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stre Sacré: The Decadent World of Sinmay Zau

（原文：https://www.sohu.com/a/309531110_182423 作者：周立民） | 巴金和邵洵美，顯然不在一個朋友圈內，不過，他們的朋友圈中卻有不少共同的朋友，如此說來，兩個人能否相遇呢？ 1926年5月，詩人梁宗岱在巴黎送給邵洵美一本盧梭的《懺悔錄》，書的環襯頁上，有梁宗岱的題詞：「洵美由英歸國，道經巴黎，以此持贈，並藉以寄我火熱的相思於祖國也。宗岱一九二六，五，二一法京。」抗戰時期，這本書在重慶為巴金所得，並一直珍藏，晚年捐給上海圖書館。一本書，三位中國現代作家，這也算是一段饒有興趣的佳話。 《死去的人》1931年版英文本封面 巴金與邵洵美的書緣並未盡於此，他還買過另外一本邵洵美的藏書。那是勞倫斯的中篇小說《死去的人》（THE MAN WHO DIED），一本細條的十六開精裝書，毛邊本，倫敦MARTIN SECKER有限公司1931年出版。正文前有標註：此版本限印2000冊，僅在英國和美國發行。另有說明：這個小說最初的標題是《逃亡的公雞》，現在的題目是作者死前不久決定的。八十八年過去了，這本書已經有些陳舊，墨綠色的布面已經失去它最初的顏色，但是封面正中燙金的一隻展翅的水鳥的標誌仍然金色飽滿。書的前環襯靠近訂口處有邵洵美以濃墨工整地簽下的「洵美」二字，下面鈐一方閒章，印文是「自得其樂」。這清楚地表明，此書原本為邵洵美藏書。書的扉頁上有一個用鋼筆書寫的大大的「金」字，這是巴金藏書中的習見簽名。它什麼時候歸巴金所有呢？在封三處，有一枚「外文舊書門市部」小條章，上面標著售價1元。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巴金是舊書店、外文書店的常客，此書應當購於那時。   《死去的人》一九三一年版英文本扉頁上的巴金簽名（上）和環襯上邵洵美的簽名 這不是邵洵美的普通藏書，他還為它寫過書評。勞倫斯，是邵洵美頗為關注的一個作家，1934年，他撰文《讀勞倫斯小說——復郁達夫先生》，文中說《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他「前後曾讀過五次」，並藏有勞倫斯私印初版本和後來出版的廉價普及本。他還透露：「我在前年的秋天，曾譯了他的一部中篇故事《逃走了的雄雞》……」（《讀勞倫斯小說——復郁達夫先生》，陳子善編《洵美文存》第222頁，遼寧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版），它正是這本《死去的人》。1931年10月，邵洵美在《新月》第3卷第10號上發表書評，認為勞倫斯要表達的是：「耶穌不應當為了想貫徹自己的思想而便要他的肉體犧牲了應有的享受以經歷不應有的痛苦。」（《〈逃走了的雄雞〉》，《洵美文存》第215頁）從相關文字看，邵洵美在1932年已經譯完這部小說。1934年《美術》雜誌第1卷第1期還曾刊出過畫家張光宇為此書設計的封面，畫面上是一個像邵洵美模樣的人，赤著腳，捧著一隻公雞。不知道什麼原因，此書當時沒有出版單行本，直到1938年才在《純文藝》雜誌上發表，現在我們能看到的也僅僅是刊出的兩期，不過六七千字篇幅。但願有一天，我們能夠有幸欣賞到邵氏譯文的全篇。我還注意：在《新月》月刊上寫書評，邵洵美依據的並非是後來巴金藏的這本書，而是題為The Escaped  Cock這個本子，是巴黎Black Sun Press出版的，也就是說，此書，他至少有兩個版本。一本喜愛的書擁有多個版本，這也是巴金的習慣。 張光宇為邵洵美譯作《逃走了的雄雞》設計的封面圖 巴金與邵洵美的另外一樁書緣，是邵洵美創辦的第一出版社為巴金出版了《巴金自傳》。這是「自傳叢書」的一本，邵洵美聽了胡適鼓動，認為「中國缺乏傳記文學」，便起意出版「自傳叢書」，這套書實際出版了沈從文、張資平、廬隱、巴金和許欽文的五種，邵洵美為《巴金自傳》寫出版介紹是這樣： 巴金先生的作品，充滿了人間的苦悶和哀愁，但有一貫的對人間的愛的感情流注著。他這一種對於人間的愛，對於真理的熱情，是怎樣孕育產生的呢？先生為四川世家子，自來上層階級，每多革命前鋒，因他們才能真知灼見自己一類的罪惡，而同情於被壓迫者。因為厭惡自己，人生途中便到處都是悲哀，又因為同情於他人，所以有愛的流貫。一切文章作品，都和作者的環境有很深關係的。《巴金自傳》讀過之後，你便能真個瞭解巴金的人和作品了。這不僅是廣告的文詞，但有真正的廣告價值，也應得是真正的廣告。（原載1934年11月3日《人言週刊》第1卷38期，現收《洵美文存》第298頁） 巴金對這本書並不滿意。很重要的原因是書名由《斷片的回憶》被改成《巴金自傳》。估計編者是為了統一叢書中各本的書名，也是為了招徠讀者才這麼做的。偏偏巴金他向來不喜歡做名人，更不大喜歡名人的做派。還有些細微的原因，「我不滿意它，因為除了錯字多、售價貴以外，它還比我的原稿少一章，那是被審查會刪去了的。」（《〈憶〉後記》，《巴金全集》第12卷第44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此書售價是大洋六角，我查了一下後來出版的《憶》，內容比此書幾乎多一倍，平裝三角，精裝四角五分，雖然《巴金自傳》紙張要好一些，相比之下還是貴了些。刪去的文章是《信仰與活動》，也是書中意義非凡的一篇，作者都不高興自己的書殘缺不全。1936年，改名《憶》，增補了幾篇文章，巴金在自己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了此書的新版，這也是以後通行的版本。而以《巴金自傳》為名的這本，僅印一版，倒成了稀罕版本。 這是巴金與邵洵美的「隔空」交往，在1930年代，他們同在上海，是否有過面對面的接觸呢？ 1936年2月出版的《六藝》雜誌中有一幅魯少飛畫的《文壇茶話圖》，上面「坐在主人地位的是著名的孟嘗君邵洵美」，邵洵美請客不是稀奇事，他能否請座中諸人才是一個問題。退一步講，即便是在畫家設計的虛擬場景中，巴金和魯迅也是站在離邵氏很遠的另一端。巴金和邵洵美，顯然不在一個朋友圈內，不過，他們的朋友圈中卻有不少共同的朋友，如此說來，兩個人能否相遇呢？我只能說有這個機會，可是我還沒有找到具體證據。近年來陸續發表的傅彥長日記中，對三十年代上海文人的交遊情況記載甚多，其中涉及邵洵美之處很多，談到巴金的也有。可是，關於兩個人碰面，只有一次疑似的記載。那是1932年7月17日日記：「到新雅、中社、海青，遇王禮錫、徐仲年、鐘獨清、榮玉立、邵洵美、謝壽康、徐悲鴻、陳抱一、汪亞塵、陳春隨、華林、田漢、李寶泉、關紫蘭、火雪明、巴金、索非、徐調孚、曾仲鳴、吳曙天、錢君匋、顧均正、孫福熙、章衣萍、周樂山等。」（《現代中文學刊》2018年第1期）那一天，傅彥長是去了三個地方遇到這些人，也就是說這些人是分別在三個地方，而非同一處。他的日記中，記載過巴金的一次請客：「到界路中國銀行、安樂園、南京影戲院、新雅（晚餐，巴金請，列席者林微音、葉秋原、李青崖）、大華跳舞廳（林、葉兩人同往）。」（1933年3月6日日記，《現代中文學刊》2018年第5期）這裡有好幾位都同邵洵美來往很多，但是巴金請客名單中偏偏沒有邵洵美。或許可以判斷，兩個人即便平日裡有來往，也算不上比較密切的朋友。不過，邵洵美在文章中曾提到巴金和他編輯的圖書。談文學批評時，他說：「譬如茅盾或是巴金的一部小說，作者的抱負一定非凡，但是經批評家一說它是在要暴露某一階級的罪狀，或是在要顯示某一階級的功勞時，它的意義便確定了，便有了限止了，它便死了。」（《偉大的晦澀》，《一個人的談話》第150頁，上海書店出版社2012年7月版）談到沈從文的《八駿圖》，邵洵美說，此書是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的，「這書裝潢很幽雅，尺寸也可愛，足見編輯叢書的巴金先生的趣味」（《不朽的故事》，《一個人的談話》第115頁）。 1963年，巴金與邵洵美倒是因為書又有了一次來往。當年8月2日，巴金在日記中記：「邵洵美來信借書。」（《巴金全集》第25卷第278頁）我未能找到這封信，從當年8月20日巴金日記再記中大致可以瞭解此信的內容：「復邵洵美信，說我沒有Loeb』s，clasics希臘、拉丁名著英文對照本。」（《巴金全集》第25卷第285頁）不知道邵洵美要借的是「洛布古典叢書」中的哪幾種，這套書是美國人詹姆斯‧洛布（James Loeb）主持印行的， 他組織英美的古典學專家將希臘、羅馬文化原典譯成英文，為了體現準確性，這套書採取的是希臘、拉丁語原文與英文左右頁相互對照的方式，而且每卷都有專家的導讀和詳盡的註釋，這正是做翻譯需要的版本。邵洵美借書，也是那段時間做翻譯參考。此時的邵洵美沒有公職，只有譯書為生，1958年，他遭受不明冤獄，身陷囹圄，直到1962年4月才無罪釋放。他的夫人盛佩玉曾寫信向女兒描述剛出獄的邵洵美的狀況：「他進去前胖胖的，出來骨瘦如柴，頭髮雪白，佝僂著身軀，縮得小小的，一動就喘……」家徒四壁，邵洵美環顧四周之後說，「都是身外之物，身外之物，沒有了，不足惜。」幸好兒子為他保留了百來本書，邵洵美看到一直使用的那本英文辭典Webster Dictionary，十分高興，說：「太好了！太好了！這是寶貝，有這本就行。」（轉引自邵綃紅《天生的詩人——我的爸爸邵洵美》第370頁） 在有關方面的照顧下，邵洵美為出版社譯書，出版社每月預支定額的稿費，維持生活，那時做翻譯工作，邵洵美最苦惱的就是找資料書。他曾公開抱怨過：「翻譯這部詩劇，還有一個極大的困難，這也同時是翻譯一切外國古典文學所存在的困難。那便是參考材料問題。我國各處圖書館所保存的關於外國古典文學的書籍，大部分不過是供給學校教材的應用；私人的收藏，又是各人憑著各人的愛好，零零碎碎，沒有系統。」（《〈解放了的普羅密修斯〉譯者序》，《洵美文存》第415頁）邵洵美寫信向巴金借書，這說明，他確實急需，否則不會向來往並不密切、且身份和地位已經有很大差異的巴金求助。當然，也不排除他們兩人還是有相當的來往，只不過，我們不知道罷了。這也與巴金的一個「缺點」有關，他常常是做了的事情也不說，也從不會去炫耀或宣揚什麼，哪怕他幫助了別人。  …

來源：檔案春秋 上海市檔案局（館）政務新媒體平台「檔案春秋」微信公眾號 2021-06-05 原文作者署名：王嵐 《論持久戰》是毛澤東在抗日戰爭爆發後有關中國革命現狀和前途的重要論述。自發表以來，這部著作已經被翻譯成多國文字，成為世界政治文化中的經典之作；但是，你知道最初的英譯本是誰翻譯的？又是在怎樣的情景下出版和發行的呢？ 《論持久戰》封面 《論持久戰》交給誰翻譯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講演了自己寫好的著名的《論持久戰》。陳雲聽了毛澤東的講演後，感到毛澤東的理論對全黨、對全國抗戰都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於是第二天就對毛澤東說：是不是可以在更大一點的範圍內給幹部們講一講？毛澤東接受了他的建議。但是，到更大範圍去講，對於日理萬機的毛澤東來說根本沒那麼多時間，再則聽眾有限。於是毛澤東決定把講稿整理出來，先在黨內印發。 毛澤東在抗日軍政大學作《論持久戰》報告 可是，鑑於延安當時的條件，油印的《論持久戰》數量有限，許多干部仍然看不到，特別是在前線的幹部。於是，毛澤東決定，印成書公開發行，不光在根據地，而且還可以發到國民黨統治區。程思遠先生曾回憶說：「《論持久戰》剛發表，周恩來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紹。白崇禧深為讚賞。認為這是克敵制勝的最高戰略方針。後來白崇禧又把它向蔣介石轉述，蔣也十分贊成。在蔣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論持久戰》的精神歸納成兩句話：『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並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軍事委員會通令全國，作為抗日戰爭中的戰略指導思想。」 為了讓世界上更多的國家和人民瞭解中國革命的重要性、艱巨性、長期性，中國共產黨決定將該著作盡快翻譯成英文傳播到國外去。當時，黨經過慎重考慮，把翻譯《論持久戰》的任務交給了一位名叫楊剛的女地下黨員。 楊剛原名楊季征，又名楊繽，祖籍湖北，1905年1月30日出生在江西萍鄉，父親任江西道台。楊剛五歲起念私塾，開始接受人生最初的啟蒙，她從小性格剛強果敢，對封建大家庭中暴露出來的種種陰暗懷有深深的不滿。1922年，她進入江西南昌葆靈女子學校，更是對整個社會的狀況有了進一步的瞭解，積極投身學生愛國運動。1926年，革命軍北伐時，南昌的學子們也掀起了擁護北伐的熱潮，她和好友廖鴻英、譚海英代表葆靈女中參加了全市學生會的活動，上街示威遊行，深入街頭巷尾給老百姓講革命道理。這一段重要的社會活動，使楊剛找到了人生的起點，並最終成長為一名舊體制勇敢的叛逆者和共產黨忠實的追隨者。此時她改名楊繽，開始寫作，筆名貞白。 楊剛 楊剛是名副其實的才女。1927年免試入北平燕京大學英文系讀書，既聰明又刻苦，成績始終名列前茅，被高傲的美籍女教授視為最有才華的得意門生。「楊剛」就是那時她給自己起的筆名。1928年，她在白色恐怖中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成為北平學生運動的領袖之一，不久被捕入獄。出獄後，繼續在黨的領導下從事革命文化工作，是北方「左聯」發起人和組織者之一。1932年從燕京大學畢業後，楊剛與北京大學經濟系學生鄭侃結婚，旋赴上海從事革命活動並參加「左聯」工作，與魯迅、茅盾等文學巨匠關係甚密。其間，她結識了史沫特萊和斯諾，還應斯諾的要求用英文寫了一部革命題材的小說《肉刑》，發表於1935年的《國聞週報》。她還和蕭乾一起協助斯諾編譯中國現代短篇小說選《活的中國》，這是中國新文學被介紹到國外較早的一個譯本。 斯諾在蕭乾、楊剛協助下編譯的《活的中國》 1935年，她翻譯的英國女作家簡‧奧斯汀的長篇小說《傲慢與偏見》，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該書在中國的第一個中譯本，以後的多種版本均以此為藍本。抗戰爆發後，根據黨的要求，她頻繁地轉戰於武漢、南京、上海、香港、桂林、重慶等地，忘我地投入到黨的抗日救亡宣傳工作和黨的統一戰線工作之中。1944年，她又以特別記者身份赴美，擔負起中共留美黨員工作組的領導重任。 楊繽（楊剛）翻譯的《傲慢與偏見》中譯本 在去香港前，楊剛曾在上海出版過一本散文集《沸騰的夢》。後來蕭乾在主編《楊剛文集》時在《序》中寫道：「她的散文，特別是散文集《沸騰的夢》，是中國人愛國心的烘熱而雄奇的創造……我想，單是這個散文集，中國的文學史家就永遠不能忘記她。」 楊剛還是個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詩人，她曾創作長達800多行、充滿了強烈愛國主義之情的長詩《我站在地球的中央》。由此，她博得了「金箭女神」的美譽。 中美兩位女才子和《論持久戰》 楊剛接受《論持久戰》的翻譯任務時，不過三十多歲，公開身份是《大公報》駐美記者。她是周恩來讚賞和信任的人。因為工作關係，精通英語，年輕美麗，才情並重的楊剛社交範圍很廣，並贏得了許多國外有識之士的敬佩，美國女作家項美麗就是其中一位好友。項美麗是使楊剛能夠順利完成翻譯《論持久戰》的關鍵人物。 項美麗本名埃米莉‧哈恩，時年三十歲，長得健美漂亮，風韻雅逸。她生於1905年，出生地在美國中西部的聖路易城。由於受家庭環境影響，長大後的埃米莉‧哈恩，成了一個意志堅強的女權主義者，一個灑脫不羈、特立獨行的叛逆女性，一個突出的女中豪傑，一個極富風情又極富進取精神的奇女子，她畢業於威斯康星大學礦冶工程系，是該大學第一位獲得礦冶工程學位的女畢業生。 項美麗（埃米莉‧哈恩） 1928年，埃米莉‧哈恩在紐約享特女子學院教書，本來她的一生可以在寧靜的校園裡從容度過，但她熱愛寫作，二十三歲的她決定開始用筆來抒寫豐富多彩的人生。她的第一篇文章發表在《紐約世界報》。 1935年初，埃米莉‧哈恩來到上海。此後，她的命運便注定要和遙遠的中國聯繫在一起。 她是為寫作來到中國的，她要親眼看一看這個聞名世界的文明古國的真實面目，親自感受一下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的喜怒哀樂，從中選取她要敘述和描寫的素材。中國沒有令她這個異域女子失望，她一踏上這片在她心目中神秘的國土，就立即被它濃郁的東方色彩迷住，產生了強烈的好奇，為其深深地吸引住了。 項美麗紀實作品《中國與我》 埃米莉‧哈恩很快與中國文化界人士有了廣泛的接觸，並結交了許多中國朋友，其中她最早認識的就是當年的海上才子邵洵美。 邵洵美(1906~1968)，中國現代詩人，出版家。曾留學英倫，是獅吼社、中國筆會等諸多團體的重要成員。早期主編有《獅吼》《金屋》等雜誌，1933年創辦上海時代圖書公司，出版有《論語》《時代畫報》《時代漫畫》等九大刊物及《新詩庫叢書》《自傳叢書》等，其影響延續至今。抗戰期間，1938年9月1日創辦並主編《自由譚》 ，即Cand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