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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洵美便是那最愁傷的河流
邵洵美（1906—1968），浙江餘姚人，詩人、作家、翻譯家、出版家。 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 提起邵洵美，現在的人知道的並不是很多。但在解放前，邵洵美是文化界赫赫有名的人物。 他是有名的富家闊少、上海聞名的社會活動家。邵洵美出身於一個煊赫的家族。祖父邵友濂是晚清時期的封疆大吏，曾赴俄羅斯參與重訂《中俄伊犁條約》，為中國爭回部分領土與主權，先後出任過蘇淞太道(相當於上海市長)、湖南巡撫、台灣巡撫等職；外祖父盛宣懷更是近代史上的政治家、實業家，富甲一方。邵洵美又娶盛宣懷的孫女盛佩玉為妻，其家財無數，連自己都不大清楚。但邵洵美不同於世俗的紈褲子弟，他有創業的宏志，雖然也是一擲千金豪爽大度，但許多錢花在了自己痴迷的事業上，花在盡心竭力地幫助朋友身上。「鈔票用得光，交情用不光」，邵洵美以這種觀念人世，幫助過許多文人，被稱為「孟嘗君」。由於他有才、有情、豪爽仗義又從事文化事業，所以，他的周圍總是高朋滿座，謝壽康、張道藩、徐志摩、陸小曼、鄭振鐸、曾孟朴、胡適、羅隆基、梁實秋、聞一多、潘光旦、沈從文、林語堂、郁達夫、老舍、施蟄存、凌叔華、丁玲、鄒韜奮、夏衍等，文壇左、中、右各路英才，還有許多藝術家如徐悲鴻、葉淺予、劉海粟、錢瘦鐵、張光宇三兄弟、丁悚父子、黃苗子夫婦、萬籟鳴、郎靜山等等，都與邵洵美有密切的來往。 他是著名詩人，曾與徐志摩並稱為「詩壇雙璧」，出版詩集《天堂與五月》、《花一般的罪惡》、《詩二十五首》等。邵洵美自稱：「你以為我是什麼人?是個浪子，是個財迷，是個書生，是個想做官的．或是不怕死的英雄?你錯了，你全錯了；我是個天生的詩人。」[1]確實如此，邵洵美骨子裡不是當官斂財的料，他感情豐富，敏感而熱烈，充滿了詩人的氣質。他的朋友們一致認為他是個很好的詩人，「有聲，有色，有情，有力」。[2]對於他的詩歌，陳夢家認為：「洵美的詩是柔美的迷人的春三月的天氣，豔麗如一個應該讚美的豔麗的女人(她有女人十全的美)，只是那倦綿是十分可愛的。」[3]沈從文評論：「以官能的頌歌那樣感情寫成他的詩集。讚美生，讚美愛，然而顯出唯美派的人生的享樂，對現世的誇張的貪戀，對於現世有又仍然看到空虛。」[4]邵洵美被冠上「唯美主義詩人」的稱號。他寫詩歌，也寫詩歌評論，還寫其他各類頗有影響的文章，達500多篇，因此，更確切地說，他是著名的作家。 他是著名出版家，如果沒有邵洵美，中國近現代的出版史將被改寫。從1928年到1950年，他幾乎將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出版事業當中，也將「巨萬家產」毫不吝嗇地投入進去。他先後經營「金屋書店」、「上海時代圖書公司」、「第一出版社」、上海時代書局，辦過《獅吼》、《金屋》、《新月》《時代畫報》、《時代漫畫》、《時代電影》、《詩刊》《文學時代》、《萬象》、《論語》、《十日談》、《人言》、《聲色畫報》(後改為《聲色週報》)以及中英兩份抗日雜誌《自由譚》與《Candid Comment》(《直言評論》)等刊物。黃苗子稱：「《時代畫報》、《時代漫畫》和《萬象》對中國漫畫的發展起很大的作用，漫畫的發展也影響到繪畫的發展。如果沒有洵美，沒有時代圖書公司，中國的漫畫不會像現在這樣發展。」而這，只不過是邵洵美出版事業一方面的貢獻而已。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到1939年期間，邵洵美在《自由譚》月刊上大力宣傳抗日愛國思想，將目光從「唯美」轉向現實，痛斥漢奸賣國行為，他勇敢地向讀者推薦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促成《論持久戰》英文版的面世，並不顧生命危險在夜間將《論持久戰》英文版塞進霞飛路、虹橋路一帶洋人寓所的信箱，算得上他一生中可圈可點的重要事蹟。他在1932年購買的德國進口最新式影寫版印刷機，解放後成為印刷《人民畫報》的第一台影寫版印刷機，雖是賣給政府的，但客觀地說，也是邵洵美為新中國的印刷業做了貢獻。 他也是了不起的翻譯家。邵洵美1906年生於上海，少年時即入聖約翰中學就讀，接受優秀的中英文教育。18歲時，又入英國劍橋大學政治經濟系，但他卻將全部精力撲在英國文學，具有很高的翻譯水平。他的翻譯事業主要在後半生。1950年，他所開辦的時代書局因出版物中出現錯誤，受到《人民日報》一連七天的批判，書局因此關閉，他的出版事業遂告結束。在夏衍的推薦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請邵洵美翻譯外國名著。邵洵美對此很感興趣，認真而刻苦地翻譯了英國詩人雪萊的詩劇《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印度文豪泰戈爾的《家庭與世界》等。他還應上海出版公司的約請，翻譯美國作家馬克‧吐溫的《湯姆‧莎耶偵探案》，並為青年翻譯家王科一校訂《傲慢與偏見》，為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後併入新文藝出版社)與佘貴棠合譯的《瑪麗‧白登》，此書多次再版，後改名《瑪麗‧巴頓》，被列入《外國文學名著叢書》。邵洵美的翻譯成就得到專家的讚賞，他本人也受到黨和政府的重視，心情十分舒暢。 可惜的是，天有不測風雲，《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翻譯成功的時候，邵洵美的愛女小玉卻不幸去世了。邵洵美懷著憂傷的情緒在1956年12月25日寫成的《譯者序》中寫道：「長女小玉在我翻譯的過程中，一直幫我推敲字句，酌量韻節。她又隨時當心我的身體，給我鼓勵，並為我整理譯稿，接連謄清三次。這部譯作的完成，多虧了她的協助。現在本書出版，她卻已經不在人間了。謹在此處對她表示最虔誠的謝意，以志永念!」[5] 禍不單行，沒多久，邵洵美又因一時大意，被冠上罪名，關進了看守所。他人生的最後之旅也因此被抹上濃重的悲劇色彩。 蕭伯納訪華釋疑 1958年的時候，由於書局關門、開辦化工廠蝕本、投資永豐行虧本，再加上浩繁的家庭開支等原因，邵洵美的經濟狀況已不容樂觀。家裡值錢的東西也賣得差不多了。好在邵洵美素來胸襟開闊，對此並不以為意。可以靠翻譯這一自食其力的方式維持生計，對他來說是再好不過了。北京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已保證一直請他譯書，北京譯文、上海文藝出版社也約他譯文，長期下去，他在翻譯方面的成就甚至可能超過以前出版、寫詩方面的成績，這是他最為看重的。他在翻譯中也得到無窮的快樂，因此樂於拋開外界一切干擾，專門從事這一事業。如此一來，他對國際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就很不敏感了，以致做出頗為「犯忌」的事情。例如，他翻譯印度文豪泰戈爾的《家庭與世界》時遇到了難點，馬上前往印度駐上海領事館去詢問。當時，中國與印度正發生軍事衝突而關係緊張。邵洵美的這一舉動無疑不合時宜。恰巧在這一年，邵洵美在香港的弟弟病重搶救，急需用錢，邵洵美一時湊不到錢，突然想到美國的朋友項美麗曾於1946年借過他1000美金，因此寫信，請項美麗將錢轉送給自己的弟弟。沒想到，信被有關部門截獲，在當時中美對立的情況下，邵洵美此舉招來了大禍。 接著，有領導派人接邵洵美參加「反右」運動，希望他在批鬥羅玉君、施蟄存等人的會上發言，但邵洵美前後去了五次，均未發言。又過了幾天，有人找邵洵美談話，問邵洵美是否向政府交代過自己的歷史，邵洵美認為自己的歷史關係非常複雜，不是一時半時能說清楚的，而自己急需籌集經費，正忙著翻譯文稿，想等譯文出來後再去交代。他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而且認為自己的情況政府是清楚的。這樣，事情變得沒有迴旋餘地了。一兩天後，邵洵美被捕，罪名是「敵特嫌疑」，被關在上海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他的案子一直沒有審理，沒有判刑，也不准親人探望，邵洵美的夫人盛佩玉典賣了剩餘的首飾，帶著小兒子，到南京與女兒邵綃紅一起度日，苦等著丈夫出獄。邵洵美的大兒子邵祖丞則留在上海，過著艱苦的生活。 入獄不久，邵洵美的輕度氣管炎發展成肺原性心臟病，連連發作，成為痼疾。他在獄中有三年多時間，經過多次搶救，一次次從鬼門關回到陽間。他的身體由原來的肥胖變成骨瘦如柴，腿也腫了，上下一般粗，一動就喘，常常生不如死。有一次，他夢見死去的女兒小玉，認為自己可能也活不長了，但有些事他需要向世人交代。正好，他見到了曾經結識的文友——因胡風案被捕入獄的賈植芳，於是鄭重地拜託兩件事，說：「賈兄，你比我年輕，身體又好，總有一天會回去的。我有兩件事，你一定要寫篇文章，替我說幾句話，那我就死而瞑目了。第一件是1933年，英國作家蕭伯納來上海訪問，我作為世界筆會中國分會的會計，負責接待工作。蕭伯納不吃葷，所以，以世界筆會中國分會的名義，在『功德林』擺了一桌素菜，用了46塊銀元，由我自己出錢付的。參加宴會的有蔡元培、宋慶齡、魯迅、楊杏佛，還有我和林語堂。但當時上海大小報紙的新聞報導中，卻都沒有我的名字。這使我一直耿耿於懷，希望你在文章中為我聲明一下，以糾正記載上的失誤。還有一件，我的文章，是寫得不好，但實實在在是我自己寫的。魯迅先生在文章中說我是『捐班』，是花錢僱人代寫的，這真是天大誤會。我敬佩魯迅先生，但對他輕信流言又感到遺憾!這點也拜託你代為說明一下才好。」[6] 這兩件事，前一件事似乎並不是什麼大事，其實是有特殊意義的。當年，蕭伯納來訪中國，邵洵美作為筆會會計，張羅著招待事宜。參加宴會的都是文化界的名流，邵洵美列於其中，足以說明他在文化界的名望。邵洵美本人並不介意什麼「名望」，他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是他在「筆會」的一件工作成績，不能被抹殺。第二件事則關係到邵洵美一生的名譽，至為重要。魯迅先生的說法給邵洵美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其實，在當年招待完蕭伯納後，邵洵美還用自己的汽車送魯迅回去。不知如何卻得罪了魯迅。魯迅先生早逝，出於他無可比擬的巨大成就以及對中國文化界的巨大影響，他如是的評價，無疑給邵洵美帶來沉重的打擊。邵洵美感到無比冤屈，明明是自己寫的東西，當然要澄清是非，否則死不瞑目。 邵洵美本以為自己難以生還，但出乎意料，他反而比賈植芳早出獄四年。1962年，黨中央對知識分子的政策做了調整，對1958年以來在各項政治運動中受到錯誤處理或不公正對待的知識分子做了不少甄別工作。中央文化部及宣傳部部長周揚親自過問邵洵美的近況，當得知邵洵美仍在獄中時，便說：「如果沒有什麼問題，也不必了。」[7]接著，邵洵美便被釋放回家，與大兒子一起住在簡陋的房屋當中。妻子兒女均來相聚，舊友也來探望，給病重體弱的邵洵美帶來一些慰藉。 我這個人天生是搞文學的 出獄後，在周揚及專管上海文教工作的上海市委書記石西民的委託下，上海作協書記處書記周煦良積極為邵洵美重新安排譯書工作。等他病情稍好的時候，便著力翻譯雪萊的長詩《麥布女王》、拜倫的長詩《青銅時代》以及勃朗特的小說《呼嘯山莊》。他的身體仍很差，整日氣喘吁吁，但對翻譯事一絲不苟，絕沒有半點疏忽。他對翻譯也有更深的理解，稱：「現在譯書，反而比過去做的更有成績，大概是年紀大了，對詩的理解更深了，文筆也更成熟了，更灑脫了。我努力把他們的詩重生在中國文字裡，不知道做得成功不成功?……我這個人天生是搞文學的。開廠、做生意都失敗，只有一支筆。真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到老還靠一支筆。」[8]由於邵洵美翻譯得好，所以世人也把他當「翻譯家」看。作家秦瘦鷗後來評價：「作為一個詩人，邵洵美寫過大量新詩。然而比較起來，他在翻譯方面的貢獻更大。翻譯詩歌難度更高，但他譯的拜倫、雪萊、泰戈爾諸人的詩作，都能符合『信、達、雅』三項要求。」[9] 邵洵美有了固定的收入，每月可向出版社預支80元稿費，後增至200元。生活好一些了，精神也樂觀，健康便也有了好轉。夫人盛佩玉為了減輕上海家庭的負擔，仍回南京住，但寒暑假總帶幼子來滬，照顧他，每次都帶一些花生、香肚、板鴨之類的美味讓他品嚐。子女們也都有了著落，常過來看他，使他非常高興。邵洵美興趣廣泛，又開始集郵，樂觀地生活。 只是好景並不很長。「文革」剛剛開始，出版社的造反派就將邵洵美的預支稿費從200元降到80元，接著降到50元，最後乾脆分文不給了。不僅如此，造反派還來抄家，將邵洵美惟一值錢的古董宋代官窯「筆洗」拿走，又將稍微值錢的東西全部席捲而去。邵洵美連飯都吃不飽了，醫藥費更沒著落，病情迅速復發並加重。此時，邵洵美的舊友們大多身處困境，無法幫忙，有的可能害怕受牽連不敢前來看他。施蟄存則不忘舊情，戴著助聽器看望老友，而且每月主動支援50元錢，助邵洵美度難關。邵洵美的夫人盛佩玉知道丈夫的情況後，心急如焚，將子女們給她的錢大多數寄給丈夫，但邵洵美貧病交加，終於不支了。 回家已是隔世人 關於邵洵美，施蟄存評論：「洵美是個好人，富而不驕，貧而不丐，即使後來，也沒有沒落的樣子。」[10]對於一個一擲千金的富家子弟，經歷了重重磨難而老境淒涼，卻始終未曾改變自己的志向，直到晚年仍盡心竭慮地從事自己喜好的文化事業，這是難能可貴的。當他在獄中即將面臨死亡的時候，他所關心的是與文化有關的自己的聲譽；出獄後在他生活窘迫的時候，他不會因為想多掙點稿費以改善生活而草率地對待翻譯；而在他臨終前的數月，他仍堅持著自己的主見，不會因任何外在的情況左右自己的想法。 好友莊永齡、陸小曼先他去世。他非常悲痛，寫了兩首悼亡詩。1968年3月2日，他將這兩首詩抄錄下來，寄給妻子盛佩玉和兒子小羅。 悼念莊永齡的詩是： 雨後淒風萬來急，夢中殘竹更惱人； 老友先我成新鬼，窗外唏噓倍覺親。[11] 悼念陸小曼的詩是： 有酒亦有菜，今日早關門； 夜半虛前席，新鬼多故人。[12]…
安樂先生 邵雍
李剛興 撰 邵雍（1011——1077）是北宋五子之一，他同周敦頤、張載、二程都是兩宋理學的創始人。他建立的象數學體系，企圖用一個完整的圖式來說明宇宙演化和社會、人生的全部運動程式。這個像數體系雖是由主觀推演而成，但也具有一些合理的成分。邵雍是第一個把象數學理論和方法同理學思想相結合的理學大家，在理學史上的地位很高，影響很大。 一、青年刻苦自勵 隱逸不涉仕途 邵雍字堯夫，又自稱安樂先生，生於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卒於宋神宗熙寧十年（公元1077年）謚康節。其先世為河北范陽人，曾祖邵令以軍職隨從宋太祖部下，後來移居衡漳（今河北省南部），他青年時隨邵古再遷家於共城（今河南輝縣），最後才移居洛陽定居。邵雍在幼年時期，其家境並不富裕，他的曾祖父做過小官，祖父和父親都是隱居不仕的知識分子，在他跟隨父親從衡漳遷去共城時「居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器以養父之餘，刻苦自勵者有年。」（《宋元學案‧百源學案上》）儘管如此，青少年時期的邵雍卻能「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為學，即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宋史‧道學一》本傳）因此在當時就獲譽為「好學」青年的名聲。他不但能刻苦鑽研書本知識，而且親自出門遊學，瞭解社會實際，曾逾河、汾，涉淮、漢，周遊了齊、魯、宋、鄭之墟。經過一段時間，他幡然省悟道：「道在是矣」！便決定定居於洛陽，不再外出。 由於邵雍享有「好學」的美譽，受到了共城縣李之才的賞識，並親自去邵家訪問。李之才問：「你瞭解物理性命之學嗎？」邵雍答：「希望在這方面得到教誨」，於是乃師事之才，從其學。李之才看中了邵雍的才氣，隨後又將《河圖》、《洛書》和伏羲八卦及六十四卦圖像傳授給他。邵雍的象數學，從淵源上講，同道教有很深的聯係。朱震說：「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种放傳穆修，穆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宋史‧儒林五‧朱震傳》）指出《先天圖》傳自著名道士陳摶。後來，邵雍著《皇極經世》，推衍宇宙變化，其思想資料在很大程度上即取材於道教典籍。關於《皇極經世書」的思想來源，徐必達在《邵子全書》的附錄中說：「先生少事北海李之才挺之，挺之聞道於漢陽穆修伯長，伯長以上雖有其傳，未之詳也。」聯係到朱震所述，穆修以上是种放，种放以上就是陳摶了。 邵雍所學雖與李之才的傳授密不可分，更重要的是他自己能夠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並且能夠廣覽博取，吸收別家之所成，故其成就多屬自創。 邵雍雖然博學多才，通五經義奧，知古今之變，尤精《易》理，但終身沒有做官。這並不是因為他沒有做官的機會，而是他自己不願做官，他學成之後，一直在洛陽過著隱士生活。初到洛陽時，生活十分清寒，其家「蓬蓽環堵，不芘風雨，躬樵囗以事父母，雖平居屢空，而恰然有所甚樂。」（《宋史‧道學傳》）。那正是王安石當政，朝中一批地位和名望很高的舊黨大臣，如富弼、司馬光、呂公著等人都退居洛陽，這些人知道邵雍是一位賢者，對其十分雅敬，並與之結交。嘉祐（公元1056—1063年）年間，朝廷下詔尋求隱士，當時的洛陽留守王拱辰積極推薦了邵雍，因授為將作監主簿，接著又舉進士，補穎州團練推官。對這些官職，他都不願接受，後因固辭，不允，才勉強受命。可是他竟「稱疾」，不去上任。邵雍有詩，寫道：「平生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斷送落花安用而，裝添舊物豈須春……」（引自《宋元學案‧百源學案》），說明他不願意涉足政事，以免自尋煩惱，只求平平安安生活下去。 實際上，邵雍也不是一個真正的隱士，由於他在學術上很有成就，其先天象數學自能獨具一格，加之他在上流社會中表現出高雅風度，深為當時的儒者和文士們所推重，在社會上享有較高的聲譽。後來，司馬光等20多人為他籌措了一些錢，買了官地園宅讓他居住。其住宅契寄司馬光名下，園囿契寄富弼名下，田莊契寄王郎中戶名，在上述諸人的庇護之下，邵雍就免去了應交官府的賦稅。當時，他與司馬光、富粥、呂公著、祖無擇等一些舊黨大官僚結為至友，相互往來甚密，常以詩酒唱和。因此，邵雍名為隱士，實際上卻是一位地位很高的社會名流。 邵雍一生著述很多，其代表作計有《皇極經世書》和詩集《伊川擊壤集》近百萬言。明代徐必達編有《漁樵問對》、《無名公傳》（即《邵雍傳》）和《洛陽懷古賦》等。 二、眼底海闊天空 胸中春晴日午 這兩句話，是清乾隆時期，學者王植在《皇極經世全書解》中對邵雍的評語。結合前人所記述的其他有關史料來看，這一評價對邵雍是比較合適的。程頤在《邵雍節先生墓誌銘》中說：「（邵雍）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不事表暴，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汗，清明洞徹中外……群居燕飲，笑語終日，不取甚於人。」（《明道文集》卷4）這是說，邵雍是一位道德高尚的賢者，為人正派，同人交往有其原則，同而不汗。他的頭腦清醒，能洞察明暗，同時又是一個十分樂觀的人。《墓誌銘》還說他為人豁達、開朗，「接人無貴賤」，不擺架子，平易近人。《宋史‧道學傳》稱讚邵雍與人交談時不講他人的壞處，喜歡稱道別人的長處，有人向其請教，則有問必答，從不盛氣凌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因此博得人們的好感，正派人士喜歡他的美德，不正派的人也能服其教化。人們認為，他的為人對洛陽一帶的士風有著良好影響。 史書和墓誌銘對邵雍不免有溢美之詞，但至少可以看出他確實具有很多優良品德和作風。 邵雍初到洛陽時，家境十分清寒，雖然過著貧困的生活，仍然自有樂趣。衹是因為他後來結交了一批達官貴人，受其資助，生活才變得優裕起來。但司馬光等20餘人為他購置的園宅，規模並不很大，他「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日安樂窩。」（《宋史‧道學傳》）當然，既稱「安樂窩」，可能收入不止僅給衣食，至少是比較優裕。不過，這衹是他死前六七年的事。邵雍的晚年，就是在這樣的生活中度過的。在這樣的條件下，他覺得十分滿足，如他在《擊壤集》的《後園即事》中說：「太平身老復何優，景愛家園自在游，幾樹綠楊陰作合，數聲幽鳥語方休。竹侵舊徑高低迸，水滿春渠左右流，借問主人何似樂，答雲殊不異封侯。」因此將自己的園宅稱為「安樂窩」，又自號「安樂先生」。這說明他不但不以做官為榮，而且不謀取功利的態度。 這位安樂先生，在生活上十分安閒自在，「旦則焚香燕坐，脯時酌酒三四甌，微薰即止，常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自詠。」（同上）別有一番情趣。於春秋時節，出遊城中，風雨時不出門，出遊時乘一小車，由一人牽拉，喜歡到哪就到哪，行無定所，無拘無泥。由於他在洛陽結交了很多文人儒土、官僚學者，並在這些人之中享有聲譽，受到「雅敬」，當他乘坐的小車出現，「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無論童孺家僕，都歡喜地說：「吾家先生至也。」又據《宋人軼事》說：邵雍每當「天色溫涼之時，乘安車，駕黃牛，出遊於諸王公家，其來，各置安樂窩一所，先生將至其家，無老少婦女良賤，咸迓於門，爭前問勞，凡其家父姑妯娌婢妾有爭競，經時不決者，自陳於前。先生逐一為分別之，人人皆得其歡心。饜飫數日。復游一家，月餘乃歸。」由此可知邵雍的人緣之美。據說當時有十餘家為他準備了像「安樂窩」一樣的住所，隨時接待他的到來，名曰「行窩」。邵雍去世後，有人寫輓詞云：「春風秋月嬉遊處，冷落行窩十二家」，自此以後，這十二家人就失去了一位十分逗人喜愛的客人，他們對邵雍的逝世感到非常惋惜。 從表面上看，邵雍是一位十分樂觀、隨和，與世無爭，不求榮利，安時順處的人。但若從更深層的情況來看他對世事人生的態度，卻又另有情由。作為一個思想深邃的思想家，他對歷史、對社會、人生乃至宇宙萬物都有更深刻的觀察與思考。他對當時所處的社會政治環境之複雜性更有比較透徹的瞭解。因此，對自己應該怎樣立身處世，自有一套人生態度。邵雍之所以不求名利，與世無爭，能夠安時順處，自尋樂趣，是因他從歷史和現實中，看到了許多陰暗面，因而奉行了一套以保全自己為要的處世哲學。關於這一層，可從《擊攘集》的詩篇中看得明白。如《安樂窩中吟》組詩中的第一首云：「安樂窩中職分修，分修之外更何求？」第四首有云：「安樂窩中萬戶侯，良辰美景忍虛留。」他的職分就是在安樂窩中寫作《皇極經世》和看花、飲酒、賦詩。於外一切，皆無興趣。 自號「安樂先生」的邵雍，與魏晉時期的「竹林七賢」大不相同，他不恣意行樂和狂放不羈，而是適可而止，很有節制。在飲食方面，衹是每日哺時（申時）飲酒三四甌，微薰即止。他說：「酌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系經綸，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又有詩云：「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安樂窩中吟》第十一首）。「飲酒莫教成酩酊，賞花慎勿至離技」（同上）。朱熹對此有看法說：「康節凡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看花切勿看離技』是也」。有學生問朱熹：「如此則與張子房之學相近。」朱熹說：「因是，康節固有三詩稱讚子房。」這說明邵雍衹是求樂，而不是享樂主義者，衹是對人生採取達觀態度，故而能夠自待其樂。他還有詩寫道：「美譽既多須有患，清歡雖剩日無憂」，這也說明他為什麼不重名位，能夠清虛自守。邵雍的處世態度的確受張良之影響，難怪朱熹說他「有個自私自利之意」（《朱子語類》卷100）。邵雍曾在《張子房吟》中稱讚張良是一個「善始又善終」的人，這就是一證。由於他既不參加政治活動，但又善於同一些上層人物融洽相處，當時的著名大臣有詩說：「先生不是閉關人，高趣逍遙混世塵。」（《邵子全書》卷20）。這無疑是道家「和其光，同其塵」的處世態度。 在當時的政治鬥爭中，他雖然同舊黨大官僚有很好的交情，並且也不讚成王安石的新法，但不應該把邵雍同舊黨官僚相提並論。邵雍為人寬厚，遇事不走極端。如他重病時，敵視新法的程頤去看望他，問道：「從此永訣，列有見告乎？」邵雍「舉兩手」示意說：「前面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外，況能使人行乎？」（《宋元學案‧涑水學案》）又如，當舊黨領袖司馬光在邵壅面前稱舊黨骨幹人物傅堯具有「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邵雍不以為然，他說：「清而不耀，直而不激，能而能溫，是為難耳。」（同上）在他看來；僅有清、直、勇三德並不難，能具有「不耀、不激、能溫」三德才是不容易的。這個事實說明，邵雍並不贊成舊黨的過激行為，這就是他對新舊兩黨在政治鬥爭中的態度。過去一些論者把邵雍等同於一般反對變法的舊黨人物，這是不公允的。 三、先天象數之學…
讓世界瞭解中國抗戰：是誰冒險翻譯出版了《論持久戰》？
來源：檔案春秋 上海市檔案局（館）政務新媒體平台「檔案春秋」微信公眾號 2021-06-05 原文作者署名：王嵐 《論持久戰》是毛澤東在抗日戰爭爆發後有關中國革命現狀和前途的重要論述。自發表以來，這部著作已經被翻譯成多國文字，成為世界政治文化中的經典之作；但是，你知道最初的英譯本是誰翻譯的？又是在怎樣的情景下出版和發行的呢？ 《論持久戰》封面 《論持久戰》交給誰翻譯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講演了自己寫好的著名的《論持久戰》。陳雲聽了毛澤東的講演後，感到毛澤東的理論對全黨、對全國抗戰都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於是第二天就對毛澤東說：是不是可以在更大一點的範圍內給幹部們講一講？毛澤東接受了他的建議。但是，到更大範圍去講，對於日理萬機的毛澤東來說根本沒那麼多時間，再則聽眾有限。於是毛澤東決定把講稿整理出來，先在黨內印發。 毛澤東在抗日軍政大學作《論持久戰》報告 可是，鑑於延安當時的條件，油印的《論持久戰》數量有限，許多干部仍然看不到，特別是在前線的幹部。於是，毛澤東決定，印成書公開發行，不光在根據地，而且還可以發到國民黨統治區。程思遠先生曾回憶說：「《論持久戰》剛發表，周恩來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紹。白崇禧深為讚賞。認為這是克敵制勝的最高戰略方針。後來白崇禧又把它向蔣介石轉述，蔣也十分贊成。在蔣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論持久戰》的精神歸納成兩句話：『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並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軍事委員會通令全國，作為抗日戰爭中的戰略指導思想。」 為了讓世界上更多的國家和人民瞭解中國革命的重要性、艱巨性、長期性，中國共產黨決定將該著作盡快翻譯成英文傳播到國外去。當時，黨經過慎重考慮，把翻譯《論持久戰》的任務交給了一位名叫楊剛的女地下黨員。 楊剛原名楊季征，又名楊繽，祖籍湖北，1905年1月30日出生在江西萍鄉，父親任江西道台。楊剛五歲起念私塾，開始接受人生最初的啟蒙，她從小性格剛強果敢，對封建大家庭中暴露出來的種種陰暗懷有深深的不滿。1922年，她進入江西南昌葆靈女子學校，更是對整個社會的狀況有了進一步的瞭解，積極投身學生愛國運動。1926年，革命軍北伐時，南昌的學子們也掀起了擁護北伐的熱潮，她和好友廖鴻英、譚海英代表葆靈女中參加了全市學生會的活動，上街示威遊行，深入街頭巷尾給老百姓講革命道理。這一段重要的社會活動，使楊剛找到了人生的起點，並最終成長為一名舊體制勇敢的叛逆者和共產黨忠實的追隨者。此時她改名楊繽，開始寫作，筆名貞白。 楊剛 楊剛是名副其實的才女。1927年免試入北平燕京大學英文系讀書，既聰明又刻苦，成績始終名列前茅，被高傲的美籍女教授視為最有才華的得意門生。「楊剛」就是那時她給自己起的筆名。1928年，她在白色恐怖中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成為北平學生運動的領袖之一，不久被捕入獄。出獄後，繼續在黨的領導下從事革命文化工作，是北方「左聯」發起人和組織者之一。1932年從燕京大學畢業後，楊剛與北京大學經濟系學生鄭侃結婚，旋赴上海從事革命活動並參加「左聯」工作，與魯迅、茅盾等文學巨匠關係甚密。其間，她結識了史沫特萊和斯諾，還應斯諾的要求用英文寫了一部革命題材的小說《肉刑》，發表於1935年的《國聞週報》。她還和蕭乾一起協助斯諾編譯中國現代短篇小說選《活的中國》，這是中國新文學被介紹到國外較早的一個譯本。 斯諾在蕭乾、楊剛協助下編譯的《活的中國》 1935年，她翻譯的英國女作家簡‧奧斯汀的長篇小說《傲慢與偏見》，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該書在中國的第一個中譯本，以後的多種版本均以此為藍本。抗戰爆發後，根據黨的要求，她頻繁地轉戰於武漢、南京、上海、香港、桂林、重慶等地，忘我地投入到黨的抗日救亡宣傳工作和黨的統一戰線工作之中。1944年，她又以特別記者身份赴美，擔負起中共留美黨員工作組的領導重任。 楊繽（楊剛）翻譯的《傲慢與偏見》中譯本 在去香港前，楊剛曾在上海出版過一本散文集《沸騰的夢》。後來蕭乾在主編《楊剛文集》時在《序》中寫道：「她的散文，特別是散文集《沸騰的夢》，是中國人愛國心的烘熱而雄奇的創造……我想，單是這個散文集，中國的文學史家就永遠不能忘記她。」 楊剛還是個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詩人，她曾創作長達800多行、充滿了強烈愛國主義之情的長詩《我站在地球的中央》。由此，她博得了「金箭女神」的美譽。 中美兩位女才子和《論持久戰》 楊剛接受《論持久戰》的翻譯任務時，不過三十多歲，公開身份是《大公報》駐美記者。她是周恩來讚賞和信任的人。因為工作關係，精通英語，年輕美麗，才情並重的楊剛社交範圍很廣，並贏得了許多國外有識之士的敬佩，美國女作家項美麗就是其中一位好友。項美麗是使楊剛能夠順利完成翻譯《論持久戰》的關鍵人物。 項美麗本名埃米莉‧哈恩，時年三十歲，長得健美漂亮，風韻雅逸。她生於1905年，出生地在美國中西部的聖路易城。由於受家庭環境影響，長大後的埃米莉‧哈恩，成了一個意志堅強的女權主義者，一個灑脫不羈、特立獨行的叛逆女性，一個突出的女中豪傑，一個極富風情又極富進取精神的奇女子，她畢業於威斯康星大學礦冶工程系，是該大學第一位獲得礦冶工程學位的女畢業生。 項美麗（埃米莉‧哈恩） 1928年，埃米莉‧哈恩在紐約享特女子學院教書，本來她的一生可以在寧靜的校園裡從容度過，但她熱愛寫作，二十三歲的她決定開始用筆來抒寫豐富多彩的人生。她的第一篇文章發表在《紐約世界報》。 1935年初，埃米莉‧哈恩來到上海。此後，她的命運便注定要和遙遠的中國聯繫在一起。 她是為寫作來到中國的，她要親眼看一看這個聞名世界的文明古國的真實面目，親自感受一下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的喜怒哀樂，從中選取她要敘述和描寫的素材。中國沒有令她這個異域女子失望，她一踏上這片在她心目中神秘的國土，就立即被它濃郁的東方色彩迷住，產生了強烈的好奇，為其深深地吸引住了。 項美麗紀實作品《中國與我》 埃米莉‧哈恩很快與中國文化界人士有了廣泛的接觸，並結交了許多中國朋友，其中她最早認識的就是當年的海上才子邵洵美。 邵洵美(1906~1968)，中國現代詩人，出版家。曾留學英倫，是獅吼社、中國筆會等諸多團體的重要成員。早期主編有《獅吼》《金屋》等雜誌，1933年創辦上海時代圖書公司，出版有《論語》《時代畫報》《時代漫畫》等九大刊物及《新詩庫叢書》《自傳叢書》等，其影響延續至今。抗戰期間，1938年9月1日創辦並主編《自由譚》 ，即Cand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