力，也沒有知識的傳遞，她甚至連維持課堂秩序的本事都沒有。你想吧，這英語課得有多亂，下面喫東西的，打牌的，吹牛的，感覺上老師既不想把課上好，學生也沒打算配合，反正，高三的英語課，就成了個笑話。最後，英語課變成了一個佈置作業卻不教怎麼做的怪事。 好多人都在讀托福，高中的生物老師是位二十出頭的姑娘，她也在讀托福，她讀得很認真，認真到她的生物課，她叫大家自己看書，她自己讀托福。同學們若是問她生物的題目，她一概叫你去書上找答案，有趣的是，當同學去問她英文題時，她總能耐心地解答，一來二去的，她的生物課不再上生物，實實在在地變成了英文課。 可是「好景」不長，那位生物老師可能托福讀得太好，終於有一天，不再出現了，多半是遠渡重洋去了，我們的英文水平自然就更差了。高中時，我在二班，三班四班的英語是另一位男老師教的，他是四班班主任的丈夫，他們一個教英語一個教語文，都是有名的特級教師，在那個普遍在外補課的年代，他倆是有錢都難請到的老師，想必是屬於一部分「先富起來」的老師吧！ 我們的班主任實在看不下去了，就去和那位老師商量，希望他能教教我們的英語，我們二班，還有一班，都希望他能給我們補補課。所有的老師和學生都瞞著那位教不好英語的女老師，我們在放學之後，假裝散課，再偷偷地回到學校，可是不回到自己的教室，而是從側梯來到四樓的階梯教室，由那位男老師來給我們二個班的同學上課。 現在想來，要有很多人參與其中，不但要驚動管階梯教室的人，多半還要給校長打個招呼，英語教研組倒是不怕，那位男老師就是教研組長，至於他老婆，不但是語文教研組長，還是年級組長。這是一個系統性地瞞著一個人的行為，可想而知，這位的口碑和名聲，該是如何地掃地了。同學們都知道此事辦成不易，個個都在階梯教室很認真，比平時班主任上課還要老實，老師又好，學生又想學，這一來二去的，立刻把課補了上去，記得那時好像是一週補二次夜課，一連補了幾個月的課，直到高考。我現在依然記得那「鬼鬼祟祟」去階梯教室時的興奮勁頭，那種在班主任帶領下做壞事的暢快。 別說「知恩圖報」了，我甚至都沒有記住那位男老師的名字，雖然那時「向錢看」的風氣已然肇始，但那位老師沒有收我們的錢，真正是義務在教我們。他們夫妻二個，在我眼裡，就像是神仙俠侶般的存在。 據說那位女老師，在我們之後再也沒教過書，據說還高陞了，去了本區的某個學校擔任了領導崗位。我想天下其實是沒有秘密的，她的「被代課」故事多半會傳到她的新學校，不知她是如何化解的。 我的語文老師也在把我們送到大學後不幹了，據說是「再也教不出比『我』更好的學生了」，據「我」說的，他在當年離開了七一中學，數年之後，成為了一代「股神」。生物老師教英文，語文老師成股神，這就是我的中學，有趣吧？ 有些事，現在回想起來，可能有點誤解和誤會，我並不是指英文課的事，我是說老金頭。 不知為什麼，大學中學小學，我總共衹參加過一次半同學聚會，一次是事先說好參加的，半次是臨時起意半途加入的。我很不樂衷於同學聚會這種活動，我說過的，我是個非常內向的人；另外，眼看著女神變成了大媽，醜小鴨成了天鵝，我不太能接受這樣的戲劇性，我想，還是留點美好的回憶吧，就像這組文章那樣。 那次的同學聚會，已經高中畢業十多年了，我是帶著女兒去的，那頓飯，我們同學還請來了高三的班主任，一位老公受過長期迫害的開明政治老師，她是那種慈愛的母親式的老師，同樣教政治，她教的就和老金頭大不一樣。 那頓飯上，據這位班主任說，老金頭其實心腸很好，經常去問班主任們那些受了處分的同學有沒有立功表現，可以用來撤銷處分。想想也是，處分應該是個集體訣議，但宣佈的卻是老金頭，他為集體做了「墊刀頭」；就像現在，人們會把矛頭指向發言人，卻忽略了發言人代表的實體那樣。

1993年的秋天，在天平路的一戶居民家中，一樓的大房間外是個小院子，小院子中有間搭出來的小屋。雖然已經秋天，但是小屋依然悶熱，沒有空調，衹有臺電風扇，但是一房間中好幾個男生，依然散發著燥熱，寫字桌前已經擠了二三個人，我衹能坐在床上，視線越過他們的頭，看著寫字檯上的電腦屏幕。 電腦的主機放在桌下，顯示器雖然衹有十四英吋，卻是個大傢伙，左右佔據了一半寫字桌，前後更是完全佔滿，鍵盤衹能放在拉出來的抽屜上，那種顯示器發熱很厲害，讓原本就逼仄的小屋更熱了。 電腦用的是Windows 3.1系統，英文版的，為了使用中文，要安裝一個叫做「中文之星」的軟件，中文之星是單向型的，裝上就卸不下來了，中文之星不但提供了中文環境，連電腦菜單都會變成中文的，我們當時覺得很神奇。 「吱吱吱」，愛普生針式打印機響著，很慢很慢，所以噪音響了許久，打印機的色帶被事先拿走，專門為了這個特殊的打印。最後，打印機終於吐出了一張半透明深藍色紙來，上面有著淡淡的白色字跡，深藍色紙下襯著一著薄薄的棉紙，再下面還有張格子紙。 「成功啦！成功啦！」 那是我們大學文學社第一次用電腦排版來製作蠟紙，在文學社成員學弟張睿無數次地試驗後，終於成功地打印到了蠟紙上。 等蠟紙打印好，我們小心地把它拿到了學校裡，千萬要小心，有一條摺痕壓痕印痕，最終印出來的東西，就會多一條莫名其妙的黑線出來。回到學校，我們拿出笨重的油印機，取掉笨重的蓋子，把蠟紙覆到黜黑的滾筒上，把一疊白紙鋪到一邊的進紙輪下面。 想想現在的激光打印機真是發達，快的一分鐘可以打幾十張，我們當時油印校刊，要用這個手搖的油印機，一張張搖出來，雖說進紙也是自動的，但是那個進紙輪很笨，每印一張，都要掀起面上的那張紙，把下面的紙壓住，否則，會一下子進個二張三張四張，都有可能，沒有定數。 先要一張張印出來，等油墨乾了，再印反面，等很多張都印好，還要裝訂，然後發給訂戶，說是訂戶，實際上是按班攤派的，倒是沒有靠學校的行政壓力，靠的是真誠和皮厚。 我們這樣的印法，其實已經是鳥槍換炮後的了，在這之前，我們是鐵筆手寫的蠟紙，手推油印出來，與我小學時的一樣。 時間閃回到1979年，那個後來變成21路終點站的平房，老師在刻蠟紙。 冬天，顧老師坐在辦公室裡，天已經很冷，她戴著半指絨線手套，還揣著熱水袋。她的面前擺放著一張蠟紙，蠟紙是透明的，下面印著橫線和竪線，組成了一個個一釐米見方的小格子，以便對齋。蠟紙的下面，是一塊木板，木板當中鑲著一塊薄的鐵板。所謂刻蠟紙，就是用鐵板墊著，用鐵筆在蠟紙上書寫，鐵筆是塑料的，衹是前端有一根鋼針，鋼汁並不是太尖，否則容易戳破蠟紙。 天冷，手卻不能焐得太熱，否則蠟紙上的蠟會化，化開的地方印出來，會有團黑影。油印的原理是用鐵筆書寫，寫過的地方蠟紙上的蠟被刮去，油墨就能滲透過去，留在紙上，「拷貝」出蠟筆相同的內容。 寫字，難免會有寫錯的時候，不要緊，有修改液，那是個玻璃的小瓶，瓶蓋上連著一把小刷子，把瓶蓋打開，小刷子上沾著塗改液，塗到要修改的地方，待乾了後可以再寫。 那時，是手推的油印機，說是機器，也就是個木框，木框靠近操作員的地方，當中有個把手。木框把蠟紙夾住，下面放紙，用一個與木框等寛的滾筒，蘸好了油黑，左手壓緊木框，右手捏住滾筒的把手用手往前推到底，然後拿起滾筒，掀開木框，下面就有張印好的紙了，對的，當時來說，就是考捲了。 那時，老師們很喜歡「差」學生做事，學生們也很喜歡幫老師做事，被「差」的學生，還頗有種榮譽感。唯獨這印考卷的事，雖說又髒又累，卻沒法讓學生來做，衹能親力親為。我依稀記得，等到了高年級，好像有過測驗卷子是同學幫忙刻的蠟紙，我們班有個「四條槓」的大隊長，是「紅領巾列車」的副列車長，不對，我們班有二個四條槓，是正副列車長，刻蠟紙的是那位副列車長，笑容甜美的顧錚鋒，也可能是「崢峰」。她有一個深深的酒窩，一笑就很甜，之所以我記得這清楚，是因為她寫過一篇作文，那篇作文成了範文，老師讀出來給全班聽，其中有個情節就是她曾經打算用筷子在另一邊臉上鑽個對稱的酒窩出來。 有些事不是記得太清了，可能卷子不是她刻的，那麼就是有通知是她刻的，等我們三年級搬到新校舍，那時不用老師自己印蠟紙了，那裡有專門的油印室，記得好像是在二樓，進門上樓轉角的地方。 蠟紙、油印，是七八十年代很普遍的一件事，各大工礦企業的通知，政府機關的文件，各種各樣的小規模宣傳品，都是用蠟紙和油印的，無外乎就是手推式油印機和手搖式的區別，但是製作蠟紙，還是好幾種的，手刻衹是其中一種，當時叫做「謄蠟紙」。 英文老師就不用謄蠟紙，他們可以用英文打字機，把色帶拿掉就可以打，不像後來我們用電腦打時，要買專門的打印蠟紙。不用英文老師也不能全用英文打字機，有時有「中翻英」的題目，還是要用到鐵板鐵筆。 大的單位，有中文打字機，好像我們中學就有，但那是印考卷的地方，學生是進不去的，要等到我大學畢業，進了單位，才得見盧山真面目。 說是打字機，與英文打字機幾十個鍵不同，中文打字機，衹有一個鍵，一個長長的鍵，鍵上有個把手，打的時候，要捏住整個把上，用力壓下去。中文打字機有個字盤，字盤中放著幾千個常用字，打字的時候，打字員坐得高高的，左手推動字盤，字盤可以前後左右移動，把要打的字移到那個把手相應的位置上，壓動手柄，就把擡起那個鉛字，打印到前面的滾筒上，滾筒裝上蠟紙，打出來的就可以油印了。 中文打字，是個高技術的體力活，要學習很久才能掌握，不僅要「對準」鉛字，還要背出字在字盤中位置，要牢記幾千個字的位置，據說字盤還能換，還有非常用字字盤。 還據說，中文打字機最早是林語堂發明的，沒想到吧，1946年！不過林語堂發明的不是這種死板的字盤式，而是一種基於字形的滾筒式字模打字機，鍵盤是類似英文打字機的六十四個鍵，每個字按三鍵，就能通過機械的方法在滾筒中的七千個字中找到相應的字，簡直可以說基於字形的中文輸入法，是林語堂發明的，用一種機械的方法完成了電腦的輸入法，他的那檯打字機，還可以整合部首，打出冷僻字，總供可以打出九萬個漢字來。後來到了1979年，還真有電腦公司買了林語堂的輸入法，起名「簡易輸入法」，不過衹在臺灣地區推廣，所以我們並不知道。 由於我們的政府深知油印物的力量，當年的傳單就是手刻蠟紙，手推油印的，所以在我中小學那個時候，對於蠟紙的管控是很嚴格的。個人，是買不到蠟紙的，想買蠟紙，要有單位的介紹信，買來的蠟紙有專人保管，需要用的時候去領。領來之後，刻蠟紙也好，打蠟紙也好，都要有紀錄，不但如此，刻壞的蠟紙，還要還回去，不能有一張蠟紙流落在外。別說那個時候了，就是我們讀大學要印校刊的時候，依稀記得還是去學生處開了介紹信才買到的蠟紙，衹是買來後的管理沒有那麼嚴格了。 油印的卷子，是有油墨香氣的，哪怕做不出題，但香氣還是在的。我記得在高中後期，好像有些卷子就已經不是油印的了，而是複印的，但也可能記錯了，附近有個延中複印社，後來成了上市公司。反正，等我讀大學時，幾乎已經看不到油印的東西了，除了我們親手編的校刊，說是校刊，其實就是文學社的社刊，一份非法出版物，因為學校沒有校刊，我們就「僭越」成了校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