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璽閣之幸福生活

李剛興 撰 　　邵雍（1011——1077）是北宋五子之一，他同周敦頤、張載、二程都是兩宋理學的創始人。他建立的象數學體系，企圖用一個完整的圖式來說明宇宙演化和社會、人生的全部運動程式。這個像數體系雖是由主觀推演而成，但也具有一些合理的成分。邵雍是第一個把象數學理論和方法同理學思想相結合的理學大家，在理學史上的地位很高，影響很大。 一、青年刻苦自勵 隱逸不涉仕途 　　 邵雍字堯夫，又自稱安樂先生，生於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卒於宋神宗熙寧十年（公元1077年）謚康節。其先世為河北范陽人，曾祖邵令以軍職隨從宋太祖部下，後來移居衡漳（今河北省南部），他青年時隨邵古再遷家於共城（今河南輝縣），最後才移居洛陽定居。邵雍在幼年時期，其家境並不富裕，他的曾祖父做過小官，祖父和父親都是隱居不仕的知識分子，在他跟隨父親從衡漳遷去共城時「居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器以養父之餘，刻苦自勵者有年。」（《宋元學案‧百源學案上》）儘管如此，青少年時期的邵雍卻能「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為學，即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宋史‧道學一》本傳）因此在當時就獲譽為「好學」青年的名聲。他不但能刻苦鑽研書本知識，而且親自出門遊學，瞭解社會實際，曾逾河、汾，涉淮、漢，周遊了齊、魯、宋、鄭之墟。經過一段時間，他幡然省悟道：「道在是矣」！便決定定居於洛陽，不再外出。 　　 　　由於邵雍享有「好學」的美譽，受到了共城縣李之才的賞識，並親自去邵家訪問。李之才問：「你瞭解物理性命之學嗎？」邵雍答：「希望在這方面得到教誨」，於是乃師事之才，從其學。李之才看中了邵雍的才氣，隨後又將《河圖》、《洛書》和伏羲八卦及六十四卦圖像傳授給他。邵雍的象數學，從淵源上講，同道教有很深的聯係。朱震說：「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种放傳穆修，穆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宋史‧儒林五‧朱震傳》）指出《先天圖》傳自著名道士陳摶。後來，邵雍著《皇極經世》，推衍宇宙變化，其思想資料在很大程度上即取材於道教典籍。關於《皇極經世書」的思想來源，徐必達在《邵子全書》的附錄中說：「先生少事北海李之才挺之，挺之聞道於漢陽穆修伯長，伯長以上雖有其傳，未之詳也。」聯係到朱震所述，穆修以上是种放，种放以上就是陳摶了。 　　 邵雍所學雖與李之才的傳授密不可分，更重要的是他自己能夠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並且能夠廣覽博取，吸收別家之所成，故其成就多屬自創。 　　 　　邵雍雖然博學多才，通五經義奧，知古今之變，尤精《易》理，但終身沒有做官。這並不是因為他沒有做官的機會，而是他自己不願做官，他學成之後，一直在洛陽過著隱士生活。初到洛陽時，生活十分清寒，其家「蓬蓽環堵，不芘風雨，躬樵囗以事父母，雖平居屢空，而恰然有所甚樂。」（《宋史‧道學傳》）。那正是王安石當政，朝中一批地位和名望很高的舊黨大臣，如富弼、司馬光、呂公著等人都退居洛陽，這些人知道邵雍是一位賢者，對其十分雅敬，並與之結交。嘉祐（公元1056—1063年）年間，朝廷下詔尋求隱士，當時的洛陽留守王拱辰積極推薦了邵雍，因授為將作監主簿，接著又舉進士，補穎州團練推官。對這些官職，他都不願接受，後因固辭，不允，才勉強受命。可是他竟「稱疾」，不去上任。邵雍有詩，寫道：「平生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斷送落花安用而，裝添舊物豈須春……」（引自《宋元學案‧百源學案》），說明他不願意涉足政事，以免自尋煩惱，只求平平安安生活下去。 　　實際上，邵雍也不是一個真正的隱士，由於他在學術上很有成就，其先天象數學自能獨具一格，加之他在上流社會中表現出高雅風度，深為當時的儒者和文士們所推重，在社會上享有較高的聲譽。後來，司馬光等20多人為他籌措了一些錢，買了官地園宅讓他居住。其住宅契寄司馬光名下，園囿契寄富弼名下，田莊契寄王郎中戶名，在上述諸人的庇護之下，邵雍就免去了應交官府的賦稅。當時，他與司馬光、富粥、呂公著、祖無擇等一些舊黨大官僚結為至友，相互往來甚密，常以詩酒唱和。因此，邵雍名為隱士，實際上卻是一位地位很高的社會名流。 　　 　　邵雍一生著述很多，其代表作計有《皇極經世書》和詩集《伊川擊壤集》近百萬言。明代徐必達編有《漁樵問對》、《無名公傳》（即《邵雍傳》）和《洛陽懷古賦》等。 二、眼底海闊天空 胸中春晴日午 　　 這兩句話，是清乾隆時期，學者王植在《皇極經世全書解》中對邵雍的評語。結合前人所記述的其他有關史料來看，這一評價對邵雍是比較合適的。程頤在《邵雍節先生墓誌銘》中說：「（邵雍）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不事表暴，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汗，清明洞徹中外……群居燕飲，笑語終日，不取甚於人。」（《明道文集》卷4）這是說，邵雍是一位道德高尚的賢者，為人正派，同人交往有其原則，同而不汗。他的頭腦清醒，能洞察明暗，同時又是一個十分樂觀的人。《墓誌銘》還說他為人豁達、開朗，「接人無貴賤」，不擺架子，平易近人。《宋史‧道學傳》稱讚邵雍與人交談時不講他人的壞處，喜歡稱道別人的長處，有人向其請教，則有問必答，從不盛氣凌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因此博得人們的好感，正派人士喜歡他的美德，不正派的人也能服其教化。人們認為，他的為人對洛陽一帶的士風有著良好影響。 　　 　　史書和墓誌銘對邵雍不免有溢美之詞，但至少可以看出他確實具有很多優良品德和作風。 　　 邵雍初到洛陽時，家境十分清寒，雖然過著貧困的生活，仍然自有樂趣。衹是因為他後來結交了一批達官貴人，受其資助，生活才變得優裕起來。但司馬光等20餘人為他購置的園宅，規模並不很大，他「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日安樂窩。」（《宋史‧道學傳》）當然，既稱「安樂窩」，可能收入不止僅給衣食，至少是比較優裕。不過，這衹是他死前六七年的事。邵雍的晚年，就是在這樣的生活中度過的。在這樣的條件下，他覺得十分滿足，如他在《擊壤集》的《後園即事》中說：「太平身老復何優，景愛家園自在游，幾樹綠楊陰作合，數聲幽鳥語方休。竹侵舊徑高低迸，水滿春渠左右流，借問主人何似樂，答雲殊不異封侯。」因此將自己的園宅稱為「安樂窩」，又自號「安樂先生」。這說明他不但不以做官為榮，而且不謀取功利的態度。 　　 　　這位安樂先生，在生活上十分安閒自在，「旦則焚香燕坐，脯時酌酒三四甌，微薰即止，常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自詠。」（同上）別有一番情趣。於春秋時節，出遊城中，風雨時不出門，出遊時乘一小車，由一人牽拉，喜歡到哪就到哪，行無定所，無拘無泥。由於他在洛陽結交了很多文人儒土、官僚學者，並在這些人之中享有聲譽，受到「雅敬」，當他乘坐的小車出現，「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無論童孺家僕，都歡喜地說：「吾家先生至也。」又據《宋人軼事》說：邵雍每當「天色溫涼之時，乘安車，駕黃牛，出遊於諸王公家，其來，各置安樂窩一所，先生將至其家，無老少婦女良賤，咸迓於門，爭前問勞，凡其家父姑妯娌婢妾有爭競，經時不決者，自陳於前。先生逐一為分別之，人人皆得其歡心。饜飫數日。復游一家，月餘乃歸。」由此可知邵雍的人緣之美。據說當時有十餘家為他準備了像「安樂窩」一樣的住所，隨時接待他的到來，名曰「行窩」。邵雍去世後，有人寫輓詞云：「春風秋月嬉遊處，冷落行窩十二家」，自此以後，這十二家人就失去了一位十分逗人喜愛的客人，他們對邵雍的逝世感到非常惋惜。 　　從表面上看，邵雍是一位十分樂觀、隨和，與世無爭，不求榮利，安時順處的人。但若從更深層的情況來看他對世事人生的態度，卻又另有情由。作為一個思想深邃的思想家，他對歷史、對社會、人生乃至宇宙萬物都有更深刻的觀察與思考。他對當時所處的社會政治環境之複雜性更有比較透徹的瞭解。因此，對自己應該怎樣立身處世，自有一套人生態度。邵雍之所以不求名利，與世無爭，能夠安時順處，自尋樂趣，是因他從歷史和現實中，看到了許多陰暗面，因而奉行了一套以保全自己為要的處世哲學。關於這一層，可從《擊攘集》的詩篇中看得明白。如《安樂窩中吟》組詩中的第一首云：「安樂窩中職分修，分修之外更何求？」第四首有云：「安樂窩中萬戶侯，良辰美景忍虛留。」他的職分就是在安樂窩中寫作《皇極經世》和看花、飲酒、賦詩。於外一切，皆無興趣。 　　自號「安樂先生」的邵雍，與魏晉時期的「竹林七賢」大不相同，他不恣意行樂和狂放不羈，而是適可而止，很有節制。在飲食方面，衹是每日哺時（申時）飲酒三四甌，微薰即止。他說：「酌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系經綸，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又有詩云：「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安樂窩中吟》第十一首）。「飲酒莫教成酩酊，賞花慎勿至離技」（同上）。朱熹對此有看法說：「康節凡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看花切勿看離技』是也」。有學生問朱熹：「如此則與張子房之學相近。」朱熹說：「因是，康節固有三詩稱讚子房。」這說明邵雍衹是求樂，而不是享樂主義者，衹是對人生採取達觀態度，故而能夠自待其樂。他還有詩寫道：「美譽既多須有患，清歡雖剩日無憂」，這也說明他為什麼不重名位，能夠清虛自守。邵雍的處世態度的確受張良之影響，難怪朱熹說他「有個自私自利之意」（《朱子語類》卷100）。邵雍曾在《張子房吟》中稱讚張良是一個「善始又善終」的人，這就是一證。由於他既不參加政治活動，但又善於同一些上層人物融洽相處，當時的著名大臣有詩說：「先生不是閉關人，高趣逍遙混世塵。」（《邵子全書》卷20）。這無疑是道家「和其光，同其塵」的處世態度。 　　在當時的政治鬥爭中，他雖然同舊黨大官僚有很好的交情，並且也不讚成王安石的新法，但不應該把邵雍同舊黨官僚相提並論。邵雍為人寬厚，遇事不走極端。如他重病時，敵視新法的程頤去看望他，問道：「從此永訣，列有見告乎？」邵雍「舉兩手」示意說：「前面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外，況能使人行乎？」（《宋元學案‧涑水學案》）又如，當舊黨領袖司馬光在邵壅面前稱舊黨骨幹人物傅堯具有「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邵雍不以為然，他說：「清而不耀，直而不激，能而能溫，是為難耳。」（同上）在他看來；僅有清、直、勇三德並不難，能具有「不耀、不激、能溫」三德才是不容易的。這個事實說明，邵雍並不贊成舊黨的過激行為，這就是他對新舊兩黨在政治鬥爭中的態度。過去一些論者把邵雍等同於一般反對變法的舊黨人物，這是不公允的。 三、先天象數之學…

李剛興 撰 　　邵雍（1011——1077）是北宋五子之一，他同周敦頤、張載、二程都是兩宋理學的創始人。他建立的象數學體系，企圖用一個完整的圖式來說明宇宙演化和社會、人生的全部運動程式。這個像數體系雖是由主觀推演而成，但也具有一些合理的成分。邵雍是第一個把象數學理論和方法同理學思想相結合的理學大家，在理學史上的地位很高，影響很大。 一、青年刻苦自勵 隱逸不涉仕途 　　 邵雍字堯夫，又自稱安樂先生，生於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卒於宋神宗熙寧十年（公元1077年）謚康節。其先世為河北范陽人，曾祖邵令以軍職隨從宋太祖部下，後來移居衡漳（今河北省南部），他青年時隨邵古再遷家於共城（今河南輝縣），最後才移居洛陽定居。邵雍在幼年時期，其家境並不富裕，他的曾祖父做過小官，祖父和父親都是隱居不仕的知識分子，在他跟隨父親從衡漳遷去共城時「居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器以養父之餘，刻苦自勵者有年。」（《宋元學案‧百源學案上》）儘管如此，青少年時期的邵雍卻能「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為學，即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宋史‧道學一》本傳）因此在當時就獲譽為「好學」青年的名聲。他不但能刻苦鑽研書本知識，而且親自出門遊學，瞭解社會實際，曾逾河、汾，涉淮、漢，周遊了齊、魯、宋、鄭之墟。經過一段時間，他幡然省悟道：「道在是矣」！便決定定居於洛陽，不再外出。 　　 　　由於邵雍享有「好學」的美譽，受到了共城縣李之才的賞識，並親自去邵家訪問。李之才問：「你瞭解物理性命之學嗎？」邵雍答：「希望在這方面得到教誨」，於是乃師事之才，從其學。李之才看中了邵雍的才氣，隨後又將《河圖》、《洛書》和伏羲八卦及六十四卦圖像傳授給他。邵雍的象數學，從淵源上講，同道教有很深的聯係。朱震說：「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种放傳穆修，穆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宋史‧儒林五‧朱震傳》）指出《先天圖》傳自著名道士陳摶。後來，邵雍著《皇極經世》，推衍宇宙變化，其思想資料在很大程度上即取材於道教典籍。關於《皇極經世書」的思想來源，徐必達在《邵子全書》的附錄中說：「先生少事北海李之才挺之，挺之聞道於漢陽穆修伯長，伯長以上雖有其傳，未之詳也。」聯係到朱震所述，穆修以上是种放，种放以上就是陳摶了。 　　 邵雍所學雖與李之才的傳授密不可分，更重要的是他自己能夠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並且能夠廣覽博取，吸收別家之所成，故其成就多屬自創。 　　 　　邵雍雖然博學多才，通五經義奧，知古今之變，尤精《易》理，但終身沒有做官。這並不是因為他沒有做官的機會，而是他自己不願做官，他學成之後，一直在洛陽過著隱士生活。初到洛陽時，生活十分清寒，其家「蓬蓽環堵，不芘風雨，躬樵囗以事父母，雖平居屢空，而恰然有所甚樂。」（《宋史‧道學傳》）。那正是王安石當政，朝中一批地位和名望很高的舊黨大臣，如富弼、司馬光、呂公著等人都退居洛陽，這些人知道邵雍是一位賢者，對其十分雅敬，並與之結交。嘉祐（公元1056—1063年）年間，朝廷下詔尋求隱士，當時的洛陽留守王拱辰積極推薦了邵雍，因授為將作監主簿，接著又舉進士，補穎州團練推官。對這些官職，他都不願接受，後因固辭，不允，才勉強受命。可是他竟「稱疾」，不去上任。邵雍有詩，寫道：「平生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斷送落花安用而，裝添舊物豈須春……」（引自《宋元學案‧百源學案》），說明他不願意涉足政事，以免自尋煩惱，只求平平安安生活下去。 　　實際上，邵雍也不是一個真正的隱士，由於他在學術上很有成就，其先天象數學自能獨具一格，加之他在上流社會中表現出高雅風度，深為當時的儒者和文士們所推重，在社會上享有較高的聲譽。後來，司馬光等20多人為他籌措了一些錢，買了官地園宅讓他居住。其住宅契寄司馬光名下，園囿契寄富弼名下，田莊契寄王郎中戶名，在上述諸人的庇護之下，邵雍就免去了應交官府的賦稅。當時，他與司馬光、富粥、呂公著、祖無擇等一些舊黨大官僚結為至友，相互往來甚密，常以詩酒唱和。因此，邵雍名為隱士，實際上卻是一位地位很高的社會名流。 　　 　　邵雍一生著述很多，其代表作計有《皇極經世書》和詩集《伊川擊壤集》近百萬言。明代徐必達編有《漁樵問對》、《無名公傳》（即《邵雍傳》）和《洛陽懷古賦》等。 二、眼底海闊天空 胸中春晴日午 　　 這兩句話，是清乾隆時期，學者王植在《皇極經世全書解》中對邵雍的評語。結合前人所記述的其他有關史料來看，這一評價對邵雍是比較合適的。程頤在《邵雍節先生墓誌銘》中說：「（邵雍）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不事表暴，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汗，清明洞徹中外……群居燕飲，笑語終日，不取甚於人。」（《明道文集》卷4）這是說，邵雍是一位道德高尚的賢者，為人正派，同人交往有其原則，同而不汗。他的頭腦清醒，能洞察明暗，同時又是一個十分樂觀的人。《墓誌銘》還說他為人豁達、開朗，「接人無貴賤」，不擺架子，平易近人。《宋史‧道學傳》稱讚邵雍與人交談時不講他人的壞處，喜歡稱道別人的長處，有人向其請教，則有問必答，從不盛氣凌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因此博得人們的好感，正派人士喜歡他的美德，不正派的人也能服其教化。人們認為，他的為人對洛陽一帶的士風有著良好影響。 　　 　　史書和墓誌銘對邵雍不免有溢美之詞，但至少可以看出他確實具有很多優良品德和作風。 　　 邵雍初到洛陽時，家境十分清寒，雖然過著貧困的生活，仍然自有樂趣。衹是因為他後來結交了一批達官貴人，受其資助，生活才變得優裕起來。但司馬光等20餘人為他購置的園宅，規模並不很大，他「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日安樂窩。」（《宋史‧道學傳》）當然，既稱「安樂窩」，可能收入不止僅給衣食，至少是比較優裕。不過，這衹是他死前六七年的事。邵雍的晚年，就是在這樣的生活中度過的。在這樣的條件下，他覺得十分滿足，如他在《擊壤集》的《後園即事》中說：「太平身老復何優，景愛家園自在游，幾樹綠楊陰作合，數聲幽鳥語方休。竹侵舊徑高低迸，水滿春渠左右流，借問主人何似樂，答雲殊不異封侯。」因此將自己的園宅稱為「安樂窩」，又自號「安樂先生」。這說明他不但不以做官為榮，而且不謀取功利的態度。 　　 　　這位安樂先生，在生活上十分安閒自在，「旦則焚香燕坐，脯時酌酒三四甌，微薰即止，常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自詠。」（同上）別有一番情趣。於春秋時節，出遊城中，風雨時不出門，出遊時乘一小車，由一人牽拉，喜歡到哪就到哪，行無定所，無拘無泥。由於他在洛陽結交了很多文人儒土、官僚學者，並在這些人之中享有聲譽，受到「雅敬」，當他乘坐的小車出現，「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無論童孺家僕，都歡喜地說：「吾家先生至也。」又據《宋人軼事》說：邵雍每當「天色溫涼之時，乘安車，駕黃牛，出遊於諸王公家，其來，各置安樂窩一所，先生將至其家，無老少婦女良賤，咸迓於門，爭前問勞，凡其家父姑妯娌婢妾有爭競，經時不決者，自陳於前。先生逐一為分別之，人人皆得其歡心。饜飫數日。復游一家，月餘乃歸。」由此可知邵雍的人緣之美。據說當時有十餘家為他準備了像「安樂窩」一樣的住所，隨時接待他的到來，名曰「行窩」。邵雍去世後，有人寫輓詞云：「春風秋月嬉遊處，冷落行窩十二家」，自此以後，這十二家人就失去了一位十分逗人喜愛的客人，他們對邵雍的逝世感到非常惋惜。 　　從表面上看，邵雍是一位十分樂觀、隨和，與世無爭，不求榮利，安時順處的人。但若從更深層的情況來看他對世事人生的態度，卻又另有情由。作為一個思想深邃的思想家，他對歷史、對社會、人生乃至宇宙萬物都有更深刻的觀察與思考。他對當時所處的社會政治環境之複雜性更有比較透徹的瞭解。因此，對自己應該怎樣立身處世，自有一套人生態度。邵雍之所以不求名利，與世無爭，能夠安時順處，自尋樂趣，是因他從歷史和現實中，看到了許多陰暗面，因而奉行了一套以保全自己為要的處世哲學。關於這一層，可從《擊攘集》的詩篇中看得明白。如《安樂窩中吟》組詩中的第一首云：「安樂窩中職分修，分修之外更何求？」第四首有云：「安樂窩中萬戶侯，良辰美景忍虛留。」他的職分就是在安樂窩中寫作《皇極經世》和看花、飲酒、賦詩。於外一切，皆無興趣。 　　自號「安樂先生」的邵雍，與魏晉時期的「竹林七賢」大不相同，他不恣意行樂和狂放不羈，而是適可而止，很有節制。在飲食方面，衹是每日哺時（申時）飲酒三四甌，微薰即止。他說：「酌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系經綸，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又有詩云：「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安樂窩中吟》第十一首）。「飲酒莫教成酩酊，賞花慎勿至離技」（同上）。朱熹對此有看法說：「康節凡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看花切勿看離技』是也」。有學生問朱熹：「如此則與張子房之學相近。」朱熹說：「因是，康節固有三詩稱讚子房。」這說明邵雍衹是求樂，而不是享樂主義者，衹是對人生採取達觀態度，故而能夠自待其樂。他還有詩寫道：「美譽既多須有患，清歡雖剩日無憂」，這也說明他為什麼不重名位，能夠清虛自守。邵雍的處世態度的確受張良之影響，難怪朱熹說他「有個自私自利之意」（《朱子語類》卷100）。邵雍曾在《張子房吟》中稱讚張良是一個「善始又善終」的人，這就是一證。由於他既不參加政治活動，但又善於同一些上層人物融洽相處，當時的著名大臣有詩說：「先生不是閉關人，高趣逍遙混世塵。」（《邵子全書》卷20）。這無疑是道家「和其光，同其塵」的處世態度。 　　在當時的政治鬥爭中，他雖然同舊黨大官僚有很好的交情，並且也不讚成王安石的新法，但不應該把邵雍同舊黨官僚相提並論。邵雍為人寬厚，遇事不走極端。如他重病時，敵視新法的程頤去看望他，問道：「從此永訣，列有見告乎？」邵雍「舉兩手」示意說：「前面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外，況能使人行乎？」（《宋元學案‧涑水學案》）又如，當舊黨領袖司馬光在邵壅面前稱舊黨骨幹人物傅堯具有「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邵雍不以為然，他說：「清而不耀，直而不激，能而能溫，是為難耳。」（同上）在他看來；僅有清、直、勇三德並不難，能具有「不耀、不激、能溫」三德才是不容易的。這個事實說明，邵雍並不贊成舊黨的過激行為，這就是他對新舊兩黨在政治鬥爭中的態度。過去一些論者把邵雍等同於一般反對變法的舊黨人物，這是不公允的。 三、先天象數之學…