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閒話》來信與回信照登

　　場景一：陝西路長樂路某小店，打扮時髦的中年店主對正在猶豫的姑娘說「小阿妹，儂放心好唻，搿點衣裳儕是從裡廂弄出來呃，幫外頭一模一樣呃，有點花頭，只有外頭有呃，全上海就阿拉一家有，儂穿穿看，勿要忒洋氣噢」。 　　場景二：某高檔寫字樓，幾個清潔女工正在背後議論同事「儂勿要看伊是下只角來呃，伊拉倪子嘞外頭呃，據說混得老好呃——」 　　關鍵詞：裡廂 外頭 洋氣 下只角 　　「裡廂」是很普通的上海話，最最常見的搭配是「屋裡廂」，「屋裡廂」就是「家裡」的意思。既可以是家中屋頂下的任何東西，「阿拉屋裡廂有三間房間」，也可以是家庭成員的無限外衍，「阿拉屋裡廂，外婆講了算」，由於這樣的特徵，弄得上海的小朋友一開始學英語，老是搞不清「home」和「family」的區別。 　　「裡廂」就是「inside」，可以是物理或者邏輯上的大多數範圍，小到「餅乾聽」，大到一個國家，都可以是「裡廂」。然而，再大的話，上海人就不叫「裡廂」了。萬事總有個界，過了界，性質就變了，出了國界，上海人一律稱之為「外頭」。 　　「外頭」本來也是極普通的上海話，指的是一個範圍的外面，「學學外頭」、「屋裡外頭」等等。 　　但是，若上海人略帶神秘，把「外」字拖長一點，重音落在「外」字上，這個「外頭」就是特指「國外」了。所有的國外，不管是日本、英國、美國乃至新幾內亞，上海人一律稱之為「外頭」。 　　但凡家中有孩子在國外，就是「伊拉倪子嘞外頭呃」，而舶來品則是「外頭帶來呃」。在場景一中，老闆娘很得意的就是她的衣服都是國外才有的款式，而她說的「裡廂」是指專門生產外貿產品的廠家，在國內不做零售，所以要靠本事去「弄」來。 　　有一段時間，上海有許多賣衣服的都號稱自己的東西是「專門幫外頭做呃」，多做了幾件就在她的店裡賣，再看看銘牌，都是「外頭」數一數二的名牌，於是生意頗好。 　　其實，那些外貿尾單「根本就是假貨」。由於工作的關係，我接觸到了一些「外頭」在中國設廠的公司，其嚴格的科學化管理，不要說從裡面「弄」出成箱的產品來，就是「邊角料」的處理，也有嚴格的規範制度。 　　再有些定牌生產的廠家，就是中國的廠家為外國品牌生產東西，有些店家說「外國人定了三萬件，伊拉自家多做兩件，拿出來賣呃」，這其實也是不可能的，沒有一家民營企業會看重「多做幾件」的小利而去冒丟失訂單的風險的。再說了，現在的製衣廠，完成訂單尚且來不及，哪有空來「多做兩件」？ 　　場景一中，還有一個詞叫做「洋氣」，如今已不常用了，這個詞曾經在八十年代初的時候風靡一時。那時，評價一個女孩子的好壞，不像現在說「氣質好」，那時最高的評價是「老洋氣呃」。洋氣的人首先要皮膚白，皮膚白了再配以帶有西式元素的服飾，就像一個小洋囡囡了，若是還能說上幾句洋文，可是「洋氣十足」了。 　　許多人可能會覺得「洋氣」並不是件討人喜歡的事嘛，還有點「崇洋媚外」之嫌啊？ 　　可能是有點的，但是上海從十九世紀以來，一百多年的洋風浸淫，對此並不為忤？。 　　場景二中的下只角，就是由於租界而來，舊上海從1845年11月起設立租界，到1943年8月止，期間近百年的租界史，形成了東起外灘西至靜安寺的上海租界。由於租界的設施、管理乃至生活水準，都要較華界更勝一籌，所以在上海話中，租界也被叫做上只角，而華界則是下只角，只因最早的上海老城廂在地圖的下方所致也。 （寫於2008年3月17日）

　　有些人，平時誇誇其談，口氣比力氣大得多，及至真正要他拿出錢來，他便推三阻四，一百個不願，因為「銅鈿銀子真生活」。 　　「生活」在此不是「life」的意思，也不讀「深活」，而是讀作「省（平聲）活」，「真生活」在此表示「動真格」的意思，整句話的意思就是說「平時吹牛無妨，及至要動真格，便現原形了」。 　　中國以前的錢都是金屬做的（貝殼的太過久遠，不作討論）。流通最廣的，就是銅和銀，銅是「銅鈿」，銀是「元寶」和「碎銀」，所以「銅鈿銀子」乃是泛指的錢。 　　「銅鈿」俗稱孔方兄，因為當中有個方孔，乃是鑄完錢後，穿木棒用的，銅錢穿在木棒上，方便打磨成圓形，打磨過的銅錢邊緣光滑，不會割手。 　　「銀子」一直是流通貨幣，單位是「兩」，你看那些什麼什麼的條約，計價標準就是「白銀」，單位就是「兩」。再後來，「銅鈿」和「銀子」合併成詞，叫做「銀洋鈿」，也叫「銀元」，又叫「洋鈿」，亦稱「大洋」，還名「鷹洋」，亦呼「大頭」，反正有許許多多的叫法。我在別的文章中也有提及，於此從簡，我只說如今上海話中還在用的關於「錢」的點點滴滴。 　　大家知道，人民幣的單位是「元、角、分」，其中又以「分」為最基本的單位。上海話中則用「分」來指代「錢財」。「伊蠻有分呃」，「搿家公司老有分呃」，都是直接可用「鈔票」代替。 　　鈔票指的是紙幣，人民幣的主幣就是紙幣，硬幣也稱為輔幣。紙幣，要「挺刮」，這個詞與「堅挺」不同，堅挺是指匯率不斷升值，而「挺刮」則指紙幣的新舊程度。有了「分」，有了「挺」，就有許多衍生詞，第一個是「分挺」。 　　說某人「分挺」，並不是說他手中拿的都是新錢，「分挺」的人，別說用舊錢、破錢，就是他不帶錢，依然是個「分挺」的人。「分挺」指的是富有，「伊個分老挺呃」，就是說那人很有錢。 　　把「分挺」倒過來，就是「挺分」，這回的「挺」不是「挺括」之「挺」了，而是「挺進」的「挺」了，不過，「挺」出去的是「分」罷了。「挺分」又叫「挺張」或「挺賬」，都說得過去，我們經常聽到「今朝啥人挺分啊？」就是在問由誰請客的意思。 　　「分」用掉，不叫「用分」，而叫「壞分」，「壞分」一詞有特殊的要求，買支鉛筆，付煤氣費，不能叫「壞分」，「壞分」專指計劃外的大筆支出。特別是被人敲竹槓後付錢時，總會來句「今朝壞分了」。被警察抓住罰款，遠親稀客送來結婚喜貼，都是「壞分」。 　　「壞」也可以作為動詞單獨使用，「今朝畀警察連捉兩趟，壞脫四百」，是指被罰了四百。有一個場合，付出錢永遠是叫「壞」的，就是麻將桌上，每次麻將結束，總有人問輸得最慘的那位「今朝儂壞脫幾鈿啊？」 　　「壞分」當然錢會少，所以要掙錢，「分」才會越來越多。讓錢多起來，與「壞分」相對，也只有麻將桌上用「好」來表示贏錢，如「我今朝好分，贏了七塊六角」或「今朝我一家頭獨好」。 　　除了有輸贏的場合，一般不說「好分」，而叫「扒分」。 　　「扒」是個動作，把外面的東西往裡劃拉叫「扒」，上海人把吃飯的動作就叫做「扒」。上海人想像「錢」也是如此，只要努力就可以劃拉進來，所以叫做「扒分」。 　　雖然與「扒手」的「扒」是同一個字，但是「扒分」卻沒有什麼貶義，只是「扒分」這個人檔次並不好，多用於底層生活的人們，結果弄得這個詞甚至還帶著些許蒼桑與淒涼，如「爺辛辛苦苦嘞外頭，一個號頭做煞嚡只有扒搿點分，儂只小鬼一趟就用脫介許多——」 　　上檯面的說法叫「賺鈔票」或是「賺銅鈿」，「賺」在上海話中發「才」的音，媒人碰頭，總會問一句「伊一年好賺幾鈿啊？」，絕不會說「伊一年好扒多少分啊？」，因為說媒亦算是件正事，「扒分」則是「市井俚語」。 　　能賺錢，賺得到錢，就叫「賺得動」。「吃得動」表示牙齒好，「走得動」指腿腳好，「賺得動」則是工作好，職業好，人緣好，運氣好，學問好等等「諸好」的總和，才能「賺得動」。「賺得動」的男人並不容易找，乃是媒人眼中的上品。 　　市井俚語亦稱錢為「米」。再有，上海人也稱「錢」為「米」，可能因為米的本身，就是「實物通貨」的緣故吧。「伊老有米呃」和「伊個分老挺呃」，是一模一樣的意思。 　　用「米」代「錢」，最簡單的用法就是「結米」，「結」是「了結」的意思，所以「結米」就是「結賬」的意思。 　　「米」雖然可以燒成飯，卻不用「扒」這個動詞。「米」是裝了袋需要「背」的，「背米」便是賺錢的意思，過去裝「米」的容器是麻袋，「空麻袋背米」專指「做無本鈿生意」，當然，手段要高明，總不外乎「坑蒙拐騙」也，打麻將不帶錢，就是典型的「空麻袋背米」。 　　「米」和「分」，在切口中，不僅指代錢，甚至還有特定的數量，「一張分」指的是「十元錢」，因為流行「分」的時候，最大的面額只有十元，等到有黑色一百元面額的鈔票初發行時，只能稱之為「一張青皮」了，可能由於「青皮」不太好聽，因此「青皮」也叫「青龍」。如今雖然新版的玫紅色百元鈔票早已問世多年，卻依然有人用「青皮」或「青龍」稱呼的。 　　當然，人民幣的叫法有許多，「大團結」、「老人頭」等指十元紙幣。這種用法全國通行，於此就不贅述了。 　　同樣，米也是個計量單位，在上海話，「一粒米」指「一萬元錢」。「米」的單位是「粒」很說得過去，而用「一聽分」來表示「一千元錢」就不知從何而來了，「聽」是「罐（tin）」的意思，為什麼可以和「分」結合起來，是我怎麼也沒想通的問題。 　　在本文結束的時候，「上海弄堂網」的創始人「老皮皮」提醒我，還有一些我遺漏的「切口」，比如「一塊門板」指百元大鈔，「一抄裡」指十元鈔票，而「一毛裡」則是指一角錢，我想上海話中鈔票的叫法應該還有更多，或許可以單獨寫一本書也沒一定呢！ （寫於2008年3月11日）

　　今年，上海出了一個人，名人。這個名人就像石頭縫裡爆出的一般，一夜之間，電視報紙、街頭巷尾，廣為傳說（恕我不肯用「傳頌」一詞），這個人就是蔡嘎亮。何許人也？一個跑江湖賣唱的。他早年跑到南方，在茶館裡駐唱，闖蕩了十幾年，回到上海，在國際電影院的茶座裡駐唱，又是十幾年，不過回到上海之後，他學張也的風格，在唱歌之間「自說自話」講許多笑話，嘲人一番，自嘲一番，居然博得滿堂彩。據說聽他的笑話，可以笑得肚皮痛，可以從頭笑到底，在如今的社會，開懷大笑是件不容易的事，而蔡嘎亮能讓人笑上三四個小時，又只售二十元的票，實在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好事，我想興許有些人，寧願花上二百乃至二千，只為求大笑一次，而仍不可得吧。 　　上海的滑稽戲，有一固定的嘲諷對象——江北人。江北是指長江北面的蘇、皖地區，其中以蘇北人氏居多，反正他們的口音在上海人聽來都差不多，所以「蘇北人」、「江北人」，在上海話裡指的是同一群體。解放前那裡很窮，那裡的人紛紛湧到上海，這些人沒有文化，衹能做些碼頭扛包、拉黃包車之類的苦力活；女人呢，則有許多成了老媽子和娘姨，這些人是上海的底層勞動人民，也是上海滑稽戲里長盛不衰的取笑對象。 　　這些人沒有文化，不知禮儀，在上海這個「文明都市」裡，難免會鬧出許多笑話，模仿江北人說話，就像北方小品始終用東北口音一樣，是滑稽黨員的必修課，幾十年乃至上百年過去了，江北人早就成了上海人，然而歷史的歧視依然如故，在某個層面上，江北人後裔的嫁娶，還是衹能找江北人。 　　由於上海話裡「江」與「鋼」同音，當時出了「全鋼」的手錶，便衍生出一個「全鋼」的名詞，特指父母都是江北人的小孩，引申出來若是父母中有一方是江北人的，那麼小孩子就是「半鋼」了。 　　「全鋼」、「半鋼」們有種特殊的本事，就是在家的時候用江北話交流，到了社會上，卻可以說出極流利的上海話，唯一美中不足的，他們總有那個幾個字與上海話的發音格格不入，所謂「個別字眼咬不准作」。 　　第一個字是「哪裡」的「哪」，上海話中，這個字與「鞋子」的「鞋」發音相同，與普通話的「哈」相近，發上聲，然而在江北人講上海話的時候，這個字幾無例外會發作「啦」，音調不變。於是，衹要是說「啦裡」的，幾乎就可被認定是江北人，或許和江北話中的「辣塊」有點關係吧。 　　還有一個字是「男人」的「男」，在上海話中，「男」發「暖」的音，江北人則讀作「內」，於是「男人」成了「內人」，「男的」成了「內的」。這兩個字，即使上海話說得相當好的第三、第四代江北移民，還是會在不經意中漏出來。即使這些人不是「全鋼」、「半鋼」，至少也是那隻「角」裡出來的。 　　蔡嘎亮就是「全鋼」，演出時講上海話，又有許多插科打渾用江北話，無非還是嘲笑江北人罷了，蔡嘎亮的東西很小市民化，所以很能得到附和與共鳴；後來，蔡嘎亮到電視裡說球，沒有了互動，在電視中唱獨腳戲，總給人有種「猢猻出把戲」的感覺。 　　「嘎亮」是他的藝名，據他自己說是因為他戴眼鏡，而上海話的切口裡「眼鏡」叫做「嘎亮」，所以他叫自己「蔡嘎亮」，就是「蔡眼鏡」的意思。 　　現在的眼鏡是一副的，兩隻眼睛都有鏡片，所以glasses用的也是複數，過去，眼鏡是單片的，用水晶之類的透明礦石磨成，外面有個箍，連著手柄，樣子有點像現在的放大鏡。《紅樓夢》第五十三回寫到「榮國府元宵開夜宴」，有這麼一段「賈母歪在榻上，與眾人說笑一回，又自取眼鏡向戲臺上照一回」，賈母拿的，就是這種，而且的確是近視鏡，因為絕對沒人用老花鏡（放大鏡）看戲的。由於這種眼鏡是「單」片去「照」的，所以也叫「單照」。 　　後來有聰明人，發明出眼鏡架子，一副眼鏡片均可鑲在上面，衹要「架」在鼻「樑」上即可，所以就叫做「架樑」。這兩個字，連在一起，成了一個特定的名詞，也在特殊的發音，聽上去很像「嘎亮」，第一個字平上，語音連貫。 　　「架樑勿燒天火燒」，是上海的一句俚語，先來說「天火燒」。莫名奇妙的火災，沒有人縱火，也沒有人失火，沒有火頭，沒有引火的材料，卻偏偏「自說自話」地燒了起來，就叫「天火燒」。過去的人自然常識欠缺，不知道如何解釋「自燃「現象，便認為天火燒是上天的懲罰，認為某人做事有違天理，於是上天也「小氣」得很，就放把火燒他。 　　那麼架樑為什麼要「燒」呢？其實，這個「燒」是「騷」，衹是上海話裡讀音一樣而已，這句話的意思是「如果戴『架樑』的人勿騷，是沒天理的，要天火燒的」。顯然，這句話的本身，就是該「天火燒」的，絲毫沒有道理嘛，視力好壞與否，與心理上的「騷」，並沒有絲毫的聯係。 　　既然說不出個所以然，不妨來個brain storming，試著想想這句話到底是怎麼來的。是不是有這樣的一種可能：女人戴了眼鏡美麗打折，不美麗了的女人若要受人青睞，衹能「騷」一點，如果既戴眼鏡又不騷，或許會有嫁不出去之虞，所以成了「天理」。不過仔細想想，這樣的解釋未免牽強，因為女人美麗與否，好像和是不是戴眼鏡並沒有連帶的關係。 　　不僅如此，戴了眼鏡，不但不影響容貌，乃至越發迷人嫵媚的大有人在，甚至還有人為了漂亮，故意戴平光眼鏡來點綴，這叫就做「時髦」。對了，或許可以這麼理解：在解放前，有個特定的時間段，「架樑」是新生的時髦奢侈品，衹有有錢並且思想開放的女人才會佩戴，對於她們來說，戴「架樑」是種時髦。 　　時髦的人，不會只時髦一副眼鏡，必有處處新潮，這樣的新潮與開放，因為戴眼鏡是時髦女人，和尋常女人來比，肯定穿得少、露得多，在那時衛道士眼裡，當然是「騷」嘍，所以「架樑」和「騷」就了連接點了。這樣的說法，但也不見得空穴來風，有段時間，衹要是穿喇叭褲、戴蛤蟆鏡（一種太陽眼鏡）的，別人就會認為他們是壞人，兩件事乃有異曲同工之妙。 我認為研究方言，當然要仔細嚴謹，但也不妨天馬行空一回，這就是我的大膽假設，如果有人知道此語出處，萬請不吝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