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爸六六大壽

林 淇 刊載於台灣《傳記文學》 1999年10月號 第75卷第4期78－82頁 　　清末，上海斜橋路（今吳江路）口的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上有一座門牌為四OO號的花園大住宅，它是上海道（相當今上海市長）邵友濂的府第。此宅有東西兩幢兩層樓房，因每幢有前後進，也可以說是四幢。府第畫楝雕樑，富麗堂皇：前後花園，幽雅秀美。 　　舊上海，卡德路、同孚路、聖母院路、金神父路（今石門二路、石門一路、瑞金一路、瑞金二路）原本是條河，叫東蘆浦河。河上有座橋稱做斜橋（橋斜–對路來說，故得名）。因了這座橋的緣故，這裡一帶地區，後來就習稱為斜橋。今吳江路舊時叫斜橋路也是從這座橋得名的。今南京西路上海電視臺解放前是美國人的總會叫斜橋總會，是從這個斜橋地區得名的。邵友濂當年是上海最高地方長官，他的家當然成了上海第一家，於是名聲煊赫的「斜橋邵家」傳遍了上海灘，至今，在耄耋之年的上海老年人的腦海裡還留有餘響呢！ 　　邵家子孫一瓣心香遙念祖宗，追遠之極限能上溯到北宋真宗朝，公元一O一一年出生在范陽（在今河北省內）的邵雍，就是邵家子孫們引以自豪的，每一念及述及必為之動容的家譜中的第一代老祖宗。邵雍是一個哲學家。他專研和精通的就是當今很時興的、國外亦有人研究的中國五經之一的易經。他把易經與道教思想給合起來成了親，建立起他的學說叫「象數之學」，也名「先天學」，從而開創出一個學派，稱為「百源學派」。他還是一位筆跡學（字相學）家，他說：「言：心聲也；字，心畫也。」他寫下了很多字跡方面的著作，對筆跡學貢獻極大。他為人很清高，朝廷幾次三番封他官，他都謝辭不就。他長期隱居於今河南省輝縣蘇門山百源（百源學派名稱即由此而來）之上，讀書，耕稼自給。他把他住的地方稱做「安樂窩」。現今很流行的安樂窩一詞，大概是他第一個叫出來的，不過他所謂的安樂是安貧樂道的意思，不是眼下享樂的含義。他又自號安樂先生，這也可以想見他淡泊明志、格物致知的思想境界。他後來又居住洛陽，跟司馬光、呂公著等從游甚密。他逝世後，謐號叫康節，後世，「邵康節」三字叫出名來了，邵雍本名反倒沒有它來得響了。邵友濂這個邵雍的後代子孫，在浙江省餘姚縣辦了一所小學，它就以這位老祖宗的謚號為校名，這康節小學可能至今還在那裡呢。 　　邵雍逝世後，子孫相傳，到明末清初，有一部分後裔遷到浙江省，分居在寧波、餘姚、紹興等地，世代以種田為生，都成了莊稼漢。直到清朝嘉慶、道光年間，居住在餘姚的一族中才出了一個讀書人，名叫邵燦。邵燦三考正途出身，咸豐間官至漕運總督。邵氏顯赫家史從這裡開始。 　　邵燦有三個兒子。長子邵曰濂，官至太常寺正卿，除外放過一次某省學政（主考）外，始終當京官。次子早殤。第三個兒子就是邵友濂，原名維埏，字小村，一八四O年生，一八六五年（同治四年）中舉人。同治問曾任工部員外郎。光緒初年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一八七八年以二品銜道員充頭等參贊隨全權大臣吏部侍郎崇厚出使俄國交涉歸還伊犁。一八七九年十月，崇厚回國，他留俄署理使俄欽差大臣。一八八二年任上海道，一八八六年調離上海。名聲煊赫的號稱上海第一家「斜橋邵家」的靜安寺路四OO號邵友濂大府第即建造於他上海道任內。一八九一年除台灣巡撫。一八九四年調湖南巡撫。中日甲午戰爭清廷戰敗，一八九五年初派他和戶部侍郎張蔭桓為代表赴日求和，後因日本拒絕談判回國。 　　邵友濂是清政府中一位出了名的清官，一向為慈禧太后所寵信，每次晉京述職，朝拜慈禧時，老佛爺必恩賜白銀兩萬兩以獎其廉潔。 邵友濂歿於一九O一年，享年六十一歲。 　　邵曰濂、邵友濂兩兄弟都先後娶了五個妻妾，他們的子女也都是最後一位妻子或姬妾所生。邵曰濂生一子，名叫邵濟（字揖如），還有一個先天性的聾膨女兒。邵友濂則生了兩個兒子和幾個女兒。長子名邵頤，次子叫邵恆（字月如）。後來，邵曰濂這一支遷居浙江蕭山。 　　邵友濂長子邵頤元配李氏夫人，是前清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的女兒，所以邵友濂與李鴻章是兩親家。但兩親家後來成了兩冤家。邵友濂與張蔭桓赴日求和不成回國後，不久和議又起，而日本方面則要李鴻章去。李鴻章對邵友濂說自己不想去日議和，如必得去，當與你親家同往。後來，李鴻章失信，竟一個人去訂了一個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回來。邵友濂為此大惱，與李鴻章鬧翻，兩親家就此斷絕了來往。邵頤娶李氏夫人後，生了一個女兒，取名畹香。不幸，李夫人早故。邵頤繼娶史氏夫人，也是官宦千金，無出。邵頤不壽，中年去世，史夫人孤燈空房，守節自誓。這位史夫人生長在北方，平時穿著樸素，十分的整整齊齊，說一口京白，笑不露齒，只因長年的青燈孤寂生活，以致寡言少語，整天難得歡笑的時候，成了邵府一個李紈。 邵頤亡故時，弟弟邵恆僅七歲，哥哥一死，他成了單根獨苗，承祧邵家一脈香煙。邵友濂夫婦替邵恆從小定了親，配的是中國第一個大買辦、資本家，後任郵傳部大臣的盛宣懷的第四個女兒。邵恆約在十七歲時與盛四小姐完婚，後來生下六子一女：長子邵雲龍、二子邵雲鵬、女邵雲芝、三子邵雲駿、四子邵雲麒、五子邵雲麟、六子邵雲驤。邵友濂顧念長媳史氏守節無後，生前立下遺囑，命邵恆將來婚後出生的第一個男孩承繼史氏為子，所以邵雲龍又是長房嗣子。這樣，邵雲龍就有了三個祖父：祖父邵友濂、外祖父盛宣懷、嗣外祖父李鴻章。 　　邵友濂繼承其父邵燦遺產之半，又購買田地，設置產業，因此，生前積纍起幾千萬兩銀子的一筆巨大家財。他去世時，邵恆衹有十五六歲，因為年紀小，還不知道世事，家務一切全由母親柴氏太夫人和柴總管家掌管。柴總管家是柴太夫人胞弟，也就是邵恆的舅舅。柴太夫人雖是一家之主，享有最高權威，但畢竟是女流之輩，而且缺少理財的能力，所以把家中財務大權交給了她這個自己完全信賴的胞弟。這位柴舅公機敏有才幹，擅長商務，精通會計，而又喜歡弄權，因此漸漸的就成了邵家的主宰人物，加之他胞姊對他的極大信任，其威福就更盛了。 　　邵恆由於母親柴太夫人和長嫂史夫人等對他的寵愛、縱容，長大後只知道享樂，不經營正業。他更不管家務，所以從來不知道一兩銀子可以換多少大米，也弄不清一角錢能買幾隻大餅，他完全不懂開門七件事。他廣交賓客，手面闊綽，揮金如土，而且聲色犬馬，麻將大煙，件件皆精。他出門轎車（牌照二號，後按住址改為四OO號）代步，經常在十里洋場中逛蕩，成了個社交界裡的豪客，上海灘上的大官人。因邵家開設有一家上海灘上數一數二的大銀樓楊慶和銀樓（久記），上海人就叫他「楊慶和小開」。他玩世樂生，多少年來吃吃白相相，後來除了曾作為他岳父老丈人盛宣懷的隨員跟著到日本去了一次，在輪船招商局福州分局當過一任分局長和擔任上海聖芳濟中學（今上海時代中學前身）校董（實際不做事）外，幾乎就一直拿享樂當職業。 　　邵恆之所以不管事，不管家，固然是由於本人不爭氣，但柴舅公的不肯放權，是一個極重要的原因。這柴舅公還很有一套手段呢，他拿他胞姊的信任作靠山，以舅舅的尊位做本鈿，用威嚴和金錢來鎮住邵恆，外甥要用錢，總是儘量滿足之。而這個外甥呢，衹要求錢必應，揮霍得舒暢，其他的事就什麼都不管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柴舅公非但獨攬大權，無所顧忌，而且明拿暗取，中飽了他的大私囊。邵家財產究竟有多少？自邵友濂死後，衹有他一人清楚，所以他到底拿走多少，別人就黑咕隆咚了。邵家人衹能憑估猜知道他取去了大宗，因為他臨死前移交給邵恆的竟一千萬兩銀子也不到了。當然，錢是少了不少，但這究竟還是一筆巨產。 　　可惜邵恆許多年來享福慣了，積習難改，柴舅公死後現放著權在那裡他也懶得去抓了。他讓原來各處的經理、帳房等去掌管業務，自己衹是到時交來多少錢收多少，一切事情幾乎不聞不問。許多執事的都摸熟了這位小開老闆的脾性，於是在他的糊塗裡淨揩油水。這樣，邵恆不管事，下人又乘機撈取，更壞在他自己的窮奢極欲，因此家中產業又接二連三地敗掉不少。虧得邵家這個財產底盤實在大，儘管一再斫傷，元氣已喪，錢又少掉了不少，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剩下的仍不失為一筆巨產。 　　邵友濂故世後，邵家長、二兩房一直沒有分家，但產業的利潤、出息或賣掉一宗產業之所得，向來規矩，是兩房各半，平分的。邵雲龍承嗣長房，所以他呱呱墜地來到人間的同時，手裡就已經捏有邵家的一半家當了。 　　邵雲龍，一九O六年六月出生於上海。五歲上家塾，後來進上海聖約翰中學讀書，十七歲畢業於上海南洋路礦學校（交通大學前身，盛宣懷創辦）。也就在十七歲那年，與盛宣懷孫女盛佩玉（盛宣懷長子的五女兒）訂婚，並取《詩經‧鄭風‧有女同車》中「佩玉鏘鏘，洵美且都」句，改名「洵美」。從此，以邵洵美名字行世。十八歲去英國留學，進劍橋大學依曼紐學院專攻英國文學。二十歲與盛佩玉結婚。 　　邵洵美於一九二七年一月，出版第一部詩集《天堂與五月》。是年春，與徐志摩、聞一多、胡適、梁實秋等人創辦新月書店。一九二八年三月，出版譯詩集《一朵朵玫瑰》和論文集《火與肉》。五月發表第二部詩集《花一般的罪惡》。一九三O年十一月與張光宇、葉淺予等一起擔任《時代》畫報編輯。一九三一年一月與徐志摩、陳夢家等人創辦《詩刊》。一九三一年以五萬美金向上海德商泰來洋行定購得德國鬱海納堡廠製造的最新式影寫版印刷機後，於一九三二年九月創立時代印刷公司（後改為時代印刷廠），它是中國第一家使用世界最新式影寫版印刷機的印刷廠，因而享譽全國。一九三二年九月與胡適、梁實秋、羅隆基等人共同擔任《新月》月刊主編，參與了「新月派」後期的文學活動。一九三二年九月與林語堂、章克標、郁達夫等創辦中國唯一的一本幽默雜誌《論語》半月刊。《論語》出世，轟動文壇。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與張光宇、葉淺予等創辦上海時代圖書公司。至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上海時代圖書公司已同時擁有《時代》畫報、《論語》、《時代漫畫》、《人言》、《聲色週報》、《時代電影》、《文學時代》等七大刊物，邵洵美的出版事業進入了金光燦爛、輝煌煌赫的鼎盛時期。但同時，他也因之幾乎耗盡了他的百萬家產。 　　一九三六年，邵洵美出版了他的第三部詩集《詩二十五首》。這是他最重要的也是最後的一部詩集。詩集卷首有篇「自序」，它是一篇詩論，論及的一些地方在今日新詩界也有現實意義。同年，他又在大型英文雜誌《天下》月刊上發表：「Poetry Chronicle」（《新詩歷程》）一文。它也是一篇詩論，它是研究新詩及其發展歷程的重要史料。 對於邵洵美這位詩人的詩，人們給予這樣的一些評論和讚譽：詩人朱維基說「邵洵美的詩的奇異的美在新詩裡是一個突驚」。詩人徐志摩說「中國有個新詩人（指邵洵美），是一百分的魏爾倫」。詩人陳夢家說「洵美的詩是柔美的迷人的春三月的天氣，艷麗如一個應該讚美的艷麗的女人（她有女人十全的美），衹是那繾倦是十分可愛的」。作家沈從文說「邵洵美的《花一般的罪惡》與徐志摩風格各異，與郭沫若也完全兩樣。邵洵美以官能的頌歌那樣感情寫成他的詩集。讚美生，讚美愛，然而顯出唯美派人生的享樂，對於現世的誇張的貪戀，對於現世又仍然看到空虛。另一面看到的破滅，這詩人的理知，卻又非聞一多處置自己觀唸到詩中的方法」。作家夏衍有次對人說：「達夫（郁達夫）對我說邵洵美是一位很好的詩人」。蘇聯作家契爾卡斯基對邵洵美的《詩二十五首》進行了評論，他說邵洵美也像新月派其他詩人一樣，致力於使他的作品擺脫「中國舊詩的思想（倫理道德）的束縛，去寫感情上美的題材」，並肯定邵洵美創作新詩「不是形式上的，而是根據詩的本質進行的」。同時，契爾卡斯基還指出邵洵美從唯心主義出發，「只知道一定意義上的感情的現實，他也僅僅讚美感情」，這樣的詩「儘管有不少優美易記的句子，生動鮮明的形象，但總的說來，他的作品雄辯地證明了，在風雲變幻的世界裡，企圖作那些逃避複雜的生活的人的綠洲，作沒有一點改造生活的要求和願望慰藉的詩，是沒有前途的」。 　　邵洵美，從政治傾向上來說，屬於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民主個人主義者的範疇；從藝術傾向上來說，所持的是「藝術至上」、「為藝術而藝術」的觀點。但是，三十年代民族的危機，國民黨的倒行逆施，把他從「藝術至上」的殿堂裡驅趕出來，促使他面對現實，跨步走向廣闊的社會生活中去。一九三三年五月，國民黨秘密綁架了青年作家丁玲和潘梓年，為此，他和蔡元培、楊杏佛、鄒韜奮等二十九位上海文藝界知名人士聯名致電國民黨當局提出強烈的抗議。從一九三四年起，他發表了不少社會評論和時事短評，如《痛苦的外交》、《中東路賣買與日俄妥協》等，表露了他對國家命運的關注。一九三六年，民族危機更形嚴重，六月初，他與茅盾、洪深、何家槐等四十一人發起組織「中國文藝家協會」。他們在「宣言」中指出：「光明與黑暗正在爭鬥。世界是在戰爭與革命的前夜。中華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他們』要求更多的作家們共同負起歷史決定了的使命。把我們的筆集中於民族解放鬥爭吧！」 　　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邵洵美的出版事業全部停頓。一九三八年九月，他借用美國女朋友作家項美麗（英文原名Emily Hahn）名義，掛起洋商牌子，創辦《自由譚》月刊宣傳抗日。同時，為向國際宣傳中國抗日，又再請項美麗以其名義另行出版一份取名：「Candid Comment」（《公正評論》）的英文月刊，並邀她親自擔任編輯。《自由譚》問世後，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影響。嗣因日人橫加干涉，被迫停刊，存世僅半年左右時間。一九三八年下半年，接受共產黨交給的任務，將女共產黨員楊剛翻譯的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英譯本（最早譯本）冒著生命危險秘密印刷並散發出去。 　　抗戰八年中，邵洵美謝絕汪偽政府勸仕，效蟄蟲之冬眠，深居簡出。他以集郵自娛，並有十萬餘字的《中國郵票講話》一書問世。…

　　邵洵美（1906—1968），浙江餘姚人，詩人、作家、翻譯家、出版家。 　　 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 　　提起邵洵美，現在的人知道的並不是很多。但在解放前，邵洵美是文化界赫赫有名的人物。 　　他是有名的富家闊少、上海聞名的社會活動家。邵洵美出身於一個煊赫的家族。祖父邵友濂是晚清時期的封疆大吏，曾赴俄羅斯參與重訂《中俄伊犁條約》，為中國爭回部分領土與主權，先後出任過蘇淞太道(相當於上海市長)、湖南巡撫、台灣巡撫等職；外祖父盛宣懷更是近代史上的政治家、實業家，富甲一方。邵洵美又娶盛宣懷的孫女盛佩玉為妻，其家財無數，連自己都不大清楚。但邵洵美不同於世俗的紈褲子弟，他有創業的宏志，雖然也是一擲千金豪爽大度，但許多錢花在了自己痴迷的事業上，花在盡心竭力地幫助朋友身上。「鈔票用得光，交情用不光」，邵洵美以這種觀念人世，幫助過許多文人，被稱為「孟嘗君」。由於他有才、有情、豪爽仗義又從事文化事業，所以，他的周圍總是高朋滿座，謝壽康、張道藩、徐志摩、陸小曼、鄭振鐸、曾孟朴、胡適、羅隆基、梁實秋、聞一多、潘光旦、沈從文、林語堂、郁達夫、老舍、施蟄存、凌叔華、丁玲、鄒韜奮、夏衍等，文壇左、中、右各路英才，還有許多藝術家如徐悲鴻、葉淺予、劉海粟、錢瘦鐵、張光宇三兄弟、丁悚父子、黃苗子夫婦、萬籟鳴、郎靜山等等，都與邵洵美有密切的來往。 　　他是著名詩人，曾與徐志摩並稱為「詩壇雙璧」，出版詩集《天堂與五月》、《花一般的罪惡》、《詩二十五首》等。邵洵美自稱：「你以為我是什麼人?是個浪子，是個財迷，是個書生，是個想做官的．或是不怕死的英雄?你錯了，你全錯了；我是個天生的詩人。」[1]確實如此，邵洵美骨子裡不是當官斂財的料，他感情豐富，敏感而熱烈，充滿了詩人的氣質。他的朋友們一致認為他是個很好的詩人，「有聲，有色，有情，有力」。[2]對於他的詩歌，陳夢家認為：「洵美的詩是柔美的迷人的春三月的天氣，豔麗如一個應該讚美的豔麗的女人(她有女人十全的美)，只是那倦綿是十分可愛的。」[3]沈從文評論：「以官能的頌歌那樣感情寫成他的詩集。讚美生，讚美愛，然而顯出唯美派的人生的享樂，對現世的誇張的貪戀，對於現世有又仍然看到空虛。」[4]邵洵美被冠上「唯美主義詩人」的稱號。他寫詩歌，也寫詩歌評論，還寫其他各類頗有影響的文章，達500多篇，因此，更確切地說，他是著名的作家。 　　他是著名出版家，如果沒有邵洵美，中國近現代的出版史將被改寫。從1928年到1950年，他幾乎將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出版事業當中，也將「巨萬家產」毫不吝嗇地投入進去。他先後經營「金屋書店」、「上海時代圖書公司」、「第一出版社」、上海時代書局，辦過《獅吼》、《金屋》、《新月》《時代畫報》、《時代漫畫》、《時代電影》、《詩刊》《文學時代》、《萬象》、《論語》、《十日談》、《人言》、《聲色畫報》(後改為《聲色週報》)以及中英兩份抗日雜誌《自由譚》與《Candid Comment》(《直言評論》)等刊物。黃苗子稱：「《時代畫報》、《時代漫畫》和《萬象》對中國漫畫的發展起很大的作用，漫畫的發展也影響到繪畫的發展。如果沒有洵美，沒有時代圖書公司，中國的漫畫不會像現在這樣發展。」而這，只不過是邵洵美出版事業一方面的貢獻而已。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到1939年期間，邵洵美在《自由譚》月刊上大力宣傳抗日愛國思想，將目光從「唯美」轉向現實，痛斥漢奸賣國行為，他勇敢地向讀者推薦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促成《論持久戰》英文版的面世，並不顧生命危險在夜間將《論持久戰》英文版塞進霞飛路、虹橋路一帶洋人寓所的信箱，算得上他一生中可圈可點的重要事蹟。他在1932年購買的德國進口最新式影寫版印刷機，解放後成為印刷《人民畫報》的第一台影寫版印刷機，雖是賣給政府的，但客觀地說，也是邵洵美為新中國的印刷業做了貢獻。 　　他也是了不起的翻譯家。邵洵美1906年生於上海，少年時即入聖約翰中學就讀，接受優秀的中英文教育。18歲時，又入英國劍橋大學政治經濟系，但他卻將全部精力撲在英國文學，具有很高的翻譯水平。他的翻譯事業主要在後半生。1950年，他所開辦的時代書局因出版物中出現錯誤，受到《人民日報》一連七天的批判，書局因此關閉，他的出版事業遂告結束。在夏衍的推薦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請邵洵美翻譯外國名著。邵洵美對此很感興趣，認真而刻苦地翻譯了英國詩人雪萊的詩劇《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印度文豪泰戈爾的《家庭與世界》等。他還應上海出版公司的約請，翻譯美國作家馬克‧吐溫的《湯姆‧莎耶偵探案》，並為青年翻譯家王科一校訂《傲慢與偏見》，為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後併入新文藝出版社)與佘貴棠合譯的《瑪麗‧白登》，此書多次再版，後改名《瑪麗‧巴頓》，被列入《外國文學名著叢書》。邵洵美的翻譯成就得到專家的讚賞，他本人也受到黨和政府的重視，心情十分舒暢。 　　可惜的是，天有不測風雲，《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翻譯成功的時候，邵洵美的愛女小玉卻不幸去世了。邵洵美懷著憂傷的情緒在1956年12月25日寫成的《譯者序》中寫道：「長女小玉在我翻譯的過程中，一直幫我推敲字句，酌量韻節。她又隨時當心我的身體，給我鼓勵，並為我整理譯稿，接連謄清三次。這部譯作的完成，多虧了她的協助。現在本書出版，她卻已經不在人間了。謹在此處對她表示最虔誠的謝意，以志永念!」[5] 　　禍不單行，沒多久，邵洵美又因一時大意，被冠上罪名，關進了看守所。他人生的最後之旅也因此被抹上濃重的悲劇色彩。 蕭伯納訪華釋疑 　　1958年的時候，由於書局關門、開辦化工廠蝕本、投資永豐行虧本，再加上浩繁的家庭開支等原因，邵洵美的經濟狀況已不容樂觀。家裡值錢的東西也賣得差不多了。好在邵洵美素來胸襟開闊，對此並不以為意。可以靠翻譯這一自食其力的方式維持生計，對他來說是再好不過了。北京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已保證一直請他譯書，北京譯文、上海文藝出版社也約他譯文，長期下去，他在翻譯方面的成就甚至可能超過以前出版、寫詩方面的成績，這是他最為看重的。他在翻譯中也得到無窮的快樂，因此樂於拋開外界一切干擾，專門從事這一事業。如此一來，他對國際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就很不敏感了，以致做出頗為「犯忌」的事情。例如，他翻譯印度文豪泰戈爾的《家庭與世界》時遇到了難點，馬上前往印度駐上海領事館去詢問。當時，中國與印度正發生軍事衝突而關係緊張。邵洵美的這一舉動無疑不合時宜。恰巧在這一年，邵洵美在香港的弟弟病重搶救，急需用錢，邵洵美一時湊不到錢，突然想到美國的朋友項美麗曾於1946年借過他1000美金，因此寫信，請項美麗將錢轉送給自己的弟弟。沒想到，信被有關部門截獲，在當時中美對立的情況下，邵洵美此舉招來了大禍。 　　接著，有領導派人接邵洵美參加「反右」運動，希望他在批鬥羅玉君、施蟄存等人的會上發言，但邵洵美前後去了五次，均未發言。又過了幾天，有人找邵洵美談話，問邵洵美是否向政府交代過自己的歷史，邵洵美認為自己的歷史關係非常複雜，不是一時半時能說清楚的，而自己急需籌集經費，正忙著翻譯文稿，想等譯文出來後再去交代。他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而且認為自己的情況政府是清楚的。這樣，事情變得沒有迴旋餘地了。一兩天後，邵洵美被捕，罪名是「敵特嫌疑」，被關在上海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他的案子一直沒有審理，沒有判刑，也不准親人探望，邵洵美的夫人盛佩玉典賣了剩餘的首飾，帶著小兒子，到南京與女兒邵綃紅一起度日，苦等著丈夫出獄。邵洵美的大兒子邵祖丞則留在上海，過著艱苦的生活。 　　入獄不久，邵洵美的輕度氣管炎發展成肺原性心臟病，連連發作，成為痼疾。他在獄中有三年多時間，經過多次搶救，一次次從鬼門關回到陽間。他的身體由原來的肥胖變成骨瘦如柴，腿也腫了，上下一般粗，一動就喘，常常生不如死。有一次，他夢見死去的女兒小玉，認為自己可能也活不長了，但有些事他需要向世人交代。正好，他見到了曾經結識的文友——因胡風案被捕入獄的賈植芳，於是鄭重地拜託兩件事，說：「賈兄，你比我年輕，身體又好，總有一天會回去的。我有兩件事，你一定要寫篇文章，替我說幾句話，那我就死而瞑目了。第一件是1933年，英國作家蕭伯納來上海訪問，我作為世界筆會中國分會的會計，負責接待工作。蕭伯納不吃葷，所以，以世界筆會中國分會的名義，在『功德林』擺了一桌素菜，用了46塊銀元，由我自己出錢付的。參加宴會的有蔡元培、宋慶齡、魯迅、楊杏佛，還有我和林語堂。但當時上海大小報紙的新聞報導中，卻都沒有我的名字。這使我一直耿耿於懷，希望你在文章中為我聲明一下，以糾正記載上的失誤。還有一件，我的文章，是寫得不好，但實實在在是我自己寫的。魯迅先生在文章中說我是『捐班』，是花錢僱人代寫的，這真是天大誤會。我敬佩魯迅先生，但對他輕信流言又感到遺憾!這點也拜託你代為說明一下才好。」[6] 　　這兩件事，前一件事似乎並不是什麼大事，其實是有特殊意義的。當年，蕭伯納來訪中國，邵洵美作為筆會會計，張羅著招待事宜。參加宴會的都是文化界的名流，邵洵美列於其中，足以說明他在文化界的名望。邵洵美本人並不介意什麼「名望」，他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是他在「筆會」的一件工作成績，不能被抹殺。第二件事則關係到邵洵美一生的名譽，至為重要。魯迅先生的說法給邵洵美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其實，在當年招待完蕭伯納後，邵洵美還用自己的汽車送魯迅回去。不知如何卻得罪了魯迅。魯迅先生早逝，出於他無可比擬的巨大成就以及對中國文化界的巨大影響，他如是的評價，無疑給邵洵美帶來沉重的打擊。邵洵美感到無比冤屈，明明是自己寫的東西，當然要澄清是非，否則死不瞑目。 　　邵洵美本以為自己難以生還，但出乎意料，他反而比賈植芳早出獄四年。1962年，黨中央對知識分子的政策做了調整，對1958年以來在各項政治運動中受到錯誤處理或不公正對待的知識分子做了不少甄別工作。中央文化部及宣傳部部長周揚親自過問邵洵美的近況，當得知邵洵美仍在獄中時，便說：「如果沒有什麼問題，也不必了。」[7]接著，邵洵美便被釋放回家，與大兒子一起住在簡陋的房屋當中。妻子兒女均來相聚，舊友也來探望，給病重體弱的邵洵美帶來一些慰藉。 我這個人天生是搞文學的 　　出獄後，在周揚及專管上海文教工作的上海市委書記石西民的委託下，上海作協書記處書記周煦良積極為邵洵美重新安排譯書工作。等他病情稍好的時候，便著力翻譯雪萊的長詩《麥布女王》、拜倫的長詩《青銅時代》以及勃朗特的小說《呼嘯山莊》。他的身體仍很差，整日氣喘吁吁，但對翻譯事一絲不苟，絕沒有半點疏忽。他對翻譯也有更深的理解，稱：「現在譯書，反而比過去做的更有成績，大概是年紀大了，對詩的理解更深了，文筆也更成熟了，更灑脫了。我努力把他們的詩重生在中國文字裡，不知道做得成功不成功?……我這個人天生是搞文學的。開廠、做生意都失敗，只有一支筆。真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到老還靠一支筆。」[8]由於邵洵美翻譯得好，所以世人也把他當「翻譯家」看。作家秦瘦鷗後來評價：「作為一個詩人，邵洵美寫過大量新詩。然而比較起來，他在翻譯方面的貢獻更大。翻譯詩歌難度更高，但他譯的拜倫、雪萊、泰戈爾諸人的詩作，都能符合『信、達、雅』三項要求。」[9] 　　邵洵美有了固定的收入，每月可向出版社預支80元稿費，後增至200元。生活好一些了，精神也樂觀，健康便也有了好轉。夫人盛佩玉為了減輕上海家庭的負擔，仍回南京住，但寒暑假總帶幼子來滬，照顧他，每次都帶一些花生、香肚、板鴨之類的美味讓他品嚐。子女們也都有了著落，常過來看他，使他非常高興。邵洵美興趣廣泛，又開始集郵，樂觀地生活。 　　只是好景並不很長。「文革」剛剛開始，出版社的造反派就將邵洵美的預支稿費從200元降到80元，接著降到50元，最後乾脆分文不給了。不僅如此，造反派還來抄家，將邵洵美惟一值錢的古董宋代官窯「筆洗」拿走，又將稍微值錢的東西全部席捲而去。邵洵美連飯都吃不飽了，醫藥費更沒著落，病情迅速復發並加重。此時，邵洵美的舊友們大多身處困境，無法幫忙，有的可能害怕受牽連不敢前來看他。施蟄存則不忘舊情，戴著助聽器看望老友，而且每月主動支援50元錢，助邵洵美度難關。邵洵美的夫人盛佩玉知道丈夫的情況後，心急如焚，將子女們給她的錢大多數寄給丈夫，但邵洵美貧病交加，終於不支了。 回家已是隔世人 　　關於邵洵美，施蟄存評論：「洵美是個好人，富而不驕，貧而不丐，即使後來，也沒有沒落的樣子。」[10]對於一個一擲千金的富家子弟，經歷了重重磨難而老境淒涼，卻始終未曾改變自己的志向，直到晚年仍盡心竭慮地從事自己喜好的文化事業，這是難能可貴的。當他在獄中即將面臨死亡的時候，他所關心的是與文化有關的自己的聲譽；出獄後在他生活窘迫的時候，他不會因為想多掙點稿費以改善生活而草率地對待翻譯；而在他臨終前的數月，他仍堅持著自己的主見，不會因任何外在的情況左右自己的想法。 　　好友莊永齡、陸小曼先他去世。他非常悲痛，寫了兩首悼亡詩。1968年3月2日，他將這兩首詩抄錄下來，寄給妻子盛佩玉和兒子小羅。 　　悼念莊永齡的詩是： 　　雨後淒風萬來急，夢中殘竹更惱人； 　　老友先我成新鬼，窗外唏噓倍覺親。[11] 　　悼念陸小曼的詩是： 　　有酒亦有菜，今日早關門； 　　夜半虛前席，新鬼多故人。[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