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回憶]中學往事之六

經常有人問我:「你為什麼這麼會寫啊?」,仔細想想,我好象真的是挺會寫的,光是出版的作品,都有十幾本了,我一直開玩笑說,如果是木刻本的宣紙書,也算是著作等身了。
對於那個「為什麼」的問題,我的回答一直是:「語文老師教得好呀!」
我的小學和中學,都是非常好的學校,而且,好學校中還都碰上了好的語文老師,外加我來自書香門第,想寫不好文章都難。
我不喜歡做作業,小學二年級以後,我幾乎沒「正常」地做過除了作文以外的任何作業,之所以說到「正常」二字,是因為不做作業有時還是會被老師發現的,發現了之後,就要「不正常」地補上了。
作文,我倒是一直喜歡寫的,也从來沒有拖欠過作文作業,因為我寫得出來嘛!去年,馬伯庸到洛杉磯玩,我們聊到了中學的作文,中學的作文是八百個字,我和馬伯庸幾乎異口同聲地說:「八百個字?那怎麼夠啊?起個頭而已啊!」
先不說作文了,說說我的語文老師們,小學的老師顧樂靜和陸韻華,另有文章詳述,這裡就來說說中學的幾位吧!
初一初二是白瑞霖老師教的,又是一個風度超絕的女子,她的古文基本功超好,給我打下了扎實的古文基礎,以至於我到現在,依然很喜歡文言文,也喜歡看古籍。
我不是說起過的嗎?七一中學有幢三層小洋房,初一初二的教室是在小洋房裡的,那其實不算正規的教室,有的房間是方的,有的是長的,記得隔壁班就是長的,所以後排的同學離着很遠。
等陞到初三,就要搬到那幢「L」形的正式的教學樓了,初三是在底樓,我初中時在一班,也就是離當中樓梯最近的那個教室。那是開學前的一個返校日,就是付了錢領書的那個日子,一般會在八月底的某一天。
那時,我領好了書,來到那個教室,自己選了個位置,就看到座位旁有堆垃圾。這時,有個人走了進來,一個矮矮小小的女人,齊耳短發,穿着條布褲子,上身是件暗紅花的兩用衫,脚上是雙平底的布鞋。
那時我正坐在桌子上和同學聊天,一看來了個校工,就問她有沒有掃帚,我可以把那堆垃圾掃了。她的個子不高,應該說很不高,因為我坐在桌子上,她是擡着頭跟我說話的,她說到:「你就是邵宛澍吧?『澍』是及時雨的意思,我希望你也能成為一個象及時雨一樣的人。」
媽呀,我嚇得跳起來,簡直可以說是从桌子上摔下來的。要知道,我的名字,从小到大,就沒幾個老師第一次就讀對的,他們往往是讀成「邵宛澎」的,每當讀錯,教室裡總是轟堂大笑。
可現在,一個校工,準確地讀出了我的名字,還說出名字的含義,這絕對不可能是個校工!
她就是我初三的語文老師,楊靜影先生,她不但教會了寫作,她還教會了我做人。她是我所有的老師中最樸素的一位,另一位是高三的班主任桑玉梅先生。在那次事件後,我深深地體會到了人不可貎象那句話,我再也沒有看重過「着裝」這件事,我高中的時候,名牌衣服開始流行起來,可我从來就沒放在過眼裡,直到現在,我依然穿着隨便,可能正是受了楊靜影先生的影響。
初三的男生,正是開心智的時候,楊老生給了我很大的幫助,我的人生觀、是非觀漸漸地建立了起來,我想我一生追求的「公平、公正」,正是楊老師給我打下了基調。
我的語文越來越好了,在中學畢業的時候,我成了語文狀元,我沒有參加過中考,而是根據會考成績直陞到高中部的,我的會考語文成績是區裡第一名,作文還被登到了《中學語文》雜誌上。
那是篇開放命題作文,叫做《我嚐到了__的甜頭》,我寫的是《我嚐到了嚐雨的甜頭》,說的是用精密試紙監測酸雨的故事,那時政治開明,這種「負能量」的文章照樣能夠滿分。
於是,《中學語文》的那篇文章成了我的處女作,等我到了高中,《中學語文》寄來張二塊錢的匯款單,我拿着這二塊錢去買了十本《中學語文》,至今還有五六本。很多事,第一次會很興奮,我第一次出書,是《梅璽閣閑話》,我也開着車去出版社買了好多本。
現在,我給雜誌的文章,都不要求編輯部寄雜誌給我了,甚至出新書,我也衹要個一本二本留念即可。我自己也沒搞懂,當時出錢買雜誌買書是為了什麼,我沒有送書的習慣,我一直認為送人自己寫的書是一種「格調」很低的行為,當然還有種格調更低的作者,就是別人買了書叫你簽個名,還得加上「指正」二字,又不是你送人的書,指正個什麼呀!
到了高中,已經是那個「八百個字不夠開頭」的時代了,那時的作文簿,是十五格一行,十二行一頁,那真是不夠寫,後來我就自說自話換成横線本了,反正不用數格子,我肯定夠。
高一高二的語文老師是余又文先生,一個非常有趣的胖胖的老太太。嚴格地說,她的語文功底衹是中上水平,我那時已經是「博覽群書」了,有時問到余先生,她倒沒看過,我心中自是小小得意。
千萬別以為余先生的水平差,她的語文課上得極活,她佈置寫週記,全開放議論文,我那時特地找了本16開的大本子,每週从《新民晚報》上剪一篇下來,然是就時事論校事,着實在那兒發了不少校長與老金頭的牢騷,余先生也不以為忤,有時甚至當眾讀出來,表揚我敢說敢寫,以至我至今就沒有寫文章瞻前顧後的壞習慣。
在余又文先生的時候,有幾件軼事寫出來,與大家分享。
一是我寫了篇「萬字作文」,那次還是寫在作文簿上的,寫的是我的「情史」,寫了好幾本,一晚上寫成,所以高一的我,就有着「下筆萬言」的本事,打那以後,我就不用作文簿了。
二是有一次,我在作文中寫到:「我對爸爸說:『我的名字太難寫了,人家丁中一的名字多好寫啊!』」,余又文先生雖然給了那篇作文一個高文,但有一條旁批:「你欺負老師沒讀過瓊瑤?」,哈哈,露餡了,不過我的名字是真難寫,小時候別的同學已經開始答卷了,我連名字都沒寫完。
余先生教學真的很活,她還組織我們開展辯論,有一次,就「魚與熊掌」的辯論,她與我班一位同學互扭着胸脯吵到校長室去了,那次的是非已經記不清了,反正學生看到這種事麼肯定起鬨,於是,一群人一起到了校長室。
余先生的辯論會教會了我一分為二地看待事物,也教會了我天下事不是非黑即白的,再後來,加上我對形弍邏輯學的自學,成了我現在的風格。
余先生的時代,我的語文叫上着玩,作文叫寫着玩,無所謂多少分的,就算不是第一名麼,也總歸是前幾名的。
可是,好日子,到頭了。
高三了,換了一個老師,黃申良先生,一個大模子先生,我吵也吵不過他,打,估計也打不過,高中的我,雖然長得挺高了,可是依然瘦弱,關於我體型的故事,以後專門寫一篇。
第一篇作文,60分;第二篇,55分。
開什麼玩笑?我作文不及格?
好,我寫更好的文章出來,看你怎麼「有臉」給我低分。我開始寫連載小說了,先是設定了一個背景,我、我祖母、我爸、我媽、我爸的奶媽、我爸的奶媽的女兒,這六個人物在以後的每一篇作文中出現,不管是記叙文、議論文、說明文、散文,我都以小說的形式,用這幾個人的口來把事情說清楚。
可是,寫得再好,也沒超過過75分。
我前面說過,我除了作文之外,不做作業,這回,我連作文作業都不做了。那是個寒假,好的一週要寫二篇作文,一個寒假照理要寫八篇,我一篇都沒寫。
等回到學校,黃先生問我要寒假作業,我說別急,今天還沒過完,現寫給你。那天,在學校裡,一天寫了八篇作文,你想呀,我一夜可以寫一萬個字,八篇作文,五六千字,一天當然寫出來了,依然繼續着那個連載小說,六個人物來回轉。其實吧,那是故意「炫技」去的,憋着一口氣,就要當場寫出來,效仿當年曹植七步成詩,我半天八篇作文,說實話,腹稿早打了一二個星期了。
沒商量,八篇作文,55分七篇,一篇60,我反正早就不求高分,鬥到底。
整個高三,我的作文最高得過一次75分,就一次,我的作文是越寫越長,後來,自己意識到了,高考衹許八百字,我得减少字數了。
好在,那時我「真」的已經掌握了寫作了技巧了,長短衹是信手拈來的事了。轉眼就高考了,我們那時是先考再估分,然後填誌願。
考前一天,黃老師先給大家打氣,說他預測分數,到我時,他說:「儂認真點考,給我保證100分!」,要知道,滿分是150啊!
高考,很熱的天,我們那時是七月四日,不是後來的六月四日。當年的作文是自命題關於「時間」的文章,文體不限,我寫了篇《時間啊!時間!》以散文的筆法,寫了對時間的敬畏,其中有一句至今記得,「時間是無情的審判者,如林彪之流,曾經不可一世,終落得折戟沉沙,為世人唾棄。」
考完之後,回到學校,大家要憑記憶,重新做一遍卷子,然後讓老師批改,用得出的分數,來作為填寫誌願的依據和參考。在我填卷子,黃先生走過來,對我說:「你不用做卷子了,你120分保底,有可能125分。」
開玩笑?你說我100分的?
接着,他把整個故事說了出來。
他說,在高三開學時有過一次家長會,他和我爸聊了一次,那時我已經是七一的名人了,實在傲氣大重,他在征得我父親的意見之後,决定好好殺殺我的威風,這一殺,就是整整一年,直到考完高考,才告訴我真相。
我很是感激他,特別是那句「120分保底」,有一種知遇之恩,整整一年的委屈,一下子爆發出來。各位看官,別以為我哭了,我沒哭,有什麼好哭的?開心倒是真的,傲氣又起來了,我都不用複卷,能不傲嗎?
那次高考,我的語文成績是128分,作文好象又是滿分,說好象,是因為當年並沒有把滿分作文登報的習慣,我是聽「消息靈通人士」說的。
我的傲氣還是被黃申良先生壓了下去,以至於後來,有位年長女士對我讚賞有加,說我「這個年輕人,有傲骨沒傲氣,難得。」。
黃申良老師在教完我們之後,就辭職了,後來去做股票了,據說非常成功,在1990年,肯放棄教職下海,絕對就是個有魄力的人。
七一中學的語文老師都很牛,再說一位沒有教過我的名教師,她叫施濟美。她是個什麼檔次的語文老師?這麼說吧,她要是活下去,現在我們就不懷念張愛玲了。她不但是個語文老師,還是個作家,「東吳系女作家」的領軍人物,自己本身的專業是經濟學,她的小說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就流行滬上。
她一生未婚,她有過一次愛情,男友後來去了前線抗日,身死疆場,她守志不嫁,同時照顧男友的父母並且養老送終,真正奇女子。
1968年,文革初期,施濟美先生與同居女友向明中學的老師雙雙上吊,一代才女,香消玉殞,留下遺言:「政治上的事,我想信總有一天會弄清楚,但生活中的事無人會來還我清白。」,終成千古一嘆。
施先生沒有教過我,她過世我尚未出生,但當我知道了她的事跡後,我決定在我的文章中留此一筆,願天下有情人,再無別離;也願天下有才人,再無磨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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