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那一定是個受盡了詛咒的地方，從種種的異像可以看得出來。我在2月12日的中午，登上飛機，就是想去「朝拜」一下那塊特殊的土地，那個被時間封印了的所在。這個「計劃」我已經醞釀了許久，終於有了一次「假公濟私」的機會，我就要去那兒了。重慶，最吸引我的地方，不是革命前的白公館，也不是革命時的渣滓洞，而是革命後的那個地方。 或許是冥冥之中有種力量，想要阻止我踏足那裡吧，在西去的飛機上就給了我一個下馬威。下午一點半，飛機在重慶機場降落，隨著「噔」的一聲著陸，有一些黃色的液體從行李架裡流出來，瀝瀝浠浠地滴在我的頭上、身上……飛機還在急速地滑行著，一種惡臭的味道開始在我身邊瀰漫開來，水很多，我根本沒處躲，最讓我擔心的是，我的攝影包還在行李架裡，裡面有筆記本電腦、有相機、還有兩枚鏡頭，不知怎麼樣了。 雖然衹是短短的一兩分鐘，然而要是用「度日如年」來形容，肯定不足以表達我當時的心情。再確保沒有危險之後，我「跳」起來，打開行李架，攝影包果然被浸在了一灘黃綠色的水中。等飛機停穩後，乘客陸續下了飛機，並沒有人注意到我的狼狽，而我呢，正在獨自納悶，這到底是怎麼了？ 我的身上開始泛白，空乘人員告訴我，一定是哪位乘客的泡菜罈子碎了，可想而知，我身上出現的一攤攤白色，是鹽霜。相機和鏡頭都保住了，電腦的一角進了一點水，用布擦乾之後，電腦能夠點亮，雖然很尷尬，卻並沒有造成很大的損失，若是定要找航空公司索賠的話，估計也就是替我把衣服和包乾洗了而已，不過幾十塊錢的洗滌費用，然而我怎麼可能放心把上千元的Lowepro交給他們胡亂洗一通呢？ 儘快離開是非之地，是我當時的想法，從飛機上下來，往候車點走去，我身上的鹽花越來越多，這讓我想起以前聽到的革命人突破封鎖運鹽的故事，據說就是把棉衣浸在鹽水裡，然後穿在身上過關躲避檢查的，不過那肯定是個騙人愛國的故事，你想一件棉衣帶多少鹽？被封鎖的可是整個部隊啊，杯水車薪，又抵何用？但是，販私鹽的事肯定是有，說書裡的胡大海，不就是販私鹽出身的麼？我現在一身鹽，恐怕和販私鹽的差不多吧。 伴著一身臭味，來到了酒店，工作人員看我的眼神，我至今記憶猶新。來到房間，用濕毛巾把渾身上下都擦了一遍，終於看似把鹽都擦乾淨了，可味道依然飄散在空氣中。取出筆記本，插上電源，突然發現DVD光驅拒絕工作了，回想起來，沾到鹽水的地方就在光驅的邊上，鹽水一定沿著縫隙滲了進去，哎！細細地想起來，那泡菜的水散放著酸臭的味道，其成份就是鹽酸啊，集成板本就是不耐腐蝕的東西，這回中了刀了。 收拾好相機，準備出門，發現身上已經不是一攤攤的白色了，變成了一片片，原來剛才用濕毛巾一擦，衹是讓鹽又變回鹽水，並且均勻起來，其實並沒有把鹽擦掉，經風一吹，鹽霜又冒了出來。 天色已經晚了，雖然這個城市經常沒有太陽，我也管不著自己的醜態了，我要去的地方，乃是人世間最醜陋的所在。那個地方在重慶的西面，在一個公園的裡面。公園要比我想像的大得多，進入公園，穿過一個廣場，繞過一個湖，走到公園的後門，沿著小路往東走，有一條上山的小徑，在山坡下可以看到石階儘著虛掩著的鐵門。 清冷，進入小門，沒有任何一個人，衹有千百個冤魂在地下哭泣，到處都是雜草、青苔，這個地方顯然是被人遺忘的角落。公園的廣場上正在舉行遊園會，遊人如織，迴廊裡的業餘樂隊，正在演奏著《喜洋洋》，然而此時此地卻是如此的淒涼與靜寂，只剩下無聲的吶喊。 這樣的環境，對攝影來說還是挺不錯的，在按到了幾百次快門之後，在靜靜的思考之後，心中的恐懼也由然而生。天色黑了下來，我感覺到有一股力量朝我壓來，我唯一能做的，便是逃離此地，我一分鐘也不願呆下去了，我再也不想到這裡來了。 隨後的幾天，那裡的情形一直浮現在我的眼前，我逃離了重慶，來到大足，來到了寶頂山，寶頂上刻有地獄的景像，我卻在細細品味著「人間地獄」的滋味。 不幸的事，還是發生了，我丟失了數碼伴侶，那個五寸見方的小盒子裡，有我所有在重慶拍攝的照片，那個地方的景像進入了我的相機，又隨著內存卡被轉到了數碼伴侶上，然後數碼伴侶卻丟失了，這或許也是命中注定的吧。 Ken在上海打電話給我，問「去了麼？」，我說「去了，拍了，照片全丟了，這一定是個受盡了詛咒的地方……」。 回到重慶，過了一夜，第二天十一點就要回上海了。早上八點，我做出了一個決定，我要再去一次，再拍一些照片。 八點半，我又站在了虛掩的鐵門口，鐵門邊的牆上刷著四個大字，猩紅的油漆已經斑駁，可依然是那麼觸目驚心：「文革墓群」。 第二部分 在「文革」的兩字下面，不知誰用白漆寫了「冤魂」兩字，雖然字很難看，卻很點題。進入園內，很是寂靜，重慶的初春，依然寒冷，加之下了一夜的雨，地上很是濕滑，我必須把單腳架當作枴杖才不至於跌滑。墓園並不大，衹有幾個幾個籃球場的面積，中間是一條一米左右的正道，兩邊的墓則是雜亂無章的排列，甚至連墓的朝向也各有不同。墓與墓之間的距離很近，莫名地更給人一種壓抑的感覺，墓修得並不錯，衹是年久失修，多數刻字已經風化、斑駁，讓人感嘆世事的變遷。 幾乎所有的墓上，都能看到「烈士」兩字，我查了有關的法律法規，「烈士」的定義為「我國人民和人民解放軍指戰員，在革命鬥爭、保衛祖國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中壯烈犧牲的，稱為革命烈士」，長眠在這裡的人，沒有任何一個符合這樣的標準。就說常規的理解吧，「烈士」應當是高風亮節的勇士、是可歌可泣的漢子，然而在此，沒有任何一個人有此風範。那麼，這些人到底是些什麼人呢？ 子曰：「不幸短命死矣！」，說的是顏回，顏回三十二歲死了，很「不幸」，很「短命」。然而在此墓地裡的人，卻要比顏回更「不幸」，更「短命」。我走了一圈，發現有許多「冤魂」衹有二十多歲，甚至還有一些不到二十歲，所謂「還沒有做過人」的「人」。最小的死者，衹有十四歲，那是怎樣的一個花樣年華啊？ 這些人，在當年經歷一場空前絕後的戰爭。天下的戰爭，都是為了相反的目的，比如一方「侵略」，那另一方肯定要「反侵略」，唯獨這場鬧劇般的戰爭，卻是為了同一個目標，為了同一個理想，就是「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為了這個自己都說不清是什麼的東西，白白地「獻」出了自己保貴的生命，真真是令人扼腕長嘆啊。 這個墓園，共有113座墳塋，埋葬了600多個冤魂，說他們冤，衹是指他們「生」得冤，他們生在一個特殊的年代，輕信了特殊的主義，然後他們的「死」卻不冤，這些人，若是當年僥倖活了下來，也會在若干年後被定性為「三種人」（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及至到了今天，依然受著良心的譴責。老舍，就是死在這種人手中；傅雷，也是死在這種人手中；無數的文物，斷送在這種人的手中，八國聯國所造成的破壞，與他們相比，只可謂「小巫見大巫」了。 1967年的年內，整個重慶成了戰場，據「苟活」下來的人說（當然還有許多正式的文獻），當時整個重慶幾乎籠罩在戰爭的陰影下，參加武鬥的兩派，動用了除了飛機以外的各種常規武器，其中包括坦克和裝甲車，甚至還有三艘砲艦參加戰鬥…… 具體的細節，我並不想複述別人的研究成果，我衹是想死去的人倒也罷了，活著的人，應該怎麼樣更好的生活呢？ 第三部分 南方週末2001年4月29日刊登的《青春墓地埋葬重慶文革武鬥》，作者余劉文 韓平藻 在重慶，在和歌樂山烈士陵園遙遙相望的沙坪壩公園裡，在荒草和雜木中，有一片人跡罕至的墓地，它被一道長滿青苔的高高的石牆圍住，與世隔絕。 這是一個全國僅有的文革墓地，113座墳墓掩埋了400餘名當年武鬥的死難者。他們中有年僅14歲的少女，有被稱為「校花」的女中學生，有年輕的母親，她們和更多的他們————握著槍和鐵棍、刀、匕首等的兒子、丈夫、父親————交錯地倒在這裡。 30多年過去了，如今，墳頭芳草萋萋，那個動亂年代曾經的廝殺、哀號、槍聲、頌歌和罪惡過去了，被鬼針草、塵土和高牆的陰影層層覆蓋。 但是，與死者有關的人還活著。重慶文革派性鬥爭的波詭雲譎、血雨腥風，還影響著他們……「我為文化大革命坐了15年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