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上海回憶

還記得嗎？我的英文是生物老師教的，那個學托福的生物老師。 我的電腦也是生物老師教的，真的，她在初中時教過我生物，結果一轉身，她又在高中教我電腦了。 那位老師叫朱光映，一個胖胖的女青年，照理說，副課的老師不會被記得這麼牢，可偏偏記住了她。不但我記住了她，我的祖母我的父母，都記住了她，說來，她和我家有些淵源。我在小學之前，住在南陽路77弄19號，就是現在恆隆廣場停車場的出風塔那個位置，正對著南陽路幼兒園，我們住址的故事，會在另一篇《調房子》中詳細討論。 南陽路的那套房子，是解放前我的祖母「頂」下來的，二樓我們家住，一樓就租出去，我出生的時候，朱光映家就住在一樓。 這些事我並不知道，直到進了中學，朱光映先把我認了出來，才告訴我她認識我，才知訴我這個故事，也許是我的名字比較特殊吧！我查過全國身份系統，全國沒人和我同名同姓的，倒是臺灣有位女作家和我同名不同姓，非常難得了。 還有一個故事，也是朱光映說的，而且衹要我在場，她逢人就講，講得讓我牙癢癢。故事是這樣的，說是十來年前，當時的十來年前，就是我還住在南陽路的時候，說是在某個冬天的下午，三四歳的我午睡醒了之後，發現家中沒有大人，就連厚衣服都沒穿就下樓找大人，結果被她發現，於是她就抱著我給我取暖，直到我的家長回來。 這樣的一個故事，是一個天不怕地不怕的調皮男孩的「汙點」，可是她把這個故事說得人儘皆知，怎能令人不恨？不過，她待我挺好的，特別是她做了電腦老師後，我還獲得了更多用電腦的機會。另外，我對這個故事是存疑的，我是二代單傳的獨子，家中對我照顧呵護備至，我祖母又以細心著稱，應該不會單獨扔在家裡的。 那個時候用電腦，有個專門的詞，叫做「上機」，電腦課是在教室裡上的，在黑板上寫的，然後專門有一節課，好像有一週一次還是二週一次，特地跑到電腦房去用電腦，就叫做「上機」。 電腦房可能是當時七一中學唯一有空調的房間，待遇比校長和教導主任還好。電腦房在三層小洋房二樓的東北角，是一個密閉的教室，進門之前要換拖鞋，所以電腦房外總是一地拖鞋，後來好像改成鞋套了，朱老師在電腦房中時還要穿白大褂，學生好像並沒有此要求。 那時的電腦，是一種叫做「Laser 200」的電腦，電腦的主機帶著鍵盤，鍵盤是黃色的橡膠塊，每個鍵上還畫著一個圖形，而顯示器其實就是普通的電視機顯像管。在電腦室的最後一排，還有二檯「Laser 310」電腦，那是200型的高級版，鍵盤的樣子也更酷一點，200型的鍵盤每個字母是分開的，而310型則和後來的蘋果II型電腦那樣，是靠在一起的。 顯示器是單色的，綠底黑字，這兩個顏色搭配影響了我的一生，我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用的編輯器是Emacs，這是種可以自定義界面的編輯器，我用的就是黑底亮錄字。 簡單來說，平時給我們「上機」的電腦是Laser 200，一種衹有6K內存的電腦，6K是個什麼概念？這篇文章寫到現在是一千多字，按一個漢字佔二個字節來計算，那就是2K沒有了，那時的整檯電腦，衹能放二三篇這樣的文章。有人問，不是有磁盤的嗎？Laser機沒有磁盤機，可以選用的外存儲器是錄音機，你沒看錯，就是普通的家用錄用機，用一根兩頭都是3.5毫米二芯插頭的連接線就可以了，一頭接錄音機的耳機孔，另一頭接電腦的輸入孔，現在很多汽車上都有一個孔，可以用線連接手機的耳機孔來把聲音放到汽車的音響上，那種線要比當年的高級，因為是立體聲的，所以是「三芯」插孔。 從磁帶上調用程序很慢，單面半個小時，本來卡式磁帶就是單面三十分鐘嘛，有些大的程序甚至要二面，那就得一個小時，所以很少有人真的會用磁帶來寫程序，估計很多同學壓根就不知道Laser機可以用磁帶來儲存，因為電腦房中並沒有配備錄音機。 磁帶更多的事用來儲存遊戲的，那種很簡單的用鍵盤控制的小遊戲，磁帶存遊戲有一點好，就是複製的時候連電腦都不需要，衹要一檯雙卡錄音機就行了，衹是在拷貝的時候最好把聲音調到最小，否則全是吱吱啞啞的噪音。 Laser 200用的計算機語言是Basic語言，當時的Basic是有行號的，每句語句前有個號碼，一般是「10、20、30」這樣的，用10跳增的好處是當中可以插入語句，比如插個「25」這樣的意思，要知道這個語言在1984年才出現在非IBM的機器上，七一中學最晚在1987年就有了自己的電腦房，著實非常厲害了。 我其實在1986年就已經是當時的電腦「高手」了，一來我在靜安區少科站和老師混了個臉熟，二來我有個要好的小學同學，他的媽是五四文化用品商店的，那時店裡有檯樣機，我在初二的暑假，天天去他媽的店裡玩電腦，那是檯Laser 310，比七一中學上課用的要高級很多。 我從高一起正式愛上了電腦，不多久後就加入了靜安區少年宮的電腦組，我進少年宮的電腦組一不是學校推薦二不是少年宮招募，而是因為我經常跟一位高年級的男生去「蹭機」。我會隔天把程序用紙筆寫好，第二天去少年宮輸入驗證，由於我的「勤奮」，終於感動了少年宮的老師，讓我做了個「編外成員」，後來我成了留守到最後的電腦組成員，也寫了最多的程序，但依然是個「編外」，可能那時的「編制」是很緊缺的吧？ 少年宮用的電腦是蘋菓二型的，已經有了磁盤機，那時的五吋磁盤叫「雙面雙密度磁盤」，單面是64K，但是二面總共衹有127K，其中有1K要留給系統用。後來到了PC機的時候，五吋磁盤發展到了1.2M，尺寸外型是一模一樣的，再後來有了1.44的三吋盤，從那時起，電腦算是非常成熟了。 蘋菓機已經非常好玩了，我依然記得「call -151」指令可以進入彙編模式，使用的彙編指令集叫做「6502」，而用「pr#6」則可以輪出打印。 我的父親業餘擔任《上海集郵》的主編工作，從創刊至今主持筆政三十餘年，他當年搞過一個「年度集郵新聞十佳」的投票活動，大家把選票寄到編輯部，然後統計選票。那年，我讀高二，就用Basic語言寫了選票統計程序，把選票輸入，最後統計出結果來，當年的Basic很笨，沒法調入外部數據，衹能在主程序中用read/data語句，read語句在程序的前部，用來累加，而data語句用來存放選票內容，有幾千張選票，就有幾千行的data語句，具體做的時候還要先給選票編號，因為選票內容與最後統計結果相同的朋友是有機會抽獎的。 就這樣，從高中開始「正式」編程玩電腦，一玩就玩了幾十年，雖然從來沒有上過專業的電腦課，卻是實打實程序員出身的電腦人士，一直到後來，喫的都是電腦飯，除了大學畢業時，做過二年的設計師。 不對，我是上過電腦課的，高中時的朱光映教的，她是我初中的生物老師。

這些天，寫《上海回憶》，寫到了一些中學裡的事情，結果有很多同學校友找到了我，都說「你的記性怎麼那麼好？」。其實吧，就像我上一篇中說到的，我是個內向的人，內向的人與人交流少，所以就有了很多的時間來冷眼旁觀物和事。 我想，我的小學體育老師肯定不會同意的，前幾天，我們小學同學建了個群，體育老師說：「我記得你，你從小就喜歡和老師聊天、軋山湖。」所以，還好我與人交流少，要是多的話，估計老師都沒上課的機會了，都得聽我說。 其實我的記性也不是那麼好啦，比如說，初中的事，以「班級」這個單位的記憶就有些模糊了。好在，高中的班級，我記得很清楚。 高三有四個班級，一班白痴班，二班流氓班，三班革命班，四班掃盲班；直到現在，我依然認為這幾個詞語的描述實在是「穏准狠」。有趣的是，這幾個綽號被全校接受，哪怕是白痴班和流氓班的同學，也照樣認可。 白痴班的存在，實在是沒什麼存在的意義。一班學習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差的；課外活動不是最好的，同樣不是最差的；下課打球，他們永遠不會贏，但也不至於墊底；無論是批評還是表揚，都沒有他們班的事，與其它幾班風起雲湧、驚濤駭浪相比，他們始終就是個死水微瀾的狀態，老師永遠都不會用一班舉例子，永 遠不會說一班有個誰誰誰怎麼怎麼樣。學校裡好像就沒有這個班似的，甚至被叫做「白痴班」時，他們也沒有太大的反應，沒打算改個名字什麼的。 二班流氓班，就是我所在的班級，那時我們絲毫沒有為名字而忤，甚至覺得「流氓」二字帶著某種程度的「俠氣」，先不說二班，我們聊下去。 三班革命班，那是個很有趣的名字，在一個早「忘了」「革命傳統」的年代，居然有一個班被叫做了革命班，有一整個班的革命小將，真是有趣。那時，七一中學，有各種各樣的活動，黑板報比賽，詩朗誦比賽，三班永遠是最積極的，只要有三班參加的集體比賽，大家爭的就是第二名了。 記得有過一次歌詠比賽，在比賽前的二個月，三班每天下課後都留在教室裡排練，他們弄得很神秘，每天排練都把前後門關得緊緊的，還有人察看窗外有沒有人偷看偷聽。 那次歌詠比賽是在學校西北角的一個大倉庫舉行的，全校廿四個班級，記得好像有三分之一的班級唱了《團結就是力量》。那天，三班好像是唱了三個歌曲，其中一個是小組唱，還有一個是《畢業歌》，三聲部還是四聲部的合唱，我也不懂，只知道那種唱法很不簡單，因為別的班級都是一個聲音的大合唱，而三班的《畢業歌》是有高有低不一樣的聲音，甚至各個聲部之間的唱詞也是不一樣的。 「同學們，大家起來， 擔負起天下的興亡！ 聽吧，滿耳是大眾的嗟傷！ …… 同學們！同學們！ 快拿出力量， 擔負起天下的興亡！」 我們真是被他們唱得「熱血澎湃，鬥志昂揚」，心想著該如何地報效祖國。沒有了啦，真要這麼寫，就不是閣主的寫法了，高三的我們，剛經歷了那個多事之秋，充滿了迷惘和困惑，我們看不到歌中「起來」的可能，那時的我們，有能力的想著出國，沒能力的等著高考，渾渾噩噩，不知道未來是怎麼樣的。 說起那次的歌詠比賽，我們班著實是沒有任何準備，等到要比賽了，班主任桑玉梅先生來問我們打算怎麼辦，我們如實回答：「不知道！」，流氓班嘛，事情做不好，豪氣還是要有的。 好在桑先師急中生智，給我們臨時抱了佛腳，不至於叫到班名時來個「棄權」，她教我們唱了《團結就是力量》。前面說到，有三分之一的班級唱了《團結就是力量》，所以等我們一上台，一報歌曲，下面就響起了笑聲。然而，作為出盡風頭的二班，會隨大眾、和大流嗎？當然不會，我們的第一句就和別人不一樣。 傳統的《團結就是力量》第一句就是歌名「團結就是力量」，我們唱的就不是，我們的多了二個字：「團結，團結就是力量」，第二句，和第一句一樣；第三句，和第二句一樣，也就是說和第一句也一樣；換言之，我們把一句話唱了三遍。 接著是第四句，和前三句不一樣了，先是一個字，「嗨！」，記得好像還一起跺了個腳，然後是唱詞：「團結就是力量！」 第五句，哪來的第五句啊？！在聽眾們聽到又有一首《團結就是力量》時開始笑，當他們還沒笑完的時候，我們已經紛紛跳下台了，有些人甚至開了個小差都沒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很多年以後，有人學我們當年的做派，搞出一種活動來，叫做「快閃」。 再來說四班，四班為什麼叫掃盲班呢？話說四班是全高三成績最好的，好像不管什麼樣的考試，年級排名前幾十的都是四班的，除了我班有位老兄獨得總分第一之外，從第二到第四十，好像是四班獨攬的，也就是說剩下的三個班級是在搶四十名以後的名次。 放學以後，一班肯定是沒人的，他們放學就走，二班肯定是有人的，一半左右的人，而三班四班是全班留在教室的，三班唱歌做節目，四班自習做卷子。四班的人，永遠都在學習，我們說他們就像是海綿吸水似的在學習。誰最想學習？誰學習最認真？當然是文盲啦！文盲一旦有了讀書認字的機會，哪個會不珍惜？那四班這種自發的學習熱情，非「文盲」二字莫屬了。 好了，剩下二班了，流氓班，真的流氓嗎？在北京話中，「耍流氓」指的是性侵女性，好在我們全是上海學生，整個流氓班，沒有耍過流氓。 先說一個故事吧，有一次開校會，我不是說過嗎？校會課，是大家輪的，其中有一個年級是在階梯教室中，現場聆聽校長和教導主任的訓話，其它的班級在教室裡聽廣播。那一次，我們高三「有幸」輪上，都去了階梯教室。 那次校會，校長和教導主任各拿了一隻面盆去，及其正式校會，老金頭把面盆從台下拿到台上，說：「這是我們從高三收來的撲克牌，這是從一個班級收來的一部撲克牌！」，老金頭說得義憤填膺，大力拍著桌子。老金頭說話有二個毛病，一是喜歡噴唾沬，同學們經常開玩笑說坐在前排要撐洋傘，另外老金頭說話一急，就會有大量的口水湧出來，積在嘴角的二邊，很是滑稽。 印象中，好像不僅是學生，哪怕是老師也挺怕老金頭，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考核的學生的同時，也做著考核老師的工作，教導主任，可能放在大學裡，就是黨委書記了吧？那倒真的是挺厲害的，哎，話說當年的老師們，為什麼就沒有一個想到來和同學聯手的呢？ 當年的老師太天真了，當然，可能現在的我更天真。…

七一中學是每天上午七點三刻開課，每天課前，會有幾個學生站在校門口，列表歡迎同學和老師，這些學生是輪流的，一個個班一個個小隊輪。老金頭每天都會出現在校門口，他在那兒盯著學生們，哪位同學沒戴校徽，哪位女同學沒扎頭髮，都會被他糾出來，記到他的工作手冊上。 七一中學的規矩很嚴格，一學期中遲到三次，就要受到處分，記小過一次，老金頭也負責每天在校門口守著紀錄遲到的學生。不過這個規矩有個很大的漏洞，遲到是由老金頭記的，他可絕對不循私；可是曠課是由當班老師統計的，大多數老師並不管出勤，或者是眼開眼閉的。所以，如果眼看著要遲到了，那就乾脆第一節就不去上了，等第一節課下課後偷偷溜進學校就是了，那時老金頭已經不在校門口了。 早操，是在第一節課後進行的，那時全校排隊進操場，老金頭會站在主席臺上「閱兵」，所以不能兼顧校門，那時，就可以輕鬆地「乘亂」混進學校了。 沒人不恨老金頭的！ 一來，恨他那本變天賬閻王簿；二來，所有的處分和懲罰，都是教導處發出的，他是教導主任，不恨他恨誰？ 還有一點，老金頭是教政治的，他平時在校會的訓話，和他的政治課，幾乎是一樣的。我的中學時代，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政治最開明的時代，各種新思潮風起雲湧，我們這些年輕人更是接受了各種「西風東漸」的教育。老金頭教的政治，還沒有脫離時代的烙印，你想呀，誰會買他的賬啊？我在想，可能那個時候，全校上下所有師生，衹剩老金頭一個還相信著他嘴裡說的東西，或許，他自己都不信，亦未可知。 一個極右的校長，一個極左的教導主任，這個學校想不有趣都難。 有一件有趣的事，我的英文是生物老師教的。那時已經是高三了，同學間瀰漫著一股神秘的氣息，整個社會也都在燥動著。淮海路上的美國領事館門口天天排著長隊，附近的居民帶著躺椅隔天晚上就去排隊，到了早上，把佔的位子賣給真正來簽證的人。那時賺錢太好賺了，有人就是手中拿個飯糰，每一粒飯都能賣錢，賣給那些需要把照片粘到申請表上的人。 我說過，上海是個相當「崇洋媚外」的地方，那段時間，頗有種山雨慾來前的瘋狂，每一家每一戶，好像都在想方設法地出國，但凡家中有國外的親戚，總希冀著是否通過他們把家裡的小輩「弄出去」。那時最熱閙的，就是「讀托福」，我們的同學中有好個週末在外面上課的，學的就是托福。 高三的英語老師，教得很差，差到那些在外面讀托福的同學，發現她講錯了許多地方。她的教書，既沒有教師的魅力，也沒有知識的傳遞，她甚至連維持課堂秩序的本事都沒有。你想吧，這英語課得有多亂，下面喫東西的，打牌的，吹牛的，感覺上老師既不想把課上好，學生也沒打算配合，反正，高三的英語課，就成了個笑話。最後，英語課變成了一個佈置作業卻不教怎麼做的怪事。 好多人都在讀托福，高中的生物老師是位二十出頭的姑娘，她也在讀托福，她讀得很認真，認真到她的生物課，她叫大家自己看書，她自己讀托福。同學們若是問她生物的題目，她一概叫你去書上找答案，有趣的是，當同學去問她英文題時，她總能耐心地解答，一來二去的，她的生物課不再上生物，實實在在地變成了英文課。 可是「好景」不長，那位生物老師可能托福讀得太好，終於有一天，不再出現了，多半是遠渡重洋去了，我們的英文水平自然就更差了。高中時，我在二班，三班四班的英語是另一位男老師教的，他是四班班主任的丈夫，他們一個教英語一個教語文，都是有名的特級教師，在那個普遍在外補課的年代，他倆是有錢都難請到的老師，想必是屬於一部分「先富起來」的老師吧！ 我們的班主任實在看不下去了，就去和那位老師商量，希望他能教教我們的英語，我們二班，還有一班，都希望他能給我們補補課。所有的老師和學生都瞞著那位教不好英語的女老師，我們在放學之後，假裝散課，再偷偷地回到學校，可是不回到自己的教室，而是從側梯來到四樓的階梯教室，由那位男老師來給我們二個班的同學上課。 現在想來，要有很多人參與其中，不但要驚動管階梯教室的人，多半還要給校長打個招呼，英語教研組倒是不怕，那位男老師就是教研組長，至於他老婆，不但是語文教研組長，還是年級組長。這是一個系統性地瞞著一個人的行為，可想而知，這位的口碑和名聲，該是如何地掃地了。同學們都知道此事辦成不易，個個都在階梯教室很認真，比平時班主任上課還要老實，老師又好，學生又想學，這一來二去的，立刻把課補了上去，記得那時好像是一週補二次夜課，一連補了幾個月的課，直到高考。我現在依然記得那「鬼鬼祟祟」去階梯教室時的興奮勁頭，那種在班主任帶領下做壞事的暢快。 別說「知恩圖報」了，我甚至都沒有記住那位男老師的名字，雖然那時「向錢看」的風氣已然肇始，但那位老師沒有收我們的錢，真正是義務在教我們。他們夫妻二個，在我眼裡，就像是神仙俠侶般的存在。 據說那位女老師，在我們之後再也沒教過書，據說還高陞了，去了本區的某個學校擔任了領導崗位。我想天下其實是沒有秘密的，她的「被代課」故事多半會傳到她的新學校，不知她是如何化解的。 我的語文老師也在把我們送到大學後不幹了，據說是「再也教不出比『我』更好的學生了」，據「我」說的，他在當年離開了七一中學，數年之後，成為了一代「股神」。生物老師教英文，語文老師成股神，這就是我的中學，有趣吧？ 有些事，現在回想起來，可能有點誤解和誤會，我並不是指英文課的事，我是說老金頭。 不知為什麼，大學中學小學，我總共衹參加過一次半同學聚會，一次是事先說好參加的，半次是臨時起意半途加入的。我很不樂衷於同學聚會這種活動，我說過的，我是個非常內向的人；另外，眼看著女神變成了大媽，醜小鴨成了天鵝，我不太能接受這樣的戲劇性，我想，還是留點美好的回憶吧，就像這組文章那樣。 那次的同學聚會，已經高中畢業十多年了，我是帶著女兒去的，那頓飯，我們同學還請來了高三的班主任，一位老公受過長期迫害的開明政治老師，她是那種慈愛的母親式的老師，同樣教政治，她教的就和老金頭大不一樣。 那頓飯上，據這位班主任說，老金頭其實心腸很好，經常去問班主任們那些受了處分的同學有沒有立功表現，可以用來撤銷處分。想想也是，處分應該是個集體訣議，但宣佈的卻是老金頭，他為集體做了「墊刀頭」；就像現在，人們會把矛頭指向發言人，卻忽略了發言人代表的實體那樣。

「克體畫，是人類最偉大的藝術，是最美的東西！」 「女孩子們，把頭擡起來，把眼睛睜開來！這是女人的身體，有什麼難為情的？你們也是女的啊！看自己的身體有什麼啦？你們的身體也很美啊！」 「這是美，這是藝術，一點也不下流！」 「都給我把頭擡起來！都給我把眼睛睜開來！」 1984年9月上旬的一個下午，秋天的太陽暖暖地照在七一中學那幢洋房的三樓當中的教室，明亮的色彩，黑板上掛的圖更明亮。 那時沒有投影儀，衹有幻燈機，幻燈機有二種，一種是透射式的，就是用攝影的正片，在後面打燈，通過前面的透鏡來放大，投射到大屏幕上；還有種是反射式的，那種比較高級，書本、手寫的紙，衹要放在幻燈機上，都可以放大顯示。 可是，那個下午，並沒有幻燈機，也沒有屏幕，所有的圖片，都是一張張比月曆稍大的紙，一張張翻著。 第一張，是維納斯的誕生，一個赤膊女人站在一個大貝殼上；第二張，是草地上的午餐，二個穿著西裝的男人和一個赤膊女人；第三張，擲鐵餅者，一個雕塑的照片，一個赤膊男人拿著一個飛碟；還有提香的好幾張畫，每張畫中都有一個或幾個赤膊女人。 「赤膊」是一個上海話詞語，就是不穿上衣的意思，我個人認為比北方話的「光膀子」詩意多了，由於1984年某個秋天下午看了太多的赤膊女人，「赤膊」成了我的一個情結，最終導致我在譯作《食物：恩恩愛愛的故事》中把紐約的Comic Strip Club獨腳戲場子譯作了「赤膊喜劇人俱樂部」。 那是一堂美術課，在七一中學，初中一年級，一個四五十歲的女老師，帶了一疊裸體畫掛在黑板上，基於上海人「讀字讀半邊」的習俗，她把「裸體畫」讀成了「克體畫」。 那是1984年！大人都不敢看裸體畫的年代，一個老師在「強迫」她的學生必須盯著赤膊女人看！ 這位老師叫付大衛，一名優秀的美術老師。當時，我很喜歡做報紙上的知識競賽，有一道題目是「米開朗基羅的著名雕塑作品」，我不知道答案，就去問她，她一拍胸脯，說道：「我呀，大衛！」 我很敬重這位先生，因為在過去的六年中，每位老師都是中國教育史上有名的老師，但沒有一位，能有這樣的傲世獨立，能有這樣的真情實意，她就是那麼特別，一個美術老師，教我們看「赤膊女人」。 付大偉先生，有一項絕技，她會調一種顏色，叫做「假金色」，是用綠色和土黃的顏料調成的，很多時候，可以在水粉畫中，當作金色使用。 我最後一次碰到她，是在西郊公園對面的57路車站，那時，我的女兒已經懂事，在和老師打了招呼之後，我把「克體畫」的故事告訴了女兒，她大概讀小學的年紀吧，我很欣慰沒有向女兒迴避這些東西，好歹她的父母也都算是美術專業課的畢業生呢。 這樣的老師，沒有一個好校長，是不可能的；看到前幾天清華的學生舉報教師獲罪事件，我衹能感嘆，中國的最高學府，還不如當時的一個區重點中學。 校長，在上一篇文章之後，好多朋友來問到底是誰，來問是何方神聖。 公開一下，這位校長的姓名是吳孟明，一位傳奇人物。 在2000年後的一篇訪談中，問及他是如何成為一位中學老師的，回答是他有一個「教書育人」的情結，「響應工作分配」成了七一中學的一位物理老師，然而，這並不是事實。 事實是，在我多方求證之後，得知他曾經是上海交大的物理系學生，學生時代，他已經是那種肯定會有重大學術突破的苗子，可是陰差陽錯，由於特定的歷史年代，他「懷材不遇」，他最終「淪為」了一個中學的物理老師。 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麼，說了什麼，甚至可能衹能是他的出身，反正是由於某個政治的原因，他最終沒能在科研崗位上繼續下去，來我們的學校做了老師。他做了物理老師，一下子就成了著名的物理老師，本來嘛，這樣的人材做中學老師，真正是大材小用了。我並沒有貶低任何一位中學老師的意思，人各有材，他是位科研的人材。據說他在做中學老師之前的物理研究已經很深奧了，這也是為什麼美國邁阿密大學會授予他名譽博士的原因。 我的丈母也是七一中學的學生，在她讀書時，吳孟明剛成為七一中學的教師；據說當時他穿著一件中式棉襖，棉襖上有個洞，棉絮露在外面，他在教室裡走來走去，棉絮就被調皮的女同學扯出來，最後把棉絮都扯了出來，棉衣變成了單衣。 我進學的時候，吳校長早已不穿棉衣了，而是穿西裝，要知道，1984年，穿西裝是件很拉風的事，而吳校長的拉風故事，遠遠不是穿西裝而已。 一進中學，第一件事，是學交誼舞。很多朋友們，都有進入大學學跳交誼舞的記憶，可我的交誼舞是在中學就會了的。在上了幾個月的學後，學校發了一張通知書，要家長簽字，是七一中學的聖誕舞會，通宵的，因為要晚歸，所以有張油印的單子要家長簽字，說是活動要過了午夜才會結束，要家長同意才能參加。那個時候，沒有飯店沒有便利店沒有夜生活，天一黑，衹有煙紙店開著，而七一中學居然要開通宵舞會，想來可能大多數大學也沒這麼玩過。 那年我讀初一，1984年，我們家是那種很開放的家庭，這種活動一定會支持的，還真有同學家裡不認同的，家長死活不簽同意書，結果參加的同學衹有一半左右。 那天晚上，操場上點起了篝火，也是我第一次見到篝火，上海的聖誕夜已經很冷，可是同學們都聚在操場上，在篝火邊跳著三步、四步。 在半夜十二點時候，可能提早個五分鐘吧，廣播裡宣佈了一個抽獎活動，說是校長出錢買了二棵聖誕樹，現場抽獎送給同學，我忘了最終是誰獲的獎，但我一直記得那個歡樂的夜晚，在我此後的一生中，再也沒有過如此開放、自由的集體活動。 我不想用「青蔥歲月」來形容那個時代，但這樣的一個校長，如果不教出幾個特立獨行的學生，那實在是沒有天理，好在，我就是其中的一個。…

1984年，我毫無懸念地進入了中學，卻並沒有如願以償地進入市西中學，原因是我犯了一個「小」錯誤，我在作文中嵌入了自己的名字，小學老師只說不能把名字寫在卷子上，卻沒有說不能嵌在作文中，如此被扣了五分，與市西中學以半分之差失之交臂。 不成想，卻因禍得福，當然，塞翁失馬的故事一波三折，我的故事也同樣如此，所以是福是禍還很難說，反正人生既不能從來也不能假設，有二點可以肯定，第一，要是沒有那個小錯誤，我的人生一定不是如此；第二，如此的人生，我很滿意，也很喜歡。 我的中學叫做七一中學，算是區重點學校，但卻是靜安區大學升學率排名第二的中學，超過了市重點的育才中學。當時的育才中學，有大量的保送名額，但學校和專業都不熱門，所以實際的升學率，七一是高過育才的。在九十年代，育才曾經「收購」了七一，後來七一又成為了獨立的學校，我總算還是有母校的。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去查了一下，現在七一中學的全稱是「同濟大學附屬七一中學」了，有趣。 七一中學，英文名是Shanghai Qiyi High School，不過，在我讀書的時候，卻不是這個名字，而是Shanghai July 1st High School，七月一日，對的，就是這名字，我起的，我在高中編過英文的校刊，用的就是這個名字。我承認，我是故意把校名和某組織聯繫在一塊兒的，甚至在後來的某個事件中，我還為七一想了個口號，叫做「七一風尚，愛國愛黨」，那時每張大字報的第一句，都是「七一風尚，愛國愛黨」。什麼？閣主是紅衛兵？那怎麼可能？我是1984年入的中學，要是趕上紅衛兵的年代，以我的出生，怎麼也輪不到寫大字報的。 七一中學很牛，牛到什麼地步？牛到我們的校長是美國邁阿密大學的名譽博士，對的，就在1984年，在大多數國人還不知道美國在哪裡的時候，在大多數國人還認為那是帝國主義國家的時候，我們的校長就己經是美國一所州立大學的名譽博士了，那一年，他54歳。 為什麼是54歳？因為六年後，我快畢業的時候，我拿到了人生第一張也是唯一一張中國的選票，我發動全校高三的學生不要選校長做區人大代表，於是他落選退休，據說如果當選還能再幹二年，所以那年他應該六十歳，六年前，則是五十四。 我和校長有些恩怨和誤會，個中的故事和原由至今還不能寫出來，既不是校長的錯，當然也不是我的錯，你們什麼時候聽說過閣主認錯的？我們的恩怨甚至不是個人的，而是時代的，越到後來，我越能理解他了，只是沒有機會再和他道個歉。 其實有過一次機會的，那是我讀大學的時候，有一次在常熟路華山路口碰到他，彼此寒暄了幾句，就告別了。回到家中，我告訴父親，說是路上偶遇校長，校長還說請我去他家裡玩；父親聽了後回我一句：「那是他怕你打他！」各位看官，千萬不要以為我是個魯智深式人物，一言不合拔拳就打，其實我沒有打過任何人，沒有打過同學，更沒有打過老師，我說了，我是1984年入學的，並沒有趕上那個年代，要是趕上了，我肯定也是被打的。 七一中學的門開在陝西北路上，邊上是個與我們校區差不多大小的院子，院子裡一大片草地，一大幢洋房，那是上海辭書出版社的所在地。校門是坐西朝東的，進得校門，靠著北牆也就是右手邊的，是一個傳達室，小平房一個；左邊則是個自行車棚。學校的主樓，是一個四層的「L」形建築，短邊貼著車棚，是各年級的教師辦公室，長邊在南邊，從一樓到四樓分別是初三到高三的教室，從長邊當中的樓梯上下。長邊最靠西邊，還有個樓梯，可以到達實驗室和頂樓的大教室，這個大教室可以坐滿一個年級的人，每週的校會，會有一整個年級的人在此當場聆聽校長和教導主任的訓話，其它年級的人則通過廣播在教室裡聽。 長方形還剩二個邊，即北面的長邊和西面的短邊，西面的短邊和教學樓之間有個大概二三米的夾弄，這裡是校射擊隊的訓練場所。因為是個窄長條，大佔地利之便，可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在這裡訓練，可免流彈之虞。我就是射擊隊的成員，從初二玩到了高三，所以我可是「扛過槍」的，其實，我是打短槍的，還真沒「扛」過。 北牆是黑板報，有撩簷，否則一下雨，黑板報就沒了，我是樣樣都沾的，說到黑板報，有一次不以班級為單位的創作比賽，我還以一幅塗鴉獲過獎。北牆在長邊的四分之三處就結束了，那兒有幢二層樓的小房子，一樓是醫務室，二樓是體育教研室，邊上是廣播室。 北面的長邊還剩下四分之一，是個開口，後面還有個大約正方形的場所。正方形的最北面，是廚房和放體育器材的；東牆有扇鐵門，可以通到隔壁的弄堂，但凡廚房用的東西就在這裡進進出出，不用走正門了。 正方形的當中靠西，是一個花園，花園裡最早是有噴泉的，花園朝北，有一座三層樓的花園洋房，很大的三層樓。第二第三層，就是初一初二的教室，其中數初一一班的教室最好，是三樓的一個朝南正房，有著一個和教室差不多大的陽台，女同學下課時可以在陽台上跳橡皮筋。二樓的廂房和三樓的廂房是其它班級的，二樓到三樓間的亭子間則是歷史和地理教研室。 大洋房有二個樓梯，從正門走進有個大的旋轉木梯，男同學們經常坐在上面滑著下樓。從後面走，有個小梯，二個大人走的話要錯身而過。 一樓有個大堂，是大理石的地面，磨得光滑照人，大堂中沿牆有著數個玻璃櫃，放著學校和學生獲得的各種榮譽和獎盃獎狀，我們校長的名譽博士證書，就在其中的一個玻璃櫃中。可惜那時還沒有射燈，只是靠大堂中的日光燈照明，否則的話，會很漂亮的。證書的內容我忘了，其實是從來也沒有看懂過，在那個英語老師都沒見過英文報紙的年代，一個初中生怎麼可能認得出花體字的英文？我只記得證書前的中文介紹。 大堂左右各二間大房，左邊是校長室和教導處，右邊是後勤組與財務室，右邊二間人來人往很是熱閙，左邊則冷清得多。我們的校長很有派頭，一人一間大房，我是校長室的常客，所以知道里面的佈局；我真的是常客，從初三到高三，我大概每週都會報到，甚至有些時候，我在校長室中呆的時間，比校長都長。校長室的北牆上有扇門，通到教導處，教導處我就更熟啦，一張桌是教導主任的，另一張是負責團隊建設的老師，兼任團委書記，還有張桌就是給我留的，也許我記錯了，總共才二張桌，哪張沒人我就坐哪張，坐著……寫檢討。 往事，有很多，先開一個頭。

有一個遊戲不知道大家玩過沒有，就是平坐著，左手握拳上下敲打大腿，右手手心朝下按在另一條大腿之上，前後移動；另外由一位朋友喊：「換」，然後換作左手撫掌前後移動，右手握拳上下襬動。看著很容易是不是？你自己試試就知道了，保證會手忙腳亂的。對了，錯了；「對了」是行文的一種方式，表示補充說明，「錯了」是表示我說錯了，因為腳沒有參與動作，並不會亂，但手的確不但忙，還會亂，衹要來上三四個回合，就會變成捏著拳前後推拉，同時另一個手卻伸著掌上下拍打……我想，爆炒米花的那個人，玩這個沒準能行，他天天的工作，就是左右手同時重複做不同的往覆運動。 「爆炒米花！」的吆喝聲在弄堂裡響起，「爆」字很重，「花」字拖得挺長，弄堂並不太長，爆炒米花的衹來回走上一趟，沿途吆喝，衹要有生意，便不再喊，因為不用再喊了，爆炒米花的膨膨聲，就是最好的叫賣。爆炒米花的推著一個車子，車子上是他的喫飯傢伙，他推著車從弄堂口喊到弄堂底，然後回到弄堂的正當中，就開始「排兵佈陣」了。 最左邊，是一個大大的黑袋子，說是袋子，其實是個桶，用黑色還橡膠做的，上面有個圓的洞。當中，就是那個爆米花的東西了，最右邊，是一個長方形的風箱，風箱的一面有個拉手，拉手是二根長的橫木和一根短竪木組成的，竪木頭就是個把手，推拉它可以產生氣流，氣流通過一根管子接到當中的矮爐中。 矮爐是燒煤的，左右分別高起，可以擋風，每下推拉風箱的桿，矮爐中的火頭就會往上躥一下，冬天的傍晚天已經黑了，往往的望去，衹見火光一明一暗，有節奏地閃動著，頗有種溫暖的感覺。矮爐的前後各有一個趴腳架，是用來擱「炮仗」的，炮仗就是爆米花的那個東西，它的樣子像是一個切去了嘴的葫蘆。葫蘆小頭的那邊，長出兩個耳朵，是用來固定蓋子的，一個耳朵連著蓋子，另一個耳朵上有一根長的扳手，一虎口的樣子，是用來最後蓋緊蓋子的；蓋子的頂部焊著一根圓鐵，用來架在趴腳架上。在葫蘆形大頭的底部，有著一個架子，這個架子底部是個圓的鐵環，鐵環上有三根鐵條，頂端合在一起，底部分開焊住鐵環，象把小傘似的。傘的當中，有個錶，應該是壓力錶，爆米花機歸根結底就是個壓力鍋嘛！而「傘」又通過一根圓鐵與「葫蘆」焊在一起；傘的底部，還焊有一根圓鐵，較短，也較細。 整個「葫蘆」是墨黜黑的，衹有二根圓鐵上凹下去的一段是銀而發亮的，那二段凹下去的地方，就是擱在趴腳架上的接觸點。墨黜黑是上海話，是一個沒有標準的表達「黑」的形容詞，皮膚的黑與頭髮的黑顯然程度不同黑得不一樣，但都可以是「墨黜黑」。 等爆炒米花的架好東西生起火，人們已經排起隊來了，每人拿著米袋捧著一碗米，米上還有一調羹油，要知道，那是個還沒有馬甲袋的年代，大一點的袋子，要麼米袋，要麼旅行袋，我還真見過拿旅行袋盛爆米花的。排隊爆炒米花的，大都是小孩子，大人可沒這點閒心來排這玩意，一週衹有一個休息天，要洗衣服打掃房間，有的是事要幹。 爆米花可能是唯一一個小孩子「有求必應」的零食了，爆米花的攤子一二個月才出現一回，上回爆的早喫完了，小孩子見到爆米花的又來了，去問大人討米討錢，沒有不同意的；再說了，能讓小傢伙乖乖地在一個地方呆上一二個小時，何樂而不為呢？ 乖乖的？才不會呢，男孩們自然是邊排隊邊打閙，女孩子不打閙，但她們多半會被男孩子欺負，反正哭的笑的打的罵的，亂作一團。更有「敗兆腔」的小孩子，去撿散落在地上的爆米花喫，被自家大人看到，也就責罵一句了事。 爆炒米花的真的有「左右互搏擊」的絕技，他可以左手轉動「大葫蘆」，右手前後拉風箱，二隻手以不同的節奏同時進行。攤主有一根空心的白鐵管，用來套在「葫蘆」底部的「傘」上那根突出來的圓鐵，握住白鐵管，就可以轉動大葫蘆了。 一爐爆米花，大概五六分鐘，攤主先是接過米來，用他的量杯量上一杯，倒在大葫蘆中，然後倒入那一小調羹的油，接著從口袋裡摸出一個小藥瓶，打開蓋子，倒出一片小藥片來，接著把小藥片也放入葫蘆中，隨後就蓋上蓋子，扳起扳手蓋緊，架到矮爐之上。 那片小藥片叫做「糖精片」，爆米花是不能用糖的，糖會焦會發黏，非要用糖精片才行，而這糖精片從來也沒見過哪兒有賣，好像衹有爆米花的才有，對於小孩子來說，很是神秘。 裝好之後，那個人就邊拉風箱邊轉大葫蘆，過了五六分鐘，他就把大葫蘆的小頭拿起來，放到橡膠桶的圓洞中，那時大頭還依然架在趴腳架上。然後他把握手上的白鐵管取下來，套在大葫蘆小頭的扳手上，然後叫一聲「開啦」，用力一扳白鐵管，衹聽「膨」地一聲，橡皮桶裡冒出一股白氣。接著攤主擡起橡皮桶，把裡面的爆米花倒在客人的米袋裡，就算大功告成了。那根白鐵管既可以用來轉炮仗，也可以用來開炮仗，我想那根白鐵管就是爆米花的精華了吧？我曾經一度想像過萬一爆炒米花的掉了那根東西，該怎麼玩下去。 小孩子總是大驚小怪的，每回「開啦」之前，逃的逃跑的跑，跑到老遠，還是捂起耳朵來，不過，我在想，那位攤主聽力多半不會太好，他可是天天在第一現場操作的人，每小時要聽十來次「膨」，耳朵不出問題才怪！ 爆米，是最常見的，還有爆年糕片的。過年時買來的年糕，切成片，曬乾，就變成象生的龍蝦片那樣乾乾硬硬的薄片了，同樣可以爆。爆年糕片鬆鬆脆脆，比爆米花要好喫，衹是要有事先的準備工作，不如爆米花那麼方便。說來也有趣，那時的米，裡面石子稗子多，是要揀過才能做飯的，但好像沒人揀選之後再去爆米花的，都是從米缸裡舀了就走。 爆好的米花，叫做「炒米花」，而爆好的年糕片，叫做「年糕乾」。炒米花有種特殊的香氣，可能衹是種輕微的焦香吧？上海早就沒有了爆炒米花，反而是在美國的亞洲超市中再次見到，爆好的，一袋袋賣的，樣子是一模一樣的，但是沒有了那種特殊的香氣，想想也不可能是用那種小爐子一爐爐地爆出來的，在我的心目中，已經不能算是爆米花了。 喫炒米花真是個帶著香味的回憶啊！小手抓起滿滿的一把，塞進嘴裡，有時喫得急了，會被嗆到，嗆得厲害時，炒米花會從鼻子裡噴出來，狼狽而快樂著。炒米花還有種喫法，泡一杯麥乳精，把炒米花放在小碗中，用熱的麥乳精衝來喫，很多年以後，我知道了有樣東西叫即食麥片，簡直異曲同工。 曾經有一次，我見到過做米花糖的攤子，夫妻二個人，代客爆炒米花，也兼做米花糖。男人爆米花，女人幫著熬糖，等炒米花爆好，倒在案板上，和上熱的糖，然後鋪平米花，用木框子木板壓緊，再切成小塊，挺有趣的。 如今的爆米花，已經專指爆玉米花了。爆玉米花在上海是突然之間流行起來的，在爆米花的走街串巷之時，米是要糧票買的，玉米也是同樣，可誰會用寶貴的糧票去買玉米呢？除非養鴿子的人家，是不會備有乾的玉米的，所以爆炒米花的時候並沒有人去爆玉米花，那是在後來發生的。 我記得高中的時候，有種稱份量賣的玉米粒，叫做「哈力克」，衹要找個鍋，舀一調羹油在鍋中與哈力克一起加熱，慢慢地那些玉米就會爆開來，最後成為一鍋爆米花。那種哈力克是調過味的，有很重的奶香，等後來有了微波爐的爆米花，哈力克也就消聲匿跡了。 再後來，我才知道，原來所有的乾玉米粒都可以用來做爆米花，衹要有鍋就可以做。我不記得上海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把爆米花和電影結合起來的了，至少在我讀大學時還沒有這個規矩，可能要等到在大型商廈的新式電影院建立起來，才有爆米花賣吧？說來有趣，國內的爆米花都是甜的，而美國電影院的爆米花居然是鹹的，我第一次喫到時還著實反應不過來呢。

前幾天，中學的食堂事件，閙得沸沸揚揚，雖然我在美國，依然跟進了事件的發生發展，就連英文媒體也有報導，你想不去瞭解都不行。我個人認為老外不應該關注這種事情，他們的思路有問題。中國人在知道了「衹有」腐竹變質之後的感覺是大鬆了一口氣，是不是？可老外的想法是有一必有二，有新必有舊，既然能找到一個，說明管理有問題，衹要管理有問題，就不會衹有一個東西有問題；現在找到了一個腐竹，那以前呢？同樣該公司管理的其它學校呢？有多少已經被喫了下去？喫下去造成的後果呢？做一個十到二十年的跟蹤醫學調查吧！這麼想問題，太累了。 我們小時候可沒有這種事，不是因為管理好，是因為實在沒有什麼東西喫，當天的東西當天喫完，我想我們的中學應該連冰箱都沒有。好奇如我，居然沒見過我們中學的灶頭，現在想來，還真有點奇怪。 我是1984年讀中學的，七一中學，陝西北路上。小學離得近，午飯是回家喫的，可中學離家要有四站路，那時我還沒學會騎自行車，衹能在學校裡喫了。說來有趣，學校供應菜餚，卻不供應飯，飯是要自己帶米到學校中蒸的。我猜最可能的原因是由於當時買米是要糧票的吧？也可能不是，供應米飯就要準備飯碗，還要菜碗，當時還沒有不鏽鋼餐盤，那洗飯碗菜碗要多好幾個人呢！也不對，飯碗菜碗可以叫小朋友自己帶啊，那時的食堂不都要自己帶碗的嗎？不管了，反正我們中學是不供應米飯的。 那時，早上到學校的第一件事，就是淘米，對的，你沒看錯，上學先要淘米。米是放在飯盒中帶到學校的，飯盒是用鋁做的，上海人叫做「鋼宗飯格子」，扁扁的長方形飯盒，四個角是圓的，它有一個薄薄的蓋子，是套在底盒的外面的，頂蓋有捲邊，應該是為了增加強度吧。 學校有專門淘米的地方，就在七一中學老樓的後面，有一排水籠頭。一到學校，就去那兒，把飯盒從飯包中拿出來，打開飯盒，淘米。那時還沒有不淘洗米，米中混有小石子和稗子，要在淘米時挑出來，想像一下吧，一大早，一大羣學生排著隊在揀米，多有畫面感。 水籠頭裡放出來的，衹有冷水，再冷的天，也還是冷水，我壓根就沒想像過淘米用溫水或是熱水。這個習慣影響了我的一生，直到今天，我依然堅持淘米必須要用冷水，否則做出的米飯會不好喫。我也被人問死過，零下五度的天和零上三十五度的天，自來水的溫度是不一樣的，那為什麼不在零下五度的時候用零上三十五度時的水溫呢？那時，你會覺得水是溫的了。聽著好像挺有道理的，但我沒有採納過，也許這就是小時候習慣的力量吧！ 那時的米不但要挑走石子和稗子，還要洗，飯盒中盛滿水，用手抓米搓洗，然後倒掉水，如是者數次。然後是加水，一開始的時候，家裡人教好我怎麼插一個手指下去，水位到手指的哪個位置正好，後來我衹要眼睛一掃，就知道水夠不夠多不多了，這項「絕技」一直保留到了現在。我有二項絕技，一是燒飯不用量水，二是炒菜不用嚐味。 水放好，蓋上蓋子，然後要把飯盒紮起來，用一根粗的棉繩，棉繩的當中打了個結，結上繫了一塊竹牌，細細長長的，上面用烙鐵戈炙了字，應該是串數字，我不記得上面有我的名字。這些竹牌或者叫竹籌，是學校統一發的，竹牌上有個框，框裡是陽文的數字，那枚竹籌做得很精緻，加上天天被蒸汽浸潤，後來起來「包漿」，鋥光發亮，色面很是好看，可惜後來不知被我弄到哪裡去了，要不放到現在，也算是個「老東西」了。 竹籌的一端有個圓洞，繩子就從洞裡穿過去，二邊拉到一樣長短，把繩子打二個結，就成了個「死結」，從此以後，除非繩子斷了要換，否則它們就是「焦不離孟」了。扎飯盒的時候，把竹籌放在飯盒的正當中，繩子在飯盒的短邊左右分開，兜到飯盒的底部，二邊的繩子碰頭後交錯拉緊，再沿著長邊的方向分上下兜回正面，其中一根再繞一下本來帶著竹籌的橫繩，最後與另一頭的繩子打個結，就算好了。 那幢樓的後面，應該就是廚房，廚房門口，有一排大的鐵架子，裡面都是木筐，要把飯盒放在木筐中，才算大功告成。我不記得框子是按年級按班級分的了，也許是按竹籌的號碼分的，也有可能，反正，要把淘好米加好水紮上竹籌的飯盒，放到指定的木筐中，才算完成「早自習」，七一中學是沒有早自習的，七點四十五準時上課。不對，有個別班級會有「神精病班主任」要同學提早上學，進行早自習，好在我們班從來沒有。 木筐是個大框，可以放二層飯盒，直接蒸的，等到中午下課，蒸好的飯盒就已經在食堂門口了。同學們以最快的速度，跑步去拿飯盒，那個場面叫一個混亂，經常有飯盒被擠到地上。說來也怪，從來沒有老師來過問過這件事，這裡就像是大城市中的棚戶區，所有的黑暗都有，但大家都熟視無睹……也許並沒有這麼嚴重，衹是老師也要到食堂搶午飯，沒人想到這裡會這樣。 七一中學的午餐，老師是有食堂的，可以用飯菜票買飯買菜，現在想來，上最後一節課的老師去的時候，好菜可能已經賣完了吧？那他們更沒心思來管我們搶飯盒的事了。總有孩子找不到自己的飯盒的，笨的呢是忘了自己的號碼或者放錯了筐，也有是被同學藏起來了，男生的飯盒被藏多半是被別人欺負，女生的飯盒被藏多半是哪個男生想引起她的關注。 鋁製飯盒很薄，跌在地上如果是角著地的，就會有個癟坑，有的飯盒四個角都癟了進去。取回的飯盒是燙的，鋁飯盒新鮮蒸出來，那得多燙呀？所以那個竹籌就很派用場了，用手拎著竹籌就可以了。 不但要給自己拿飯盒，還要給同學拿，要記住同學的號碼和他的飯盒的樣子。同學為什麼不自己拿？同學沒法來拿，他們去搶乒乓球桌啦！七一中學有四個乒乓球桌，在初中四個班級的門口，誰想打乒乓，就要搶到乒乓桌，全校二十四個班，全在搶這四張乒乓桌，想像一下吧，讓上演了多少場腥風血雨的戰鬥，有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啊！ 也許我的記憶產生了偏差，因為高年級的同學好像並不在學校裡喫飯，我高中時就騎自行車回家去喫了；高年級的同學好像也不打乒乓了，男生們都打籃球，打籃球是在前場，全校女生都看得到，打乒乓是在後場，衹有初三的人才看得到。 反正，至少在初中的時候，有些人去搶乒乓桌，有些人去搶飯盒，搶完飯盒回教室，菜在教室裡。老師們是在食堂選菜的，而學生的菜是沒得選的，每天派二個學生去食堂「領菜」，然後回教室裡分。菜放在一個大鍋中，每個班級一個鍋，領菜的同學去把大鍋擡回教室，還有把大勺子，然後就分這一鍋菜，有時是領菜的學生分，也有時是班長分。奇怪的是，我好像從來沒領過菜也沒分過菜，也許是我長得瘦小的緣故吧？也許是我懶？但那個時代，不是懶就能躲得掉的啊？也或許領菜分菜是種光榮？所以大家都搶著要幹？奇怪！ 菜，都是些很簡單的菜，無非就是紅燒獅子頭、百頁包、黃芽菜爛糊肉絲之類的東西，即便如此，可能還是要比某些同學的家中還好，要知道，那是個買油還要油票的時候，那是個學燒菜得去書店買書看的時候。除非像我這樣有個會燒還不用上班還精打細算的蘇州祖母，讓我能喫上點好東西；要是雙職工多子女家庭的孩子，做娘的能把全家都喂飽就已經不錯了，白天要上班，下班後再買菜再燒，真的不容易，因為下班買菜已經沒啥買了，再有錢買不到原料，怎麼燒成菜餚呢？ 因此，中午學校裡的那頓，可能是某些同學最好的一頓了，我那時衹顧著玩，真的不記得到底有哪些菜了。我想，不會太好喫，太好喫的話我會一直喫下去的，但我記得至晚進了高中我就不在學校蒸飯喫飯了；我想也不會太難喫，否則的話，我不會後來對食堂菜有好感的，很多人都說食堂菜難喫，你仔細去觀察，越是平時喫不上什麼好東西的，越是抱怨食堂難喫，百試不爽。 說起食堂，我從小就是個有正義感有公平心的孩子，我在高中時寫過一篇《校長十大實事不實》，其中有一條就是關於食堂的。說來有趣，那時的媒體是監督政府的，當時的上海市長搞了個什麼上海十大實事之類的項目，後來《新民晚報》就登了篇文章說市長的實事不實，還真不是「小罵大幫忙」那種批評，確確實實是媒體監督那種批評，我後來就同樣寫了一篇。 我們的食堂，老師可以選菜，而學生衹能領菜，我認為這是種不公平，那時社會政治開明，《新民晚報》的《十日談》、《薔薇花下》等專欄經常鍼砭時弊，校風也是如此，鼓勱學生講真話不拍馬，因此寫文章罵校長，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也許潛意識中我衹是想多喫點罷了，為自己貼了個公平的標籤而已。 我大概在中學喫了三年的午飯，都是自己帶米去蒸的。有朋友一定會問，為什麼不帶著隔天的飯和菜一起去蒸，那樣既不用淘米，也不用「領菜」了，豈不是個兩全齊美的好辦法？我來告訴你答案吧，那個時候，家家戶戶都沒有冰箱，天熱的時候隔夜飯菜會變質；別說冰箱了，甚至家家戶戶都沒有隔夜飯菜……

前幾天，中學的食堂事件，閙得沸沸揚揚，雖然我在美國，依然跟進了事件的發生發展，就連英文媒體也有報導，你想不去瞭解都不行。我個人認為老外不應該關注這種事情，他們的思路有問題。中國人在知道了「衹有」腐竹變質之後的感覺是大鬆了一口氣，是不是？可老外的想法是有一必有二，有新必有舊，既然能找到一個，說明管理有問題，衹要管理有問題，就不會衹有一個東西有問題；現在找到了一個腐竹，那以前呢？同樣該公司管理的其它學校呢？有多少已經被喫了下去？喫下去造成的後果呢？做一個十到二十年的跟蹤醫學調查吧！這麼想問題，太累了。 我們小時候可沒有這種事，不是因為管理好，是因為實在沒有什麼東西喫，當天的東西當天喫完，我想我們的中學應該連冰箱都沒有。好奇如我，居然沒見過我們中學的灶頭，現在想來，還真有點奇怪。 我是1984年讀中學的，七一中學，陝西北路上。小學離得近，午飯是回家喫的，可中學離家要有四站路，那時我還沒學會騎自行車，衹能在學校裡喫了。說來有趣，學校供應菜餚，卻不供應飯，飯是要自己帶米到學校中蒸的。我猜最可能的原因是由於當時買米是要糧票的吧？也可能不是，供應米飯就要準備飯碗，還要菜碗，當時還沒有不鏽鋼餐盤，那洗飯碗菜碗要多好幾個人呢！也不對，飯碗菜碗可以叫小朋友自己帶啊，那時的食堂不都要自己帶碗的嗎？不管了，反正我們中學是不供應米飯的。 那時，早上到學校的第一件事，就是淘米，對的，你沒看錯，上學先要淘米。米是放在飯盒中帶到學校的，飯盒是用鋁做的，上海人叫做「鋼宗飯格子」，扁扁的長方形飯盒，四個角是圓的，它有一個薄薄的蓋子，是套在底盒的外面的，頂蓋有捲邊，應該是為了增加強度吧。 學校有專門淘米的地方，就在七一中學老樓的後面，有一排水籠頭。一到學校，就去那兒，把飯盒從飯包中拿出來，打開飯盒，淘米。那時還沒有不淘洗米，米中混有小石子和稗子，要在淘米時挑出來，想像一下吧，一大早，一大羣學生排著隊在揀米，多有畫面感。 水籠頭裡放出來的，衹有冷水，再冷的天，也還是冷水，我壓根就沒想像過淘米用溫水或是熱水。這個習慣影響了我的一生，直到今天，我依然堅持淘米必須要用冷水，否則做出的米飯會不好喫。我也被人問死過，零下五度的天和零上三十五度的天，自來水的溫度是不一樣的，那為什麼不在零下五度的時候用零上三十五度時的水溫呢？那時，你會覺得水是溫的了。聽著好像挺有道理的，但我沒有採納過，也許這就是小時候習慣的力量吧！ 那時的米不但要挑走石子和稗子，還要洗，飯盒中盛滿水，用手抓米搓洗，然後倒掉水，如是者數次。然後是加水，一開始的時候，家裡人教好我怎麼插一個手指下去，水位到手指的哪個位置正好，後來我衹要眼睛一掃，就知道水夠不夠多不多了，這項「絕技」一直保留到了現在。我有二項絕技，一是燒飯不用量水，二是炒菜不用嚐味。 水放好，蓋上蓋子，然後要把飯盒紮起來，用一根粗的棉繩，棉繩的當中打了個結，結上繫了一塊竹牌，細細長長的，上面用烙鐵戈炙了字，應該是串數字，我不記得上面有我的名字。這些竹牌或者叫竹籌，是學校統一發的，竹牌上有個框，框裡是陽文的數字，那枚竹籌做得很精緻，加上天天被蒸汽浸潤，後來起來「包漿」，鋥光發亮，色面很是好看，可惜後來不知被我弄到哪裡去了，要不放到現在，也算是個「老東西」了。 竹籌的一端有個圓洞，繩子就從洞裡穿過去，二邊拉到一樣長短，把繩子打二個結，就成了個「死結」，從此以後，除非繩子斷了要換，否則它們就是「焦不離孟」了。扎飯盒的時候，把竹籌放在飯盒的正當中，繩子在飯盒的短邊左右分開，兜到飯盒的底部，二邊的繩子碰頭後交錯拉緊，再沿著長邊的方向分上下兜回正面，其中一根再繞一下本來帶著竹籌的橫繩，最後與另一頭的繩子打個結，就算好了。 那幢樓的後面，應該就是廚房，廚房門口，有一排大的鐵架子，裡面都是木筐，要把飯盒放在木筐中，才算大功告成。我不記得框子是按年級按班級分的了，也許是按竹籌的號碼分的，也有可能，反正，要把淘好米加好水紮上竹籌的飯盒，放到指定的木筐中，才算完成「早自習」，七一中學是沒有早自習的，七點四十五準時上課。不對，有個別班級會有「神精病班主任」要同學提早上學，進行早自習，好在我們班從來沒有。 木筐是個大框，可以放二層飯盒，直接蒸的，等到中午下課，蒸好的飯盒就已經在食堂門口了。同學們以最快的速度，跑步去拿飯盒，那個場面叫一個混亂，經常有飯盒被擠到地上。說來也怪，從來沒有老師來過問過這件事，這裡就像是大城市中的棚戶區，所有的黑暗都有，但大家都熟視無睹……也許並沒有這麼嚴重，衹是老師也要到食堂搶午飯，沒人想到這裡會這樣。 七一中學的午餐，老師是有食堂的，可以用飯菜票買飯買菜，現在想來，上最後一節課的老師去的時候，好菜可能已經賣完了吧？那他們更沒心思來管我們搶飯盒的事了。總有孩子找不到自己的飯盒的，笨的呢是忘了自己的號碼或者放錯了筐，也有是被同學藏起來了，男生的飯盒被藏多半是被別人欺負，女生的飯盒被藏多半是哪個男生想引起她的關注。 鋁製飯盒很薄，跌在地上如果是角著地的，就會有個癟坑，有的飯盒四個角都癟了進去。取回的飯盒是燙的，鋁飯盒新鮮蒸出來，那得多燙呀？所以那個竹籌就很派用場了，用手拎著竹籌就可以了。 不但要給自己拿飯盒，還要給同學拿，要記住同學的號碼和他的飯盒的樣子。同學為什麼不自己拿？同學沒法來拿，他們去搶乒乓球桌啦！七一中學有四個乒乓球桌，在初中四個班級的門口，誰想打乒乓，就要搶到乒乓桌，全校二十四個班，全在搶這四張乒乓桌，想像一下吧，讓上演了多少場腥風血雨的戰鬥，有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啊！ 也許我的記憶產生了偏差，因為高年級的同學好像並不在學校裡喫飯，我高中時就騎自行車回家去喫了；高年級的同學好像也不打乒乓了，男生們都打籃球，打籃球是在前場，全校女生都看得到，打乒乓是在後場，衹有初三的人才看得到。 反正，至少在初中的時候，有些人去搶乒乓桌，有些人去搶飯盒，搶完飯盒回教室，菜在教室裡。老師們是在食堂選菜的，而學生的菜是沒得選的，每天派二個學生去食堂「領菜」，然後回教室裡分。菜放在一個大鍋中，每個班級一個鍋，領菜的同學去把大鍋擡回教室，還有把大勺子，然後就分這一鍋菜，有時是領菜的學生分，也有時是班長分。奇怪的是，我好像從來沒領過菜也沒分過菜，也許是我長得瘦小的緣故吧？也許是我懶？但那個時代，不是懶就能躲得掉的啊？也或許領菜分菜是種光榮？所以大家都搶著要幹？奇怪！ 菜，都是些很簡單的菜，無非就是紅燒獅子頭、百頁包、黃芽菜爛糊肉絲之類的東西，即便如此，可能還是要比某些同學的家中還好，要知道，那是個買油還要油票的時候，那是個學燒菜得去書店買書看的時候。除非像我這樣有個會燒還不用上班還精打細算的蘇州祖母，讓我能喫上點好東西；要是雙職工多子女家庭的孩子，做娘的能把全家都喂飽就已經不錯了，白天要上班，下班後再買菜再燒，真的不容易，因為下班買菜已經沒啥買了，再有錢買不到原料，怎麼燒成菜餚呢？ 因此，中午學校裡的那頓，可能是某些同學最好的一頓了，我那時衹顧著玩，真的不記得到底有哪些菜了。我想，不會太好喫，太好喫的話我會一直喫下去的，但我記得至晚進了高中我就不在學校蒸飯喫飯了；我想也不會太難喫，否則的話，我不會後來對食堂菜有好感的，很多人都說食堂菜難喫，你仔細去觀察，越是平時喫不上什麼好東西的，越是抱怨食堂難喫，百試不爽。 說起食堂，我從小就是個有正義感有公平心的孩子，我在高中時寫過一篇《校長十大實事不實》，其中有一條就是關於食堂的。說來有趣，那時的媒體是監督政府的，當時的上海市長搞了個什麼上海十大實事之類的項目，後來《新民晚報》就登了篇文章說市長的實事不實，還真不是「小罵大幫忙」那種批評，確確實實是媒體監督那種批評，我後來就同樣寫了一篇。 我們的食堂，老師可以選菜，而學生衹能領菜，我認為這是種不公平，那時社會政治開明，《新民晚報》的《十日談》、《薔薇花下》等專欄經常鍼砭時弊，校風也是如此，鼓勱學生講真話不拍馬，因此寫文章罵校長，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也許潛意識中我衹是想多喫點罷了，為自己貼了個公平的標籤而已。 我大概在中學喫了三年的午飯，都是自己帶米去蒸的。有朋友一定會問，為什麼不帶著隔天的飯和菜一起去蒸，那樣既不用淘米，也不用「領菜」了，豈不是個兩全齊美的好辦法？我來告訴你答案吧，那個時候，家家戶戶都沒有冰箱，天熱的時候隔夜飯菜會變質；別說冰箱了，甚至家家戶戶都沒有隔夜飯菜……

上海人其實是很「勢利」的，與現在的「有車有房」不同，三十年前、四十年前，一句「鋼窗、蠟地」摜出去，就讓好多女人有了嚮往。你想呀，有鋼窗的房子哎，那一定有著厚厚的窗簾，太陽都照不進來。鋼窗也有著更好的隔音，遮陽外加隔音，週日就可以多睡上一會兒了，要知道，那時候週六是要上班的，只有週日可以睡個懶覺。再想像一下，有著打蠟地板的房子，那一定是非常乾淨的，或許進得門去，是要換拖鞋的吧？那麼坐下之後呢？一杯咖啡？光是想想，就很令人嚮往啊！ 然而事實永遠是與想像有點巨大的差距的，在經過了幾十年的洗禮之後，不但洗去了風花雪月，同時也洗去了老房子的光彩。所謂的「鋼窗、蠟地」，變成了房管所檔案中的一個分類，這個分類與「花園洋房」、「新式裡弄」互相覆蓋，區別於「石庫門」、「木窗」和「水門汀地」、「無衛」、「無煤」的各種組合。 這些的分類，歸結到最後，或者說量化之後，就是房票簿上的房鈿價格不同，前者要比後者貴上幾毛錢乃至一兩錢，聽上去並不多，然後對於物質缺乏、工資也拮据的時代來說，依然是一筆不小的支出。在極端的故事中，甚至有人特地為了每月一兩塊錢的差價，用花房洋房去置換房鈿更賤、面積更大的住房，來解決三代同堂的尷尬與捉襟見肘的困難。 住下來的人也沒好到哪裡去，即便是在公開場合光鮮亮麗的老師、工程師們，掩上窗簾之後，男人在燈前教著孩子；女人在縫紉機前做著「假領頭」，男主人明天要接待一行從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來的外賓，穿得太寒傖是有損國格的。 往昔一個門牌就是一家人，大房間主人住，中房間是倪子囡仵的，小房間、亭子間則是傭人阿媽娘姨的，如今每間房裡都有一戶人家，聽著讓人憧憬的「鋼窗、蠟地」，同樣也住著七十二家房客。水斗、浴間、曬台，都從私有領地變成了公共場所，公用與私用的最大區別就在於後者一定會生出各種各樣掛鉤與櫥架來，掛上擺上那些「一百年不用」的各種東西，在上海灘看似最上檔次的房屋裡，上演著一場又一場最原始的動物搶地盤的把戲。 好在，還有「打蠟」這件事。 既然房票簿上的房鈿不同，那總要有點區別的吧？區別就在於，標在蠟地類的住戶，可以從房管所裡領到「蠟」，有蠟才叫蠟地嘛！這個蠟，就是地板蠟，與如今的那種裝在真空罐裡噴的，裝在塑料桶裡的淡黃的液體都不一樣，那時的蠟是一種黑黑油油的膏狀物，就像自行車用的牛油一樣，但是要更深一些，有棕色的，有褐色的，視家中的地板顏色相應領取。 有打蠟地板的家庭，都有一隻「祖傳」的蠟罐，往往是洋鐵皮的罐子，上面有個鉛絲的柄，很多人家的罐子都沒有蓋。由於每半年只用一次，每次從犄角旮旯裡找出來的時候，都是滿覆灰塵；再說了，這種油脂的東西，本來就吸灰。於是，從公用部位的某個破櫥之後，翻出這個罐子，拿張申報紙用力抹去上面積存的灰塵，拎著鐵絲的襻去房管所領蠟了。 領蠟是有規定時間的，一年也就發放一兩次，有一次是固定的，就是農曆臘月十五前後，弄得好像臘月就是打蠟的，只是此蠟非彼臘。領蠟之前，要做好準備工作，這些工作可不輕鬆。 首先，要挑個好日子，陰雨連綿的日子是不能打蠟的，非要連 著好幾個大太陽天，方能有好的效果。好在，那時的人們離廠和單位都不會太遠，可以兼顧，外加年關相近，領導們也就睜一眼閉一眼。好多人都是早上去工作場所報個到，然後趕回家，路上領了蠟去打蠟的。 其次，屋裡也要收拾一下，要將地上的小東西，全都搬離原處，小茶几搬到陽台上，兩隻小凳子和痰盂罐就暫時放在了茶几上。所有的椅子都要疊起來，一般的靠背椅就兩個兩個椅面對椅面疊起來。有把手的則麻煩一點，在床上輔上白布，放到床上去；也可以椅面朝上四腳朝在，放在三人沙發上。落地檯燈，一樣要拿到陽台上，但凡可以搬走的小東西，都要想辦法移走，要做堆放到陽台，要麼就是桌子和床了，反正，整個房間就像打仗一樣。鄰里關係好的，還可以把兩隻單人沙發寄到隔壁頭去。但是你想，天天在公用地方搶地盤的，鄰里關係也好不到哪兒去。 地面空了出來，還不能打蠟，東西搬動之後，有些地方的積塵就顯露出來了，要好好打掃一下。打蠟地板，平時是不捨得用水來拖地的，一年一次，在準備打上新蠟的時候，可以用水拖，考究一點的，還會用熱水來拖。 等地板吹乾，就可以上第一潽蠟了。戴一隻手套，那裡外面有橡膠的棉紗手套，反正勞防用品每個季度都會發的。這種手套有一點好，不吸蠟，所以可以直接伸到蠟罐頭裡，抓出一把蠟來摜在地上，然後用戴著手套的手去抹勻。如果不用手套，則用一塊每年打蠟都用的布，早已浸透了油脂。 抹蠟，要從房間離門最遠的角落開始，一點點地以圓形為單位往外挪，靠近牆壁的地方，不再是圓的，要小小翼翼地沿著直線走，千萬不能沾到貼腳板上去。抹地板蠟，要抹得均勻，有時地板蠟比較厚，抹得時候就需要很用力地將之碾開。 打蠟是小孩子最想做而實際上做不了的事。與做蛋餃不同，小孩子也很想做，實際上也做得了，小孩子手巧心細，甚至很多時候做出的蛋餃比大人所為更加精緻漂亮。地板蠟有一種奇怪的香味，其實就是化學溶劑路所含芳香烴的味道。這種味道聞著好聞，其實毒得很，所以幹這種活，就會把小孩子趕到外面去，同時也免得他們來搗亂了。 蠟要打兩潽，第一潽在地上抹好之後，要吹晾一兩個小時，術語叫做「熬一熬」，就是靜置讓木頭吸收蠟油的意思。塗抹地板，吹晾，都要通風，否則的話，不容易乾燥不說，那溶劑的味道，是會把人熏昏掉的。 等地上稍干，就是塗上第二潽蠟，很是累人。這個活，是要跪在地上進行的，蹲著是不行的，會蹲到腿軟的，所以只能跪著來。很多人家不但有只專門做蠟的桶，一隻專門抹蠟的手套，甚至還有一條專門用來打蠟的褲子，怎麼跪都不怕髒的褲子，也不洗，就是為了打蠟專用的。同樣要再來一次，從那頭的牆角，一點點地往後移，直到門口。 再晾上二三個小時，就已經快到了下午了。然後，更重的體力活要開始了。現在的地板，抹上了兩層濕蠟，業己幹燥，所有的抹痕、壓硬，都留在了蠟上，現在整個地板是凹凸不平的，可以明顯地看到一個圓一個圓的印子，要把這個問題解決掉，就要用到一個東西——蠟扒。 蠟扒也叫蠟拖畚，是一塊長方形的粽刷，粽刷的頂部，是鑄鐵的，很重很重，然後就是一根長長的木柄。粽刷很粗糙，可以磨平高起的蠟板，鑄鐵的重量可以使粽刷緊密地與地板接觸，有時候，還會在蠟扒上踩上一隻腳，以增加兩者的貼合度，以刷平積硬的硬面。 刷出的蠟屑到處都是，要用掃帚掃淨，然後再用蠟扒拖，從一開始的幾寸幾寸來回摩擦，變成一尺二尺地放開手腳長距離拖地，這樣的工作，又得花去一兩個小時。這是件挺奇怪的事，這件事很出汗，然而卻往往不是在熱天進行，而是在冬天；穿著厚厚的衣服，干重體力的活，結果就是夾衫夾褲都被汗濕了。好在過去的上海，沒有空調，沒有暖氣，主要的取暖方式是靠「動」，這樣地動上一動，人也就暖和一點了。要知道，大冷天的開著門窗，其實是很凍人的，如此有了運動，稍稍借過，兩相正好。 第一輪的蠟扒拖地，要有兩三個來回，等到地面大致平整後，就在蠟拖畚下鋪一塊白布，考究的是從粗布到細布，依次而行。如此再拖上幾遍，地板打蠟的過程就完成了，在未來的幾天裡，還會用細布來來回回地拖上幾遍，做到絲毫沒有蠟的痕跡，也不會沾灰，方才功德圓滿。 新打過蠟的地板是很亮很亮的，說得雅一點就是「光可鑑人」，說得普通點就是「面孔嚡照得出來」。其實，保養得好的打蠟地板，要照出人臉來並不是難事。 說來好玩，「打蠟」這種充滿了小資產情懷的事情，在上海始終就沒有停止過，甚至從上到下都認為是一種「天經地義」的事，於是領蠟、打蠟，也一直就在公開地和平地進行著，或許，這就是上海的味道吧？

曾於大學求學之時，寫《酒與醋》一文，終被校刊錄用刊登，心甚快也，如今，舊文已湮，心甚憾焉。 我以那時起，就很喜歡喝酒，不，在那以前就喜歡。小時候,有種酒,裝在啤酒瓶中，顏色和口感都和橘子水的味道相差無幾，至今我還記得那個牌子——「囍」，俗稱「雙喜」。那種酒，祇有極輕淡的酒味，是專供女人和孩子喝的，乾杯不醉。 男人喝啤酒，那時的啤酒是「零拷」的，一輛大大的槽車，每天下午會準時出現在弄堂口。槽車是輛卡車，上面有一個橫放的大桶，如果裡面放油，就是常見的油罐車，當然，要是放硫酸，就是危險品車了。當時的啤酒是放在槽車裡運來的，車還沒來，人已經排起了隊，用來盛放啤酒的容器，是熱水瓶。 啤酒放在槽車裡是加了壓了，快速釋放出來回到常壓，會有一個物理的降溫過程，變成冰啤酒。我們有時用「摩司」固定頭髮，使用中連噴幾次瓶罐會變冰，是同樣的道理。下午買了冰啤酒，要到晚上才喝，熱水瓶是最好的容器。 那時的上海，幾乎沒有家庭有冰箱，家用型的電冰箱還沒有傳入中國，解放前剩下的那些煤氣冰箱早就不工作了。所以，夏日的晚上，一杯冰啤酒，就是至高的消暑享受了。除了另一瓶零拷的冰水之外，這一瓶冰啤酒是家中唯一拿得出的低於常溫的東西了。 下酒菜是很簡單的，鹽水煮的毛豆，當時的人不像現在這樣煮熟了毛豆還會用冷水凍結以保持翠綠的顏色，所以每家的毛豆都是黃黃的，但是煮得很酥，用嘴唇就可以抿出來。糖醋黃瓜也不錯，上海傳統的拌黃瓜是將瓜一剖為二，再切薄如硬幣的片，鹽醃後加糖加醋加麻油，醋一定要上海的淡黃色無鹹味的米醋，至於現在流行的蒜泥拍黃瓜，那是改革開放以後人員大量流動才傳入上海的。 葷菜也很簡單，螺螄，鹹帶魚，鹹小黃魚，是很「流行」的下酒菜。當年帶魚和小黃魚根本不值錢，東西又小醃得鹹鹹地，一小塊就能喝掉好多啤酒。至於螺螄，向來不值錢，至今依然是下酒聖品。 那時的上海，沒有家庭有空調，所以到了夏天，都在弄堂裡乘涼，喝酒的男人們，就在躺椅前放個小方凳，上海話叫「骨牌矮凳」，以凳為桌，有菜有酒，舒舒服服地乘涼喝酒，若是與鄰居的關係好，就三四個骨牌矮凳拼起來，互相喫別人的菜，喝自己帶來的酒，其樂融融。 現在家家都有了空調和冰箱，外加氣溫升高，污染加重，再也沒有人在弄堂裡乘涼喝啤酒了，口袋裡的錢多，心卻遠了。 我想起來了，文首提到的那篇文章，是我作為校刊的主編，帶著一眾手下以及文學社友，去紹興玩曲水流觴故事，於是地嘗酒品醋，有感而發的一篇文章，雖說少年輕狂，不乏義氣兩字，如今同弄堂啤酒一樣，惟存想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