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回憶]中學往事之三

七一中學是每天上午七點三刻開課,每天課前,會有幾個學生站在校門口,列表歡迎同學和老師,這些學生是輪流的,一個個班一個個小隊輪。老金頭每天都會出現在校門口,他在那兒盯着學生們,哪位同學沒戴校徽,哪位女同學沒扎頭髮,都會被他糾出來,記到他的工作手冊上。
七一中學的規矩很嚴格,一學期中遲到三次,就要受到處分,記小過一次,老金頭也負責每天在校門口守着紀錄遲到的學生。不過這個規矩有個很大的漏洞,遲到是由老金頭記的,他可絕對不循私;可是曠課是由當班老師統計的,大多數老師並不管出勤,或者是眼開眼閉的。所以,如果眼看着要遲到了,那就乾脆第一節就不去上了,等第一節課下課後偷偷溜進學校就是了,那時老金頭已經不在校門口了。
早操,是在第一節課後進行的,那時全校排隊進操場,老金頭會站在主席臺上「閱兵」,所以不能兼顧校門,那時,就可以輕鬆地「乘亂」混進學校了。
沒人不恨老金頭的!
一來,恨他那本變天賬閻王簿;二來,所有的處分和懲罰,都是教導處發出的,他是教導主任,不恨他恨誰?
還有一點,老金頭是教政治的,他平時在校會的訓話,和他的政治課,幾乎是一樣的。我的中學時代,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政治最開明的時代,各種新思潮風起雲湧,我們這些年輕人更是接受了各種「西風東漸」的教育。老金頭教的政治,還沒有脫離時代的烙印,你想呀,誰會買他的賬啊?我在想,可能那個時候,全校上下所有師生,衹剩老金頭一個還相信着他嘴裡說的東西,或許,他自己都不信,亦未可知。
一個極右的校長,一個極左的教導主任,這個學校想不有趣都難。
有一件有趣的事,我的英文是生物老師教的。那時已經是高三了,同學間彌漫着一股神秘的氣息,整個社會也都在燥動着。淮海路上的美國領事館門口天天排着長隊,附近的居民帶着躺椅隔天晚上就去排隊,到了早上,把佔的位子賣給真正來簽證的人。那時賺錢太好賺了,有人就是手中拿個飯糰,每一粒飯都能賣錢,賣給那些需要把照片粘到申請表上的人。
我說過,上海是個相當「崇洋媚外」的地方,那段時間,頗有種山雨慾來前的瘋狂,每一家每一戶,好象都在想方設法地出國,但凡家中有國外的親戚,總希冀着是否通過他們把家裡的小輩「弄出去」。那時最熱閙的,就是「讀托福」,我們的同學中有好個週末在外面上課的,學的就是托福。
高三的英語老師,教得很差,差到那些在外面讀托福的同學,發現她講錯了許多地方。她的教書,既沒有教師的魅力,也沒有知識的傳遞,她甚至連維持課堂秩序的本事都沒有。你想吧,這英語課得有多亂,下面喫東西的,打牌的,吹牛的,感覺上老師既不想把課上好,學生也沒打算配合,反正,高三的英語課,就成了個笑話。最後,英語課變成了一個佈置作業却不教怎麼做的怪事。
好多人都在讀托福,高中的生物老師是位二十出頭的姑娘,她也在讀托福,她讀得很認真,認真到她的生物課,她叫大家自己看書,她自己讀托福。同學們若是問她生物的題目,她一概叫你去書上找答案,有趣的是,當同學去問她英文題時,她總能耐心地解答,一來二去的,她的生物課不再上生物,實實在在地變成了英文課。
可是「好景」不長,那位生物老師可能托福讀得太好,終於有一天,不再出現了,多半是遠渡重洋去了,我們的英文水平自然就更差了。高中時,我在二班,三班四班的英語是另一位男老師教的,他是四班班主任的丈夫,他們一個教英語一個教語文,都是有名的特級教師,在那個普遍在外補課的年代,他倆是有錢都難請到的老師,想必是屬於一部分「先富起來」的老師吧!
我們的班主任實在看不下去了,就去和那位老師商量,希望他能教教我們的英語,我們二班,還有一班,都希望他能給我們補補課。所有的老師和學生都瞞着那位教不好英語的女老師,我們在放學之後,假裝散課,再偷偷地回到學校,可是不回到自己的教室,而是从側梯來到四樓的階梯教室,由那位男老師來給我們二個班的同學上課。
現在想來,要有很多人參與其中,不但要驚動管階梯教室的人,多半還要給校長打個招呼,英語教研組倒是不怕,那位男老師就是教研組長,至於他老婆,不但是語文教研組長,還是年級組長。這是一個系統性地瞞着一個人的行為,可想而知,這位的口碑和名聲,該是如何地掃地了。同學們都知道此事辦成不易,個個都在階梯教室很認真,比平時班主任上課還要老實,老師又好,學生又想學,這一來二去的,立刻把課補了上去,記得那時好象是一週補二次夜課,一連補了幾個月的課,直到高考。我現在依然記得那「鬼鬼祟祟」去階梯教室時的興奮勁頭,那種在班主任帶領下做壞事的暢快。
別說「知恩圖報」了,我甚至都沒有記住那位男老師的名字,雖然那時「向錢看」的風氣已然肇始,但那位老師沒有收我們的錢,真正是義務在教我們。他們夫妻二個,在我眼裡,就象是神仙俠侣般的存在。
據說那位女老師,在我們之後再也沒教過書,據說還高陞了,去了本區的某個學校擔任了領導崗位。我想天下其實是沒有秘密的,她的「被代課」故事多半會傳到她的新學校,不知她是如何化解的。
我的語文老師也在把我們送到大學後不幹了,據說是「再也教不出比『我』更好的學生了」,據「我」說的,他在當年離開了七一中學,數年之後,成為了一代「股神」。生物老師教英文,語文老師成股神,這就是我的中學,有趣吧?
有些事,現在回想起來,可能有點誤解和誤會,我並不是指英文課的事,我是說老金頭。
不知為什麼,大學中學小學,我總共衹參加過一次半同學聚會,一次是事先說好參加的,半次是臨時起意半途加入的。我很不樂衷於同學聚會這種活動,我說過的,我是個非常內向的人;另外,眼看着女神變成了大媽,醜小鴨成了天鵝,我不太能接受這樣的戲劇性,我想,還是留點美好的回憶吧,就象這組文章那樣。
那次的同學聚會,已經高中畢業十多年了,我是帶着女兒去的,那頓飯,我們同學還請來了高三的班主任,一位老公受過長期迫害的開明政治老師,她是那種慈愛的母親式的老師,同樣教政治,她教的就和老金頭大不一樣。
那頓飯上,據這位班主任說,老金頭其實心腸很好,經常去問班主任們那些受了處分的同學有沒有立功表現,可以用來撤銷處分。想想也是,處分應該是個集體訣議,但宣佈的却是老金頭,他為集體做了「墊刀頭」;就象現在,人們會把矛頭指向發言人,却忽略了發言人代表的實體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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