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爸六六大壽

老爸，是我的老爸；語錄，便是他的語錄。 反革命家屬 　　有一天，老爸若有所思，語出驚人：「哼，他萬萬沒有料到，他自己會成了反革命家屬，不是嗎？他老婆是中國最大的反革命。」 畸形 　　有人說妓女是正常社會的畸形產物，老爸說妓女是畸形社會的必然產物。 痲瘋病 　　老爸碰到一個人，她也是華東化工學院畢業的，中午兩人侃了一會兒。下午，接了老爸一起回家，老爸說起，我問他們以前是不是認識。老爸說：「在學校裡沒人不認識我的。」想了一想又說：「衹是認識我的人，都不理我……讓我想想怎麼比喻呢？」 　　「想到了！右派就像……痲瘋病一樣，別人只敢遠遠地看著。」老爸笑笑說。 小偷的行規 2004年10月9日 　　老爸在生氣，因為他10月4日皮夾子被偷，至今證件尚未找到。 　　「老早，小偷拿掉裡面的錢後，會將皮夾子丟進郵筒，郵局拿到，就會交還失主」，老爸嘆了口氣義憤填膺地說到，「這是規矩，現在的小偷，太不遵守行規了。」 　　那氣勢，弄得像「老頭子」一樣。 李富榮的房車 　　電視中說養一個奧運會冠軍要八千萬元，老爸邊看邊說：「把李富榮的房車也算在裡面，當然有八千萬。」 哥哥？叔叔？ 　　遠親喪禮，於豆腐飯席中，從未蒙面的伯父孫女來席上答謝，二十出頭，婀娜多姿，此女不知輩份，不知稱謂，別人說什麼，他叫什麼。輪到我，我說「叫哥哥」，語未畢，老爸站起來，大笑道：「這就是我的兒子，看到漂亮女人，便連輩份也搞不清了，叫叔叔。」 三兩三、六兩六 　　上海是全中國最小氣的地方，特別是飲食方面，以前還要糧票的時候，全國就衹有上海有「半兩」的糧票。老爸說他以前到山東支援建設，當地廠區買飯票的時候，是一斤糧票換三個票，換言之，要麼喫三兩三，要麼就是六兩六，再厲害點，就是一斤了。 小豆昇級 2004年4月17日 　　小女喫飯時，跟我鬧著玩，我把她舉過頭頂，讓她騎在我的脖子上，老爸在邊上笑咪咪地看著我們，我便對女兒說：「爸爸小的時候，也坐在爺爺脖子上的」。 　　老爸接過小女，把她抱到自己的脖子上，對小女說：「你現在也有你爸爸的待遇了。」 養兒不孝 2004年4月17日 　　老爸把《往事並不如煙》介紹給他的好朋友，說是「人生必讀之書」，然後對我說：「居然老右的兒子沒讀過，不孝啊！不孝啊！」。哎，我是覺得太沈重，故意不讀的。 波梅表 2004年4月17日 　　電視裡在放大學出路的問題，我的夫人發表了一點意見，老爸接茬，說起他以前的事來。他說，過去大學畢業生分到廠裡，總要下車間勞動一年半載的（的確，我也去過），而車間裡的工人呢，總要想著法的「弄聳」新來的大學生，給學生們一個下馬威。這些工人們往往知道學生們的「軟檔」在哪兒，所以一試一個准，而且每年都用這招去掂學生的份量。老爸說，他們廠裡用來「弄聳」大學生是一種叫「波梅表」的東西，因為工廠裡那時用的工具和單位，而是英制的，而學校裡學的已經跟蘇聯走公制了，所以這裡有個脫節。學生一到工廠，老工人便叫學生幫著拿「波梅表」，據說當時，幾屆下來，衹有老爸一人知道是個什麼玩意。於是，從那以後，所有的工人都很「買他的帳」。 按：波梅表是鹽度計的俗稱。…

李剛興 撰 　　邵雍（1011——1077）是北宋五子之一，他同周敦頤、張載、二程都是兩宋理學的創始人。他建立的象數學體系，企圖用一個完整的圖式來說明宇宙演化和社會、人生的全部運動程式。這個像數體系雖是由主觀推演而成，但也具有一些合理的成分。邵雍是第一個把象數學理論和方法同理學思想相結合的理學大家，在理學史上的地位很高，影響很大。 一、青年刻苦自勵 隱逸不涉仕途 　　 邵雍字堯夫，又自稱安樂先生，生於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卒於宋神宗熙寧十年（公元1077年）謚康節。其先世為河北范陽人，曾祖邵令以軍職隨從宋太祖部下，後來移居衡漳（今河北省南部），他青年時隨邵古再遷家於共城（今河南輝縣），最後才移居洛陽定居。邵雍在幼年時期，其家境並不富裕，他的曾祖父做過小官，祖父和父親都是隱居不仕的知識分子，在他跟隨父親從衡漳遷去共城時「居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器以養父之餘，刻苦自勵者有年。」（《宋元學案‧百源學案上》）儘管如此，青少年時期的邵雍卻能「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為學，即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宋史‧道學一》本傳）因此在當時就獲譽為「好學」青年的名聲。他不但能刻苦鑽研書本知識，而且親自出門遊學，瞭解社會實際，曾逾河、汾，涉淮、漢，周遊了齊、魯、宋、鄭之墟。經過一段時間，他幡然省悟道：「道在是矣」！便決定定居於洛陽，不再外出。 　　 　　由於邵雍享有「好學」的美譽，受到了共城縣李之才的賞識，並親自去邵家訪問。李之才問：「你瞭解物理性命之學嗎？」邵雍答：「希望在這方面得到教誨」，於是乃師事之才，從其學。李之才看中了邵雍的才氣，隨後又將《河圖》、《洛書》和伏羲八卦及六十四卦圖像傳授給他。邵雍的象數學，從淵源上講，同道教有很深的聯係。朱震說：「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种放傳穆修，穆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宋史‧儒林五‧朱震傳》）指出《先天圖》傳自著名道士陳摶。後來，邵雍著《皇極經世》，推衍宇宙變化，其思想資料在很大程度上即取材於道教典籍。關於《皇極經世書」的思想來源，徐必達在《邵子全書》的附錄中說：「先生少事北海李之才挺之，挺之聞道於漢陽穆修伯長，伯長以上雖有其傳，未之詳也。」聯係到朱震所述，穆修以上是种放，种放以上就是陳摶了。 　　 邵雍所學雖與李之才的傳授密不可分，更重要的是他自己能夠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並且能夠廣覽博取，吸收別家之所成，故其成就多屬自創。 　　 　　邵雍雖然博學多才，通五經義奧，知古今之變，尤精《易》理，但終身沒有做官。這並不是因為他沒有做官的機會，而是他自己不願做官，他學成之後，一直在洛陽過著隱士生活。初到洛陽時，生活十分清寒，其家「蓬蓽環堵，不芘風雨，躬樵囗以事父母，雖平居屢空，而恰然有所甚樂。」（《宋史‧道學傳》）。那正是王安石當政，朝中一批地位和名望很高的舊黨大臣，如富弼、司馬光、呂公著等人都退居洛陽，這些人知道邵雍是一位賢者，對其十分雅敬，並與之結交。嘉祐（公元1056—1063年）年間，朝廷下詔尋求隱士，當時的洛陽留守王拱辰積極推薦了邵雍，因授為將作監主簿，接著又舉進士，補穎州團練推官。對這些官職，他都不願接受，後因固辭，不允，才勉強受命。可是他竟「稱疾」，不去上任。邵雍有詩，寫道：「平生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斷送落花安用而，裝添舊物豈須春……」（引自《宋元學案‧百源學案》），說明他不願意涉足政事，以免自尋煩惱，只求平平安安生活下去。 　　實際上，邵雍也不是一個真正的隱士，由於他在學術上很有成就，其先天象數學自能獨具一格，加之他在上流社會中表現出高雅風度，深為當時的儒者和文士們所推重，在社會上享有較高的聲譽。後來，司馬光等20多人為他籌措了一些錢，買了官地園宅讓他居住。其住宅契寄司馬光名下，園囿契寄富弼名下，田莊契寄王郎中戶名，在上述諸人的庇護之下，邵雍就免去了應交官府的賦稅。當時，他與司馬光、富粥、呂公著、祖無擇等一些舊黨大官僚結為至友，相互往來甚密，常以詩酒唱和。因此，邵雍名為隱士，實際上卻是一位地位很高的社會名流。 　　 　　邵雍一生著述很多，其代表作計有《皇極經世書》和詩集《伊川擊壤集》近百萬言。明代徐必達編有《漁樵問對》、《無名公傳》（即《邵雍傳》）和《洛陽懷古賦》等。 二、眼底海闊天空 胸中春晴日午 　　 這兩句話，是清乾隆時期，學者王植在《皇極經世全書解》中對邵雍的評語。結合前人所記述的其他有關史料來看，這一評價對邵雍是比較合適的。程頤在《邵雍節先生墓誌銘》中說：「（邵雍）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不事表暴，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汗，清明洞徹中外……群居燕飲，笑語終日，不取甚於人。」（《明道文集》卷4）這是說，邵雍是一位道德高尚的賢者，為人正派，同人交往有其原則，同而不汗。他的頭腦清醒，能洞察明暗，同時又是一個十分樂觀的人。《墓誌銘》還說他為人豁達、開朗，「接人無貴賤」，不擺架子，平易近人。《宋史‧道學傳》稱讚邵雍與人交談時不講他人的壞處，喜歡稱道別人的長處，有人向其請教，則有問必答，從不盛氣凌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因此博得人們的好感，正派人士喜歡他的美德，不正派的人也能服其教化。人們認為，他的為人對洛陽一帶的士風有著良好影響。 　　 　　史書和墓誌銘對邵雍不免有溢美之詞，但至少可以看出他確實具有很多優良品德和作風。 　　 邵雍初到洛陽時，家境十分清寒，雖然過著貧困的生活，仍然自有樂趣。衹是因為他後來結交了一批達官貴人，受其資助，生活才變得優裕起來。但司馬光等20餘人為他購置的園宅，規模並不很大，他「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日安樂窩。」（《宋史‧道學傳》）當然，既稱「安樂窩」，可能收入不止僅給衣食，至少是比較優裕。不過，這衹是他死前六七年的事。邵雍的晚年，就是在這樣的生活中度過的。在這樣的條件下，他覺得十分滿足，如他在《擊壤集》的《後園即事》中說：「太平身老復何優，景愛家園自在游，幾樹綠楊陰作合，數聲幽鳥語方休。竹侵舊徑高低迸，水滿春渠左右流，借問主人何似樂，答雲殊不異封侯。」因此將自己的園宅稱為「安樂窩」，又自號「安樂先生」。這說明他不但不以做官為榮，而且不謀取功利的態度。 　　 　　這位安樂先生，在生活上十分安閒自在，「旦則焚香燕坐，脯時酌酒三四甌，微薰即止，常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自詠。」（同上）別有一番情趣。於春秋時節，出遊城中，風雨時不出門，出遊時乘一小車，由一人牽拉，喜歡到哪就到哪，行無定所，無拘無泥。由於他在洛陽結交了很多文人儒土、官僚學者，並在這些人之中享有聲譽，受到「雅敬」，當他乘坐的小車出現，「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無論童孺家僕，都歡喜地說：「吾家先生至也。」又據《宋人軼事》說：邵雍每當「天色溫涼之時，乘安車，駕黃牛，出遊於諸王公家，其來，各置安樂窩一所，先生將至其家，無老少婦女良賤，咸迓於門，爭前問勞，凡其家父姑妯娌婢妾有爭競，經時不決者，自陳於前。先生逐一為分別之，人人皆得其歡心。饜飫數日。復游一家，月餘乃歸。」由此可知邵雍的人緣之美。據說當時有十餘家為他準備了像「安樂窩」一樣的住所，隨時接待他的到來，名曰「行窩」。邵雍去世後，有人寫輓詞云：「春風秋月嬉遊處，冷落行窩十二家」，自此以後，這十二家人就失去了一位十分逗人喜愛的客人，他們對邵雍的逝世感到非常惋惜。 　　從表面上看，邵雍是一位十分樂觀、隨和，與世無爭，不求榮利，安時順處的人。但若從更深層的情況來看他對世事人生的態度，卻又另有情由。作為一個思想深邃的思想家，他對歷史、對社會、人生乃至宇宙萬物都有更深刻的觀察與思考。他對當時所處的社會政治環境之複雜性更有比較透徹的瞭解。因此，對自己應該怎樣立身處世，自有一套人生態度。邵雍之所以不求名利，與世無爭，能夠安時順處，自尋樂趣，是因他從歷史和現實中，看到了許多陰暗面，因而奉行了一套以保全自己為要的處世哲學。關於這一層，可從《擊攘集》的詩篇中看得明白。如《安樂窩中吟》組詩中的第一首云：「安樂窩中職分修，分修之外更何求？」第四首有云：「安樂窩中萬戶侯，良辰美景忍虛留。」他的職分就是在安樂窩中寫作《皇極經世》和看花、飲酒、賦詩。於外一切，皆無興趣。 　　自號「安樂先生」的邵雍，與魏晉時期的「竹林七賢」大不相同，他不恣意行樂和狂放不羈，而是適可而止，很有節制。在飲食方面，衹是每日哺時（申時）飲酒三四甌，微薰即止。他說：「酌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系經綸，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又有詩云：「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安樂窩中吟》第十一首）。「飲酒莫教成酩酊，賞花慎勿至離技」（同上）。朱熹對此有看法說：「康節凡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看花切勿看離技』是也」。有學生問朱熹：「如此則與張子房之學相近。」朱熹說：「因是，康節固有三詩稱讚子房。」這說明邵雍衹是求樂，而不是享樂主義者，衹是對人生採取達觀態度，故而能夠自待其樂。他還有詩寫道：「美譽既多須有患，清歡雖剩日無憂」，這也說明他為什麼不重名位，能夠清虛自守。邵雍的處世態度的確受張良之影響，難怪朱熹說他「有個自私自利之意」（《朱子語類》卷100）。邵雍曾在《張子房吟》中稱讚張良是一個「善始又善終」的人，這就是一證。由於他既不參加政治活動，但又善於同一些上層人物融洽相處，當時的著名大臣有詩說：「先生不是閉關人，高趣逍遙混世塵。」（《邵子全書》卷20）。這無疑是道家「和其光，同其塵」的處世態度。 　　在當時的政治鬥爭中，他雖然同舊黨大官僚有很好的交情，並且也不讚成王安石的新法，但不應該把邵雍同舊黨官僚相提並論。邵雍為人寬厚，遇事不走極端。如他重病時，敵視新法的程頤去看望他，問道：「從此永訣，列有見告乎？」邵雍「舉兩手」示意說：「前面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外，況能使人行乎？」（《宋元學案‧涑水學案》）又如，當舊黨領袖司馬光在邵壅面前稱舊黨骨幹人物傅堯具有「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邵雍不以為然，他說：「清而不耀，直而不激，能而能溫，是為難耳。」（同上）在他看來；僅有清、直、勇三德並不難，能具有「不耀、不激、能溫」三德才是不容易的。這個事實說明，邵雍並不贊成舊黨的過激行為，這就是他對新舊兩黨在政治鬥爭中的態度。過去一些論者把邵雍等同於一般反對變法的舊黨人物，這是不公允的。 三、先天象數之學…

原載宋路霞著《上海的豪門舊夢》，中國友誼出版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 靜安寺路道台家 　　從前上海靜安寺路（現南京西路）上有三家氣焰很熾的「超級大戶」，一是清末郵傳部尚書、李鴻章辦洋務的心腹愛將盛宣懷家，世稱盛家老公館；其次是李鴻章的五弟李鳳章家，位於靜安寺路吳江路路口，囊括了整條吳江路的地盤；再次即是號稱道台花園的道台大人邵友濂家。 　　這三戶人家都有豪華、氣派的花園式宅院，又都鄰近早期外國人在滬的一個娛樂中心——斜橋總會，因此也就有了「斜橋盛府」、「斜橋李府」、「斜橋邵府」之稱。其實距李家的宅院不足百米之遙，還有一座寬敞的大院，院內豎著四幢氣宇軒昂的西式洋樓，此即浙江湖州南潯鎮上的「四象」之一（當地稱家產在1000萬兩銀子以上的富戶為「大象」）、小蓮莊的主人劉錦藻的上海寓所。劉家官宦仕途雖未見大顯，然而經濟實力似不比其他三家差，所以這一地段，就形成了四大家族相持並峙的局面。 　　這四大家族之間百十年來偶有「戰爭」，而多通姻婭，不是你家娶我的女兒，就是我家娶了你的孫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活脫脫一部現代上海的《紅樓夢》。就邵家來說，邵友濂這道台大人共娶了三房妻妾，生下兩兒一女，兩門親家都是了不得的當朝大吏，大兒子邵頤，娶的是李鴻章的侄女（李鴻章最小的弟弟李昭慶的女兒）；二兒子邵恆，娶的是盛宣懷的四小姐盛樨蕙。雖說大兒子邵頤夫婦不壽，僅生下一個女兒，名邵畹香，然而二兒子邵恆夫婦卻一連生了六個兒子一個女兒，六個兒子後來都成了上海灘上風雲一時的人物，其中最出名的一是老大邵洵美（雲龍），二是老五邵式軍（雲麟），他們的丈人家又是豪門大戶，一個是盛宣懷的長子盛昌頤，另一個是老同盟會的會員，民初擔任浙江都督的蔣百器。而且，大房的女兒邵畹香嫁的人家亦非同小可，其公公，是李鴻章的同鄉、晚清駐英國留學生總監、著名的清議派人物蒯光典，而蒯家與邵友濂的後任，即1890年的道台聶緝規家亦為兒女親家……，他們如此「強強聯姻」，富上加富，枝枝蔓蔓，裙帶千里，能數落出來的故事簡直就要車載斗量了，足可見上海故家舊族的影響之深遠。 　　且說邵家原本北方大戶，翻開邵氏宗譜，可知早在北宋年間，邵家就出了一個「象數學家」，世稱康節先生，名邵雍，他專研中國傳統學術典籍之一的《易經》，並把易經與道家思想相結合，建立了自己的學術體系，叫先天之學。他還會通過一個人的筆跡，洞察一個人的品性。他說：「言，心聲也；字，心畫也。」經他辨認過筆跡的人，無不歎服他的神來之算。後來他的名氣越來越大。朝廷幾次有意請他出山，他均堅辭不就，寧肯在自己的「安樂窩」裡耕讀自給。不過他的「安樂窩」的本義，是取安貧樂道的意思。與後來人們所熟知的「安樂」二字截然相反。邵友濂作為邵氏之後，非常敬佩這位先祖，時引為榮，他得發之後，曾在南渡後的邵氏祖居浙江餘姚創辦一所小學，就以這位老祖宗的謚號康節為校名，以彰其祖德之不沒。 　　嘉慶、道光年間，邵家又出了一位才人，名邵燦。邵燦三考正途出身，咸豐年間官至漕運總督。歷來漕官均為肥缺，邵家從此賴以顯赫起來。如果說邵家在邵燦手裡尚未發展到頂峰的話，那麼到他的兒子邵友濂一代，成了五方雜處、開放口岸的大上海的地方官，那可真是達到了一般百姓們所期望的榮宗耀祖、俯仰無愧的理想境界了。 　　邵燦娶有妻妾八人，生下三兒六女。三個兒子中長子邵曰濂，走讀書做官的道路，官至太常寺卿，除了外放一任地方學政（學臺）之外，基本上是尊禮宗法的京官；次子早殤；三兒即是邵友濂。 小參贊揭發大欽差 　　邵友濂（1840—1901）原名維延，字小村，又字筱村，浙江餘姚人，1882年出任上海道台。在此之前，曾當過10餘年的京官。他1865年中舉之後，先是擔任工部虞衡司員外郎，光緒初年出任總理各國事物衙門章京（相當於現在的秘書）。那時的總理衙門，名義上是清廷的外交部，實際上在那內憂外患日益嚴重的年頭，此衙門已充當了清廷「內閣」的角色（衹是不直接統領地方官吏）。總理衙門秘書這個官，官階雖不高，但位近皇親，消息靈通，隨著當時晚清外交方面爭端迭起，中央急需人才，可「補」的機會頗多，這就為邵友濂後來涉足中俄外交、參預中樞機要，提供了絕好的機遇。 　　這期間，由於他務實、勤勉，辦事可靠，清廷還命他出任清皇室寢陵的監督官之要職，具體管理河北普陀峪萬年吉地的總體工程，為慈禧、慈安、光緒及其皇后、皇妃建造地下官殿。數年後工程完工，工程質量無可挑剔（幾十年後軍閥孫殿英炸陵盜寶，費了極大的周折才打進地宮，為一證明），不久，清廷即授他以道員銜，擔任中國駐俄羅斯頭等參贊，於1878年秋，隨欽差大臣崇厚（皇室近臣，旗人）出使俄國，終於在中俄伊犁問題的交涉中一舉成名。 　　那時中俄關係十分緊張，數年前俄羅斯軍隊就以維持邊境治安為名，出兵佔領了中國伊犁地區。後經左宗棠率兵西征，出師大捷，平定了天山南北，於是收回伊犁的問題就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來。按說，在左宗棠武力平定新疆的大好形勢下，收復伊犁已成順理成章之勢，可是欽差大臣崇厚卻出了岔子。 　　崇厚一行於1878年9月動身，越重洋經意大利、法國進入俄羅斯，那年邵氏38歲。欽差大臣崇厚在國內時原先掌管北方的食鹽大權，出任長蘆鹽運使，後來任三口通商大臣。在天津辦過外交，與英法重修了《天津租界條約》，同治年問創辦了天津機器製造局。按說在晚清袞袞大員之中，亦屬能吏之列，然而關鍵時刻卻不能堅守立場，收受了俄國的賄賂。他在談判桌上畏畏縮縮，一讓再讓，以至於擅自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裡瓦幾亞條約》。條約中雖說歸還伊犁，但卻要劃出伊犁南部的大片土地給俄國，並允許俄國在蒙古、新疆免稅貿易，還要賠償兵費500萬盧布；通商路線再擴大三條……文件草本送到北京，要清廷認可時，舉國譁然，朝野一致認為崇厚昏庸賣國。清廷起初不明白原委，後經邵友濂暗中揭發崇厚受賄真相，方才恍然大悟。於是清廷震怒，召回崇厚，撤職查辦，制斬監候（死刑緩期執行），並令邵友濂署理一切駐俄事務。 　　邵友濂對崇厚受賄簽約的行為當時就有看法，他在日記裡寫道：「餘固逆料其不妥，不意若是明白迅捷也。」他在俄國當了一段時間的代理欽差大臣，1880年清廷又派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為駐俄公使，命邵友濂襄理曾紀澤與俄方談判。至1881年2月，條約達成，中國終於收回了伊犁地區的大片土地，歷史上稱為「改訂條約」（即《中俄伊犁條約》），這是我國近代史上，惟一的一次敢與洋人叫板而改訂的條約。而那因貪財而下獄的原欽差崇厚，在後來的牢獄生涯中，答應10年問捐銀30萬兩，總算獲贖罪釋放，出獄後以原官降二級任用，不久即病死了。 　　從此邵友濂在外交界聲譽鵲起，更加受到朝廷的信賴，他回國後即任湖南巡撫，後來辦理台灣防務，並在1891年出任已是火藥桶般的台灣省的巡撫，那時已I臨近中日甲午之戰，處處事關中日外交大局，重權在握亦事事棘手，充分說明了朝廷對他的倚重。 親家頓時翻了臉 　　邵友濂在仕途上，走的是曾國荃、曾紀澤的「體系」，與他的另一親家李鴻章辦中日外交的路子不同（李昭慶39歲去世，其長子李經方過繼給李鴻章，其他子女和家眷亦由李鴻章關照，於是邵家就認李鴻章為親家）。他在台灣巡撫任內，曾下令殺過7個日本不法商人，引起日方對他的忌恨，而他對日本人始終採取了強硬態度，及至1894年，李鴻章在中日甲午之戰中戰敗，清廷要他與戶部侍郎張蔭恆赴日求和之時，就碰到了麻煩。 　　當時日本朝野似乎覺得偌大個中國指日可吞，聲言中方若要議和，須派出全權大臣，並反對中方提出的以上海為議和地點的建議，蠻橫地決定以日本廣島作為談判地點。而且，陸軍提出，要吞沒中國遼東半島；海軍部提出，要吞沒臺、澎諸島；財政部索銀10億兩；革新黨要瓜分中國百餘州，提出要將江蘇、福建、廣東劃入日本版圖；自由黨提出要中國割讓吉林、奉天、黑龍江三省及台灣……而日本內閣的對華政策就愈發嚴厲、苛刻，且事事挑剔，以迫使清廷就範。 　　1895年元月30日上午，中國全權大臣張蔭恆、邵友濂率使團抵達神戶，並與美國顧問會合。當使團一踏上神戶碼頭，只見成群結隊的日本民眾狂喊反華口號，圍在碼頭上。日本官員見此混亂局面，非但不聞不問，也不向中國使團提供四輪馬車，態度冷淡，一臉冰霜，使團一行只得乘黃包車至下榻處。從神戶到廣島，使團衹能乘坐小火輪。日本當局為了達到侮辱中國的目的，競不准使臣的輪船懸掛中國國旗。在火輪等待攔路駁輪移開時，日本人競故意使得兩位使臣立於苦力之中，站立在煤鬥上達一小時。這一切都是日本當局刻意安排的，目的是給中國欽差來個下馬威。 　　張、邵一行抵達廣島後，處境更加艱難。使團居所分三處，門外均有日人監守。官員有事出門，須通知日本巡捕，派兵前往。無論是誰，代步都是東洋車，中國欽差亦然。書信往來，先拆後送。張蔭桓欲發密電，日方不允。國內來電，則扣押不送。按規定，使團抵日24小時內即要開會議和，然而，會談尚未開始，日方又急欲休會，故意拖延原因有二：當時威海衛一戰日本勝券在握，全殲北洋水師指日可待，若成海衛被佔，談判桌上日方籌碼更豐，迫使清廷接受條件的把握更大；其二，日方自知提出的議和條件十分苛刻，張、邵兩人非清廷一流重臣，不可能有權當場畫押。日本的意中人是恭親王，最好是李鴻章。因此，日本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在第一次會議上首先提出要查看全權大臣證書，張、邵即出示皇帝的任命詔書。伊藤認為詔書不是國書，謂中國政府無誠意，拒絕與之談判。日本外相陸奧也聲明：不願與張、邵談判。張、邵雖據理力爭，日方嗤之以鼻。無奈，張蔭桓要求在廣島多待幾日，俟朝廷按日方要求重補全權證書後再行談判。伊藤卻認為，既不開議，仍是仇敵，不准羈留廣島。正月11日，張、邵被逐抵達長崎。清廷聞訊，決定更改國書，添訂約、劃押之權，希望張、邵復開談判。但日方本是項莊舞劍，意要李公，遂以張、邵官階不高，難膺重任為由，拒復議和。正月18日，張蔭桓和邵友濂一行，知事難為，不得不從長崎就道歸國。 　　後來，李鴻章簽下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後，邵友濂憤而與之決裂，從此邵、李兩家互不往來。1901年春，邵友濂含恨死於上海，享年61歲。不數月，他的親家李鴻章也撒手西去了，兩人競在同一年去世。 銀樓倒閉之謎 　　邵友濂的大兒子邵頤，娶李鴻章的侄女兒為妻，可惜李夫人壽不長，生下一個女兒取名邵畹香，不多年即病逝了，女兒後嫁滬上蒯家（合肥人，蒯光典之後），人稱蒯太太。邵頤又娶北方一世家女兒史氏為妻，可惜邵頤亦不長壽，中年去世，拋下史氏獨守空房。當公公的邵友濂念長媳守節無後，生前即立下遺囑，命二兒邵恆將婚後出生的第一個兒子過繼給大房，這個被過繼的男孩，就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文壇大名鼎鼎的邵洵美。 　　邵頤去世時，弟弟邵恆才7歲，哥哥一死，他成了單根獨苗，須承祧邵家一脈香火。而邵恆夫婦確也很爭氣，一連生下六個兒子即邵雲龍、邵雲鵬、邵雲駿、邵雲麒、邵雲麟、邵雲驤，還有一個女兒邵雲芝（現已9l高齡，居美國）。但是邵恆畢竟過於受寵愛了，其父去世時他才十五六歲，位居一家之尊，其母柴太夫人，嫂子史夫人，以及他17歲時迎進家門的盛四小姐，三個女人以及一大幫男女傭人，整天圍著他轉，他什麼腦筋也無需動，反正有的是錢，久而久之，養成了喫喝玩樂，不思經營的脾性，其結果是顯而易見的，家中的金山日見消耗，最後終於到了賣房子賣地，捉襟見肘的境地。加上家裡的總管是柴太夫人的胞弟（即邵恆的舅舅），這位娘舅精明過人，又擅長弄權，仗著姐姐對他的信任，明裡暗裡中飽私囊，更加速了邵氏產業的「冰釋」。 　　邵恆還有一個綽號，大概60歲以上的老上海們都知道，叫「楊慶和小開」，這包含著一個豪門難以啟齒，而路人則視為笑料的故事。 　　說是在1935年冬，位於南京路五福弄口的楊慶和銀樓（久記）突然宣佈倒閉了，在上海灘闊人圈子裡即刻引起一場軒然大波。這家銀樓自清末以來，一直位居上海灘「第一大銀樓」，擁有百萬資本，該銀樓不僅大量吸收存款，多為闊太太、少奶奶們的私房錢，而且該店的金銀首飾，一直是上海貴夫人的首選。同時大家還知道，這家銀樓的真正老闆，是上海道邵府，繼邵友濂之後就是邵恆。這麼一個龐然大物，怎麼就一下子轟然倒了呢？ 　　原來，怪來怪去還是怪邵恆自己，弄巧成拙。 　　當年邵老太爺去世後，邵家兩房一直沒分家，但是產業的利潤、出息或賣掉一宗產業的所得，則向來是兩房平分的。然而，邵恆在接手家業時，卻向大房隱瞞了這個楊慶和銀樓（久記）一項，於是此銀樓變成了他個人的私產，而且保密工作做得相當出色，邵府裡的人只當這個銀樓早已歸他人了，並未去深究，而他本人平時又根本不管銀樓裡的業務，全權放給下面的經理、賬房去辦，久而久之，下面的人也摸透了這位「楊慶和小開」的脾氣，也就肆無忌憚地做手腳，欺上瞞下，謀取私利。他邵恆只管一件事，即每到、大年初一的上午，他須在客廳裡候一位客人，此客人即楊慶和銀樓的經理。經理一到，兩人寒暄幾句後，客人就會走到供著香火的邵家祖宗喜神位前，拜上幾拜，然後從包裡摸出一個大紅封袋，雙手捧送到供桌上，遂即起身告辭。主人從不挽留多坐一會兒，心中只掛念那隻大紅封袋。原來袋中裝的就是楊慶和銀樓一年來的利潤。這種大年初一上午的「例行公事」延續了多年，一直未出破綻，可到了1935年，紙終於包不住火了。 　　這一天，有位蒯太太因家有急用，一早來到銀樓提取存款，張口要提現金3萬元。誰知這年銀樓很不景氣，加上管理混亂，資金周轉不靈，偌大個銀樓，一時競拿不出3萬現金。於是銀樓經理只得請求這位太太緩期幾天，商定3天為限。後來3天仍拿不出來，再改為7天為限。眼看7天限期已到，經理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無奈，只好跑去向邵老闆告急，請其出面，迅速調撥現款付兌。邵恆平時花錢如流水，從來不知道如何應付突發事件，但他也急中生智，叫銀樓經理去找自己的大兒子邵洵美解決，因為邵淘美繼承了大房的產業，手中有錢，這一點為人父者邵恆心裡倒是清楚的。然而這麼一來，「大紅封袋」的秘密故事就不得不公開了。 　　父親有難，當兒子的還能坐視不救嗎？邵洵美無奈，只好嚥下這枚苦果，設法調集現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